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夫:谁寄长天秋思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10 次 更新时间:2008-09-19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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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夫 (进入专栏)  

人的命运到底由谁主宰?这个异常难以解答的谜题,近来常常浮于我的脑际。世人都说,好人一路平安。然而,为什么大姐正逢佳时,恰又遭如此厄运?

自从那个雨夜接到墨尔本的电话,我的心一直紧搐着,仿佛被一双冰冷的铁手攥捏住,再也不能平和舒缓地跳动,窒息,难受。

那天深夜,电话铃声将我从梦中唤醒,幼东在墨尔本凄凄地说:“叔叔,我妈妈出事了……”

“啊!……”我一时惊愣住了,不知说什么好。

天正在下雨,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无数的水珠在玻璃窗上涂抹淅淅沥沥的泪痕。禁不住一阵悲凉使我颤栗。

幼东的母亲杨力是我青年时代文工团的同事,长我三岁,一直以大姐相待。幼东在电话里凄楚地说:“我妈妈是陪艾米莉在家做功课时摔倒在地的。经医院抢救,是脑血栓,生命保住了,但神志不清,已经三天了,认不出人来。医生正在尽力医治……唉,妈妈真是命苦啊……”

幼东的声音哽咽了,电话筒里传来一阵啜泣。我半天说不出安慰的话语,只能陪她默默叹惜。

幼东是杨力大姐的二女儿,不仅长得和她妈妈年轻时一样,热情大方,美貌动人,而且性格也坦直爽朗,刻苦能干。来澳洲后从事过多种工作,现在墨尔本经营一家电脑商店。她丈夫是一位青年经济学家,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澳洲蒙纳殊大学经济博士,现任该系高级讲师。他们有一个温馨和美相亲相爱的家庭。杨力在家只做轻微的家务活,每天主要任务是接送小外孙女去小学读书,日子过得倒也舒适安逸。可以这么说,杨力大姐非常爱这个家,也非常爱澳洲。

在1996年7月29日的来信中,她这样写道:“在澳洲,我是很幸福的。女儿女婿对我很好,我需要的一切都给予满足。艾米莉活泼可爱,蹦蹦跳跳,又写又画,我们一老一少在家,并不感到寂寞。女儿5月份已经给我办移民了,但我不持乐观态度。这并不是我不喜欢澳洲。相反,我非常爱这块和平美丽宁静的乐土,尤其是这个社会对人的尊重与照顾,令我感动。我考虑的原因有三:首先我虽然是孀居,但有多子女。二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曾经为中国‘革命’像牛一样耕耘过,如今老了病了,却让澳洲来养活,这太不公平了。再是我的思乡情绪特重,年纪大了体会到‘故土难离’这句话的重量。我每天都要看SBS电视台的中国新闻,听到广播员的声音,看到中国的人和物,就倍感亲切,心情舒畅。偶尔因故未看,这一天就失魂落魄,特别沮丧,干什么都没有精神。我真算是个爱国者,可你知道我灵魂的创伤有多沉多深……”

杨力大姐办了三年的移民申请,三个月前终于有了结果。这对她无疑是件喜事。她在电话中告诉我说:“过了年,我准备回去一个月。五月正是中国的春天,我去探亲访友,吃中药治我的糖尿病,并且为我梦想已久的回忆录,收集了一些资料。这件事情给我保密,因为能不能写成,我还没有把握。”

谁知命运如此折磨人。如今,她竟然被脑血栓击倒,躺在墨尔本的医院里,昏迷不醒。

记得比利时先锋派作家梅德林克曾说:“幸福和悲哀,什么是命运的奥秘?我们应遵奉《福音书》的说法:‘人不知之,天使亦不知。’”他还说,我们深信,我们的后辈将会认识和理解我们所不认识所不理解的许多事情。在我们的灵魂里,在我们生命那黑暗的深渊,他们早已认识了,总有一天会在耀眼的白日里学习和认识事情。

我想幼东也许不完全理解她妈妈所经历的苦难岁月,不理解我们老一辈的战友情谊。相距的岁月毕竟太久远了。但那个动荡沸腾,充满革命罗曼蒂克的年代,我们曾经年轻过,充满幻想地生活过。虽然留在心底的印痕充满着苦涩与悲怆,然而寡情的岁月和苍白的时光却无法将它磨平洗尽。

