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夫:往事悠悠君莫问

——莲花池记实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13 次 更新时间:2017-05-22 18:04

冰夫 (进入专栏)  


莲花池公园位于北京西客站南侧。占地44.6万平方米,水面面积15万平方米,绿化面积24.5万平方米。莲花池公园以文物古迹莲花池得名。是传说中北京市的发源地,它原为金中都外的湖泊和沼泽地带,已被列为北京市文化保护单位。莲花池公园四周交通便利,新建小区林立,人口密集,商贸发达,是旅游观光,展现首都古今风貌,集历史文化和生活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北京市导游手册


莲花池,近来常常在我梦中出现。使我忆念生命历程中难以忘怀的军旅生涯。


六十三年前,我面对的莲花池可谓荒凉落寞,稀疏的芦苇,枯萎的荒草,淹埋一条弯曲的泥土小路,不时留下年轻军人的健硕身影。


记得在莲花池,当年的那一代军中文人,也曾历经辉煌,却又在政治风暴中屡遭磨难,如今他们大多数亦已谢世;健在者也已年华垂暮,杖履徜徉,不愿触及莲花池烙在心头的伤痛,很少有人留下文字。黄宗江与彭荆风是我看到的例外。


2011年12月28日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黄宗江的散文《莲花池畔有所怀》,记述他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离休后的悠闲生活,文中写道“惟有两位昔日池友,因涉及莲花池不仅是我们的开心地也是我们的伤心地,特想念他们。当年与我同时代的军中战友文友每逢运动,均被集于池畔一列平房中,自批自斗或互批互斗。有两位比我年轻近十岁才华横溢的花季诗人公刘与白桦,他们均因年少时靠拢革命甚早,反落个说得清却道不明,抱冤难诉,均曾自杀未遂。我却忝列看管他们的“狱卒”。在批斗白桦时我搜寻到白桦的遗书,公刘则发生用皮带勒脖子昏厥事端。我“失职”未看管好也领责。”


读到这段文字,我的心抽搐,整个人被惊悚之情笼罩,仿佛又回到了政治风暴袭击的莲花池。


初识莲花池


六十三年前的(1954)年初春,我在26军政治部文化处任助理员,从驻地山东烟台(当时不通火车)乘汽车赴青岛,然后搭乘胶济线火车转道北京,到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志愿军一日】编辑部报到。


那时总政文化部在西城区东绒线胡同45号。负责接待的秘书告诉我,【志愿军一日】编辑部设在郊区:广安门外六里桥北莲花池畔的总政文化部创作室住地。


我是第一次到北京,不知东南西北,听后愣在那里。他看到我带着铺盖行李,便帮助叫来一辆三轮车,于是在黄昏时分,去寻找莲花池畔的文化部创作室住地。


当年莲花池荒凉又偏僻,三轮车夫出了广安门,费去很多时间,才找到六里桥北侧的莲花池。这时天色已晚,只见一片黑漆漆的水面泛出微光,可是看不见房屋。于是我们放声喊叫。半天,才从对岸传来回应“编辑部在这里”。


三轮车拉着我沿湖岸饶了半圈,终于找到目的地。这里原是振华制砖厂的旧址,文化部接收后改为最初的创作室驻地,环境安静,但是破败荒凉,一溜简单朴素甚至简陋的建筑,正面朝南有四排平房。


前面两排已经住着作家孟冰、韩希梁、陆柱国和画家高虹、西野、关夫生、黄丕星、艾炎与黄胄等。不过黄胄那时还是个新兵,名气远不及高虹、彭彬等。我们编辑部同志集中后,主编室设在平房最末一排。再往里走,是一所大院。


另外毗邻有个单独的小院,里面住着魏巍一家人。那时,他的“谁是追可爱的人” 享誉文坛,他别名“红洋树”是抗战时期的诗人、老干部,享受师级待遇,隶属于北京军区,不属于创作室。所以,在后来的反胡风及“肃反”政治运动中,他也不参加我们编辑部与创作室的联合党支部活动。


东北侧是正在兴建中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有一条小路通向该厂的北门。当时,我们吃饭和洗澡均在八一厂,而且常到那里看尚未翻译的外国影片。在同饭堂用餐的严济洲、王苹、王炎、张良、王心钢、王晓棠等人,后来均成为电影界的著名人士。


我们所住的大院,四周大大小小几十间矮平房,我们二十七个编辑人员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只占用了四、五个房间。


