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将友谊比喻为生命的泉水，因为它可以润泽心灵的瘠土，使重驮着悲苦命运的人们变得更为坚实。在沈从文、丁玲、胡也频早期的文学活动中，就曾经汩汨流淌过这种友谊的清泉。作为“文章知己”，他们曾一起在北京香山静宜国的水池中荡舟，头上是朦胧的月色，耳边是隐隐的箫鼓声。他们也曾在上海望平街那摇摇欲坠的楼上合编副刊，同吃辣椒、菠菜，同看最后的清样。当二十九岁的胡也频穿着沈从文的海虎绒袍子慷慨就义之后，丁玲和沈从文之间的友谊受到了一次严酷的考验。
应该承认，由于丁玲、胡也频20年代后期的逐渐左倾，沈从文跟他们之间精神上的距离也随之拉大。沈从文越来越感到自己那“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难以跟他们“走同一道路”（《记胡也频》），但他们三人毕竟像兄弟姐妹般地相处过，彼此不愿意看到旧谊的丝缕断绝。因此，沈从文不仅两赴南京营救胡也频，而且后来又毅然陪伴成为新寡的丁玲从上海回湖南老家，将烈士的遗孤交外祖母抚养。当他们入洞庭、渡沅水、闯过六次盘查关的时候，他们的友谊也在腥风血雨中得到了净化与升华。
令人遗憾的是，丁玲和沈从文之间的友谊终于在半个世纪之后悲剧性地终结，其公开表现之一是丁玲《也频与革命》一文的发表。这篇刊登于《诗刊》1980年3月号的文章，将沈从文的《记丁玲》一书称为“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并斥责了沈从文“对革命的无知、无情”，乃致“对革命者的歪曲和嘲弄”。
沈从文对丁玲这篇文章所作出的反应，则是在编定十二卷本《沈从文文集》时，断然抽出了《记丁玲》、《记丁玲续集》两书，并在致友人信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至此，这两位文学大师的矛盾就完全暴露在热爱他们作品的读者面前。不过，作为局外人的读者仅仅感到他们友谊裂缝的不可弥合，而对这条裂缝的初现及其扩展过程却不知其详。
1986年3月4日，82岁的丁玲在经历了“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之后离开了人世，这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在弥留之际写下的最后的一行字却是：“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直到神志不清时，她还清晰地一字一顿地对秘书说：“我早成佛了。”两年后的5月10日，沈从文也走完了他86年的人生旅程。他的遗言是：死后不举行仪式，不要宣传，不发消息，不开追悼会。这一连四个“不”字，清楚表明他对人世的褒贬、荣辱视若浮云。这种超然于物外的气度，也近乎于佛家的心态。
然而，幸存在莽莽红尘中的好事的人们却无法像已故者那样超然。由于立场、观点、情感的差异以及种种复杂的错综社会关系，他们不仅对于活人的是非功过争论不休，而且对于判断死者生前的恩怨也仍然有着不疲倦的兴趣。于是，在沈从文去世半年后，作家徐迟在《长江文艺》1989年1月号率先披露了沈从文1980年7月2日给他的一封长信。沈从文写道：
……听人说，我的作品近于抒情诗，用法文译较易传神。这多属于“正面”的。当然还有“反面”的，也值得欣赏，即《诗刊》3月份上中国“最伟大女作家”骂我的文章，不仅出人意料，也为我料想不到。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乍一看来，用心极深，措辞极险。但是略加分析，则使人发笑，特别是有人问及她这文章用意时，她支吾其词，答非所问，无从正面作出回答。她廿年来受的委曲，来自何方，难道自己不明明白白？嚷也不敢嚷一声，自有难言苦衷，却找我来出气，可见聪明过人处。主要是我无权无势，且明白我的性格，绝对不会和她争是非。自以为这一着够得上“聪明绝顶”，事实上，卅年代活着的熟人还多着，（即或过去和我不熟，也骂过我，但从近卅年种种印象，都会明白这文章用意的。）
我对他们夫妇已够朋友了，在他们困难中，总算尽了我能尽的力，而当她十分得意那几年，却从不依赖她谋过一官半职，几乎所有的老同行，旧同事，都在新社会日子过得十分热闹时，我却不声不响在博物馆不折不扣做了整一年“说明员”。所有书全烧尽了，也认为十分平常，并不妨碍我对新工作丧失信心，更不曾影响我对国家的热爱。
