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性概念，不仅是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叙事和话语表达，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亟待深化的关键议题之一。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既是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必须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之突出特性，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进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以理论创新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引言
多元一体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关键词，也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在2019年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这些重要论断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理基础建立于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基础之上，而各民族“你来我往、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特点，形塑着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多元一体。因此，理解中华文明，必须超越表层文化符号层面，转而从多元一体视角切入，深入其生态结构、民族结构和文化结构层面加以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多元一体视角是认识中华文明的核心出发点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这些特性是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明根基，凸显出中华文明的精髓。从重要标识性概念看，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研究认识“何以中国”及“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中华文明为中华民族之文化本体，中华民族则为文明之创造主体，二者互为表里。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一体两面”昭示多元一体结构的深层同构性，而多元一体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生成的内在机制。随着语境与情境的转换，这一同构性表达呈现动态调适。在人类学、社会学学科关于话语体系转化的问题中，多元性与一体性、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并存的问题等，是中国与世界学术话语对话的关键议题，也是学科范式更新关注的焦点与核心议题。
总之，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结构，不仅是回溯“何以中国”的核心范式，更是回应各族人民美好生活诉求的价值支点。因此，要加强对“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研究，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把握中华文明之突出特性，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进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时代内涵，为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提供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表达。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提出
清末民初是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跃升为“自觉”的历史关键期。在近现代殖民冲击与主权危机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完成了由“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范式转换：自在形态是历史长期演化中无意识形成的多元共生状态，而自觉形态是近代面对列强冲击后主动建构的民族认同与国家民族意识。正如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多元一体作为中国学界在民族研究领域提出的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框架，是对西方民族理论的本土化重构，其以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的跨学科实证为基础，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规律进行高度凝练，形成中国民族学的重要理论框架。多元一体不仅精准概括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历史，也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认同提供重要基点，进一步说明统一的中华民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统一体。
为数众多的分散民族单位，经由接触、混杂、联合和融合，形成“你来我往、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互结构，既保留各单位的个性，又凸显共生性关联。这就强调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框架下，中华民族本身就是国家民族的概念，而56个民族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56个民族单位构成“多元”，而中华民族则为“一体”，二者是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多元是一体中的多元，一体是由多元构成的。多元不是强调分离，而是表述现象，其核心是强调多元中的有机联系体，是有机联系中的多元，是共生中的多元，而非分离中的多元。
多元一体是理解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切口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已充分揭示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多样性与统一性结合的特点。不同区系的考古发现，中原先民的迁徙脉络已辐射全国，在与各地族群的长期互动中，语言、文化与心理认同不断交融重塑。通过对不同区系在不同时期的遗物分析研究，可判断追溯各人群的来历与变迁，进而揭示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为认识中华民族历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奠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我国基本国情可概括为“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拥有众多勤劳勇敢人民、特殊地理位置、数千年独特历史的广袤而文化灿烂的中国，是研究人类起源与文明形成机制的重要地区。最新考古成果表明，从旧石器时代的连续演化到新石器时代的多元融汇，这片大陆始终以多线并进的路径孕育文明。这表明并非只有更迭、间断、替换才是文明演进的模式，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正是这片大陆早期文化和人群发展、交流、融合的延续，为世界提供连续、融合、交流型文明演进的东方样本。中华文明在形成和发展中孕育出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成为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恒久动力。
