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冬，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郑毅生(天挺)先生突然卧病、与世长辞。巨星殒落，学术界无不同声哀悼。作为他的及门弟子，四五十年来使我印象最深、永远难以忘怀的，是他那助人为乐、诲人不倦的待人情操和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郑先生的为人和学术成就，已详于其他同志的纪念文章中。这里，我只记述郑先生与我有关的一些片断，作为对先生景仰和怀念的敬奠。

先生的大名早在我念中学时期便已有所耳闻。那时先生是北京大学的副教授兼秘书长，日报上经常刊载着先生代表校长主持学校的有关会议。北京大学是学术界公认的好学校。抗日战争前，北大原校址分为三院，一院是文法学院的教学区，就是至今依然存在的沙滩红楼。于是这座“红楼”,也就成为北京大学的象征。每年不知有多少中学生在做着“红楼梦”,向往着考入这座名牌大学。我很幸运，高中毕业后，很顺利通过北大的入学考试，居然正式成了这座红楼中的“莘莘学子”之一了。

记得我刚进入北大的第一天，在红楼上课就是听先生教的“魏晋南北朝史”。那时先生才三十多岁，年富力强，在课堂上讲解起来，口若悬河，声如洪钟。从课堂的讲授中就可以看出，这位老师的性格，是虚怀从善，而决不苟同于人。

一九三七年夏“七七事变”爆发，北京沦陷，北大、清华与天津的南开三大学南迁湖南，在长沙联合建立“临时大学”。半年以后，宁、沪战争吃紧，长沙连日遭到日军空袭。于一九三八年春，学校乃再次西迁云南昆明，“临时大学”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由于筹建校舍的困难，文法学院决定南去滇南的蒙自上课，一直到一九三八年秋才又从蒙自迁返昆明。在西南联大念书的学生，大部分是从华北、华东等沦陷区来的，由于家乡被日军侵占，经济来源断绝，有很多同学不得已只得退学。留在学校学习的，则天天在饥饿线上苦撑着。抗战期间，物资短缺，百货腾贵。当时联大的教师虽然每月有工资维持生活，但仍是很艰苦的。在这种情况下，北大历史系以郑先生为首的几个教授，为了使我们几个历史系的穷学生完成大学的学业，他们从生活费用中抽出一部分钱来，作为我们的救济金，这种“雪中送炭”,解人于倒悬的品德，是我们终生不能忘怀的。

大学毕业后，我投考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这件事又遇到一个小小的波澜。

事情原委是这样：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写过一篇有关“庄子”的文章，对当时学术权威某公的论点提出了商讨的意见。我那篇小文颇得当时治庄子的专家刘文典先生、冯友兰先生、闻一多先生的好评。罗常培先生主编《读书周刊》,想把它刊载出来，于是把我那篇文章拿去给某公看，请他写篇答辩，准备同时发表。不料此公看后，大发脾气，从此对我记恨在心。此公即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负责人，在我投考研究生时，他曾公开宣称：“这个学生城市气味太浓，不安心刻苦读书，专门写批驳别人的文章，我们决不能录取这类学生”。后来几经折冲，还是通过郑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罗常培先生从中排难解纷，大力推荐，才勉强把我录为备取。入学以后，我的导师唐立厂(兰)先生第一次同我谈话，即告诫我说：研究学问，正面的题目很多，还是以少写批评别人的文章为好。唐先生这些教导，我印象极深。真是，古人有一字之师，今人有一语之敌，不禁令人为之浩叹!

北大文科研究所最初设在昆明城内，由于市区连日遭到日机轰炸，于是研究所迁往距昆明市约二十里的一个小乡镇龙头村，地处昆明的名胜“黑龙潭”与“金殿”之间，这是一个宁静幽美的僻乡。当时清华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洛索坡，几个村庄相距不过二三里，这一带自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如罗常培先生、汤用彤先生和郑天挺先生，大部分时间和我们住在这里。他们除了到联大上课时进城外，一般都和我们共同生活，朝夕相处。所居乡村，仅数十户，平时荒僻清冷，几不闻人声。研究所坐落在龙头村旁的宝台山上，设备很简陋，我们住的几间小土房既是宿舍，又是图书室，连做饭、吃饭也在里面。隔壁是只住有一两个老僧的破落寺院，从不见他们拜佛、诵经，而外面香客亦复鲜过。这也增加了我们似乎旧式书院的清静生活。几十个师生每天除了读书之外，便促膝纵谈学问，别无他事。由于乡下没有电灯，晚上我们是在菜油灯下攻读的。回想做研究生时那段生涯虽然艰苦，但也很愉快。时至今日，似乎别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憧憬心情。那时我们研究所的所长是傅斯年先生，但是真正关心我们学习和生活的，却是做副所长的郑先生。同学们曾戏编一副对联曰：“郑所长是副所长，傅所长是正所长，郑、傅所长掌研所；甄宝玉是假宝玉，贾宝玉是真宝玉，甄、贾宝玉共红楼。”

抗战期间，郑先生在昆明主持的这所文科研究所培养出了几批学生，现在分散在全国各大专院校或科研单位工作，不少已在学术上作出重要贡献。有些教育界人士经常怂恿郑先生，写一篇总结那时在宝台山上培养研究生经验的文章。郑先生生前曾几次当面向我谈论此事，并说已经动笔，把我们那时的同学名之为“宝台山子”。

研究所毕业后，我便离开昆明，西去大理一所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又随该校复员迁返原来的校址武昌，长期与先生分处两地，直到一九四六年夏，我借回北方省亲之便，到北京拜见先生。当时先生还和汤用彤先生、姚从吾先生挽留我在北大任教。我因与南方一个大学的聘约未满，乃婉辞谢之。直至我动身到达天津时又接到先生一再挽留的电报。可见先生对后学的关切和殷望了。

解放后，一九五二年高等院校调整，郑先生调来南开大学，从这时起，我更与先生朝夕聚首，得以亲聆教言三十年。

先生一生志在学术，研治乙部，博极群书，为学谨严持重的精神，久为时人称道。所著诸稿，往往藏之箧笥，非有十分之见，不轻于示人也。数十年来郑先生更以关心教育，培养青年为己任。逝世前不久的一个傍晚我陪同他在校园里散步时，还谈到近年来历史系的学生立志学先秦史的人，越来越少，建议我筹办一个先秦史研究室，谆谆嘱咐要大力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先生的音容笑貌，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如在目前，孰意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精神矍铄的老人，为时不到一月，竟霍然长逝。使我们后生小子，从此请教无门，长期失所宗仰，悲夫!

(原载《南开史学》一九八三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