在她因内部矛盾受排挤时，都是充满同情。到明白转过山西临汾时，还托熟人致意。可料想不到，为了恢复她的“天下第一”地位，却别出心裁，用老朋友来“开刀祭旗”，似乎以为如此一来，我就真正成了“市侩”，也就再无别的人提出不同意见……
沈从文推断丁玲对他的不满主要有两点：一，《记丁玲》及其“续集”对她“举得不够高”；二，书中“不该提及对于现今还活在台湾的一个人的“怀疑”——此人即1931年至1934年5月曾与丁玲发生同居关系的冯达。冯达是向国民党自首的共产党人。丁玲跟他生过一个女孩的历史，长期成为烙在丁玲身上一块洗不净的耻辱印记，也成为一些人加害于丁玲的一个口实。
紧跟在徐迟先生之后的一位自称“对文坛的是是非非毫无兴趣的”周健强女士。她在大陆的《散文世界》和香港的《明报月刊》同时发表了《丁玲晚年为何詈骂沈从文》一文，披露了一封她“秘密珍藏”多年的沈从文信札。沈从文在这封写于1982年1月9日的信中，再次强调丁玲不满意的实质，是嫌《记丁玲》一书“举得她不够高，有损于她的伟大形象，如此而已”（《明报月刊》1989年11月号，第82页）。由此可见，沈从文在两封信中所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徐先生未对沈、丁矛盾明确表态，只想给学者“作参照之用耳”，而周女士的文章却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
《明报月刊》刊登周健强的文章时加了一段“编者按”，承认该文仅仅“记载沈从文的答案”。周女士在她的大作中也承认她提供的是“单方面的解答，尚留一半‘谜底’待人寻味”。
我跟周女士一样也是好事之徒。为了揭开她留下的那一半谜底，我查阅了一些史料，又走访了丁玲生前的丈夫陈明先生，并通过陈明先生查阅了丁玲的有关遗书。古语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想，公正的史家和处于超然立场的读者只有在了解丁玲的意见之后，才能对这一桩“文坛公案”作出较为全面、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
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丁玲公开流露对沈从文的不满可以上溯到1938年左右。署名“L·荫森”的《丁玲在西北》一书中写道：
“丁玲似乎感到文人在友情上的浅薄与虚伪。她被捕后，她的友人就利用这机会出了本《丁玲选集》，获得名利双收。丁玲很爱她的母亲以及两三个孩子，自她被捕后，母亲与子女的生活当然是很悲哀惨苦的。沈从文几次回湖南，连顺道去探望一次都不曾，不必说是友情上的应有的扶助了。”（广州新闻研究社1938年5月初版，第42页）
据了解，这位“L·荫森”先生其实是中共地下人员朱正明的化名。文中提到的那位“友人”即蓬子。丁玲被秘密绑架半年后，蓬子在该书卷首冠以他撰写的长文《我们的朋友丁玲》，介绍了他跟丁玲、沈从文、胡也频之间的友谊，特别披露了丁玲深埋在心中并煎熬她达两年之久的对冯雪峰的情感。当时蓬子以为丁玲已成为“死去的战士”，故出版此书、发表此文前都未征求丁玲的意见。
至于责备沈从文没有在丁玲被捕后顺道探望她的母亲，无疑也是丁玲本人的意思，不可能出自“L·荫森”的杜撰。这一点，在丁玲晚年写成的《魍魉世界》中可以得到印证。早在陕北时期，丁玲就想写一部名为《南京四年》的书，记叙她那段饱含血泪的囚居生活，但这一夙愿却直到1984年才得以实现。丁玲在这部回忆录中说，她被捕后曾经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求沈从文看在死去的也频的面上，替她照顾母亲和孩子，但后来沈从文“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
1936年，她在北平会见挚友王会悟。王告诉丁玲，左联成员曾委托她跟沈从文商量，拟用沈的名义，把丁玲之母从湖南接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但沈从文轻信吴铁城和胡适之言，说丁玲没有被捕，并声明他跟丁玲早已没有来往。看来一贯表示“中立”的沈从文对于跟左翼人士采取联合行动，比进行独立的营救活动有着更多的顾忌。