那时,朝鲜半岛的战火刚刚停息不久,编辑人员是从志愿军各参战部队(每军一名,包括空军、总后、铁道兵)选调来的宣传、文化干部,大多很年轻,主编是刘亮(原新华社华东分社负责人、【解放军文艺】评论组长),副主编是志愿军文化部的申述(笔名戈壁,40年代出版过短篇小说集)。编务张烁(16军),秘书吴早文(20军)。下设四个(按战役顺序)编辑室:我在一编室:组长韩潮(46军秘书处长)、侯康庄(42军宣传处长)、王凯风(27军)、渠川(40军)刘朝荣(38军)和我(26军):其他印象较深的有烘炉(23军)、凌行正(46军)甘耀稷(12军)、纪雲(67军)、张烁(16军)等。


编辑部组成后,先召开全体会议,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和编审处长马寒冰等人特地从城里赶来。马寒冰主持会议,陈沂部长着重强调编辑此书的重大意义。陈沂部长曾是30年代作家,在上海参与过左联活动,后来参加八路军,任第四野战军宣传部长,后调任总政文化部长,授少将军衔。他曾领导军队整个文化系统的“反胡风”及“肃反”运动,并与陈其通、陈亚丁等人联名发表极其“左”的文章,未曾想到,后来竟然被打成军内最大的右派分子,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他夫人【解放军文艺】副主编马楠随行)。


马寒冰处长原为抗战时期由南洋回国参加抗日的诗人,解放后进军新疆途中写的“我骑着马儿过草原”曾传唱一时。我们编辑部隶属于编审处领导,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见到他时,显得特别亲切。他潇洒隽拔,很有风度,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怎么也没想到,过了半年多时间,传来了他因某种原因,在家自杀身亡的噩耗。那时候,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自杀者,皆作反革命论处。据洪炉说,马寒冰处长的墓碑上至今也没有“同志”二字。


工作伊始,开始紧张的审稿,我们第一编辑组,负责从“出国第一仗”至“第五次战役”,共108文章。第一项工作,阅读大量应征稿件,从中选出可用的、附上“稿笺”,进行编辑(加工润色)后连同原稿一并送交主编或副主编定稿。其他三个组亦是如此程序工作,直至完成。那时,我们很年轻,大都二十多岁,即使那几位科长,也不超出三十。虽然编辑工作繁重,大家又是生手,但工作热情很高,干得红红火火,常常受到陈沂部长的表扬。


在年轻编辑中,洪炉(卢弘)比较引人瞩目:那年他才23岁,已是有十年军龄的老革命;他为人真诚坦率,热情开朗,能写能画,见人总是笑嘻嘻的。那时他正和一位女大学生谈恋爱。而这位女生又是刚由美国归来的著名数学家赵忠尧的女儿。赵曾明确对洪炉说:“我的女儿不嫁给共产党员,更不可能嫁解放军。”洪炉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自由恋爱,谁也阻拦不了。”赵教授朝他笑了笑,没有说话。大概半年以后,赵教授派他的得意门生赴苏留学,这位女大学生也随同去了苏联,并在那里结婚。经过这小小失恋的挫折之后,洪炉离开莲花池,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脱下军装,放弃优厚薪金,做了个“学画的大学生”。


四年以后,他从美院毕业,又回到部队,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他一手画,一手写稿,红红火火,干得很出色。没想到在文革浩劫中,他对陈伯达支持肖力在解放军报夺权不满,有一天批评坐同一办公室的毛泽东女儿肖力(李纳)说:“别以为你父亲伟大,你也伟大!”被造反派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军籍、遣送苏北农村劳动改造。直到“9.13”林彪事件后,他才从农村返回解放军报社,获得彻底平反。于是,他在出色完成美编任务之余,笔耕不缀,先后创作出版长篇小说《我们十八岁》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王稼祥一生》安徽少年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伯钊传》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伍修权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军报内部消息》,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出版;另为为伍修权代笔《回忆与怀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出版;《伍修权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等,近年来,他为寻找《向我开炮》(电影《英雄儿女》中男主角王成的原型)的战友蒋庆泉而历经艰辛,曾被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采访播出。


另一位出众的编辑是凌行正,他和我与纪云曾留在北京两年(等待总政及中宣部审查通过),返回成都军区后当了文艺科长,以后又调到总政文化部,出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荣获少将军衔。出版过诗文集《岁月留痕》、长篇纪实散文《初踏疆场》、《铁血记忆》、《感念西藏》及长篇小说《九号干休所》等。


