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当前全球治理面临诸多困境，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应对大变局下的各种重大挑战。中国式现代化对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经贸治理方面，坚持开放合作、共享发展，通过多边机制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安全治理方面，树立新安全观，强调对话与协商，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全球安全贡献力量；在生态治理方面，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推进不同国家共同担责，致力于实现绿色转型；在数字治理方面，倡导公平正义，提倡数字资源共享，消除数据鸿沟，推动技术安全向善；在文化文明交流方面，尊重文明多样性，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文化文明交流互鉴。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全球治理 治理困境 治理体系 治理格局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上霸权主义逆流涌动，冷战思维、集团政治使全球濒临陷入分裂与对抗的风险，全球治理面临单边主义抬头、发展鸿沟加深、安全局势失控等困境。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未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和数字安全等全球性问题，导致国家间信任缺失和合作意愿降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难以及时适应国际新兴事务和重大变化，全球治理格局未能完全反映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体现出治理规则的滞后性。
在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贡献了东方智慧。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国式现代化“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1]。中国始终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直面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共同问题与挑战，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方案，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一、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全球经贸治理开放合作和互利共赢
当今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筑墙设垒”“脱钩断链”等保护主义措施层出不穷。面对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新的全球经贸治理理念和实践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开放合作的发展道路，为全球经贸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关键动力。开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有坚持开放合作，才能实现共同繁荣。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2]，也是中国对少数大国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回应。在现代化进程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中国参与引领全球经贸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重大举措。
一是以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发展理念促进全球经贸治理体系变革。习近平指出：“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3]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互利合作，在国际贸易与投资中，摒弃“零和博弈”，以共赢为目标，促使各国在经贸领域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推动合作机制的创新与发展。中国以共同繁荣为目标，强调发展成果应当惠及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经济尚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携手，推动共同进步，强调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支持，共同推动经济发展。这一立场呼吁各国维护国际贸易秩序，通过对话与协商推动各方利益的平衡，抵制贸易壁垒。
二是推进产业体系建设，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随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推进，我们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为世界提供更大规模的中国市场和中国需求。”[4]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和投资空间。众多跨国企业在中国布局产业链，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也带动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中国坚定支持自由贸易，通过举办进博会等举措，向世界敞开市场，为稳定全球经济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5]，面对逆全球化浪潮，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等实践，为全球经济治理注入新动能。在全球供应链危机中，中国通过稳定产业链、保障粮食和能源安全，通过“国际国内双循环”战略推动全球供应链向区域化、弹性化转变，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三是扩大制度型开放，为改变全球经贸格局提供中国方案。“我们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中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6]制度型开放意味着不仅仅是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开放，更是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层面的开放。中国通过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举措，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球互联互通的重要实践，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为全球经济增长创造新动能。在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等新兴领域，中国正在积极探索规则制定，努力在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贡献自身智慧。“我们将坚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共同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7]中国提出的“全球南方”合作框架、“金砖+”合作机制、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等平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与15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文件，推动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全球经贸治理格局朝着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理念革新和务实行动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此起彼伏，全球安全问题加剧。联合国及其安理会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核心机构，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然而，少数西方大国长期将本国利益置于国际安全稳定之上，搞集团政治、阵营对立，煽风拱火制造摩擦动荡，在停火促和问题上习惯性滥用一票否决权，甚至多次绕过联合国对他国进行军事干预，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权威受到严重削弱。