此后，沈从文于1934年返回湘西，路过常德，也不去探望丁玲的母亲。母亲后来曾把这件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丁玲听，而丁玲“心里却有点难受”。丁玲虽然表示沈从文“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但也承认自此两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魍魉世界之二十三：春暖待花开》）
对于母亲和挚友的话，丁玲自然是深信不疑的。当年主持“丁、潘（梓年）营救委员会”的楼适夷先生说法跟王会悟完全一致，并有书面材料。陈明先生也对我说：“王会悟尚健在，头脑清楚，你可以去问她嘛。”不过，另一方面的事实也是有目共睹的，即丁玲被捕后，沈从文公开发表了《丁玲女士被捕》与《丁玲女士失踪》两文，谴责国民党政府不按法律手续而用绑票方法虐杀知识阶级。
当误传丁玲殉难时，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以寄托对老友的哀思。友谊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崇高的超乎于世俗利害关系之上的真诚情感，但它又不可能完全脱离特定的政治环境和不同人在现实社会中所持的不同立场。因此，对于沈从文在丁玲被捕后的表现，恐怕不宜作简单化的肯定和否定。
丁玲与沈从文之间的友谊在这场政治风波之后虽然进一步淡化，但朋友关系总算没有彻底破裂。沈从文对周健强说：“我们一直都是朋友，一直要好；解放后，她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时候，我没有去巴结过她，她对我也没有什么恶意。”这一表述与客观实际是基本吻合的。
从大陆解放初期至1955年秋，丁玲的确处过一段短暂的顺境——尽管从来没有真正“在天上飞来飞去”，而此时的沈从文，却因曾受到左翼文坛的严正批判而陷入“灵魂的迷乱”。比如他服用一种叫“鸡鸣散”的中药，就会立刻产生臆想，以为待到天明鸡一叫，他这个家就会离散。在这种极度的紧张和恐惧中，他终于用小刀划破血管，试图自杀。丁玲闻讯，立即跟陈明一道去看望他；为了使谈话更无拘束还特约了一位“京派作家”何其芳。丁玲劝他不要疑神疑鬼，自恐自吓，要他把空洞的自大处和过分的自卑处统统抛掉，抛得越快越好。临行前，丁玲以二百万元相赠——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
老友的关怀和开导使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沈从文深受感动。1950年9月8日，他给丁玲写了一封三千余字的长信，主要谈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大陆解放后，他心中“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感到“什么都完了”。由于“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导致神经失常，“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他“实在需要得到一点支持，才能够不再崩溃”。二，通过学习，检讨自己，“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态，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三，他请求丁玲转告有关方面，希望能得到中共的谅解，安排他从事工艺美术研究，“为将来建设中的人民工艺美术的保存与发扬终生服务”。同时，他希望丁玲劝他妻子留在北平工作，留在他的身边，因为他“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有妻子和孩子。