五十年前,我和杨力第一次相识,记得是在上海虹口区一座中学的操场上。

那是一个夏日清丽的黄昏。杨力站在一个高木凳上指挥一群青年学生唱歌。我和文工团的同伴李朗在树下观看。

海上吹来微微轻风拂动着操场四周的悬铃木,西斜的夕阳透过碧绿的枝叶,一串金光涂抹在这个解放军女战士的身上。她似乎没有军人的威严,热情的微笑自然地从她脸上流露出来,特别有一种女性甜甜的妩媚。操场上挤满了人,所有的眼睛都在凝视着她,她既不矜持,更不羞怯,自然而朴实地向大家敬礼致意。一缕黑发从帽檐微露,衬托出她五官婉丽端庄,圆润白净的脸上,眼鼻眉唇样样都显得恰到好处。两颊胭脂般淡淡的红晕,比最娴熟的化妆师涂抹得还要匀称,自然地流溢出青春的魅力。

当时,我和李朗真被杨力的美貌英姿惊愣住了。只见她穿着一套姜黄色的军装。虽然是粗布,而且洗得有些发白,但在她身上,干净整洁。勒紧腰际的宽皮带上,拽着一枝小勃朗林手枪,包裹着一块红绸,特别有一种飒爽飘逸的气度。尤其是她一双清澈明亮的眼睛,黑色眸子里闪射出火焰般的热情光束,给人鼓舞,给人感染。

要说当时在繁华时髦的上海,南京路霞飞路上的妇女,真可以说花团锦簇,美女如云。可是那些绫罗绸缎,夏葛冬裘,珍馐美食,脂粉铅华,掩盖了甚至剥夺了女性特有的美感。如今乍见这女军人的朴素与柔曼,真像在喧嚣繁闹的街口路面,突然汩汩流进一股明澈纯净的山泉,清芬溢漾,亮丽照人。

杨力挥着双臂,面露甜甜的微笑,带领大家高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那时上海刚刚解放十多天,人们还沉浸在激动的狂欢中,无论在工厂抑或在学校里,还是在街道上,常有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在扭秧歌,打腰鼓。周围常常有一群群人围在旁边,或欢笑鼓掌,或跟着歌唱。

我的同伴李朗指着杨力说:“她就是我们写作股的。你还不认识吧?”

就来也是奇怪,我来到文工团已经一个月了,却从来未见过杨力。原来她借到市军管会文艺处与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合办的文艺训练班去招生了。大概办公地方就在附近,所以她抽空出来教歌。

李朗说,你看她不仅长得漂亮,还很会演戏,而且也能和我们打成一片,不像有的老同志看不起知识分子。那时候,我和另外几个新参加文工团的知识青年,分配工作时,领导听说我喜欢写诗,就让我暂时分在写作股,当时我真有些受宠若惊。过了一个月,我又险些被调出,只因为我的一首写解放军战士在购物时遵守纪律的短诗发表于上海《解放日报》,才被正式留在了写作股。我的同伴李朗早我一个月参军。他是流亡在苏州的河南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写过文章编过杂志,学识修养比我好,并且也涉足戏剧,能演能导,所以深受我的尊重。他对杨力的介绍对我很起作用。

那时候,部队生活极端艰苦。吃的糙米饭,不是萝卜烧豆腐,就是辣椒炒土豆片,难得见到一点荤腥。即使改善生活,也是一盆带皮的土豆烧很肥很肥的猪肉。老同志吃得津津有味,而我们这些上海人就会紧皱起眉头,久久不愿下筷。更使人难受的是吃饭没有桌椅,没有固定的餐室。常常是在院子里放几个搪瓷盆装菜,几个木桶装饭。一圈一圈,十几个人围在一起,蹲在地上吃。免不了苍蝇嗡嗡地在菜盆上飞,地面上有狗屎鸡粪的臭味,苍蝇落在菜盆里,捞起来继续吃。开始的时候,革命热情高,且有一种献身的狂热,对这种生活尚能忍受。

记得那时候很少洗澡,而且大家睡通铺,互相传染,我就觉得身上痒得难受,实在痛苦。

李朗笑着说:“行了,身上有了革命虫,快够资格喽!”我瞪眼看着他,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他解嘲地说:“革命虫就是虱子,有了这,说明你已不是“布尔乔亚”,而够资格称为解放军战士了。”

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但也确实反映了当时激进的社会风尚:越穷越革命,愈苦愈光荣。

在我们文工团,虽然新老同志相处比较和谐,但时间一久,彼此隔阂就产生了。老同志大部分来自解放区农村,为人朴实,能吃苦耐劳,可思想较为保守,狭隘,对城市来的知识分子,往往看不顺眼,时而奚落,时而讽刺,挑鼻子挑眼,动不动便给人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一个上海参军的女同志,从家里带了一条花裤头和两双花袜子,拿出来穿时,便被同屋的人讥笑为“资产阶级小姐”。杨力和他们不一样,她对我们写作股的新同志热情宽容,帮助多,责备少,惹得许多班组向我们投来羡慕的眼光。

