【摘要】在“五个共同”的指导下，从理论概念、分析视角、理论框架等特定角度切入，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和重要的学术资源。疆域、国家、历史、文化和精神等理论概念，超越了仅把中原王朝疆域视为中国疆域的传统观念和学术局限，肯定了中原王朝、边疆政权、地方政权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贡献，肯定了边疆各族群在“大一统”进程中的作用，为理解中华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爱国主义精神成为联结边疆与中原的精神纽带。透过“五个共同”提供的分析视角和理论框架，可以发现祖国疆域越来越稳固、政治制度越来越趋同、大一统意识越来越强、中华文化认同越来越深、爱国主义精神越发深入人心。
【关键词】五个共同；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建构
2024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对某一领域专业知识的系统性概括和整体性总结。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就是要自主建构中国特色的边疆学概念、理论系统和方法论体系。这一知识体系建构的主要特征，就是中国自主，体现在：一是注重中国边疆历史，倡导历史与现实相结合；二是聚焦中国边疆实际，解决中国边疆问题，丰富中国边疆治理理论。同时，建构中国边疆学自主的知识体系，还必须批判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中国边疆的歪曲解读。部分西方学者长期以来把中国的历史等同于中原王朝的历史，忽视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的互动，进而出现了“赞米亚”“长城以北非中国”等误读中国历史的错误史观。
国内学者对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已有相应的学术积累。李国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当下的中心任务，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孙宏年认为当下是建构中国边疆学最好的时机，应当积极推动多机构合作、多学科融合，加快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的建构。邢广程指出必须形成学科交叉，组建新时代的中国边疆学人才队伍，增设中国边疆学的研究平台。马大正呼吁中国边疆学研究群体应主动承担建构中国边疆学的历史责任，深化中国疆域理论研究、关注边疆治理的历史与实践、凝聚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多聚焦宏观层面的学术规划，缺少立足中国边疆实际、聚焦微观层面的专题研究。
2024年9月27日，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提出“五个共同”，即“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李大龙认为，“五个共同”是正确认识、理解和诠释中国边疆历史，深化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提供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指导。本文的突破在于以“五个共同”历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边疆的历史与实际，探索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聚焦微观层面的专题研究。在“五个共同”与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视野下，本文尝试从理论概念、分析视角、理论框架等理论工具的特定角度切入，从基础到应用的递进关系中，找到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建构的思路。
一、共同的疆域与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构
我国古代各族群共同开拓了幅员辽阔的疆域，这片疆域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建构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在共同疆域的视域下，赋予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国家疆域这个理论概念，提供了地理空间的分析视角，完善了中国整体疆域与边疆演变的理论框架。
（一）出场语境：国家疆域
疆域是一个政治实体（主要是主权国家）所拥有主权或实际有效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的总称。国家疆域是一个民族得以发展、一个国家得以形成的前提基础条件。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疆域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体量大小，决定了这个国家所拥有资源的数量。因此，疆域范围的大小，往往影响着国家实力的强弱。疆域和领土有一定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完全相同。疆域主要指国家实际管辖的范围或区域，而领土则强调主权法理，一般是指处于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和边界相关联。疆域比领土出现得更早，并且管辖范围更广。王朝国家时期，国家疆域包括中国历史上各族群实际生活和管控的区域，并且王朝国家时期的传统疆域多指陆地疆域。
疆域自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这个命题的提出，超越了仅把中原王朝疆域视为中国疆域的传统观念和学术局限。自秦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来，国家疆域经历了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疆域经常发生改变，其疆域范围大小往往和中原王朝的实力成正比。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相互博弈，中原王朝实力强大时，其疆域就向外开拓，实力弱小时则向内收缩。同时，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疆域，是中原王朝、边疆政权、地方政权等实际控制疆域的总和。秦汉、隋唐、元明清等“大一统”的中原王朝，代表了中国的“正统”身份，控制着中国最为辽阔的疆域。但是，在清朝底定边疆前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中原王朝、边疆政权、地方政权共同的疆域，才是中国的历史疆域。