我不了解丁玲向有关方面传达沈从文请求的情况，只知道沈从文很快被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陈列组工作。经过他三十余年的潜心研究，终于以《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论著赢得了世界性的赞誉。1950年11月，丁玲撰写了《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如实记叙了沈从文作为一个“困苦时期结识的知友”，在胡也频被捕后给予她的真诚帮助。文章也分析了沈从文的两面性，但笔端仍带温情。1952年8月18日，沈从文再次致函丁玲，一托她将文稿推荐给报刊发表，二向他借一百万元。他们这一时期其他方面的交往，因无文字凭据，故不赘述。
从1955年秋天开始，丁玲先后被指控为反党集团成员、右派分子、叛徒，被开除党籍、公职，甚至锒铛入狱，直到历尽二十四年坎坷之后，方于1979年2月获准从山西长治市郊区的嶂头村返回北京治病。这一时期，丁玲自身难保，当然不能再给沈从文以关照，而生活相对安定的沈从文似乎也并没有在精神和物质上给沦为流囚的老友以些微的帮助。
1978年冬，即粉碎“四人帮”两年之后，我曾致函沈从文，打听丁玲的地址及近况，沈从文表示一无所知，并承认“和丁玲多年来没有直接通过信”（1978年12月14日致笔者函）。当然，这种状况主要应该归咎于历史，不能再以古代传说中的义士高风苛求在畸形政治下难以掌握自己命运的今人。
大约就在1979年秋季，博学而质朴的日本女汉学家中岛碧女士访问丁玲——她是《丁玲论》的作者，也是钱钟书夫妇作品的翻译者。她送给丁玲两本书，即《记丁玲》与《记丁玲续集》，香港某书店据1939年9月上海良友复兴公司的初版本翻印。至此，丁玲才知道世间有这样两本关于她的书。令人费解的是，沈从文在事前事后从来没有在她面前提起过。
中岛碧女士在赠送这两本书时提出了许多疑问。比如她问丁玲，《记丁玲》中采用了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同住”这种含糊的措词（后来被一些人引申为三个同住一房，同盖一被），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实是，1929年他们合办《红黑月刊》时，短期合赁了上海萨坡赛路204号一栋三层楼的房子——沈从文和妹妹、母亲住三楼，丁玲、胡也频和丁玲之母住二楼，楼下是出版处。这就是三人“同住”的全部秘密。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写道：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沈从文的“春秋笔法”就为这种想像力能够跃进的人提供了联想的依据，但因绯闻而名誉受损在中国却是女人的专利。
作为传主的丁玲对于这样一部号称研究她的“入门书”自然要认真拜读一番的。1985年6月25日，丁玲在致上海石化总厂子弟学校教师姚明强的信中，曾这样追述她读完之后的心情：
……我生气。一直生气，他以为我死了，他在写《记丁玲》时，谣传我已死。这本书曾想逐条批驳，但转念我个人所受的诬蔑，有比沈从文更甚者，如我能忍受，那么沈从文的这本书就不值什么了。只是它有影响，成为研究我个人的第一手资料，还当着是非常可靠的，我在写《也频与革命》中曾说过这是一本很坏的小说。我想也够了。去年我在厦门读过一篇批评这本书的论文，我也建议不要发表，实在认为他也受过一些罪，现在老了，又多病，宽厚一些好了。
信中提到“批评这本书的论文”，即冯雪峰长子冯夏熊撰写的《丁玲与〈记丁玲〉》，洋洋洒洒两万六千余字，根据丁玲的意见未予发表。信中谈到丁玲本人曾想对这两本书逐条批驳，这可以从她的遗书中找到证据。我粗略统计了一下，丁玲在《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两书中所写的眉批、旁注等多达一百二十七条，在书签上写的意见及口述意见尚不包括在内。从她信中所述来看，她当时没有公开批驳，仍然是顾及她跟沈从文的旧谊，以免失之于宽厚。她之所以在《也频与革命》一文中敲打沈从文几句，主要目的是希望读者不再继续把《记丁玲》及其续集视为研究丁玲的权威定评和重要根据。
那么，丁玲的一百二十六条批语是些什么内容呢？为节省文章篇幅和读者时间，我将它归纳为四类，每类略举数例，使读者借一斑以窥全豹。需要郑重声明的是，本文仅涉及对《记丁玲》及其续集的评价，不涉及沈从文的其他作品及全部历史功过；此外，笔者只是如实披露丁玲本人的观点，相信明达的读者不至于把丁玲的观点与笔者的观点划上等号。
一，丁玲认为《记丁玲》及其“续集”违反了传记作品的真实原则，很多内容纯系编造臆想，一些情节的夸张甚至超过了小说。
例证——
