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在人流与河流的互动中，呈现了黄河流域的百年流动景观，探索了乡土中国走向流动中国的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与情感表征。传统家元共同体消散，熟人社会的血缘与地缘伦理消解，黄河流域的流动者们建构了命运与共且情感相通的流动共同体，经由黄河形成了现代水缘伦理，涌现着流动的乡愁情感。黄河叙述呈现了“地之子”与“水之子”、“乡土性”与“流动性”融合的新观念，开拓了讲述流动中国故事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黄河；流动中国；乡土中国；水缘伦理；流动乡愁；中国故事

新时期以来，知青文学、打工文学、返乡书写、新乡土叙事等，均提示着流动书写之于中国小说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在整体意义上完成由费孝通笔下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向由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驱动下的‘流动中国’的转变，‘流动’已然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底色’。”在王铭铭看来，“尽管所谓‘乡土中国’之说不无道理，但在这一学说忽略了流动的水。事实上，相对于固定的土地，流动的水照样也能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众多重要的课题”。当乡土中国转向流动中国时，黄河流域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不容忽视。黄河流经中国北方九省区，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公里。截至2020年，“黄河流域人口总量3.24亿人，占全国人口总量的22.95%”，黄河九省区流动人口约1亿人，占全国流动人口的26.32%。无疑，黄河流域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代表性地区。

新时期以来，李準、张贤亮、徐怀中、田东照、赵本夫、杨志军、刘震云、高建群、肖亦农、邵丽、乔叶和李进祥等众多作家，纷纷加入了黄河叙述的队伍，创作了《黄河东流去》《牵风记》《雪山大地》《宝水》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河魂系列”“地母三部曲”“金色弯弓系列”“清水河系列”等系列小说，呈现了黄河流域从清末至新世纪的流动景观，开启了面对流动社会建构新伦理的叙述探索。“‘叙述’行为本身，不仅意味着如何‘描述’当下中国的现实状况，也包含着如何‘引导’社会发展方向，如何应对现实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不仅描述了黄河流域的流动现实，还探究了流动中的伦理问题，更呈现了流动中的乡愁流变，是乡土中国走向流动中国的文学表达。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引起了於可训、王一川和梁鸿等学者的注意，但相关研究者多关注黄河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象征，少有思考黄河流动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关联，未能深入探究流动中国语境里文学书写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当前乡土中国走向流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我们需要对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展开进一步讨论。本文以新时期以来黄河流域作家的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小说的黄河叙述呈现的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与情感表征，探讨黄河叙述对更新中国乡土小说观念的重要意义，以及讲述流动中国故事的可能路径。

一、黄河叙述建构流动的共同体

新时期以来，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逐渐分化，作家们既书写了传统伦理的日渐颓败，也在尝试建构新的伦理关系。在费孝通看来，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基于此，有学者将以差序格局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称为家元共同体。“‘家’是社会构成的核心要素和基本单元，‘家’在社会的结构化中构成了社会，因而，社会无非是‘家’的扩大和以‘家’为其单元的共同体。”可以说，差序格局维系了家元共同体层层互套、彼此关联的人际关系网络。随着新时期以来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人情本身有了变化：不再是稳固的血缘亲情，而是不断变异着的个体关系之情，逐渐占据主导”。不可否认，家元共同体与差序格局已然不能完全把握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伦理特征。梁晓声、刘庆邦、余华等作家，就书写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失序，表达“广大乡村社会伦理道德呈现某种脱序状态”。贾平凹、张炜、迟子建等作家借建构“童年的记忆和虚构的精神慰藉之所”，表达家元共同体瓦解后的救赎愿望。近年来，付秀莹、叶炜、盛可以等作家，“为新时代伦理文化建构提供了一条依托中国乡土文化血脉及其优良文化基因的本土路径”。但是，差序格局已经失去了家元共同体这一社会基础结构，从差序格局中建构新型伦理只能是作家一厢情愿的乌托邦式想象。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告别家元共同体的叙述图景，通过建构黄河上命运与共且情感相通的流动共同体，呈现了流动社会的新结构，探索了“流动农民”书写与河流叙述的新方向。