（二）分析视角：政治地理空间思维
国家疆域是一个地理空间，国家治理须有政治地理空间思维。国家疆域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条件，为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空间条件。人类形成之初，没有国家这个政治组织。国家诞生以后，拥有了公共权力，并占据了一定的地理范围。这个地理范围就是国家的疆域。国家疆域为国家整体发展提供商贸场所，为各族群迁徙与交流提供活动场域。离开这个疆域，国家和民族将不能发展，对国家和民族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描述。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就是国家的边疆。国家的边缘和核心部分，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据此，可以把国家疆域划分为核心区域、次核心区域、边疆区域。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具备政治地理空间思维，对核心区域、次核心区域、边疆区域实行差异化的治理。
“天下”是中国历史疆域的空间秩序与话语表达。中原王朝的疆域无法代表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最初的“中国”概念也仅指代“京师”及其周边。在“五个共同”的指导下，“天下”概念将为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的完善，提供学理支撑和理论奠基。中国古书中并未明确指出“天下”的范围，但中华民族的活动场域坐落于亚洲东部，东部连接着太平洋，北边有辽阔的荒漠，西接帕米尔高原，西南是绵延不断的山脉，东南是海。费孝通认为这个区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地理空间，是中华民族唯一的生存空间，可以称为天下。古人把各族群共同的疆域称为“天下”，或是“四海之内”，以此表达对宽广的疆域的认知与想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古人把国家疆域细分为“中国”“九州”“海内”等，并且按区域划分形成了“一点四方”“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等治边理念。
（三）理论框架：中国整体疆域与边疆的演变
“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这个命题，赋予了中国疆域以整体性，重塑了中国疆域观和边疆观。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须厘清基本的学术概念，为新时代的边疆治理与边疆规划提供理论指导。要准确地理解和阐释各族群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应当以清王朝鼎盛时期的疆域，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范围。基于此，中国历史上整体疆域就不仅仅包括中原王朝的疆域，还涵盖了边疆政权、地方政权的疆域。
秦朝时期的国家疆域与边疆。中华民族自古就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但从秦朝肇始，才正式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雏形，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架构下推行边疆治理。秦统一全国，并不断地向周边拓展，修五尺道与经营西南、开通灵渠与南平百越、北筑长城与抗击匈奴，开拓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辽阔疆域。秦朝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在秦朝疆域之外，匈奴占据了阴山以北的区域，乌孙和月氏盘踞在河西走廊，羌人部落分布于云贵高原、青藏高原西部。这个时期，秦朝的边疆主要指代其疆域的边缘部分。
汉至明代的国家疆域与边疆。汉至明代，汉、隋唐、元明等王朝实现了“大一统”，对中华大地实施有效治理。西汉汉武帝时期疆域超越秦朝，但匈奴仍然占据着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区域，鲜卑人控制着大兴安岭区域，乌桓人盘踞在西辽河沙拉木伦河流域，哀牢人生活在今澜沧江流域、缅甸东北部，先零羌聚居在青海湖沿岸。唐朝疆域全盛时期，西跨咸海，北盖大漠，东、南止于大海，突厥主要活跃于北方蒙古高原至中亚草原地带，吐蕃占据青藏高原及周边区域（今西藏、青海、四川西部、甘肃南部、云南西北部），南诏则以云南洱海地区（今大理）为核心，控制了云贵高原大部。元朝的疆域最为辽阔，东北达外兴安岭北麓，北至今西伯利亚中部，西北包括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中下游，西南包括今西藏和云南，南至南海诸岛，东南到台湾。相比之下明朝的疆域则略有收缩。这个时期，边疆地区不断融入中原王朝，中原王朝的实控区域逐渐稳定并向周边扩张，边疆是其疆域的边缘部分，以及臣服于中原王朝的边疆地区。
清朝时期“天下”与“中国”的重合，形塑了中国整体疆域。“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西周，最早指“京师”及其周边。若干边疆政权对“中国”这个区域的争夺，裹挟着各族群卷入这场互动，促使整个中国疆域凝聚、发展，并最终正式形成。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国”这个概念正式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天下”与“中国”历经千年，在清代实现重合，中国历史疆域摆脱“有疆无界”的窘境。这个时期，中国的各边疆政权完全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和内地的共同性急剧增加。
二、共同的国家与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构
“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命题，彰显了多民族共创统一的内在一致性，驳斥了西方学者把中国边疆和中原地区二元对立的错误史观，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导向和全新的逻辑起点。在共同国家的视域下，给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创造了一个融合边疆与中原的全新概念和分析视角，和一个超越传统王朝史观的理论框架。
