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圣麦克斯”章，直观显示出“契诃夫之枪”的文学叙事手法，提供了一种在文学叙事视角下考察唯物史观建构过程的新契机。就具体的表征传达而言，正是由于“圣麦克斯”章迥异的文本风格，使得其构成对“契诃夫之枪”的有效呼应。就内在的设置缘由而言，施蒂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特别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促推马克思必须首先将施蒂纳作为重点观照对象。就最终的发射效应而言，这一“契诃夫之枪”推动马克思从对费尔巴哈的矛盾态度中脱离出来，并探寻到“现实的个人”的存在根基及其“真正的共同体”的联合图景，由此明确揭示唯物史观的中心主题和未来旨归。

关键词：《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史观；“契诃夫之枪”；施蒂纳

一 哲学的文学性研究何以可能：从唯物史观谈起

在现今的理论研究中，欲要明确指认某一理论研究与文学的不相关联性，是极为困难的。正如乔纳森·卡勒对“理论”的功能性界定，即“结构主义语言学模式的普遍化运用，这种模式将阐明各种各样的材料，是理解语言、社会行为、文学、大众文化、有文字书写的社会和无文字书写的社会以及人类心理结构的关键”。文学本身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最为鲜明地体现着语言文字的诸多特性，诸如隐喻性、虚构性、想象性等。这就造成一种客观情形：“理论家们发现了无所不在的‘文学性’：哲学与哲学研究的文学性，历史与历史学研究的文学性，等等。换句话说，文学性不再被看作‘文学’的专有属性，而是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普遍属性，也是理论自身的属性。”在这一意义上，文学性的研究路向实际上构成包括哲学在内的各人文社会学科不可回避的内在趋向。

一个客观事实是，在我国文学研究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方法论体系中，唯物史观构成“一般方法论”，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思维，它给予中间层和最底层方法以灵魂和思维规定”。这就表明，能否科学理解和准确把握唯物史观的全景全貌，是牵涉我国文学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本体性问题。如果缺乏问题意识，将唯物史观视作是“拿来便用”“百试百灵”的“灵丹妙药”，而不去追根溯源，深入探寻唯物史观的形成问题，那么不仅难以全面、准确领悟唯物史观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无法有效支撑我国文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发展。“只有在‘马克思主义问题性’的寻找、研讨与确立、坚守中，才能切实有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发展和思想创新。”得益于文学性研究路向之于哲学研究的内在嵌构性，从文学视角切入成为一种富有启发性和创新性的致思理路，构成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形成过程的全新语境，也能够为深化我国文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方法论基础提供有益借鉴。

马克思一向热衷并重视文学，善于化用各种文学隐喻和文学典故来作为阐发自身思想的重要例证。“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在一个人身上结合起来了（我说的是结合，不是混合），这就是你将得到的关于马克思博士的概念”。关于马克思在内容涵义层面对文学的运用，学界已经多有论及，亦非本文的重点，在此不再赘述。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除了在内容涵义层面的文学化用以外，马克思是否在方法论的层面，将某种文学叙事手法引入到唯物史观的建构过程？换言之，对于唯物史观的形成，是否存在一种超脱于“微观文学化用”之上的“宏观文学叙事”的文学考察语境？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依循“宏观文学叙事”的致思逻辑，聚焦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标志性文献《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挖掘其中对“契诃夫之枪”这一文学叙事手法的构思运用及其效果呈现，考察马克思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借助于“契诃夫之枪”推进了唯物史观的建构进程。由此，不仅为我国文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更加完整的唯物史观脉络支撑，同时也为关于唯物史观本身的研究拓展一种文学叙事的全新考察语境。

二 “契诃夫之枪”：由施蒂纳引发的《形态》叙事语境新考量

“契诃夫之枪”是由短篇小说家契诃夫提出的一种文学叙事手法。“凡是跟小说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全都应该毫不留情地去掉。如果您在第一章里说，墙上挂着一支枪，那么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里它就应该用来射击。如果没有人去使用，那么它也就不必挂在墙上。”在这里，契诃夫其实是借助于“墙上挂着一支枪”的生动喻指，强调文学创作的精准性和有用性，反对发生由于无关情节的设置而造成观者注意力耗竭的状况，力求使得作品中的一切元素都能发挥对叙事过程的推进作用。