那时,上海参军的新同志,大都过不惯这种生活,一时思想波动比较大,虽说革命激情很高,但毕竟缺乏艰苦环境的锻炼,情绪低落。有一些老同志不仅嫌弃我们思想落后,而且常在诸如出操跑步等生活小事上出我们的洋相。杨力却相反,她对写作股女同志的照顾无微不至。有个人早晨出操起不来床,她耐心细致地向她说道理,帮助她打绑腿,使她及时地赶到了操场。

还有一件印象颇深的事,有个女同志吃晚饭时候扔了半个馒头,被炊事员发现了,讽刺她说:“资产阶级小组,来革什么命?还不如早些回家去好。”杨力听到后,对那个炊事员说:“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能这样讲话?人家南方吃不惯馒头嘛!再说她在家,过的是什么生活条件,来咱部队,天天糙米饭,萝卜青菜,她都没动摇革命意志。你倒好,叫人家回去。”她硬是领着那个炊事员向气得躲在房子里哭的女同志检讨,使新来的同志佩服之极。有时在个别谈话时,她还给我们讲抗日战争中夜闯敌军炮楼的故事,以及在淮海战地的风雪严寒中去战壕唱歌的经历。

总之,在一个单位朝夕相处,使我们对她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时,我们感到杨力不仅革命资历长,多才多艺,饰演过白毛女,而且年轻美丽,正直热情,平等和蔼,善解人意。这些都是颇具魅力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从上海解放至共和国初期,杨力在我们文工团,真正是年轻人的青春偶像。

悉尼的夏日昼长夜短。然而此刻已是凌晨五点,夜空依旧黑黢黢的。路灯的微光将婆娑的树影投在玻璃窗上,时浓时淡,或隐或现,仿佛现代派画家的杰作。我的思绪也是如梦如幻,总是围绕着杨力大姐。

特别使我难受的是,杨力将撰写回忆录当作她余生未完的一件重要大事,一块心病,一个梦想,密藏在心头已经很久很久了。只有她妹妹岩力和她的二女儿幼冬知道。再一个就是我。

三年前,我和妻子刚刚移民到悉尼不久,没想到在澳洲竟和分别已经二十五年的杨力大姐联系上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她从墨尔本寄来的信,真是又惊又喜,许多难忘的往事浮现在眼前。她在信上说:“听到你们来了,我很激动,恨不得马上就能见到你们。女儿看我这食不甘味夜不成眠的样子,就说‘妈妈,你可以周末坐飞机去悉尼,往返两天就回来了,不耽误照顾爱米莉。下决心去吧。定好日期,我买妥机票,打电话通知叔叔,他会到机场接你。’老弟,我想来想去,还是希望你们能来。我去了,你们只能看到我一个人。你们来了可以看看我女儿女婿和他们的小家庭。幼冬性格像我,而且热情好客,她说叔叔他们来了,无论海鲜,上海菜,还是北方水饺我都会做,保证让他们满意。孩子们对我的老战友特别尊重,比对我的亲戚还要好。这也许是从小受的影响所致。我想你们在澳洲安家落户了,以后见面的机会肯定会有。但有我在这里不一样,尤其是第一次相见。他们在这里虽然朋友很多,但父辈的还只有你们俩,所以很想见你们。我女婿接受英国伦敦大学邀请,即将去该校任教,明年六月才能回来。临行前事情特别多,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来,如果不行,我就来悉尼看你们……”

读着这样诚挚恳切的信,怎能拂逆她的好意。内子说:“你去吧,我在家照顾小外孙。”于是我决定去墨尔本。

驶往墨尔本的火车在离海岸线不远的原野上奔驰。窗外不时闪过蓊郁葱茏的树林,宽阔的牧场,稀疏而美丽的村落。有时,几座建筑式样精美形式别致的楼房,矗立在一片坡地上,屋旁盛开着五彩缤纷的鲜花,间或,还有天真可爱的孩子在向我们招手。有时,在牧场绿油油的草地上,游动着白色的羊群,也有许多马匹在悠闲地吃草。

天是如此湛蓝,淡淡的白云飘浮着,好似海上移动的帆影。在澳洲头一次坐长途火车旅行,心情异常激动,思绪也特别活跃,记忆如海涛汹涌,许多往事一幕幕在脑中翻滚,甚至一些小事,也在眼前清晰地展现……

仍然是在上海。霓虹灯闪亮的南京大戏院门前,等着看戏的观众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票是早已赠完售完,可是工人和学生们依旧不肯离去。

上海人历来嗜好追逐新鲜刺激。也许半是激情半是好奇,人们如痴如醉地观看我们文工团演出《白毛女》。

这部革命歌剧从延安演到上海,真可谓经典了。此前饰演喜儿(上半场)的就是杨力。她的扮相和演枝,在当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与后来钦誉全国的著名演员田华,不相上下。以致当时有人误认他们是姐妹,因为两个脸型笑容几乎一模一样。