这些困境的核心在于一些国家冷战思维、霸权思维、丛林思维的延续，也植根于历史上西方国家殖民掠夺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西方的殖民统治掠夺了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其殖民思维下的干涉政策延续至今，西方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常常采取单边行动或军事干预来维护其利益。面对充满不平等的旧有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国式现代化通过革新安全治理观念、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务实行动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新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一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引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习近平指出：“要携手推进和平安全的现代化。现代化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8]这一认识具体体现在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新安全观强调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我们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9]。一方面，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参与全球治理，以安全促发展，以发展保安全，为消除“安全赤字”和“发展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这种将发展与安全有机结合的思路，突破了西方长期以来将安全问题军事化、将发展问题政治化的思维定式。另一方面，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合作促发展、以合作促安全，构建起更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中国以创新合作制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通过金砖国家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推动国际安全秩序变革完善。
二是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树立安全稳定的现代化新典范。“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10]不同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发展不依靠殖民扩张和侵略压迫而是通过和平发展实现现代化。中国始终将和平发展写入宪法，是唯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大国，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核裁军作出表率。在国际合作中，中国在拉美、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始终遵循“不干涉内政”原则，不附加政治条件，真正体现平等互利精神。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为维护全球安全作出实质性贡献。
三是以务实行动为解决具体安全问题贡献中国力量。“我们要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11]在热点问题上，中国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全力维护和平。中国成功斡旋沙特伊朗复交，在乌克兰危机上坚持劝和促谈，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秉持公平正义推动停火止战，展现了大国担当。中国倡导的“非对抗性协商”，提升了全球治理效能，通过照顾各方关切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地区核问题上，中国提出的“双暂停”倡议和“双轨并行”思路为解决地区核问题提供了现实路径。在反恐问题上，中国强调标本兼治，通过发展消除贫困、通过教育消除愚昧、通过对话消除仇恨，这种治理路径为国际反恐提供了新思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全球生态治理共同担责与绿色转型
西方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历史欠账和当前作为，使全球生态治理面临困境。一些西方国家始终拒绝承担历史责任，反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美国累计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5%以上，人均碳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却在气候治理上反复“退群”，其国内气候立法屡遭挫败，承诺的气候资金迟迟不能兑现。美国还拒绝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是全球唯一未加入该公约的主要经济体。这种将国内政治凌驾于全球利益之上的做法，严重削弱了国际环境条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此外，一些西方国家打着环保旗号设置“绿色壁垒”，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通过巨额补贴搞绿色产业垄断，这些做法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权利。在绿色合作方面，西方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长期落空，实际到位资金不足承诺的一半，且大部分是贷款。在技术转让方面，西方国家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对清洁能源核心技术实施严格封锁，阻碍了全球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使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时面临资金和技术双重困境。
这些治理困境的根源是少数西方国家实行的“生态帝国主义”和“碳殖民主义”。某些西方政府和跨国公司通过“碳抵消”项目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圈地，打着植树造林的旗号无偿占据当地的土地。一些西方国家还试图通过“净零排放”概念，将减排责任转嫁给发展中国家，自己继续维持高碳生活方式。更有甚者，某些西方国家提出所谓“气候难民”概念，将气候变化作为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新借口。这种新型“生态帝国主义”延续了其经济政治上的霸权逻辑。面对生态治理困境，中国式现代化以其独特的理念和实践，正在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一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重塑全球生态文明治理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2]，拒绝将自然视为征服对象的发展逻辑。习近平强调“要携手推进生态友好的现代化。绿色发展是新时代现代化的鲜明标识”[13]，这种理念正在改变国际生态话语体系。中国提出的“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被写入多个联合国决议，“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价为“改变了许多世界上污染最严重地方”的理念。[14]中国始终“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15]，通过将生态文明纳入现代化总体布局，中国向世界证明：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也能实现现代化，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绿色发展的新选择。