《形态》是唯物史观的“诞生地”。总体而言，关于唯物史观如何经过长期孕育最终在《形态》中建构形成的问题，学界已经达成一致认知，即“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演进逻辑，相应的标志性文本则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形态》。这一演进逻辑符合马克思思想嬗变的宏观进程，准确揭示了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再到建构唯物史观的两次颠覆性思想转向，也集中凸显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巨大影响。这也正是恩格斯所阐明的基本事实，“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列宁也同样指证：“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尽管这种既有的逻辑认知已经十分正确地呈现出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总过程，但总体视角的宏大观照却可能存在对微观细节的忽视和遗漏，从而造成对唯物史观建构进程的不完全认知。这集中地体现为《形态》的“契诃夫之枪”悖论，即马克思批判施蒂纳的部分——“圣麦克斯”章。按照惯常认知，如果马克思意图借助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实现唯物史观的建构，那么《形态》的重点理应置放于“费尔巴哈”章。但恰恰出现了“喧宾夺主”的状况，“圣麦克斯”章占据《形态》十分之七的巨大篇幅，在体量上是“费尔巴哈”章的将近七倍。如果马克思并不打算将对施蒂纳的批判作为唯物史观建构的一环（不论这一环的重要程度如何），那么以马克思一向严谨的研究态度而言，他绝没有理由在《形态》中以如此超乎常规的方式设置“圣麦克斯”章，因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

随着2017年MEGA2《形态》部分重新编排问世，学界开始掀起一股“施蒂纳热”。MEGA2一改传统唯物史观建构的单线式观点，强调施蒂纳在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过程中的重要影响，由此形成一种“施蒂纳冲击”的全新致思路向。具言之，MEGA2的编者通过对新发掘史料的考证，一方面对《形态》采取“去体系化”的编排方式，指出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完成《形态》的实质性部分（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因而《形态》并不能算作一部体系完备的著作，充其量只能是一份价值巨大的手稿；另一方面，MEGA2的编者对《形态》各章写作顺序作出重大勘误，强调“圣麦克斯”章的写作早于“费尔巴哈”章，“费尔巴哈”章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圣麦克斯”章的结果呈现的。由此，MEGA2最终将重点置放于“圣麦克斯”章，“强调《三、圣麦克斯》章在唯物史观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降低《费尔巴哈》章的理论地位”。尽管MEGA2的“施蒂纳冲击”说尚未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但仍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形态》的“契诃夫之枪”悖论提供了一个宝贵契机。

三 “契诃夫之枪”的表征传达：文本风格迥异的“圣麦克斯”章

“契诃夫之枪”的核心表现方式，就是通过对某一内容浓墨重彩的描绘，使得读者先在性地形成重点印象，以便在后期“契诃夫之枪”发射时能够迅速勾起读者的回忆，形成前后呼应、逻辑完整的认知图景。正如明斯特伯格解释：“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冲动都聚集到了关注的事物身上。这个事物成了我们行动的起点，而在我们感觉范围内所有其他事物都失去了对我们思想和感情的控制。”“圣麦克斯”章迥异的文本风格正构成对此的有效呼应，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圣麦克斯”章令人费解的篇幅排布。按照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的页码编排统计，《形态》共计626页，“圣麦克斯”章共计415页。“圣麦克斯”章占据《形态》将近十分之七的体量。如此巨大篇幅且聚焦对单个人的批判，这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极端罕见。此外，关于《形态》的写作目的，马克思后来进行明确表述，即“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这表明，《形态》的根本目的是阐明，而不是批判，批判只是阐明所需的一种必要手段和媒介形式。由是，《形态》的内容撰写就应当遵循批判为辅、阐明为主的原则，形式上则应当体现为小篇幅批判、大篇幅阐明的架构。但事实恰恰相反，除“费尔巴哈”章（约占《形态》篇幅的十分之一）较多侧重于对唯物史观的正面阐发，《形态》的其余章节均是作为手段的批判，而“圣麦克斯”章又占据绝大部分。因此必须追问，马克思究竟为何要不惜笔墨，甚至喧宾夺主般地撰写“圣麦克斯”章？