（一）核心概念：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集政治统一性和民族共同性为一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指多个民族共创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共同生活、和谐共处，并通过统一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文化纽带等加以维系整体性的国家形态。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统一性是第一要素，是坚如磐石、不可动摇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源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国家统一的向往和国家分裂的反思。春秋战国时期，王室权威式微，天下大乱，诸子百家倾向于建立新的“天下秩序”。儒家强调“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墨家支持“执天下为一”，道家提出“天下王”。相对于统一性，民族共同性表现为中国各族群共创统一，中华民族则是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中国古代各族群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缔造中，形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也强化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理论，超越了传统的王朝史观，更驳斥了西方的错误史观。传统王朝史观把中原王朝视为“中国”，将历代中原王朝之间的更替看作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孕育与发展的历史进程，却把边疆政权排除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外。边疆政权虽地处边疆，但和中原内地已归属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都属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地方建置。同时，一些西方史学家总是把“汉人王朝”视为中国，对各族群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视而不见，反而把这一过程视作“汉人王朝”对边疆各族群的侵略。西方近年来出现“新清史”“赞米亚”等错误学术观点，就是其错误史学观的具像化。这些错误观点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成为他们企图分裂中国的学术依据。“各民族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个命题，肯定了中原王朝、边疆政权、地方政权各族群共同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贡献，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范畴，既有重要学术意义，也有重要政治意义。
（二）分析视角：时空关联的衔接机制
中国古代各族群共创统一，是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同时开展的，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则是时空关联的衔接机制。在空间维度，边疆和中原各族群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对“正统”的争夺实现了对疆域空间的有效控制。传统王朝史观把边疆政权排除在“正统”之外，而在“五个共同”的指导下，边疆和中原各族群都是共创统一的中坚力量，也就是说中原王朝、边疆政权、地方政权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一统”王朝时期，大理、匈奴、西夏、高句丽、突厥、鲜卑、薛延陀、南诏、吐蕃、回纥、渤海等边疆政权，同秦汉、隋唐、元明清等王朝共创统一。在分裂时期，汉（前赵）、后赵、后秦、成汉、西秦、前燕、前秦、后燕、后凉、南燕等政权竞相争夺“正统”，积极谋求更大区域的统一。重新定义边疆各族群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缔造的历史，不仅超越了传统王朝史观，而且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和全新的研究方向。
在时间维度，边疆和中原各族群在互动往来中形成了经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形塑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维系了中国历史的延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仅是地理和政治上的统一，更是各族群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深度融合的结果。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缔造，在全国推行了相应的行政建置、施行了相应的经济和文化政策，促成边疆和中原之间更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推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经济繁荣和文化延续。边疆政权有时在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有时脱离于中原王朝，但边疆和中原各族群形成了经济文化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共同推进历史向前发展。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和创新过程中，应当以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来具体阐释中国边疆与中原的关系。
（三）理论框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边疆治理