据说当时苏联功勋艺术家、著名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曾来南京大戏院观看我们团的演出,而且拍了一组镜头选入他的大型文献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可惜我一直未能看到部影片。

据说那里面的白毛女饰演者,已经不是杨力,而是我们团的另一位演员刘醒枝。因为当时杨力只演一场就不演了。有人说她嗓子哑了,唱高音区时上不去,也有人议论说另外还有别的原因。

杨力在上海南京大戏院停演白毛女的事,当然,其中总有些蹊跷。

不过当时并未引起我们这些新同志的注意。因为我们对文工团内部的许多事情不甚了解,何况那时,正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激情年代,共和国有如一轮红日正待喷薄而出。解放军也正挥戈进军大西南,华东野战军也聚集在东海之滨,夜以继日地演练渡海作战,准备解放舟山群岛和台湾岛。文工团比平时更忙。我们刚刚参军,对部队的一切都感到新鲜,脑海里充满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漫幻想,把一切人和事都想象得十分完美。

直到许多年以后,谈起那段往事,我才知道那次杨力停演白毛女的背后,有着她凄惨而残酷的家庭悲剧。

杨力是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沂蒙山区参加八路军鲁中军区文艺宣传队的。那年,她才十四岁,在队里当小演员,小交通员,虽然年纪小,但目标明确:打日本鬼子。用她后来的话说:“当时我的家境好,不愁吃穿。不像有些人为了找饭碗,才来参加革命的。因为我爸爸是个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早,在区抗日民主政府当文教委员,所以我小小年纪就被送进抗日部队。”

过了两年,她的妹妹岩力也被送到另一支抗日部队的文艺宣传队。革命激情鼓舞着她们,唱歌、跳舞、演戏、送情报以及做各种群众工作。

未曾想到,抗日战争胜利了,在人们狂欢不久之后,解放战争的枪声又打响了。共产党的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在山东实行土地改革时,主要领导人执行一条极左路线,将原本是抗日同盟军的开明地主,也划作革命的对象。大概在1947年夏季,杨力的父亲,一个有着八年革命历史的在农村默默进行文化教育的共产党员,也成了革命对象,被勒令回村接受农民的批斗。那时候,极左路线猖獗,农村时常当场活活把地主打死。他父亲痛苦愤慨,欲哭无泪,申诉无门,深夜在走了几十里山路之后,月色中远远看见了自己心爱村庄的轮廓,仰天长啸一声:“老天啊,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就在天将破晓,曙色朦胧之际,他父亲走进村头看场院的小屋,有意支走了看场院的老人。于是,他便在小屋里找出了一小罐点豆腐的卤水,也就是白毛女一剧中杨白劳自杀时喝的那种卤水,仰头喝了下去。片刻之间,他便倒在了地上咽气了。看场院的老人回来之后,吓得哭了一阵,就去报告了女主人。杨力的母亲看到丈夫躺在地上的尸体,惨叫了一声便晕倒在地。看场院的老人,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他颤巍巍地跑到村里,喊了几个农民回来。

谁知就这么一会儿工夫,杨力的母亲也已经追随她的丈夫,在场院小屋里上吊死了。

那时候,有一条铁的规定:凡是自杀身亡的人,不论什么原因,都得被定为叛徒,意为背叛革命,即反革命。杨力的父母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而当时身在部队文工团的杨力和妹妹岩力听到这个剜心裂肺的噩耗时,顿如五雷轰顶,恶病缠身,但那时,不仅当众不能流泪不敢哭,更为残酷的是,还要明确表示跟死去的父母划清界限,并且从此背上反革命家庭的政治包袱,明里暗里遭受歧视。

现在回想起来,就在演出白毛女两年之后,我依稀听到有人说过:“杨力怎么能演白毛女?她父亲就是反动地主,土改时被我们镇压的。”

几十年之后,我无意中谈起这事。杨力无声地哭了,泪水顺着略显富态的脸颊流淌,那素来挂着微笑的面容呈现出无比的凄凉……

列车在原野上奔驰,时光在往事的回忆中流逝,墨尔本在视野中渐渐地现出了巍峨的轮廓……

墨尔本真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古老,它典雅,难怪它曾是澳大利亚的首都,也曾被誉为“黄金之城”,“公园之都”,风靡过一个多世纪。

杨力大姐生活在这澳洲第二大城市,确实是幸福的。这个在多次世界范围的评选中,都高居于前十名之列,至今依然被誉为最适于居住的城市,风光旖丽,建筑精美。静静的雅拉河从城市中心缓缓流过,凭添了这古老都市的妩媚和诗意。