若要真正理解中华文明的生成逻辑，就必须摒弃传统的“中心”和“周边”的二元观念，将中原与边疆置于同一互动网络之中，并将中华文明置于人类文明的宏阔视野中考量。20世纪20、30年代，李济率先以考古学与人类学并置的方法关注中华文明的起源。他在《中国文明的开始》中指出，“现代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不仅限于找寻证据以重现中国过去的光辉，其更重要的责任却是回答以前历史学家只是隐约感知到的，而在近代科学影响下酝酿出的一些新问题。这些问题分为两类，但两者却息息相关：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起源及其形成；其二是有关中华文明的性质及其形成”。李济对于“何以中国”的文化空间判断，被后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为后续学者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学术基础。他以“人类学的大历史学”研究，树立起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整体视角、动态视角、空间视角，为我们认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重要研究路径。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传统文明基因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延续与再表达。儒家“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使差异性的族群、地域文化得以在共享的伦理与政治框架内持续对话互惠，从而将多样性转化为统一性的内在活力。时至今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的政策安排，正是这一传统辩证逻辑在主权国家情境下的规范性重塑，彰显着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创新性并生、一体性与多元性共存的现代形态。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动力引擎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守正”赓续根脉，以“创新”激发活力。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中华文化，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力量的重要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静水深流与波澜壮阔交织。连续不是停滞、更不是僵化，而是以创新为支撑的历史进步过程。”历史上，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绿洲文化、山地文化、渔猎文化和海洋文化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在多向互动中推动中华文化向前发展。如今，我们唯有继承并发扬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先进文化，并以开放胸怀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才能不断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持久而深沉的精神力量。
如我们强调的“文化转向”，正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叙事的反思。百余年来，主流现代性的理论大多是一种“现代性的非文化理论”，即撇开文化的因素来考察现代性问题。多元现代性理论则揭示，由于文明遗产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存在任何一种普适性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现代化，这意味着现代化具有多种可能形态。这一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进程中，“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构成中国式现代化不可移易的内在规定性。以56个民族作为整体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逐步缩小各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共同富裕、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唯有在此基础上充分激活全民族的文化创新与文化生产活力，方能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进而从多元一体视角，更好地理解“政治共同体”“文明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历史与现实命题。
创新是文化的生命所在，也是文化的本质特征。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并非是对传统的线性延续，而是对传统的再造过程。置身急剧变迁的现代社会，我们同时肩负“守正”与“创新”的双重使命：既要继承并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需求同频共振。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动力引擎，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独有的资源与优势。需要明确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是“主干”与“枝叶”的共生关系。其中，中华文化是“主干”，是各民族文化长期交融汇聚形成的共性文化精华，凝聚着各民族的精神共识与价值认同；各民族文化作为“枝叶”，承载着独特的民族智慧与文化特色，为“主干”输送养分。根深干壮需依赖枝叶繁茂，枝叶繁茂亦需依托主干支撑，二者共同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完整体系。因此，要尊重差异、繁荣各民族优秀文化，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根源于各族人民对“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的深刻认同，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显著趋势。古代各民族在分布上交错杂居、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在情感上相互亲近。近代以来，在抵御帝国主义的进程中，中华民族的凝聚意识和认同感实现历史性淬炼升华，最终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筑牢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稳固格局。
2024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2019年“四个共同”（共同开拓疆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基础上，新增“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五个共同”的完整表述。这一新增内容填补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国家维度，从疆域、国家、历史、文化、精神五个层面，深入阐释“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历史事实，系统表述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提供纲领性支撑。我国各民族在广袤的疆域内生存发展，为避免陷入无序冲突状态，统一的国家政权应运而生。而国家形态又推动各民族在持续交融互鉴进程中，形成具备强大融合力、内化力、延续力与凝聚力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就此而言，“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既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根基，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核心出发点。
费孝通所论的多元一体格局，并非分离的多元，而是具有联系性、互动性、统一性的多元，强调在一体性、共同性、统一性基础上，探讨文明进程中的差异性问题。他以“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来论证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的，如以游牧、农耕、走廊、山川、海洋等坐标揭示：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固然造就区域文化多样性，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始终在贸易、技术、文化层面深度耦合，形成“地区性的多元统一”。这一区域多元一体格局正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交互影响的统一体。农牧交错地带文化的共生性，以及文化过渡区内的民族、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正是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演化的关键切口。
从地理格局看，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的辽阔疆域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的家园因东西海拔落差显著、南北纬度跨越较大而形成多样生态结构，孕育出平原农耕文化区、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西南山地农业文化区、海洋文化生态区等不同文化地理类型。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长城与草原之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岭南走廊、藏彝民族走廊、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等网络状“廊—道”体系，将这些相对独立的历史民族区和生态民族区之间缝合为连续的整体，维系着各民族在文化、经济以及情感上的联系，从而使区域之间保持着连续性和统一性。自古以来，人群沿此交错带持续迁徙、交融、分化，最终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亦由此呈现多元共生的生态。
