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忆刘大年同志的几件小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42 次 更新时间:2022-02-18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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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  


全国解放后,我读到《美国侵华史》,知道作者是刘大年,但未曾有机会见面。以后同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不在同一个研究所),才有了见面的机会。1971年下放“五七”干校,共同在河南息县,我与大年见面的机会多了。后来我们两人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社科院共有6位,还有冯至、夏鼐、吕叔湘、唐弢。人大开会的座位按姓氏笔划排列,任刘姓氏都是六划,我们邻座。开会在一起,回到住处又在一起,接触更多,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加深。以后住处相距不远,常常找他谈谈学术上的问题。

大年同志参加革命较早,却从不摆老革命的架子,没有教条气息。我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新兵和他交谈,很受教益。比如他讲述范文澜同志对于“批判继承”的理解时说,批判地继承就是把旧文化中一切合理的东西榨干,吸收为我们所用。这个比喻生动而深刻,令我心折。

1958年以后,全国广大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制度,实行了若干年,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上上下下都不满意,一个壮劳力辛苦一年,还欠了公社的债,填不饱肚子。老百姓为了抵制人民公社,才出现了包产到户(后来通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生产力很快得到恢复。这个变革改变了过去农民不关心生产的弊病,有速效。刘大年同志却指出,从长远看,农村生产发展还是要走合作化的道路,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广大农民还是不能从简单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要有新的组织形式才行。他这些见解,后来从理论上、从实践上都证明是正确的,他真正搞通了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旧哲学的不同,凸出之处在于它深入社会,干预生活,不是手持高头讲章,坐而论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研究方法,在中国经过近百年的传播,已经生根、开花、结果。我国历史学界首先用历史唯物主义解剖上古史,取得令人信服的成绩,造就了大批人才。刘大年同志是较早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他专攻近代史,他在50年代写的《论康熙》是继《美国侵华史》以后引起学术界关注的论文。

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陈寅恪,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尊重,晚年双目失明,在极左思潮笼罩下,心情郁悒,写成《柳如是别传》。刘大年同志充分肯定了陈先生在南北朝隋唐史方面的巨大成就,同时也指出,用几十万字考订柳如是的生活细节,此种研究方向不值得提倡。在对陈寅恪一片赞扬声中,能提出此种评论,不啻一付清凉剂,难能可贵。陈寅恪先生博闻强记,治学谨严,目空千古,一生服膺司马温公。司马光关心治道,主编《资治通鉴》。如能起温公于地下,《柳如是别传》必不会得到温公认同。

打倒“四人帮”后,出于对“文化大革命”荒谬批孔的反弹,学术界有些人把孔子抬出来,以补救马克思主义的“缺失”。学术界有人宣传,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是得力于孔子精神,只有恢复孔子之道,才可以救社会的时弊。刘大年同志对此提出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说,孔子的学说既然有如此神通,何以对邻居慷慨,对本土反而不帮忙?他指出,孔子学说不是最近才出现,也不是外国引进,何以几千年来孔子学说没有救了旧中国?鸦片战争以后,民贫国弱,孔子学说的威力哪里去了?孔子学说有价值,是中国人民的宝贵遗产,我们应当继承发展,但把孔子学说拔高为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原理,这是错误的。

凡是我们两人共同参加过的大小学术会议,刘大年同志必有发言稿,我有时只有一个提纲。这些细节都表现出一个科学家严肃务实的学风。刘大年同志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值得我永远学习。刘大年同志的专业范围在中国近代史,他在这个领域内带出了不少青年学者。近代史研究处处涉及西方各国,特别是政治、经济领域的利益问题。中国人民要摆脱西方殖民主义枷锁,要站起来,对此,在中国拥有既得利益的各种外国势力、集团必然要反对。一方要争取民族的自由,一方要维护既得利益,不希望看到从前的弱小国家站起来与他们平起平坐。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构成了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凡是涉及中国的变革进步的思想、改革,外国敌对势力必然反对,并且找出一些理论根据来论证中国不应改革,不应革命,不应反对西方侵略势力。近20年来,这种思想以不同的学派、学说来论证中国革命搞错了,“五四”以来从来没有找到自救的道路,甚至推论说没有辛亥革命,不推翻清政府,中国会比今天共产党领导得好。这些议论直接向社会主义中国挑战。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义不容辞,理应做出科学的答复。范文澜等同志在新中国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的科研领域,刘大年同志继承发展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这一事业,还要靠我们后死者继续努力。近代史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支柱。中国近代史研究失去一员主将,但现在已有千万生力军跟了上来,他们必将开创更光辉伟大的新局面。

最后,举一件小事,作为此文的结束。我见过不少老干部,当年为了革命生死置之度外,勇往直前,义无返顾。等到进入老年,反倒怕死了。这说明,一个革命者,完全彻底相信唯物主义,并不是人人能办到的。大年同志患病住院,曾对他的家人说,如果他的病无法治愈,不必用抢救的办法维持生命,要相信医生的诊断。身后坚决不举行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他这种明达的生死观,不愧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令人敬佩!


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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