墨尔本城区街道横平竖直,遍植绿树,美丽整齐,中规中矩。那尖塔耸立,镶嵌彩色玻璃窗的圣保罗教堂,宏伟典雅的国会大厦,以及造型柔和流畅的皇家造币厂,无不具有浓郁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建筑风格。尤其为人称道的Collins St(格林斯街)和Bourke St(鲍瑞克街),那些用砂岩为材料的古建筑,窗户样式特别惹人瞩目。上半部为半圆形或尖弧圆形,下半部为长方形,给人一处凝重端庄的感觉,而大理石的门柱装饰,又有一种高贵雄浑的气派。

我们走在这条荟萃墨市精华的柯林斯街上,真有些目不暇接。那行道树浓密的绿荫遮掩下,典雅的咖啡座,啜饮的仿佛不仅是饮料,是一份无比的闲适与惬意。在街两旁安静幽美的画廊,更会有一些作品将你带进一个梦幻的艺术氛围。

墨尔本给我的印象是典雅、宁静、优美。

幼东的家给我的感觉是舒适、亲切、和谐。

杨力大姐在这样的环境里安度晚年是幸福的。我也为此而欣慰。在墨尔本我住了了五天,老战友见面,自有说不完的话,几乎每天都谈到凌晨三点。“怀旧”是老年人的特点,而回忆则是老年人的财富,许多陈年往事像密林小溪,缓缓流淌中滋润着我们日渐干枯的心田。

虽说青春无悔,年轻时我们有过理想,有过奉献,有过梦幻,有过追求,但那特定的年代,无止境的政治运动在心头留下的,岂止是屈辱和创伤,还有鞭笞灵魂的条条疤痕。

墨尔本的暮秋,夜晚还有些寒意。而我们的往事回忆也仿佛初春的芳草地突然遭受暴风雪的袭击,更使这寒冷渗透骨髓,犹如重温那场噩梦。

谈话涉及文化大革命,彼此的脸色和心情无不严肃凝重起来。

记得那曾使亿万中国人民遭殃的运动开始时,杨力在山东艺术学院任美术系总支书记,也是最早被冲击的所谓走资派,地主的狗崽子,混进革命队伍的阶段已分子。而我当时正在军队文艺系统被称作周扬文艺黑线的爪牙,在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心情非常沉重,唯恐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就是在这时,杨力大姐颈项上被挂着黑牌子,跟山东艺术学院的一批领导人一道游街示众。更为残酷的是,红卫兵造反派将她一头黑发从中间推光,两边残留的头发披散下来,成为阴阳头,活像旧时寺庙里地狱中的魔鬼,吓得人不敢正眼看她。

杨力大姐白天受尽侮辱,晚上回到家里,孩子们哭着躲她,不敢相认自己的妈妈。后来更是没完没了地挨斗、扫厕所,住牛棚,写检查,她丈夫也被关进另外一所牛棚里。孩子们被扔在家里没人管,整天哭哭啼啼,成了野孩子……

只是在这时候,在四周都是水泥墙的牛棚里,她才开始对自己所献身的革命产生了怀疑……

她感到许多事无法理解,甚至连从前不敢多想的父母惨死的事也从心底深处翻腾起来。她默默地责问自己:“共产党人啊,为什么要承受这样屈辱的生活?”

但她不敢再想下去了,她对我说:“当时我很害怕,我觉得自己再这样想,不就是真正的反革命了吗?”

尽管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她讲这话依然是心有余悸,可见文革对人的摧残后果多么严重。

是的,人啊,如果不是历尽苦难的折磨,在痛苦中思索,在思索中觉醒,那就永远摆脱不了精神的束缚,永远不能发现人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一位俄国作家曾经说:“倘若没有骄傲和思想,人将不成其为人,他自身的弱点会使他蜕化成禽兽……但是,一旦怒火燃烧,把思想唤醒,人就会独自穿过犹如荆棘丛生的累累错误,只身冲过灼人的多如星火的疑虑,踏着旧真理的瓦砾,继续前进!”

正是在墨尔本的那个暮秋的夜晚,我知道了杨大姐想撰写回忆录的事。她说:“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1980年就查出了糖尿病,当时正巧老李(她丈夫,我在文工团时的副团长)又不幸患了胃癌。一年多时间,我全力扑在他身上,尽力争取一切办法想让他多活些日子。我简直忘了自己的病。

他病故了,我的身体也垮了。检查结果,胰岛素功能已经完全丧失,不得不每天注射胰岛素维持生命。十多年的糖尿病,加之老李走时,我眼泪流得太多太多,出国前正巧机关普查身体,医生对我的眼睛大摇其头,表示很难治好。我知道糖尿病的可怕后果。因为家族遗传病史,大姐比我大四岁,发病也比我早几年,七十岁时已经双目失明了。当时我真是痛苦极了,我不是怕死,而是怕双眼瞎了,这黑暗的日子难熬。悲观失望的情绪使我无法摆脱。我接受了莜冬的邀请,第二次来到澳洲。所以,我急于要见你们,就是想乘我眼睛还好的时候,仔细地看看你,看看小徐……二十五年前,你带着一腔悲愤和沉重的政治包狱离开济南时的情景,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还记得吗?……”