二是“圣麦克斯”章言辞犀利的写作笔调。马克思一改惯常言语简洁、批判深刻的写作特点，采用了诸多极尽挖苦的犀利言辞。无怪乎梅林的颇低评价：“甚至是比《神圣家族》中最枯燥的部分都更加冗赘烦琐的‘超论争’。”麦克莱伦同样认为，“圣麦克斯”章“是对施蒂纳的冗长而使人厌烦的攻击，只是偶而有精彩的地方”。对于这种反常现象的背后动因，科尔纽认为，这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意识到自己比施蒂纳高明得多，无情揭穿施蒂纳的全部弱点对他们本人来说乃是最大的乐趣”。但这种观点具有明显的主观揣测倾向，也根本不符合马克思一贯严肃的研究风格。相较而言，麦克莱伦的观点则更加引人深思，“‘圣麦克斯’这一部分也许写得过于夸张，而不值得阅读，然而却值得问一下，为什么在这里写这一部分。”

三是“圣麦克斯”章不甚明了的叙述主线。“圣麦克斯”章的中心是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思想的批判。但如果意图从总体上提炼出这一章的线索逻辑，则是十分困难的。这很大程度由于，马克思的叙述方式是几乎逐字逐句的批判，“马克思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施蒂纳的作品的重新叙述，以至于如果不结合施蒂纳的作品本身进行阅读，很多内容都是难以理解的”。而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以下简称《唯一者》）本身在行文风格上就恣肆随意，在叙述逻辑上凌乱分散，并且充斥着一系列抽象范畴及其复杂演绎路径，“首先要为施蒂纳的狼藉名声负责的，是他自己的写作文风”，这无疑加剧了“圣麦克斯”章的理解难度。或许正因这种“沙里淘金”的低性价比，使得学界长期对“圣麦克斯”章评价甚低，很多时候都是“匆匆越过”，正如科尔纽所言，“他们的批判占这本书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为了几本作为他们的论战对象的早已或多或少失去现实性的著作花费这么大的精力，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但就学术研究的严谨性而言，这并不能成为忽视“圣麦克斯”章的必然理由，恰恰相反，这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深入挖掘“圣麦克斯”章的实然缘由，毕竟无论就“圣麦克斯”章本身，还是就施蒂纳在当时所造成的思想震动效应，“这种‘匆匆越过’不仅可能导致对整个近代形而上学性质的错估，而且会使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正意义遁入晦暗之中”。

因此，正是由于“圣麦克斯”章迥异的文本风格，使得其展现出一种“契诃夫之枪”的直观表征。事实上，如果将“圣麦克斯”章与“费尔巴哈”章进行联合考察，则可以初步管窥这一“契诃夫之枪”的萌生线索。恩格斯后来对“费尔巴哈”章有过如此说明，“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旧稿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这就表明，马克思意图通过“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在《形态》中并没有完全实现。但不论是思想史的事实，抑或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确证，都反映出费尔巴哈的不可忽视性，“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飚突进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并且，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严谨的研究态度而言，他们也绝不可能舍弃批判过程而直接呈现批判结果，因为“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据此，可以初步推断，《形态》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尽管没有以直接形式完成，却很有可能以某种间接形式完成了，毕竟《形态》最终仍然借助于唯物史观的系统建构实现了“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的目的。由是，视角就自然转移到“圣麦克斯”章这一直观表征“契诃夫之枪”的部分，而思想史的事实也恰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佐证。

四 “契诃夫之枪”的设置缘由：施蒂纳对形而上学的反叛

不论马克思对“契诃夫之枪”的创设是有意抑或无意，都必须承认，马克思确实给予施蒂纳高度重视。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深入思忖其中缘由。对此，将观照视角回溯至施蒂纳的思想源头——黑格尔，以及施蒂纳的主要批判对象——费尔巴哈，诉诸思想史的探讨，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考察逻辑。