秦朝为了维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固，废除了不利于国家统一的分封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集权制。从中央到地方，推行中央、郡、县、乡、亭等五级建制，辖域统一、层级严密。同时，为了有效推进边疆治理，秦朝为归附的“臣邦”族群设置属邦，在边疆地区设置和县同一级的道，促进了边疆和中原的互动。政治制度是维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整体性的重要条件。历代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都沿袭了秦朝的属邦、道等边疆治理制度，在维系国家统一的同时，加强了边疆的治理和族群的融合。
汉承秦制，在边疆地区设置了道、西域都护府等建置，还为归附的“臣邦”族群设置了属国。此后，历代中原王朝承认边疆作为国家疆域边缘地区的特殊性，沿袭了秦汉的边疆地方建置。羁縻州县形成于隋朝，羁縻府州在唐朝全面推行，元明两朝则设置了土官土司。边疆政权为了维护政权稳定，效仿中原王朝，设置了相应的行政建置。边疆政权的行政建置，是拓展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建构的全新视角。正如邱久荣所言，边疆和中原各族群所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代表，都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有机连接体。边疆政权的行政建置有其自身的特点，如南诏有政区设置、职官制度、军事制度三大部分，在南诏王之下有六位清平官、十二员大军将，地方机构有十赕、八节度、二都督府。
清朝底定边疆，加强统治，促使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趋于一体。清朝前期，中原王朝趁喀尔喀蒙古部归附，顺势和平统一漠北，利用西藏贵族对西藏实行直接统治，平定西北叛乱，以武力统一西域。清朝因俗而治，在东北边疆推行八旗制、盟旗制、姓长制，在北疆实行盟旗制度，西北边疆主要实施伯克制、札萨克制，西南边疆大力推动改土归流。据此，边疆地区完全融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历史发展定势，边疆政权和中原王朝彻底融为一体。
三、共同的历史与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构
边疆和中原各族群在互动中共同书写了中国历史，这个历史是“大一统”的历史。在推进“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边疆和中原各族群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在“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的视域下，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建构，提供了边疆和中原各族群共创“大一统”的研究视角。
（一）概念探赜：“大一统”历史
“大一统”的历史，是边疆和中原各族群对“大一统”思想的实践。“大一统”是一个在历史演进中产生的历史概念，需要在史料的梳理中探赜“大一统”的内涵及其发展演化，进而考察“大一统”对我国边疆治理的现实启迪与学术价值。“大一统”一词最早见于《春秋·隐公元年》公羊传，“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王正月”就是强调天下权力归于周天子，四夷自服，天下归一。“大一统”最初就是指“政治一统”。在“大一统”思想的实践过程中，边疆与中原各族群共同开发边疆、共同维护统一，进而促成边疆与中原的政治一统、经济一体、社会整合、华夷一体。
（二）分析视角：地理环境与社会关系
中国边疆与中原各族群的关系，是由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直接决定的。中华民族生存的地理环境，自西向东呈三级阶梯分布。中华大地的地貌，孕育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向内聚集、向内发展的统一性，促成了边疆与中原各族群对“大一统”的践行。北部是戈壁和沙漠，北疆各族群南下较便利。西部是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西高东低，发源于西部高原的大江大河向东流，生活在西部边疆的各族群向东发展，比向西翻越大山更有利。东南部和东部是大海，增加了各族群向外发展的难度。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促成了边疆与中原的双向互动模式。在边疆与中原的互动中，边疆与内地逐渐融为一体，地理环境影响了边疆与中原的社会关系。“各民族共同书写中国历史”的命题，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建构，提供了边疆视角，肯定了边疆各族群在“大一统”进程中的历史贡献。
（三）理论框架：边疆在“大一统”中的发展
边疆在秦朝的“大一统”进程中融入中华。秦朝吞并六国，定天下为一，在中华大地上推行郡县制，实现政治一统、疆域一统。利用政权的力量，秦朝修通了从中原到边疆的驰道，统一度量衡，通过“编户齐民”制度掌握了边疆的人口情况，实现社会整合。同时，秦朝实行“移秦民万家实之”政策，促成边疆族群与中原族群长期互动、融合，为后世“大一统”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秦朝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其政治之一统、疆域之辽阔、社会之同质，都是旷古未有的。
汉至明代边疆与中原王朝的互动。自秦肇始，后世王朝都把“大一统”视为己任，拓展巩固王朝疆域，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制，促进边疆和中原的经济互动，加强边疆和中原各族群的融合。唐太宗就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思想。在唐太宗的认知中，边疆和中原的各族群本该是一体，应当享受同等的待遇。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视己为“正统”，共奉中国，促进了边疆与中原的互动。宋在这个时期经济鼎盛，宋钱在各个政权之间都可以流通，边疆与中原之间的经济联系极为密切。宋人张方平言，“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边疆政权、边疆各族群在中国“大一统”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但却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建构的重要切入点。