她说着突然停住了话语,默默地注视着我。可能她发现自己的话引起了我的沉思,仰或我心灵深处的悲怆在脸上现出了痛苦的印痕。

一时间,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墨尔本的秋天,凌晨已有一些寒意,她披上一件厚毛衣,又给我倒了一杯热茶,坐在靠床边的沙发上,深情地望着我,似乎想说些安慰的话。

其实,什么话都不用说。大姐,你对我们的情谊不是岁月时光所能磨灭的。自从1967年2月我在济南因为反对山东造反派“2.3夺权”,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带上手铐关进军事监狱,坐了三十多天牢,以后又去部队农场监督劳动半年多。

这时,我才知道人是如何被咒语变成魔鬼的。我被斗过、被打过,被押进宣判死刑犯枪毙的广场陪绑过,屈辱、惊恐、愤慨已将我的灵魂烧成灰烬,刹那间,我似乎已变为枯干的躯壳。

友爱、温情、关怀、照顾,一切都已离我远去了。旧日的知已刹时变为揭发者,老朋友迎面相逢成了陌生人,甚至连我刚进小学一年级的女儿也被视为反革命崽子而横遭欺凌。

世态的炎凉常使我从噩梦中惊醒。我对一切都感到失望了。我的那些珍贵的藏书早已被投进造纸厂变成了纸浆。我这个人也变成了等待彻底改造的废品。

在1970年春天,我头上戴着:“1,反对山东夺权;2,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3,为反革命分子呜冤叫屈”的三顶帽子,被宽大处理,离开部队,到上海的工厂接受劳动改造。妻子受我的牵累,也从山东省机关下放,跟随我回上海,下到工厂当工人。

就在这样沉重的时刻,谁还敢跨进我的家门,谁还来理睬我们这被发配的人?

大姐,是你,只有你,才能约魏鲍鹰兄一同赶来为我们送行。

我还记得你当时安慰我们的话:“回到上海好好劳动,好好生活。”

在那个该诅咒的年代,大姐,只有你们两个人不避嫌疑,不怕牵累,你还能对我说什么呢?我知道你的心意,我看到你湿润的眼睛里蕴含着苦涩与期待。

西方一位女作家说:“眼因流多了泪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在墨尔本和杨力大姐倾心长谈之后,我深深感觉到中国女性所经历的磨难,即使是基层的女共产党人,往往也逃脱不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审查、清洗与批斗。也正是在这种恶劣的境遇中,她们表现出来的女性那伟大的母亲情怀和崇高的品格,令人感动,令人钦佩。

杨力大姐被关在牛棚里的时候,一个多月没有回过家,不知道孩子吃什么穿什么,心如火焚,坐立不字,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流。她突然听到一个小男孩的哭声,猛然一惊,拉开门就往外闯。造反派看守怒声喝道:“杨力,你干什么?还不滚回去?不想活啦!”杨力发疯似地一边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一边跟着小男孩跑。造反派拿着木棍追打着杨力,要赶她回牛棚。可是杨力宁可被打,仍然追到小杂院里,终于在垃圾筒边找到了小男孩,抱起来一看,果然是自己唯一的儿子“晓冬”。

母子俩抱在一起嚎啕大哭……

来到澳洲后,每当回忆起这段伤心事时,杨力大姐总是凄楚地说:“当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量,就是要找儿子。我想宁可被造反派打死,我也要看看我的晓冬……哎,真没有想到,那个五岁的小不点儿,如今已长成一米八五的男子汉了,魁梧英俊,比他爸爸强多了。”

杨力大姐说着,脸上流露出一丝自豪的神色。她告诉我,儿子大学毕业后,先在电视台当编导,以后又和同学合办电视广告公司,现在连小汽车都买上了。不像我们年轻时候,没完没了的政治风暴,阶级斗争,事事担心,人人自危,整天和贫穷饥饿惊恐生活在一起。自己没有自由舒畅的日子,却要发誓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的阶级兄弟”,真是莫大的讽刺。

如今,时代不同了,他们这一代赶上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生活富裕,全都是我们当年不敢梦想的。

是的,社会的发展自有它的自然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圣贤、先哲、伟人、领袖,任何人妄图凭借自己的意志,拯救、驾御或奴役人民,即使能得意于一时,最终仍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去年暮春时分,杨力大姐从墨尔本飞来悉尼看我们。住了三天,谈得最多的仍然是青年时代的往事,以及她的回忆录,整体框架已经设想就绪,并已试写了个别章节了。例如《一串糖葫芦》,就是写她在文革中从垃圾筒里找出儿子的事。

