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法律在制定后，法院开始处理与该部法律有关的案件时，该部法律必然需经过一个适用和解释的过程。法院在这方面的角色，是有原创性的、积极的，而非完全被动的或机械式的。

法院不时会遇到一些具挑战性的、不容易解决的法理问题，在涉及《港区国安法》的案件中尤其如是。因为国安法不是香港本地的立法，而是中央的立法，香港法院在国安法的实施过程中，需要解释和适用的不是一般香港法律，而是一部内地法律，还需要处理国安法与香港本地法律的衔接、互动和结合使用的问题。本文将举3个重要判决为例，以说明国安法的判例法的发展态势。

黎智英保释案

国安法实施初期的最重要判例，便是终审法院2021年2月在「黎智英保释案」的判决。于本案中，终审法院除了澄清了国安法第42条关于保释的规定如何适用之外，还对国安法应如何解释和它与《基本法》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权威性的论述。终审法院指出，法院在解释国安法时，应重视其制定背景和立法目的，并就此可参考全国人大在审议「人大国安决定」草案时，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国安法草案时，有关官员所作出的说明。

就国安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来说，终审法院考虑了国安法的制定和纳入基本法附件三，是否符合基本法规定。终审法院指出：就国家安全问题立法，属中央事权，国安法是「不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的全国性法律，所以可合法合宪地根据基本法第18条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从而在香港实施。法院同时裁定，香港法院无权审查国安法的个别条文是否符合基本法。

就保释问题来说，终审法院裁定，在处理保释问题时，香港法院应适用的法律，乃基于国安法和香港原有法律的有机结合——法官应优先考虑国安法第42条所订出的较严格标准，如果根据这个标准，被告人不应获保释，法院便这样决定；如果根据第42条的标准，被告人可获保释，法官仍须进一步适用香港原有刑事诉讼条例中关于保释的规定，并根据该条例指明的考虑因素，作出是否给予保释的最后决定。

唐英杰案

除了保释的问题外，香港法院在国安法实施初期处理的另一个程序问题，便是陪审团审讯的问题。根据国安法第46条，如律政司在高等法院向被告人提出检控，律政司长可基于保障陪审员及其家人安全等理由发出证书，指示该国安案件于高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审判庭（而非由一名法官会同陪审团）审讯。 在「唐英杰案」中，律政司长发出了不采用陪审团审讯的证书；被告人唐英杰对此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原讼法庭驳回了提出司法覆核的许可申请，上诉时上诉庭维持原判。法院指出：陪审团并非公平审讯所必需；法院认为律政司根据国安法第46条，决定在没有设陪审团的法院进行检控，属检控权的范围，亦即基本法第63条提到的「不受任何干涉」的检察工作范围。因此，「不采用陪审团」的决定，一般来说不受司法覆核，除非涉及律政司的不诚实或恶意行为。

吕世瑜案

至于在国安法案件如何判刑，以及国安法与香港本地法律的关系，终审法院在「吕世瑜案」的判决，是最重要判例。于该案中，被告人被控煽动分裂国家罪，而被告人承认控罪。

一般来说，根据香港法律和司法惯例，在被告人认罪的情况下，法院于量刑时可就其本应判处的刑期扣减三分之一。本案涉及国安法第21条的罪行，该条规定，煽动分裂国家罪的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的监禁刑期。在本案中，原审法官认为情节严重，考虑到具体案情，认为量刑起点是5年半，扣减三分之一后将低于第21条订明的（适用于情节严重之案件的）5年最低刑期。在这情况下，原审法官裁定刑期不得扣减至低于该法定最低刑期，故判处被告人5年徒刑。

案件上诉到上诉法庭，然后再上诉至终审法院，两个法院都驳回被告人的上诉。它们都裁定：由于本案情节严重，所以即使被告人认罪，其刑期扣减后仍不得低于国安法第21条规定的5年最低刑期。终审法院于本案中指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中提交的关于国安法草案之说明中，提到国安法与香港本地法律有衔接、兼容和互补的关系，因此在处理判刑问题时，香港法院应同时适用国安法的有关规定，及香港原有法律中所有关于判刑的原则和考虑，除非两者有所抵触；如有抵触，便根据国安法第62条，适用国安法的规定。

在本案中，终审法院对于如何解释国安法，也有所论述。终院认为，正如香港法院一直应用普通法的法律解释方法来解释基本法一样，法院也应采用普通法的方法来解释国安法；而不适用于香港的、与保障国家安全无关的中国内地法律，则不应视为解释国安法时的参考材料。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未能讨论更多判例。总体来说，我认为香港法院的国安法判例的取向，是符合国安法立法原意的，产生了国安法旨在达到的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效果，而且体现了国安法立法时强调的，国安法与香港本地法律的衔接、兼容和互补关系。

作者是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郑陈兰如基金宪法学讲座教授

陈弘毅：因为国安法不是香港本地的立法，而是中央的立法，香港法院在国安法的实施过程中，需要解释和适用的不是一般香港法律，而是一部内地法律，还需要处理国安法与香港本地法律的衔接、互动和结合使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