锦绣莲花池


在编辑部工作顺利进行时候,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正式成立。主任是虞棘,巍巍为副主任。从各部队抽调的作家不断来到莲花池。他们都是一些全国知名的作家,如从西北来的魏钢焰、王宗元、杜鹏程(他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已红遍神州);华东来的黄宗江、胡石言《柳堡的故事》,沈默君《渡江侦察记》、《海魂》,韩希梁的《黄继光》,华北来的胡可《战斗里成长》、徐光耀“小兵张嘎”、《平原烈火》;中南来的老作家蒋牧良、周洁夫长篇小说《走向胜利》、西虹报告文学《零下四十度》、寒风长篇小说《东线》;西南来的史超《五更寒》、公刘《边地短歌》、《阿诗玛》;白桦《鹰群》、《山间铃响马帮来》;乌·白辛《冰山上的来客》、舒凡、任萍歌剧《草原之歌》,还有北京的胡奇《五彩路》、白艾、胡可的话剧《战斗里成长》;杜烽的话剧《李国瑞》;丁毅的电影文学剧本《打击侵略者》;柳杞的长篇小说《长城烟尘》;陆柱国的小说《决斗》、《风雪东线》;郭光的长篇小说《寒流滚滚》、……把原是砖瓦厂旧址的几排小平房挤得满满的。他们虽然都是军中文化名人,在原部队能享受较高待遇,但来到莲花池,都住在我们后面的几排小平房里,有的三四人一间,有的五六人,挤得满满的。


这时创作室的作家,加上我们编辑部的二十几个人,无法再去八一厂食堂搭伙,文化部于是决定成立了小食堂,特地请来了一位姓郎的大厨,烹调技艺颇高,每天菜谱分甲乙丙丁,外加特菜如“红烧蹄胖”、“蚝油牛肉”等(头天晚上预订)。那时作家们稿酬很高,吃特菜还嫌不好,如沈默君、白桦、陆柱国等人,有时还会发牢骚。


而我们大部分编辑没有稿费收入,则很少预订特菜。我虽然因《战士在故乡》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首次戏剧(独幕剧)评奖中获三等奖(奖金500元),但大部分用于交党费和为农村捐献买拖拉机以及赡养在农村的父母,当时也很少吃特菜。


这时莲花池可谓魁首军旅,享誉京华,电台、报纸杂志的记者约稿采访者,络绎不绝。有一次【文艺学习】筹备召开诗歌创作座谈会,他们的女编辑约请公刘参会并发言。电话打来莲花池(编辑部与创作室合用)传达室,接电话者将公刘误听为洪炉,曾闹出一段小插曲。记得当时【文艺报】曾发表艾青评论公刘诗歌的长文。那天在去食堂的路上,我正巧碰上公刘,遂向他表示祝贺。他只向我微微颔首,露出一丝苦笑,似被满腹心事缠绕,难以倾述。在莲花池的众多作家诗人中,我和他比较谈得来。我对他和白桦一直是仰视的。当年从烟台到北京,我带着公刘的诗集《边地短歌》和白桦的《鹰群》(长诗)来莲花池的。相比白桦,公刘显得厚朴平实。我们几个年轻编辑都视他为榜样。记得当年上海《萌芽》杂志即将创刊,那是当时全国唯一的青年文学刊物,号称未来作家的摇篮。我写了以《大海与哨兵》为题五首短诗,曾请他指点后才寄往上海的。不久,编辑部来信,全部采用:三首刊于《萌芽》第2期,两首刊于《萌芽》丛刊。我和他的友谊延续了半个多世纪。我在《时事茫茫忆公刘》(《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2003-2-15)一文中曾有详细叙述。


那时,白桦在莲花池的众多作家中,特别引人瞩目,他年轻潇洒,风流倜儅,才华出众,不仅有写贺龙的长诗《鹰群》(中国青年出版社),又有电影《山间铃响马帮来》,特别受领导青睐。他经常和陆柱国、沈默君等人,到陈沂部长家打麻将(陆柱国每次回来,总要到我们主编室告诉刘亮)。记得那时候白桦交际颇广,常常去中南海看苏联电影。回到莲花池,他也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转述电影内容。


风雨莲花池


莲花池宁静的生活没有过多久,一场政治风暴突然袭击到这军中文人创作的圣地。1955年5月,全国展开了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创作室与编辑部的联合党支部会上,虞棘主任作学习动员,他大讲胡风集团的反革命罪行,以及我们应如何投入这场“运动”。他说:“与胡风有关系的要交待,没有来往的也要清理反动的文艺思想。” 于是整个莲花池陷入反胡风与肃反运动的风暴中。


我们编辑部虽不如创作室搞得那么严酷,因为大家都很年轻,历史单纯,没有复杂经历,但也得人人检查,深挖受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毒害。那时候,胡风集团主将路翎曾到朝鲜前线深入生活,他写的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真实生动,富有艺术魅力,深受大众欢迎。我和几个年轻编辑更是非常喜欢,认为很值得学习。哪知这完全错了,也多次在会上做检查。记得主编刘亮在党小组会上传达情况时,曾说了这么一件事:“杜鹏程看了《洼地上的战役》后,曾经写信给路翎说,看了你的这篇小说,我恨不能把我的长篇烧了。”周扬同志很生气,说“让杜鹏程把《保卫延安》烧了。”其实,我看杜鹏程只是欣赏赞叹路翎的才华而已,未必真的要烧掉《保卫延安》。可当时文艺界的左派对《洼地上的战役》进行严厉的批判,路翎当然不服,写了一篇长长的答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引来了文艺界更加猛烈的讨伐。【解放军文艺】发表了重量级文章:魏巍的专论:《纪律——阶级的试金石》,对路翎作品进行更严厉的批判。魏巍当时是创作室副主任,又是写志愿军题材的权威,他享誉文坛的《谁是追可爱的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奠定了他在军队文艺界的地位。他的文章也是我们反胡风运功的学习材料之一。