当黑格尔凭借其矛盾的思想体系登顶德国哲学的巅峰时，形而上学的命运也遭遇“二律背反”的处境。“黑格尔哲学穷尽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同时也最深刻地暴露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软肋。”一方面，黑格尔确实通过建构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体系，将传统形而上学推向高潮。另一方面，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却遗留下一条消解形而上学的潜在路径，即他所强调的“哲学的内容就是现实”，通过诉诸对旧宗教的批判和对人的现实自由的追求，剥离上帝之于人的神秘性。“新时代的宗教赖以建基的那种情感——就是：上帝本身死了”。然而，由于黑格尔始终将精神视作“圣物”，加之其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本性，使得即使在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中蕴含革命萌芽，最终仍然无法成为实现人的自由的思想利器，现实的人依然被抽象的精神裹挟，批判旧宗教的结果是形成新宗教，对“上帝已死”的命运审判是诞生了新的上帝。“以往发生的种种和现在每天发生的种种，不但不是‘没有上帝’，却根本是‘上帝自己的作品’。”尽管如此，依然必须承认，黑格尔确实为破除形而上学的压抑提供了启发，“给予现实概念中的这种变迁以推动的，恰恰就是黑格尔，就是他史无前例地把现实的、当前的世界提升为哲学的内容”。

不同于黑格尔意图从现实出发却最终诉诸于“绝对精神”，费尔巴哈直接聚焦现实，并由此引申出现实的感性世界和形而上学的超感性世界的分野。费尔巴哈以“头足倒置”的方式揭示了现实的感性因素的本原性，“只有通过感觉，一个对象才能在真实的意义之下存在——并不是通过思维本身。与思维共存的或与思维同一的对象，只是思想”。在此基础上，费尔巴哈指认了人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中的根本性意义，“世界之创造者不外就是人；人证明或意识到世界是被创造的，是意志之伟绩”。这就十分明确地将人置放于一切形而上学因素之上，明确破解形而上学的关键，就在于直接聚焦于现实的、感性的人。应当说，直到此时，费尔巴哈的思路还是正确的，如马克思坦言，“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的优越性：他也承认人也是‘感性的对象’”。但当费尔巴哈进一步深入到人究竟如何影响现实世界的问题时，就重新陷入形而上学的囹圄。费尔巴哈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只能借助人作为“类存在”的视角进行把握，其中蕴含的“类本质”，支撑着人施加对现实的感性世界的影响。“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显然，费尔巴哈对人的理解出现了偏移，只看到作为从属的人的感性意识，而忽视了作为根本的人的感性活动。其实，当费尔巴哈试图抽象出一种普遍的“类本质”开始，就意味着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因此，尽管费尔巴哈对于破除形而上学具有重大贡献，但依旧重新落入形而上学的窠臼。

施蒂纳最初认同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及其人本主义观点。“施蒂纳站在费尔巴哈这一边，向宗教发动了进攻。他指出……宗教的真正结果总是异化，信仰宗教的人追求和上帝拥抱，实际上却只是追求和他自己的影子拥抱，因为上帝不是别的，只是尚未发现自身的人性的空虚的反映。”随着施蒂纳思想的深入发展，他逐渐察觉费尔巴哈“类本质”的人的形而上学实质。“人们总是自夸地说，当他们谈论人的时候，他们是在说‘现实的、个体的’人；但是，只要有人渴望通过一个普遍的东西、通过一个宾词来表达这个人，那么他可能做到这一点吗？”由此，施蒂纳不仅明确指认费尔巴哈思想的固有缺陷，即试图以一种抽象的普遍性将现实的、个体的人裹挟其中，同时清晰指证一条超越费尔巴哈的科学路径，即将注意力真正集中于现实的、个体的人，而非借助于任何其他媒介要素。戏剧性的一幕是，费尔巴哈其实也曾试图依循这一路径进行理论建构，但最终不幸佚失于形而上学，而施蒂纳尽管触及一条正确的路径，但依然重演了一出落入形而上学的戏码。概言之，施蒂纳为了纠治费尔巴哈“类本质”的人对现实的个体的人的出离，针锋相对地建构起以“唯一者”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但究其实质，不论是演绎思想体系的方法论逻辑，还是架构思想体系的内容要点，抑或是在字里行间透露出的行文风格，都无不鲜明映射出对黑格尔的移植，“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都包含着神秘主义”。施蒂纳的“唯一者”其实并没有真正聚焦于现实的个体的人，充其量只是对过往形而上学的翻新或改造。