《记丁玲》第8页~第9页：
她的爸爸……生平极其爱马……把马牵到城外去，见有什么陌生人对马匹加了些称赞……他便提议把这马贬价出让。有时那骑马人决无能力购置一匹良驹，他便强迫把自己马匹赠给这个陌生的路人。
丁批：
夸大了，哪里有这样傻人。我父亲固然有些公子气，大方洒脱，但他的家境也不是随便可以强迫别人接受他的马匹的。
《记丁玲》第46页：
……不过那时书架上的英文书籍，则仿佛一共只有三本，一本是小仲马的《茶花女》，一本是莫泊桑的《人心》，一本则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两人虽然只有这样三本书，还常常预备着手来翻译。
丁批：
我的英文根本够不上翻译；也频的外语程度比我还差，他根本没读过什么书呵！
《记丁玲》第47页：
信那么草草写着——
休：我遇了冤枉事情……被误会逮捕了。请你费神向胡先生蔡先生一求，要他们设法保我出来。请吴经熊律师，乘我还不转移龙华时，进行诉讼。……崇轩
丁批：
也频如何知道吴经熊？他怎么知道他要转龙华？都是由他想象。也频被捕后用名蒋伯铭。
《记丁玲续集》第125页：
（丁冷的母亲要求把外孙送回湖南）得到这信时丁玲真着了急，不知应当怎么办。那时她恰好得徐志摩先生帮忙，为向中华书局卖了一本书，得了一点钱，又从邵洵美借了一笔钱……
丁批：
我怎么能向邵洵美那里借钱？现在我倒怀疑是否他用我的名义向那些人借过钱。我回湖南是我向郑振铎预支稿费二百元。后来我没有用稿子偿还，是我一生中惟一的欠债。
《记丁玲续集》第170页~171页：
这文章（按：指沈从文的《记胡也频》）未着手以前，我曾写信去告诉她，并向她询问关于这文章的意见。
丁批：
事先我根本不知道。
《记丁玲续集》第172页：
这本书从《时报》登载以后，拿过光华付印时，一切便是她所经手的。
丁批：
我未经手！
二，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向往“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的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这种描写为一些人制造丁玲的桃色乃至黑色新闻提供了“依据”。受这类新闻伤害达数十年之久的丁玲对此感到无可忍耐的愤怒和厌烦。
例证——
《记丁玲》第21页：
她们一面读书一面还得各处募捐。为时不久，她们住处似乎就同那些名教授在一个地方了。至少瞿秋白兄弟同施存统三人，是同她们住过一阵子的。
丁批：
又是胡说！
《记丁玲》第41页~42页：
……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
丁批：
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记丁玲》第71页：
她虽然同这个海军学生住在一处，海军学生能供给她的只是一个年青人的身体，却不能在此外还给她什么好处。
丁批：
混蛋！
《记丁玲》第137页~138页：
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朋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一个英俊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却只是一个相貌平常，性格沉静，有若学生模样的人物……
丁批：
看把我写成一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侮辱！完全是他的低级趣味的梦呓！
三，丁玲认为，沈从文笔下的胡也频是不真实的。一个有才华的革命作家被他描写成既无文学才能又无政治才识的庸人，胡也频的革命转变也被他说成是被革命宣传所蛊惑的非理智行动，无怪乎台湾陈纪滢教授认为《记丁玲》一书反映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即共产主义的“邪力”诱使千万追求理想的青年“误入歧途”（见《记沈从文》，《传记文学》38卷第4期）。
例证——
《记丁玲》第183页：
那海军学生最喜欢在人说话中间说话……
丁批：
也频就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在别人说话时，他常保持沉默。
