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若平:在守成与开新中重塑党史研究的学科风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 次 更新时间:2022-08-06 0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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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若平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的大背景下,“中共党史党建”将成为法学门类的一个新的一级学科,这对党史学界来说是一桩学术盛事,对党史研究者来说也是一种鼓舞和激励,对党史学术期刊从业者来说更是一次莫大的机会与考验。回溯百年来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的飞速发展,可以明显感觉到,党史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是党史学界几代研究者、党史知识几代教育者和党史期刊及其出版机构通力合作的结果,其中的期待与冷暖,识者自知。就学术期刊在繁荣和推进党史研究的作用而言,从中央主管单位主办的党史学术期刊如《中共党史研究》,到地方主管单位主办的党史学术期刊如《党史研究与教学》等,都充分体现了支持与推动党史研究学术发展的阵地意识,在促进党史研究发挥资政育人的政治功能方面,也体现了当仁不让的担当责任。目前,在党史研究即将成为一级学科的条件下,党史期刊如何在下一个百年再造新的学术成就,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学术力量,应该是办刊人需要认真谋划与思考的重要问题。笔者在党史期刊从业30余年,感到党史期刊应当办成什么样学术风格的专业刊物,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对此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承接学术传统下的学术开新

   学术期刊是学界天下的公器,是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园地,但在一定意义上也发挥着引领学术发展方向的功能。因此,谈论党史期刊未来的发展,并不在于党史研究是否为一级学科,而在于应当厘清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学问的基本性质。只有厘清党史研究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党史期刊才有可能据此推动一系列研究朝着学术规范方向发展,更好地形成刊物与研究的互动关系,从而提升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党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实际上,对于党史研究的学术认知,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历史视野,能够被纳入分析视野中的历史现象,自然都有可能生成不同的取舍与判断。但是,无论分析视野如何变换,大凡发生过并影响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史事现象,都不能不成为需要观察和分析的对象,无论这种对象曾经有过多大的变迁起伏,这应该是一个常识。中共的历史长河已淌过百年,至今还在持续向前奔涌,向着充满期待的未来进发,希冀在新时代以及未来百年中更上一层楼。对这样一个百年政党历史发生的各种史事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毫无疑义是党史学界的重要任务。

   中共党史研究作为一门专门研究中共历史发展变迁的学问,经历了专业理论建构与知识积累的长期历史,其中形成的学术经验规则与理论思想资源,使其具备作为一门严格学科的资格,这个定位无论从经验性的观察还是从学理性的分析来看,都有知识体系内在演变的逻辑依据。很显然,既然党史研究考察的对象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变迁的历史,那么,在史学范畴的学术场域展开研究就无可非议,尽管这种研究是对政党政治活动史的研究,带有政治导向性。因此,再度持续争议学科性质的定位实在无甚意义。但是,无论问题意识还是研究意图,党史研究毕竟与一般历史研究并不完全相同,这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在现实的学术规则运用上,党史研究还必须担当政治教育的功能,虽然一般历史研究也存在教化的意图,但党史研究更具有现实政治导向的意义。以此而论,如何在一级学科范畴中,一方面既保持党史研究业已形成的原有学理共识,守成党史研究的传统学科特色,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因应现实需要的前提下有所开新,涵育党史研究在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象,拓展党史研究的知识疆域,恐怕应该成为党史研究未来学术建构的目标,也应该成为党史期刊主动的引导职责。

   二、历史叙事与理论分析的统一

   涵育新时代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象,意味着需要重塑党史研究的学科风格。“风格”一词原本是一个艺术概念,是对艺术作品独特性的典型风貌的描述,其后演化为对某种事物或行为呈现的独具特色的解释。学科风格就是一个学科蕴涵的独特面貌和学术精神。对于党史研究来说,风格不仅仅体现在撰述形式上——尽管撰述形式很重要,它能导引人们对其的接受,更为重要的是,风格的灵魂在于它的内在精神特质。党史研究作为一门研讨中共历史发展的学问,它的精神特质应当如何定位,或许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解释。但是,就中共作为一个现代型政党的建立而论,它的政治性质,早在中共创建时即已宣布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并且“信奉马克思主义”。对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进程进行叙述与解释,百年来已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专门学问,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党史研究到底具有何种学术特质的争议,尽管其中蕴涵着种种研究考量,却也因此而持续缠绕着研究者的致思神经。

   实际上,中共党史研究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特征考察自身的学术理路,并在中国语境下的学术之林讲究自己的学术风格,倒不必纠缠归类于何种学科性质而不能自拔——这并不是说党史学科不需要学术归类或性质定位,而是说在目前虽然党史研究即将被确定为一级学科的前提下,有关这一学科的学术归类或性质定位还处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下,不必过于纠缠它的学术归类或性质定位。学科风格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恐怕还胜于它的归类和定位,因为学科风格显示的是一门学问的独特性。中共党史研究的独特性就在于它是一门研究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发展的学问,对这门学问的研究,虽然不应排除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介入,但它的学术思想底色,应当显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风格。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论及马克思与历史学的关系时特别强调:“马克思对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影响,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综合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以及他所勾画或暗示出的、人类历史由原始地方自治主义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形态,一个是他对与过去的特殊方面、特殊时期和特殊问题相关的事物的具体研究。” 显然,这里概括的马克思对历史研究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强调对历史问题的研究,应当建立在综合理论(唯物史观)主导的基础上,既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也进行总体的历史把握,将二者辩证统一起来进行研究。将这种观念要素和研究特征融合在党史研究之中,形成历史叙事与理论分析的统一整体,正是体现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学术风格。