但是，并不能由此简单否定施蒂纳的理论功绩。事实上，如果诉诸彼时的历史情境，施蒂纳造成的思想震动可谓振聋发聩，“所有遭到施蒂纳攻击的各派都作了相当长的答辩……大家都承认施蒂纳是一个重要的对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过往研究对施蒂纳的较低评价值得重新反思，特别是当施蒂纳展开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以“费尔巴哈派”的身份出场。这集中体现在，施蒂纳的《唯一者》发表于1844年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撰写于1844年9—11月，而《神圣家族》的运思逻辑主要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正如他们自己所言，“只有费尔巴哈才立足于黑格尔的观点之上而结束和批判了黑格尔的体系，因为费尔巴哈消解了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使之变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

由是以观，施蒂纳的批判似乎对马克思起到某种警醒作用，或者更加严谨地说，施蒂纳的批判很有可能使得马克思当时或多或少存在的对费尔巴哈的困惑明确化了。恩格斯后来有过这样的说明，“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这直白反映出彼时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所持有的矛盾态度。正是在《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突然就开始着手准备对费尔巴哈的全面批判，代表成果是写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其中间隔的时间，恰是施蒂纳在德国学界大放异彩之时，马克思也正是在此时阅读到施蒂纳的《唯一者》。1844年11月9日，恩格斯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说道：“施蒂纳的《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即使你还没有见到，想必也已经听说了吧。”马克思随后的回信已经遗失，但恩格斯在1845年1月20日的复信中指出：“说到施蒂纳的书，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以前给你写信的时候，还太多地拘泥于该书给我的直接印象，而在我把它放在一边，能更深入地思考之后，我也发现了你所发现的问题。”同时，马克思在1844年12月底至1845年1月初致伯恩施太因的信中写道，“我不可能在下星期以前把批判施蒂纳的文章交给您了”。这就产生一个疑问：既然马克思已经写过批判施蒂纳的文章，为何要在《形态》中再次进行批判，并且是不遗余力的巨大篇幅批判？因此，这一系列文本证据很大程度上表明，在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施蒂纳是发挥过一定作用的。也正如麦克莱伦的推测：“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前所未有的一种方式将他们自己与费尔巴哈区别开来，这就表示他们默默地接受了施蒂纳的批判。”由此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为何要在《形态》中设置“圣麦克斯”章这一“契诃夫之枪”，或许正是由于马克思意识到自己对费尔巴哈的摇摆态度，在施蒂纳的推动下逐渐明晰化。对施蒂纳的批判因而也同时成为批判费尔巴哈的过程，“费尔巴哈”章构成“圣麦克斯”章这一“契诃夫之枪”最终发射后的意义呈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激进人本主义转向‘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首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很可能是由斯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推动的”。

五 “契诃夫之枪”的意义呈现：唯物史观建构过程中的施蒂纳因素

如果说《形态》的“圣麦克斯”章构成“契诃夫之枪”的叙事表达，那么其最终的发射图景则集中展现于“费尔巴哈”章。在这里，需要首先澄清的一项原则性问题是，施蒂纳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起到对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建构唯物史观的推动作用？这涉及传统的“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路径与“施蒂纳冲击”说之间的张力界限。具言之，尽管《形态》存在“圣麦克斯”章这一“契诃夫之枪”，但并不能完全否认甚至取代费尔巴哈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超越费尔巴哈的内在动因在于马克思自身的思想探索历程。”即是说，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对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影响，背后的根本逻辑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弱到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矛盾态度在《形态》以前早已显现，即使没有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也迟早会发现费尔巴哈思想的形而上学实质，而施蒂纳则是加速了这一进程。我们不能因为“圣麦克斯”章占据《形态》的主要篇幅，就过分高抬施蒂纳在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过程中的地位，而忽视施蒂纳与马克思并非处于同一思想“地平线”的客观事实。科学而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充分承认施蒂纳在一些方面对马克思的启迪作用，但绝非全盘否认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根本影响。