早在对中华文明的史前文化研究中，考古学家严文明就提出“重瓣花朵”模式。他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中，将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构成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形成第二层“花瓣”。这一模式被认为是从考古学角度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和中华文明研究的标识性成果。从历史上看，“大一统”一直是中国历史的主基调，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初步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诸如北魏、辽、金、西夏、元、清等政权，都在不断学习、吸纳中原的制度和文化，强调对中原大一统王朝的政治文化认同，这体现出中华文明内在的包容性与中华文化所具有的文化整合力。
今天讨论文明的转换过程，仍需在动态视角下认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历史和现实表述，正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出发点。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作为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文明基础，建基于两大整体观：中华民族整体观与中华文明整体观。二者均以悠久而共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土壤，逐步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观，不同民族可以通过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形成共同的文化认同。正是这种认同，成为维系并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的核心纽带，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互动交融中持续壮大。因此，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的首要前提，便是对这一整体性的自觉认同与坚定持守。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具体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要求把握好共同性和差异性、多元和一体的关系，共同性、一体性是主导，是方向、前提和根本，差异性不能削弱和危害共同性。在增进共同性、一体性的基础上，要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凸显中华文明的包容性的内在活力。
中华文明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是考古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考古学一直以来十分重视考古学文化研究，将其作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谱系脉络的基本方法。这些成果揭示，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断的关键，正在于其深层的包容性——一种建立在各民族之间相互理解、文化共享、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包容基础上的文明机制。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发展进程，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明包容史。追求大一统、推进民族团结始终是历史主流。各民族在互动中不断交融汇聚，最终构建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历来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与文明活力，在同其他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是其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与和平性的文明特性能够实现现代性转换的文化磁场，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础。1962年，考古学家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中指出：“现今全国的少数民族还很多，他们虽和汉族不同，但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他强调各兄弟民族祖先共同构成整体，发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学术先声。20世纪70、80年代，中国考古学步入成熟阶段。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成为研究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国家形成、民族融合及多元一体格局等重大课题的基础。他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他强调各区域文化既独立发展，又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整体格局，其“区系类型”和“满天星斗”理论为理解各民族如何凝聚成共同体提供结构框架，为探索中华文化与中华文明的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人类学与民族学领域，费孝通主张多学科协作，结合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以及民族志材料，分析各民族在历史上“分中有合”的互动过程，进而凸显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他选用“华夏”作为核心概念，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正是以华夏为中心，逐步融合各地区文化、形成汉族、拓展中原、交融农牧、吸纳边疆的过程，最终构建出一个点线结合、层次分明的网络结构，呈现“分而未散、融而未同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各民族在互动中不断吸纳先进文化，而非固守差异，从而推动在多元基础上形成一体的历史趋势。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民族始终以互动共生为机制，正是这种多向交流，使多元一体从理念沉淀为血肉相连的格局，并由此构成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动注脚。具体而言，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彼此之间的互动往来，不断织就文化交流的网络，最终汇聚成今日中华文化的主干。历史上的“茶马互市”“盐茶互市”“丝绸之路”和“和亲”等制度化的交往渠道，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借鉴、吸收和互补，推动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发展。因此，只有正视各民族之间的互动性、有机联系性与共生性，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明包容性的生成逻辑。
可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于不断跨越民族、文化、宗教的边界，分而不离、合而有新。所谓“分”，并非走向“分裂”，而是孕育新的聚合；所谓“合”，始终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政治前提，使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维度上共享高度共同性。当然，这种共同性中包容着多元性。中华民族的形成史，正是一部“分”与“合”相互作用、互动共生的过程史。“分”与“合”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呈现螺旋式上升的互动共生，更体现为一种“合之又合”的关系。在此逻辑下，不同民族之间通过不断跨越文化边界实现更高层次的“合”，最终铸就中华文明包容性基础上的统一性。面向当代，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要求我们坚持开放包容，以更加自信的心态、更加宽广的胸怀，深度参与世界文明对话，批判性借鉴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吸引力，进而强化国家凝聚力和国家认同。