那天上午,我和内子陪她游览Coogee Beach(库矶海滩)。碧蓝的天际,飘浮着一丝丝洁白的云朵,海面上彩色的风帆在轻快地滑动。波涛间有冲浪的健儿时出时没。金黄的沙滩上,男人、女人,或躺或卧,或沐浴阳光,或喁喁情语,或爱抚婴儿。红喙白羽的海鸥在他们身边飞舞嬉戏,真是一幅人间极乐幸福图。

我们也坐在沙滩上,脱去了鞋袜,赤足浸在海水里,任浪花啄食着肌肤,轻盈、恬静、清幽、舒适,一时间,灵魂仿佛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杨力大姐说,五十年前,在上海黄浦江边,我们几个解放区来的女同志,曾经发痴似的幻想过自己的未来,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梦幻。

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想到,在生命的黄昏时分,我居然会来到澳洲安度晚年。更有趣的是,你们夫妻也来了,在国内二十多年没有见面,如今竟然在悉尼在墨尔本相聚一堂。这难道是上帝的赐予?抑或是命运的安排?

仰望着晴空中那微微移动的云朵,我脑中忽然浮现出一位西方学者的话:

“森林中的大树,要不同暴风雨搏斗过千百回,树干就不能长得十分结实。同样,人不遭遇种种阻碍,他的人格本领,也是不会长得结实的,所以一切的折磨、痛苦、悲哀,都是足以助长我们锻炼我们的。”

幼东知道我们牵记杨力大姐的病情,连续两晚,从墨尔本来电话报告她妈妈的治疗情况。

澳洲医疗保健制度确实值得称道,幼东说,妈妈在医院里,从医生到护士,对她的治疗和护理,尽心尽力,无可挑剔。即使在国内,虽说能进高干病房,情况也不见得比这里好多少。

这一点,我是有所体会的。国内医生护士专业水平不低,医疗经验也丰富,无奈社会风气腐败,不行贿,不送红包,无法看到有水平的医生,无法治好病。那一年,我大女儿发高烧并发心肌炎,打电话叫来救护车,车停在楼下大门口,救护人员拿出担架,怎么说也不肯上楼来抬病人。急得我们老夫妻没有办法,只好扶架着病人,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事后才知道,只怪我们当时不领行市,没有及时将红包送到救护人员的手里。

不久前,听到一件令人愤慨的事:友人姚女士的嫂子,在上海患脑溢血,送到一家市级医院急救,可是医院急诊部要病人家属立即交上两万元,方可收治。当时正值深夜,到哪里去弄这笔现款。家属恳求说,先收治,我们立即去取款。但医院就是不答应。在这种紧急时刻,时间就是生命啊!等病人家属四处奔跑,凑足两万元时,病人已经回天无术了。而医院竟不承担任何责任。姚女士至今谈起来,仍然泪汪汪地说:“我嫂子死得冤枉啊。她是一个工程师,还不到退休年龄。如果医院抢救及时,她绝对不会死。现在金钱挂帅,什么救死扶伤,革命人道主义,一句空话。我哥哥也是个老知识分子,他想不通这个悲剧的产生,应该由谁负责?”

对比之下,杨力大姐真是幸运。

她在墨尔本的医院里,经过近三天的抢救医治,病情一天好似一天。幼东昨夜的电话说:“今天一早,我妈妈已经完全清醒地来,她不仅能认出我来,还问到艾米莉……当然不是讲话,是那脸上的表情,当时我高兴得直流眼泪。真是上帝保佑。叔叔,你信不信?”

我随口说了一声:“信。”

幼东又情不自禁地说:“今天在医院里,还有一件让人非常感动的事。我们教会的教友,从我妈妈住进医院,这几天一直来给我妈妈做祈祷。今天正是在做祈祷的时候,我妈妈醒过来的。她看见站在病床四周的教友,嘴动了动,就是讲不出话来,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流……教友们也感动得直流泪,最后大家抚摸着妈妈哭成一团。不过这是高兴,这是欢乐,这是感恩,感谢万能的主……”

幼冬最后特别强调:“叔叔,我忘了告诉你,妈妈已经加入我们的教会,前些时候接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你不会笑话她吧?”

对于信仰的选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权。我怎么能笑话杨力大姐?

去年秋天,我的好友作家陆扬烈从墨尔本来信说,他和妻子老周已经接受了洗礼,成了基督徒。他在信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和一张接受洗礼后与张牧师、蔡传道的合影。他的女儿阿月在墨尔本《新海潮报》发表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父亲母亲决定接受洗礼了。母亲对我说:“以后,我一定要你也信主!”我意识到这是从我太外婆传下来的意愿。不管怎么样,这份传家的意愿,我是万分珍惜的!