不论是对传统形而上学内在逻辑的宏观审视，还是对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施蒂纳的微观思想梳理，其中的共同主题就在于，对人的现实性的致思。柏拉图关于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的二元划分，正式揭开传统形而上学的帷幕。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间，此岸世界的现实的人不断为彼岸世界的抽象因素所裹挟。黑格尔试图借助“确认思想与经验的一致，并达到自觉的理性与存在于事物中的理性的和解，亦即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的方式来消解这一状况，但结果却是诉诸“绝对精神”这一新的形而上学。费尔巴哈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展开恢复人的现实性的尝试，但由于其唯物主义是“半截子的”，因而造成抽象的“类”与现实的个体在新的形而上学路向上的二元对立。施蒂纳以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为基点展开对形而上学的颠覆，通过创制以“唯一者”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高扬作为个体的人的现实性，却忽视了“唯一者”本身就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而上学存在。不过，施蒂纳毕竟揭穿了彼时风头正盛的费尔巴哈，对当时正作为“费尔巴哈派”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到一定的警醒作用，正如恩格斯直陈，“施蒂纳屏弃费尔巴哈的‘人’，屏弃起码是《基督教的本质》里的‘人’，是正确的。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进到‘人’的真正途径是与此完全相反的”。由此，一项破除形而上学、建构新世界观的关键议题就以极端分化的形式呈现在马克思面前：一面是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的人（已经被施蒂纳驳倒），一面是施蒂纳的“唯一者”。“在马克思的眼里，费尔巴哈的人仍然不够现实，但是施蒂纳的个人（Individuum）——‘我’又现实得过了头，走向了虚无主义……重新定义‘现实的个人’对马克思来说就变得迫在眉睫。”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态势下找到一条“现实的个人”的科学进路，为唯物史观的建构奠定深厚基础，《形态》“圣麦克斯”章这一“契诃夫之枪”也最终实现其发射使命和意义呈现。

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剖析“唯一者”的形而上学性，明确“现实的个人”的存在根基，揭示唯物史观的中心主题。施蒂纳声明，“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诚然，施蒂纳的“无”是为了同费尔巴哈的“类”针锋相对，强调与其被“类”这一普遍抽象因素压抑个体的人的自由，不如反其道而行之，诉诸“创造性的无，是我自己作为创造者从这里面创造一切的那种无”，最大程度地高扬个体的人的自由。然而，就现实而言，即使秉持这种“堂吉诃德”式的“无”，个体的人的自由依然难以实现。为了自圆其说，施蒂纳又创制“独自性”的范畴，用以证明自由仍非个体的人的最终追求，“‘自由只存在于梦幻的王国’！相反，独自性就是我的全部本质和存在，就是我自己”，只有真正获致“独自性”的个体，才能最终成为超越于自由之上的“唯一者”。马克思指出，无论施蒂纳以何种抽象范畴来凸显个体的人及其自由，都不能掩饰其形而上学实质，“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破除人的形而上学理解路向的关键所在——物质实践活动。“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种“现实的个人”超脱于“唯一者”“类”等抽象范畴的观照视域，他们凭借自身的物质实践活动施加对客观世界的影响，展现出自身的力量，显示出人在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决定性意义。由此，马克思就在事实上明确了唯物史观的中心主题，“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换言之，只有以“现实的个人”为考察中心，才能摆脱观念论或神正论的逻辑桎梏，以可感可知、可触可及、可溯可寻的方式架设起完备而系统的科学社会历史观，这正是马克思通过批判施蒂纳以及费尔巴哈在内的形而上学所最终实现的结果。