《记丁玲》第84页：
譬如两人的书想卖时，必署丁玲的名，方能卖出，两人把文章送去同一地方发表时，海军学生的则常被退还。（第60页：那海军学生的小说，在发表以前，常常需那女作家修改。）
丁批：
胡也频的稿子，我从未改过。也频牺牲后，为需要钱，我出了一个集子，字数不多，编进了他的两篇小说《一个人的诞生》，还有不记得了。未署他的名字，是因为他的名字由于政治关系未署。
《记丁玲续集》第25页：
海军学生之被人重视，我以为对于他根本毫无好处。这人既并无多大政治才识，有的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
丁批：
你谈这些干什么，表现你的政治才识吗？
《记丁玲续集》第51~52页：
促成这人（按：指胡也频）转变的，实在还只是一种南方人单纯勇往的热情，并非出于理智的抉择。不过由于过分相信革命的进展，为一束不可为据的“军事报告与农工革命实力统计”所迷惑，为“明日光明”的憧憬所动摇，彻底的社会革命公式把他弄得稍稍胡涂罢了。
丁批：
以小人之心！
四，丁玲认为，沈从文在书中把方兴未艾的左翼文艺运动说成是“过时的题目”、“博注上的冷门”，并断言这一运动“毫无乐观希望”，“到了退休的时节”。这种态度，完全违背了沈从文的“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薄右翼”的宣言。作为左联的党团书记之一，丁玲对此感到忍无可忍。
例证——
《记丁玲》第180页：
左翼文学在中国当时既已成了博注上的“冷门”，无人关心过问。……书店也毫无印行这方面作品的意思，写成的文章不能卖出。
丁批：
可笑！只有你菲薄左联。
《记丁玲》第177页：
左翼文学从商人看来，从多数人看来仿佛已过了时，大凡聪明人，皆不会再去参加热闹了。“文学左翼”在是时已经是个不时髦名词，两人到这时节还捡取这样一个过时的题目，在熟人看来恐怕无人不觉得是稀奇的。
丁批：
这时左联刚成立。只有你觉得稀奇的。也频既不告诉你，可见认为同你不必再谈什么了！
《记丁玲续集》第9页：
且共产党方面将来的问题，若……不能相互为用，则一切计划将成为租界中的儿戏，结果乃不过一二文人负隅固守的梦想，所谓左联文学运动也将转入空泛与公式情形中，毫无乐观希望可言。
丁批：
表现他对政治的无知，懦弱，市侩心理而外，没有别的。
《记丁玲续集》第176页~177页：
稍前一时左翼作家的露面，已因为政府商人两方面的合作，加上种种由于自己理论，自己态度，自己战略所造成的不良局面，到了退休的时节。
丁批：
胡说。
对于在沈从文书中涉及冯达的地方，丁玲未作任何批注。据陈明先生说，丁玲从不回避跟冯达的关系，也未对沈从文涉及冯达的文字表示任何不满。沈从文认为因他提及冯达而触怒丁玲，只不过是他个人的一种臆测。
总之，从30年代以来，丁玲对沈从文的看法是一贯的；晚年矛盾之所以激化，完全是因为她读到了《记丁玲》及其“续集”。她对这两本书提出的一百多条意见，关键是以下两条：一，她不能容忍沈从文对左翼文艺运动采取居高临下的怜悯乃至嘲笑态度；二，她认为沈从文是用低级趣味看待人和生活。不过，丁玲所否定的主要是沈从文所写的关于她的这两本书，绝不是否定沈从文其人和沈从文所作出的多方面贡献。对于丁玲的观点，读者自然会见仁见智。
不过，在我归纳的四方面意见中，除开第四点（即左翼文艺运动的态度）意识形态色彩十分鲜明，持不同立场的人们难以取得一致见解之外，其他三方面意见大多与史传的真实性有关。沈从文先生一贯强调自己只信仰真实。《记丁玲》出版之前，曾以《记丁玲女士》为题连载于1934年的《国闻周报》。
沈从文在致编者函中说：
“此文因综合其人过去生活各方面而言，间于叙述中复作推断与批评。在方法上，有时既像小说，又像传记，且像论文。体裁虽若小说，所记则多可征信，即秩序排比，亦不混乱。故私意此文以之作传记读，或可帮助读者了解此女作家作品与革命种种因缘，以之作批评读，或较之其他批评稍能说到肯窍。”
由此可见，沈从文虽然承认《记丁玲》采用了小说体裁，综合的手法，但他仍然强调本书是一部事实“多可征信”的传记。沈从文先生1982年1月22日跟周健强谈话时，再次肯定《记丁玲》不是小说，“都是真人真事”。然而，历史上客观存在的真实毕竟只有一个。到底是沈从文先生眼中的丁玲符合历史真实，还是丁玲本人的意见更符合历史真实，那就只好留待读者来判断了。
（首发于《人物》199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