清朝为“大一统”形态成熟底定边疆。清朝在边疆的行政建置，普遍经历了从“因俗而治”到“改土归流”的变化，最终对边疆实现直接管辖，实现了政治一统。同时，清朝前中期组织大量的中原人口赴西南边疆、西北边疆、东北边疆屯田兴边，并以京师为中心设置通往边疆的驿站，建立边疆与中原之间的贸易体系，促成了社会整合、经济一体。在此基础上，清朝形成了四海一家的理念，进一步稳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四、共同的文化与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构
共同的文化把边疆和中原加以凝聚，中华文化是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建构的文化密钥。从概念重构、分析视角、理论框架等角度分析中华文化，可以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建构提供源源不断的学术资源。
（一）概念重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的概念认知需要重新建构。部分学者把中华文化和中原文化相混淆，甚至直接认为中华文化就是汉人文化，而非汉人文化则被排除在外，这种观点显然是大错特错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中国古代各族群因生活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内容各异的区域文化，而各族群、各区域文化的总和，则构成了绚丽多姿、包罗万象的中华文化。若按区域来划分，边疆文化和中原文化皆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不断辐射、影响着边疆文化，而边疆文化则为中原文化的不断演化提供了新鲜元素。总的来说，边疆各族群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新鲜元素，同时重构了中华文化概念。
（二）分析视角：地理环境与文化差异
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影响着中国各区域的文化。文化，本质上是人类自身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的客观反映，并且通过符号介质对文化价值进行传播，最终创造了外在的文化产品和塑造了人自身的心智。简言之，凡是超越人类自身本能的，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作用于自然界的一切活动及其所产生的物品，都是广义的文化。因此，文化的产生主要决定于人类的主观意识，同样受到外界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边疆和中原的地理环境差异较大。生活于边疆和中原的各族群，创造了特色鲜明的边疆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历史的变迁中互鉴融通，边疆文化和中原文化最终汇聚成了璀璨夺目、包罗万象的中华文化。“各民族共同培育中华文化”这个命题，让学界得以重新审思边疆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国边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口。
（三）理论框架：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秦朝助力边疆与中原一统文化的开创。战国末年，因各国地理环境差异，致使各邦国间服饰各异、言语不同、文字异形。秦朝加速了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与汇聚。为了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秦朝在全国统一文字，并统一政治思想和学术研究。思想与文字的统一，有利于制度法令在边疆地区推行，而且促进了边疆与中原之间的文化交流。
汉至明代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鉴交融。汉、唐、明等“大一统”王朝以一统文化为己任，以儒家一统百家思想，不断完善和丰富礼仪文化。比如，明朝就在边疆大力推进儒学教育，打破地理环境的限制，西南边疆多地族群深受儒学熏陶，文化交融迈入更高层次的协同发展。这一时期，中原文化不断向边疆辐射，而边疆文化则为中原文化的发展提供新鲜元素。比如，中原的茶文化深深影响着边疆的茶文化，边疆地区的各族群，尤其是吐蕃深受中原地区茶文化的影响。同时，边疆茶文化为中原茶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知名的普洱茶就来自西南边疆，并为中原带来了普洱茶的工艺与品饮之道。
清前中期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体之合。清朝前中期的“同文”之治，把边疆地区的蒙古文、藏文、托忒文，和中原地区的汉文、满文，在官方文书中同时使用。其后，多语文书成为定例，进入碑刻、钱币、敕谕、辞书的运用。“同文”之治便利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言语文学、服饰、文学创作、戏曲、饮食等多个方面，都出现了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浑然一体、相得益彰的现象。比如，中原的歌舞、戏曲、杂技，传播到新疆的伊犁、迪化、巴里坤，这都是边疆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轨同风、合为一体之象。
五、共同的精神与中国边疆学的理论建构
各族人民共同培育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连接边疆与中原的精神动力。“各民族共同培育民族精神”这个命题的提出，为理解边疆融入中华提供了新的视角，“天下”与“中国”的重合，让边疆各族群的爱国主义不断得到升华。
（一）概念辨析：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概念内涵来看，爱国主义是一种约束人们的行为准则，表现为要求边疆和中原各族群对国家忠诚和奉献。爱国主义精神是爱国主义的内在升华，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思想境界和价值追求。它不仅体现为边疆和中原各族群对国家发自内心的热爱，还强调对中华文化的主动传承、对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信念感。爱国主义精神是内在的、自发的、主动的精神力量，能够激励人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守爱国信念。从具体用途来看，爱国主义具有实践性和操作性，多用于描述战争时期的具体行为和实际情感。爱国主义精神多强调人们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理认知的提升，是具体行为的动力源泉。