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批判“唯一者”的共同体路向，擘画“现实的个人”的联合图景，揭示唯物史观的未来旨归。施蒂纳的一大思想创见体现为，较早对无政府主义展开系统设想，恩格斯直呼他为“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从他那里抄袭了许多东西）”。施蒂纳的无政府主义同样针对费尔巴哈的“类”。在费尔巴哈看来，作为“类”的人必须遵循普遍的道德意志和规范准则，由此营造一个充满爱和情感的共同体，确保处于其内的人能够实现人的本质，“人的本质只是包含在团体之中，包含在人与人的统一之中”。施蒂纳认为费尔巴哈的共同体是对人的个性和利益的压抑，进而否定一切具有共同体特征的固化存在，包括法律、道德乃至社会、国家，它们都以各种形式使得个人的“特殊利益和个性就遭到逐斥，而为国家捐躯则成了试金石”。施蒂纳只承认基于个人利益形成的松散的“利己者联盟”，不同个体只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联合，一旦联合对个人利益产生侵犯，个人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脱离联盟，“因为并非是联盟占有你，而是你占有联盟或者说你利用联盟”。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揭穿施蒂纳“利己者联盟”的内在矛盾，认为当施蒂纳企图构造一种具有联合功能的共同体时，就表明他此前关于“唯一者”的一切虚幻设想都不攻自破。“在批判时，他只是从幻想方面考察了现存的关系，而现在，在谈到联盟时，他就企图从这些关系的现实方面来研究它们，并且把这种内容和先前的幻想对立起来。”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透过施蒂纳反映出来的根本问题，其实是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如何在共同体中实现有机统一，施蒂纳正是根源于其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愿望，渴求形成一种仅满足个人利益而无需承担集体责任的共同体。事实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不可分割，“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但迄今为止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没有妥善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协调问题，归根到底都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正因如此，马克思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有机统一，无法在当下现存的种种“虚幻的共同体”中实现，而只能在未来“真正的共同体”中达到，“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由此，马克思清晰擘画出“现实的个人”在唯物史观视域中的联合图景，科学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未来走向，赋予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有机统一的现实可能。

结 语

长期以来，在关于唯物史观建构过程这一问题的认知上，“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宏观演进逻辑已然成为一种标准的理解样式。首先，就主观方面而言，经典作家的明确指认，构成我们必须尊重和遵循这一宏观演进逻辑的直接线索。其次，就客观方面而言，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总体进程，也为深化这一宏观演进逻辑的合理性提供清晰证据。然而，尽管这一宏观演进逻辑十分正确地从总体意义上呈示出唯物史观的建构过程，但却可能由于观照视角的宏大，造成某些微观细节的遗漏，影响对于唯物史观建构过程的完整认知和把握。这种状况特别集中地体现为马克思在《形态》中批判施蒂纳的部分——“圣麦克斯”章。

作为唯物史观最终建构形成的标志性文本，按照既有的“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宏观演进逻辑，《形态》的重点应当置放于费尔巴哈这一最终环节。事实恰恰相反，施蒂纳成为《形态》的主要批判对象。“圣麦克斯”章惊人而罕见的庞大篇幅以及前所未有的犀利言辞，无不透露出马克思对施蒂纳的重视程度。但施蒂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长久默默无闻，却同这种重视形成鲜明的对比落差。由此造成一种文学叙事手法的直观表征——“契诃夫之枪”，也因而产生重新考量施蒂纳对于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意义的必要性。

当文学与哲学的交汇在《形态》中实现时，对唯物史观建构过程的考察就迎来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契机。《形态》“圣麦克斯”章这一“契诃夫之枪”的发射结果主要体现在，促使马克思从对费尔巴哈的矛盾态度中脱离出来，并探寻到“现实的个人”这一唯物史观的中心主题，擘画出“真正的共同体”这一唯物史观的未来旨归。但也必须澄清，《形态》的“契诃夫之枪”并不能成为以施蒂纳代替费尔巴哈的充分理由，费尔巴哈仍然是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最终环节，施蒂纳则是通过批判费尔巴哈对马克思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从而加速了马克思建构唯物史观的进程。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