   长期以来,党史研究在学术取向上存在两种研究观念的分野:一种研究观念是将党史研究当作政治理论的研究,另一种是将其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这两种研究观念实际上都涉及党史研究作为一门学问的特征。党史研究的基础固然属于历史学范畴,这是学科意义上的定位,没有这种历史学科定位,党史研究实际上无法展开,即便展开也不属于研究中共的历史。既然如此,党史研究就不能不考察中共历史上发生过的种种历史环节,而每一种历史环节都是“特殊”的存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存在并不能涵括中共历史的整体性特征,因而,研究中共历史就不能不对“特殊”环节的历史逻辑进行综合把握,以显示中共历史发展的总体发展形态。但是,简单地将党史研究纳入一般历史学的研究范畴,恐怕也不符合党史研究长期以来形成的学术传统。从总体形态上对党史进行分析,实质上就是将中共历史置于唯物史观的观照下进行综合理论分析,唯物史观仅是党史分析的理论基础与史观原则,因而它不是在替代党史“特殊”环节的具体分析,尽管党史研究无论如何都不能脱离一般历史学追求细节考索的基本要求。以唯物史观为导向的党史分析,是一种带有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取向的理论分析。就此而论,党史研究显然不能回避理论分析的介入,尽管这种研究无论如何都是在历史分析框架之下展开的研究,应当正确地看待党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的辩证关系。

   由此可见,既然党史研究不能不涉及政治理论分析,这就要求党史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追求细节史事的考察上。具体史事只是党史研究的一面,充当着党史叙事的结构要素,并且是党史整体性结构的构成要素。因此,没有具体史事的存在,就不可能形成党史叙事,也就没有文本意义上的党史书写。通常所说的党史研究属于历史学范畴的研究,就是建立在这个认知之上的。党史研究的另一面,则在于它的理论阐释,它发挥着对具体历史叙事的分析与解释的功能。再真实可靠、生动活泼的历史叙事,都是历史语言的分析表征,诚如史学理论家所说:“真正的叙述是以分析为前提的,历史并不是直接的。”叙事的“史事”并不等于曾经发生的“史事”,衔接双方的桥梁只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理论分析。但是,这方面的问题,并不是党史研究所要重点关注的关键问题。党史研究的理论分析侧重于中共历史叙事的价值评价与意义判断,这种侧重点使得党史研究不能不引入相关的历史理论,才足以满足理论阐释的需要。中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其进行科学的理论阐释,首要选项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尽管其中并不排斥人类知识史上所创造的历史哲学遗产。

   显然,党史学科的学术底色,应当是历史叙事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统一体。党史学科的这种学术特征,既是守成的,也是开新的。说“守成”,是因为它保留了党史研究传统的史事叙事与理论分析的特色;说“开新”,是因为党史研究的学科特征,应当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分析特征,在史事叙事与理论阐释的整体研究中,建构起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学术风格。如此一来,作为一级学科的党史学科建构,就可以在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标识下,发展出既符合党史研究历史叙事的学术属性,又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阐释特征的知识形态,这是一种在守成与开新的统一体中形成的新知识形态,即体现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的知识形态。

   三、开出马克思主义学术新气象

   赋予党史学科以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并非源自党史研究需要理论支持的外在力量,而是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研究的指导性意义。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当然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涵括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观念、历史政治意识、历史观察视野等诸多方面。对于这些方面的总体哲学基础,马克思这样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恩格斯则补充说,对于一切历史科学来说,马克思的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因为它揭示了“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这不能被孤立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也都做过辨析,既承认历史发展不存在单一的方向与路线,也承认社会上层建筑所有方面同样对历史进程发挥特定的作用。因此,正如史学理论家分析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与作用,就在于“它使我们能够提出问题和假设,而不是作为提供现成答案的工具”。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核心原则,党史研究坚持这个核心原则,体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风格。具体而论,在研究中共党史的过程中,无论是事件史研究抑或思想史研究,都不应舍弃或忽略中共历史赖以生成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的实践作用;无论是综合性的历史述论抑或是个别性的史事分析,都不能撇开中共历史的整体性发展趋势而生产独立结论;无论是从本土经验出发的研究抑或借助域外分析模式的研究,都应当充分考虑赋予研究对象的适用性与可能性;无论是文化现象层面的考察抑或是符号表征层面的研究,都应将其视为由社会实践构成的历史存在;等等。诸如此类问题,都是处在“互为”关系之中,共同左右着中共历史的变化,这种历史变化的动力来源,依恩格斯的说法,就是唯物史观强调的“平行四边形”的历史合力。

中共党史研究如果要开出新的研究格局,形成新的学科风格,吸纳中外优秀学术传统固然很有必要,这是继承与开新的必要资源。但是,已有的党史研究学术传统,虽然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可是并没有在学科范畴层面真正建构起学科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学术风格,以至于在政治学或历史学范畴中争执学术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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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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