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内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华文明自形成之初即内嵌“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指向，其经典表述“和为贵”不仅是思想传统，更沉淀为制度层面的文化基因，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提供持续演进的内在动力。“世界一体、天下大同”的和谐整体观，已沉淀为中华民族认知与行动的深层范式，成为处理人际、天人及国际关系的重要价值观。
中国人民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和合共生”的理念，以和谐精神凝聚家庭、敦亲睦邻、善待他人，由此造就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孔庙大成殿前的“中和位育”四字，凝练儒家精义，标示着中国人数千年未变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和”之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对“人和”的青睐。孟子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正说明“人和”理念认同已自春秋战国时期起便向社会全域延伸。在中国思想谱系中，“天人合一”为一种理想的境界，而在“天人”之间的社会规范就是“和”，“和”的观念因而构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和谐共生的文化基因，以及社会内部结构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当这一原则投射于民族关系时，便生成“和而不同”的交往范式——承认差异、寻求共在，而这迥异于早期西方民族国家“文化同质化”倾向。“和而不同”由此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与世界文明对话以及解释多元共生的基本准则，也是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关键。《尚书·尧典》言，“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已将“协和万邦”的思想基因深植于中华文明世界观。《周礼》“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和《周易·乾卦彖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皆与其一脉相承。和平共处的天下秩序，由此成为中华文明数千年来赓续不断的理想图景。
自秦汉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框架以来，“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大一统理念便深入人心，“四海之内皆兄弟”“五方之民共天下”“夷夏一体”等观念，体现出和平共生的价值取向。近代遭遇帝国主义冲击后，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由文化自觉上升为政治必需，“五族共和”成为民国初期对“大家庭”隐喻的最早政治表达。1935年发布《八一宣言》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把少数民族解放纳入中华民族整体解放的任务之中。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到新时代“中华民族一家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家庭”的话语不断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一个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史佳话，正是各族人民团结友好、骨肉情深的生动写照。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早已形成一种超越单一民族认同的“家”的观念——中华民族大家庭——已成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重要认同符号。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之路与和平之路，铭刻着中国古人追求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历史足迹。中华民族始终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促进中外文化融合，对外待之以礼，实行睦近交远，留下对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这些历史片断共同印证了和平共生理念的多重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人民。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结语
总体而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并非一个静态的模式，而是动态的多层次结构。其既是回溯中华文明五千年演进的“解码钥匙”，揭示各民族从“交往交融”到“命运与共”的发展规律，也是破解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难题的“理论工具箱”，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支撑。其对生态秩序和心态秩序的关注，反映出对文化的多元与一体关系的整体把握。在笔者看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相关理论探讨核心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探寻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背后，人类文化和心理层面具有的共性内涵；其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寻求理解、互补、共生的逻辑。唯有在多元基础上凝聚文化共同性与一体性，方能推动心态秩序的构建。而当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中，需在尊重差异中增强文化共同性，尤其需要“文化”的超越。费孝通曾指出文化的超越特征，即文化就是在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
中华文明所具备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文明体系的重要特质。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看，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既是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我们既要从中华文明的整体角度，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脉络与发展逻辑，也要以中华文明的丰厚积淀为支撑，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入持久动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必将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不断丰富内涵、实现新的发展。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需立足于自身文明历史展开，这由该国民族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发展历程所决定。中华文明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结构”。因此，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成为认识中国社会构成的核心概念。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标识性概念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不仅是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叙事和话语表达，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亟待深化的关键议题——如何推动其从理论命题提炼为学术范式，仍需进一步探索。这就要求我们开展跨学科研究，将中华文明的标识性概念纳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核心研究范畴，以理论创新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麻国庆，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与区域、全球化与跨区域社会体系，主要著作有《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人类学的全球意识与学术自觉》《破土而出：流动社会的田野呈现》等。
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17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