二是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从“空谈”走向“实干”，明确国际减排责任体系。中国提出的“双碳”目标和实现路径，正在改变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通过2012—2023年单位GDP能耗下降26.8%、碳排放强度降低超35%的实际成就，中国打破了“发展必然高碳”的惯性模式。更重要的是，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国际谈判中成功抵制了西方淡化历史责任的企图。中国倡导的“国家自主贡献”机制被《巴黎协定》采纳，取代了西方主张的强制性减排分配，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根据自身国情制定减排目标的权利。这种务实灵活、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拥护，成为全球气候合作的新范式。
三是以绿色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书写自己的绿色发展篇章。中国构建南南合作新机制，改变“北强南弱”的全球生态治理权力结构。针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承诺长期落空的现实，中国开辟了新的合作路径。通过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启动“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资金技术支持。在全面有效落实《巴黎协定》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过程中，中国成功推动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打破了发达国家对全球性环境基金的垄断。能源问题与绿色发展息息相关，习近平指出：“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是篇大文章”。[16]中国倡导“坚持先立后破，使清洁能源平稳有序替代传统能源”[17]，这一主张获得许多发展中国家支持，成功抵制了西方激进“去碳化”议程。
四是打破西方绿色技术垄断，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技术发展。截至2024年底，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18.89亿千瓦，超过全球总量40%；光伏组件价格较2010年下降90%，出口覆盖200多个国家。这种大规模技术扩散彻底改变了全球清洁能源格局——过去由西方垄断定价的太阳能、风能技术，现在成为发展中国家也能负担的普惠技术。中国在摩洛哥建设的光热电站、在埃塞俄比亚建设的风电项目，不仅提供设备，更传授技术、培养人才，帮助当地形成完整产业链。“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制定的18项环境标准被联合国采纳，打破了西方在国际环境标准制定上的垄断地位。中国正在“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矿产、绿色交通等领域国际合作”[18]，构建起不同于西方绿色技术殖民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通过切实有效的实际行动，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改变全球生态治理格局。
四、中国式现代化倡导全球数字治理公平正义和安全向善
当今世界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时期，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技术先发优势，构建了一个充满霸权色彩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不仅阻碍了数字技术造福全人类的进程，还制造和加剧了全球“数字鸿沟”。美国利用法律赋予自身获取外国数据的权力，侵犯他国的数字主权，并滥用在互联网基础设施上的控制权，实施“数字制裁”。“棱镜门”“泄露门”“前沿狩猎”等多起事件暴露了美国对全球用户数据的监控与滥用，其网络攻击的武器化进一步威胁全球网络安全。面对这些问题，全球需要采取切实措施，推动更加公平正义的数字治理。
面对西方数字霸权造成的种种困境，中国坚持“要秉持以人为中心、基于事实的政策导向，探讨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19]。当少数西方国家构筑“小院高墙”、搞技术脱钩时，中国正在推动数字互联互通；当西方将数字技术变成新掠夺工具时，中国正在促进人工智能等技术安全向善发展。通过建立平等互利的数字合作机制、公正有序的数字治理规则、以人为本的技术伦理，中国正在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格局深刻变革。
一是推动构建公平正义的数字治理秩序。数字技术、网络空间自诞生以来就是全球性问题，中国呼吁“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20]。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将数字治理变成少数国家的特权。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中，中国努力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数字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中国提出的“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强调尊重他国主权、反对数据霸权，为制定公平合理的全球数据治理规则提供了中国智慧。在5G、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标准制定中，中国坚持开放合作，打破西方技术标准垄断，推动形成更加均衡的国际标准体系。
二是倡导数字资源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明确提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走出一条数字资源共建共享、数字经济活力迸发、数字治理精准高效、数字文化繁荣发展、数字安全保障有力、数字合作互利共赢的全球数字发展道路。”[21]中国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将自身数字化发展经验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帮助共建国家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5G网络、数据中心、智慧城市等项目在亚非拉地区落地生根。这种共建共享模式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参与数字经济发展。
三是创新数字安全与发展平衡的治理模式。不同于西方动辄实施“长臂管辖”、将数据安全政治化的做法，中国主张通过平等协商解决跨境数据流动问题，尊重各国数字主权和发展道路选择。中国明确反对利用信息技术破坏他国关键基础设施或进行大规模监控，倡导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在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领域，中国通过创新监管模式，既有效防范风险，又充分释放创新活力，为全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四是践行科技安全向善的人工智能治理理念。针对人工智能可能成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的风险，习近平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和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向善、造福全人类。”[22]中国将这一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举办了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表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同各方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确立的“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原则，要求人工智能发展必须服务于全人类福祉，防止技术被少数群体垄断。中国还通过开源开放策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普惠化，让更多国家和地区能够分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