我父亲则和我作了一次长谈。

“人总是要有信仰的。”父亲对我说,“以前,自以为是无神论者,这是自欺欺人之说。毛主席是位活着的‘神’。他死后,大家清醒了,知道他是人不是‘神’,许多人内心深处也不再信马列了,也没有接受任何一种宗教信仰。那就只信自己,成为一名主观唯心论者。实际上是把自己看作‘神’,这是不可靠的。无法解决在挫折时产生的灰心丧气,悲观绝望,以及遇事时总患得患失的种种心理,折磨自己,于事无补。有了宗教信仰,我想会活得踏实、安宁,会多一些喜乐。生活在澳洲,还要求什么呢?”

我年老的父母亲,穿着雪白的洗礼袍,站在神圣的十字架下的净水池中。身穿黑神袍的老牧师,站在他们身旁,虔诚的为他们祈祷着……

此刻,窗外正落着入秋以来的第一场细雨,沙沙的雨声更衬托出夜的宁静。

在澳洲,没有“秋风秋雨愁杀人”的感慨,也没有“一夕秋风白发生”的惆怅,却常常有“秋雨梧桐叶落时”的相思。不过,我这相思是牵系着躺在病床上的杨力大姐。

在我的想象中,出现了她身穿雪白的洗礼袍,站在十字架下的净水池中接受牧师洗礼祈祷的神圣场面。空中回荡着庄严的管风琴的旋律和《我与主同行》的赞美诗声。人们脸颊上挂着晶莹的泪滴……

我不是基督徒,但我尊重所有信仰上帝的人,如同我尊重无神论者一样。

我想到杨力大姐成为上帝的女儿时,耳畔总会响起她含着泪水对我说的话:“我是个很普通的女人。我将要度过平凡的一生,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有许多凝结着的血与泪,怎么也难以揩拭干净。”

这时,我仿佛还听到那庄严浑厚的声音:

“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他将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她心里头作为源泉,指导她永生。”

后续的结束语

买好去墨尔本的车票,步出车站大厅。我突然觉得头有些晕眩,懵懵懂懂,似乎仍在梦中。大姐真地走了,走得这样宁静,这样急促。竟然等不得与我见最后一面。

就在不久前,幼东还与我约定等她济南的姐姐来澳洲时,立即通知我去墨尔本。我苦苦地等待着。谁知等到的却是这不幸的消息。

大姐真地走了。一时之间,我和老伴均陷入莫名的悲痛与无言的思索中。

相识55年了。多少春夏秋冬,多少风霜雨雪,动荡的时代,苍凉的命运,我们悲喜与共。

在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大姐上战场,穿堑壕,跳舞蹈,演歌剧,有过灿烂的青春和无私的贡献;然而,她这个革命的女儿却又经受到革命严酷的折磨。但她是一个坚强的人。无论环境怎样艰难,人情如何恶劣,她始终以一个母亲的爱心和女性的温柔眷顾家庭,照拂朋友。在那黑白颠倒人性灭绝的“文革”年代,她刚从牛棚放出不久,又因保护著名画家傅二石而又遭受无情的批判:在我从军事监狱出来以后含泪离开军营时,熟识的朋友都疏远了,谁也不敢登门看望,而大姐却不怕牵连,热情地来为我们送行。当时我老伴擦着眼泪说:“患难见自己。大姐的这份真情,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大姐为人热情坦荡,正直无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所以养育的子女不仅事业有成,而且个个孝顺。特别是幼东以及夫婿史鹤龄(澳洲墨尔本蒙纳殊大学经济系教授)对待大姐的一片孝心真是“至善至诚,光可照人” 。自从大姐患脑血栓以来,五年这漫长的时光,多少个日日夜夜,吃穿住行,精神慰安,哪一样不设想周全,体贴入微,在我的印象中,大姐和幼东这一家可谓是澳洲华裔社会中现代家庭的楷模.

大姐这一生,从风雨中走来,在阳光中归去。应该说是幸福的。特别是在晚年皈依了上帝,一切听从主的安排,“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

五年前,我为大姐写了上述长文《谁寄长天秋思雨》,刊登在1999年2月份的澳洲《自立快报》副刊上,后来收入我的散文集《海,阳光与梦—澳洲散记》中,国内的一些朋友们看了,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提出批判,言辞很激烈,这使我陷入苦苦的思索。思索中只能沉默。但是我想,如果真正地有信仰自由的话,那么,应该坚定地认为,杨力大姐从一个共产党员成为一个基督徒,不能粗暴地判断为“背叛”,而应该承认,这是她在人生苦难的经历中自觉的选择,这并不奇怪,也无需责备。

幼东告诉我说,杨力大姐走时很安详,她相信自己蒙主召去,将生活在主的身边,永远是自由幸福的人。

2007,11,23,改定于悉尼南郊,乔治河边,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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