（二）分析视角：国家形态与爱国精神
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思想与具体表现，与国家形态紧密相关。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小国林立，争斗不休。这个时期，边疆与中原各族群的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对邦国之爱、诸侯国之爱。秦汉肇始，天下一统，独尊儒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建立。从秦朝到明朝，这一时期，国家形态集统一性和民族共同性为一体。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统一的支持，开拓疆域的决心，忠君报国的情感，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传承中华文化的信念感。清朝前期，“中国”与“天下”重合，边疆与中原融为一体，主权国家概念与国家安全危机同时出现。这个时期，爱国主义精神具体表现为保家卫国的决心。“各民族共同培育民族精神”这个命题，让边疆各族群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边疆学研究范畴，爱国主义精神成为联结边疆与中原的精神纽带。
（三）理论框架：爱国主义精神在边疆的发展
秦朝一统使边疆各族群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升华。秦朝实现政治一统、疆域一统、社会整合，化邦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其深度和广度远超先秦时期，让爱国主义精神的附着客体产生质的变化。相比先秦时期，秦朝的国家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真正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和中原各族群得以在共同的空间中产生联系，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升华。如果没有边疆主流民意对“大一统”的认可和支持，这一庞大的体系就不可能短期内得以形成。边疆各族群从热爱自己的邦国、诸侯国，转变为接受“大一统”的天下秩序。
汉至明代边疆各族群爱国主义精神不断丰富。汉至明代，各中原王朝都把“大一统”视为己任，边疆与中原在统一与分裂的交替中，增进了边疆各族群对“大一统”的情感。边疆与中原各族群不断书写着“大一统”的历史，但爱国主义精神在边疆的主要内容却在不断演变。在这个历史长时段中，边疆各族群爱国主义精神时而体现为对国家一统的支持、开疆拓土的决心，时而体现为雄视天下的气概、开放包容的心态，时而体现为以身许国的抱负、保家卫国的情怀。其中，对国家一统的支持是最主要的体现。比如，公元69年，西南边疆的哀牢王柳貌率领各族群共计55万人口，主动要求内附中原王朝，东汉王朝在合并哀牢王的原统辖之地的基础上，在今天的德宏、普洱、大理、版纳、保山等地设立了永昌郡。
清朝后期的边疆危机，点燃了边疆各族群的爱国主义精神。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纷纷入侵，西北边疆、东北边疆、西南边疆等危机四起。清朝和俄国签订的边界协议，让“中国”和“天下”重合，中国正式成为一个国名，并逐渐向一个现代主权国家迈进。边疆与中原各族群共同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登上历史舞台。“各民族共同培育民族精神”这个命题，正式指代边疆与中原各族群共御外敌、保家卫国的决心，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建构提供了边疆视角。边疆各族群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高潮，并主动形成与中原各族群共进退的思维。1865年，阿古柏入侵并占据新疆。左宗棠坚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率清军与新疆的锡伯、维吾尔、回、蒙古、哈萨克等各族，摧毁了阿古柏的伪政权。
结语
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需要认真研究边疆与中原的互动往来，进而重新审视边疆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五个共同”历史观为指导，立足中国边疆的历史与实际，聚焦微观层面的专题研究，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和重要的学术资源。边疆是实践“五个共同”的重要区域，而“五个共同”则为研究边疆提供了五个具体概念、五个微观视角和五个理论框架，重塑了边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价值，重构了边疆与中原一体化的历史。
在“五个共同”的指导下，从理论概念、分析视角、理论框架等理论工具的特定角度切入，可以发现祖国疆域越来越稳固、政治制度越来越趋同、大一统意识越来越强、中华文化认同越来越深、爱国主义精神越发深入人心。中国的历史就是边疆不断融入中华的演变史，更是边疆各族群和中原各族群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五个共同”所呈现的历史观，超越了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坚持的中原王朝史观、边疆和中原二元对立史观，而边疆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提供了新鲜元素和边疆动力。同时，正确认识边疆和中原之间的关系，正确分析边疆和中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是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前提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稳固的思想共识。
【作者简介】李庚伦，现为云南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重要论述研究”（项目号：22JZD003）；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专项”项目“云南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五个共同’意涵与实践进路研究”（项目号：ZX2025YB09）的阶段性成果。
来源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3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