五、中国式现代化助推全球文化文明平等交流互鉴
文化文明是全球治理的深层基础。当今全球治理困境的根源，正是西方将其文明模式强加为“普世标准”，进而垄断了国际规则制定权。“文明冲突论”和“文明优劣论”为西方霸权式的全球治理提供理论依据。西方将自己定义为“文明世界”，将其他国家贬为“野蛮”或“专制”，由此确立了“文明国家有权干预野蛮国家”的逻辑。这种文明等级观直接转化为国际治理中的等级秩序——西方国家自认为有权制定规则，其他国家只能遵守。西方将“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抽象化、绝对化，作为评判他国的标准，为干涉他国提供借口，“普世价值”由此成为西方破坏国际法、践踏主权原则的挡箭牌。
同时，通过成熟的文化产业体系、西方大学精英教育、各类“领导力培训”项目等，西方成规模地在全球培养认同其价值观并维护西方所主导全球治理体系的精英阶层。西方智库、学术机构不断炮制“民主赤字”“威权主义”“流氓国家”等概念，将西方关切包装成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这正是文化霸权转化为治理霸权的体现。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前提，是不同文明平等参与世界历史潮流。当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文明平等、相信自身文化价值、能够提出基于自身文明文化的治理方案时，全球治理的旧秩序就会加速变革，真正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秩序就会加速形成。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文化文明平等交流互鉴，是撬动全球治理格局深刻变化的支点。
一是打破西方文明话语垄断，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奠定理念基础。习近平深刻指出：“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23]如果各文明是平等的，那么各国在全球治理中也应该是平等的。2023年3月，中国正式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一倡议正在改变国际社会的文明观——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西方模式不是唯一选择，每个文明都有参与全球治理的平等权利。这种文明平等观，正在转化为改革国际组织机构、重塑国际规则的强大动力。
二是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为重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价值规范。习近平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24]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涵盖了人类共同追求，又尊重各国实现路径的多样性。这打破了西方用单一标准评判所有国家的霸权逻辑。在联合国改革、世贸组织改革、气候治理谈判中，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引用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要求建立更加公平的规则体系。中国始终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5]，通过树立新全球价值观，推动形成新全球治理观，正在改变全球治理的评判标准和规则导向。
三是通过文明对话机制，构建全球治理新型合作网络。“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26]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中非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等平台，不仅是文化交流机制，更是全球治理合作机制。通过文明对话建立的互信，正在转化为治理合作的基础。“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获得150多个国家支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尊重不同文明，不附加政治条件。这种基于文明互鉴的合作模式，正在形成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网络。
四是培养多元文明视角的国际治理人才，打破西方精英垄断。中方牵头成立了“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中国正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培养具有本土文明自信的治理人才，这些人才不再盲从西方理论，而是基于自身文明传统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组织中，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专业人士增多，正在改变这些机构的决策文化和工作方式。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让一切文明的精华造福当今、造福人类”[27]，这个目标不仅是文化愿景，更是全球治理应该追求的境界。“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28]通过文明平等交流互鉴实现治理变革，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治理开辟的新道路。
注释
[1][4][5][7][9][10][26]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
[2]《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25页。
[3]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
[6]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8月23日。
[8][13]习近平：《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4年9月6日。
[11]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5日。
[12][2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页；第63页。
[14]UNEP,GreenisGold:TheStrategyandActionsofChina'sEcologicalCivilization,UNEPNairobi,Kenya,2016,p20,p28.
[15][20][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5页；第534页；第544页。
[16][17][18][22]习近平：《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人民日报》2024年11月20日。
[19]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
[21]《习近平向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致贺信》，《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0日。
[2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92页。
[27]《习近平复信希腊学者》，《人民日报》2023年2月21日。
[28]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