我们编辑部半日工作,半日搞运动。人人检查交待,与胡风集团成员的联系以及受到的影响。我那年才22岁,凌行正和洪卢也只大我两岁,我们都喜欢诗歌,自然也作检查并上交日记本(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写日记)。学习很快由“反胡风”转入“肃反”运动,莲花池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哪里还可能谈文学?除了少数运动的骨干分子外,几乎大多数人都要遭受严厉的审查与追查。我们组的有一位编辑,读高中时跟三青团同学比较接近,被审查追问一个多星期,未有结果,最后被遣送回原部队。黄宗江文中所说在“批斗白桦时我搜寻到白桦的遗书,公刘则发生用皮带勒脖子昏厥事端”即发生在此时。。


彭荆风曾说:“1955年5月,我与林予等人奉中央电影局的电召去北京修改电影剧本《边寨烽火》,很不幸,刚到达就遇上了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我们的剧本还没有改完就被传唤到总政创作室去参加学习,只好怏怏地停下创作,从西四石老娘胡同的电影局招待所迁往当时还是一片荒郊的莲花池。到那里一看,当时的部队作家几乎都被收拢了,把原是砖瓦厂旧址的大院里的几排小平房挤得满满的。原来说,大约学个十天半个月提高一下认识,没想“运动”越来越“深入”,一学就是七八个月。以致许多年后,我们还难以忘记那次“三同”(同吃,同住,同挨斗),彼此戏称是“莲大”同学。后来在反右运动中,我成了网中的鱼,被放逐,监禁22年。”*


1956年7月4日我们校对完“志愿军一日”300万字,算是结束。当编辑工作完成后,按规定呈送总政、中宣部等审查时,编辑部便告解散,除纪云、凌行正、张烁和我留下等候,其余人员都返回原部队。


未曾想到,【志愿军一日】书稿意外地受到胡乔木的赞赏,时任中科院长、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看完送审稿后,也深为感动,当即提笔为之作序。文化部长茅盾和全国文联副主席巴金也都在报刊撰文,均给予极高评价。


这部120万字的巨作,分上下卷,布面精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出版。但不幸的是,两年之后,这部全军几十名文化宣传干部,花费经历近半年多时光编成的书,竟在1958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元帅之后,成为禁书,被撤下书架,停止销售。连同我珍藏的总政文化部在赠送给每个编辑的书页上加盖了【志愿军一日】编辑部的公章,以资留念的书,也要被限期上交销毁。我一时想不通,拖延很长时间未上缴(那是我们全体编辑耗费了八百多个青春时光的劳作成果)。结果在济南军区文化部的党小组会上,被李部长点名批评。由此可见,政治时局的变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达到何种程度。


编辑部虽然结束了,创作室的作家也走了多半,莲花池的风雨并未停止,而且愈刮愈烈,随着最高领导人的“阳谋”演变,一场反右运动席卷全国。虽然罗荣桓元帅在政治学院说:“不能因为说了一两句错话就成了右派。……如果因为对某个问题有意见或说了点错话就成了右派,以后谁还敢讲真话?”但是,政治是冷酷的,阶级斗争更是绝对无情的。莲花池的作家*“参加反右运动的总计三十二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八人:徐光耀、沈默君、白桦、公刘、艾炎、何孔德、樊斌、吴占;中右分子七名:寒风、黎白、林予、韩希梁、刘崙、胡可、张祖武”。


我们【志愿军一日】的主编刘亮从莲花池回到解放军文艺社,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军籍、党籍,下放河北保定农村劳动改造。


总政文化部部长、少将陈沂是将军中唯一的“右派”,也是军队中最大的“右派”。


九十年代初,我到上海市委寓所去看望他(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马楠也在座。谈起这段往事,老人感慨万千。马楠说“主要是总政那位谭副主任坚持要定他右派”。她的话使我联想到反右运动时,我们师政治部的苗副主任也坚持要将我打成右派分子,后因师长戴成功的反对,改为“中右”,内部控制使用。


*《随笔》1997年第4期


**《党史博览》2008年第4期


2017-5-4  悉尼乔治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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