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尊敬的“山长”

“山长”从来是我国书院的负责人的称号。

一九三九年，北京大学在昆明招收文科研究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的时候，三校各有自己的分开以后的打算。北大恢复研究所的招生，先后共招收两届，共不到二十人。办学的条件十分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是土坯作墙，稻草作顶，有门窗而无玻璃。有时学生去迟了，或者学生人数多，教室内容纳不下，索性站在门外或窗外听，因为离讲台近，比在教室内坐在后排听得还清楚，只是没有扶手椅，记笔记不大方便，人们还是尽量争取坐在教室里去。文科研究所招收大学毕业生，入校后，基本不上课，外语在入学考试时必须通过。当时多用英文为第一外语，没有什么专业课，仍然保持北大过去那种极端自由松散的风气。作息时间也不作任何规定。由于山河破碎，国难当前，心情沉重，大家都有一种学术上的责任感，学风也沉潜笃实。同学们没有人混日子、不钻研的，也没有追求个人物质生活的。郑毅生先生负责我们研究所的全部教务和总务工作。师生们在云南大学附近青云街靛花巷三号租了一所楼房，共三层十八间。食堂、图书室都在一起。郑先生当时没有带研究生，而十几个研究生的生活、学习各方面的大小事，都由郑先生操心经管。郑先生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同时兼西南联大的总务长，总管后勤，既管财务计划，也管教务，工作比较忙。无论怎么忙，他一直坚持研究和教学。老师们当中，天天在十二点钟以后才熄灯的只有两位，一位是汤用彤先生，一位是郑毅生先生。老师们窗口的灯光，也激励着学生们的勤奋不息的干劲。

云南昆明和全国后方的城乡一样，物价飞涨，靠固定工资为生的人，生活越来越困难。有不少西南联大的师生在校外兼几门课，以资贴补。靛花巷住的几位老师，郑毅生先生和汤用彤、罗常培、陈寅恪、向达、姚从吾几位先生都以全力从事教学和研究，未在校外兼职。这种风气也给学生们树立了榜样，研究生们也都专心从事学习，心不旁骛。北大文科研究所不大像现代化的大学的研究院，有点像中国的书院，书院的总负责人称山长。罗常培先生戏称郑先生为山长，郑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山长。

(二)数十年持身清廉

中国旧社会与总务打交道的人，多半受到一些不同程度的感染。郑先生在西南联大主持总务工作九年(抗战八年，日本投降后又过了一年才回到北平),郑先生一尘不染。他一年到头穿一件旧蓝布长衫，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中年丧偶，未曾续弦。他不但自己以清俭自励，他也从未利用他的职权为自己的亲故友好谋私利。北京大学迁回北京后，他仍然以历史系主任兼任秘书长(即总务长),仍然保持他几十年一贯的清操。国民党面临彻底崩溃的前夜，发行金元券，物价一天涨几次，郑先生清贫自守如故。他家住西城毛家湾，有不少人到他家谈工作问学业，有时正赶上他吃饭，全家啃窝头。解放后不久，全国举行“三反”、“五反”,凡是管总务的都曾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北大总务部门也打了不少“老虎”,后来发现“查无实据”的也有不少人。郑先生的朋友都相信他没有问题，却也很关心他，认为总免不了受些牵累。而群众对总揽北大财权多年的郑先生没有提过什么怀疑。这是他几十年清白自持、廉洁奉公博得的信任。

(三)由人民的教师到马克思主义者

北平解放前夕，胡适先逃往南京，并不断在南京安排飞机，迎接北平的一些有影响的教授，希望他们乘飞机南逃。当时北京大学一度作为联络中心，胡适临行前还曾委托北京大学原负责安排南逃的教授们的飞机票。但是郑先生接受我们党的指示精神，坚守岗位，安心迎接解放，北大的绝大多数教授在党的影响下没有南逃。当时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虽说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对国民党几十年来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毫无希望，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有事到办公室，正遇上有位清华大学教授和他通电话，问他走不走。郑先生用安详稳定的口气，慢条斯理地说“不——走。”胡适在南京天天盼北平来的飞机，离开北平最后一架飞机，胡亲自去飞机场迎接。只接到北大一位历史系的教授毛子水。这个人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是好朋友，他心虚，仓惶逃走了。

郑先生把北京大学的物资、档案，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旧北大从此结束，新北大从此开始。郑先生响应了党的号召，从他自己的岗位上尽到了他的责任。

郑先生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重实行，不尚空谈，洁身自好，有所不为，继承了中国乾嘉以来朴学实事求是的治学传统，使他有可能比较稳固地接受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治学方法，终于成为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

全国解放后，郑先生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历史。半辈子从事旧史学的教授，改弦更张，不言而喻，要比年轻人付出更大的辛劳，但是郑先生一步一步地、坚实地也是艰难地走过来了。不但学到了马列主义、而且运用得很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他成了一些旧史学者转变为新史学者的光辉榜样。他留传下来的《清史探微》,既有清代朴学者的谨严，又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见解，有识者都相信这一部书是一本值得流传的学术论著。

郑天挺先生少年时期曾在北京顺天高等学堂读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水平较高的中学(该校抗战前称为河北高中，现改为北京东城区教师进修学院，地址在地安门东大街),国内知名之士，据先生回忆，当年梁漱溟先生在丙班，张申府先生在丁班，汤用彤先生在戊班，郑先生与李继侗先生(生物学家)在庚班。这一些零碎史料是郑先生告诉我的，社会上知道的人不多，附记这里，以备参考。

(原载《南开史学》一九八三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