流动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乡土中国已经进入后乡土中国、新乡土中国、城乡中国。若从社会主体的角度看，流动中国可视为中国社会的另一副面孔。农民脱离乡土，进城谋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普遍特征。“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历了人口和劳动力从低流动性向高流动性快速转变的过程。”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统计，至2020年11月，我国流动人口为375816759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长69.73%。显然，“当今中国，已打破‘乡土社会’的传统格局，迈入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大流动时代’，而‘流动中国’成为这个时代的‘代名词’”。乡土中国被流动中国取代，已得到王兴骥、刘旦和汉学家范芝芬等一些学者的认可。社会主体的高度流动性已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国情，“乡城流动、城城流动、国际流动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呈现了黄河流域丰富的流动景观，表现出关注生存性流动、生活性流动与生命性流动的阶段性特征。李兴阳认为，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中的流动书写主要围绕“民工潮”这一主题展开，“风起云涌于中华大地的‘民工潮’，便是农民迁徙流动中最为突出的社会历史事相”。这将新时期以来的大多流动书写归纳为关注生活性流动，即为摆脱贫困寻求更好生活的流动。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有着丰富的流动主题，大致有三个阶段。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黄河叙述在革命叙事的影响下，多聚焦由政治因素带来的生存性流动。如林江和临青的《黄河万古流》（1982）、多杰才旦的《渡过浑浊的黄河》（1983）、徐星平的《黄河魂》（1987）等，展现战争摧毁家园后的艰辛逃难。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黄河叙述主要关注由村进城的生活性流动，暗含城市化进程中黄河文化的现代冲突，如王家达的《血河》（1993）、罗珠的《大水》（1998）、田东照的《黄河绝唱（二题）》（2003）、李进祥的《换水》（2006）、张继善的《黄河作证》（2009）等。在这些作品中，黄河流域“这块存在了几千年的以农耕文明为主、以游牧文明为辅的文化地理版图上，稳态的乡土社会结构变成了一个飘忽不定、游弋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中间物’”。小说中的一些农民既非传统的农耕者，也非马背上的游牧者，而成为城乡博弈中的流动者。新时代以来，黄河叙述大量涌现，如李少军的《黄河人家》（2013）、王兴国的《黄河从咱身边过》（2016）、邵丽的《黄河故事》（2020）、张小莉的《九曲黄河万里沙》（2021）、吴克敬的《乾坤道》（2021）、杨志军的《雪山大地》（2022）、麦苏的《我的黄河我的城》（2024）等。新时代黄河叙述关注的重心不再是生存性流动与生活性流动，而是在流动中如何实现自我生命价值。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展现出黄河流域社会主体的流动性，大体呈现出流动者对生存的挣扎、对生活的执着与对生命的超越这般嬗变轨迹。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何处理流动中的身体痛苦与文化眩惑，始终是重建社会结构不可避免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告别家元共同体的叙述图景，塑造了命运与共且情感相通的流动共同体。所谓流动共同体，是指流动者们在游荡漂泊中，为了抱团取暖而自发形成的社会群体。失去家园的流浪与寻求发展的漂泊，是黄河两岸流动者们的共同命运，促使他们自发组建流动共同体。如徐怀中的《牵风记》和辛民的《黄河儿女》等小说中，黄河两岸逃难的百姓相互扶持；谷雨的《黄河静静流》和李进祥的《你想吃豆豆吗》等小说中，沿黄河进城的青年们共同应对冷眼迫害。命运与共是流动共同体形成的基础，情感相通是连接流动共同体的有机纽带。我们透过流动共同体的松散形态还可发现，其中潜藏着超稳定文化结构。“‘超稳定文化结构’，是指一直延续的乡村的风俗风情、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生活方式或情感方式等。”有学者就认为，《黄河东流去》中的“流民之所以规模化和群体化，离不开同乡人之间的帮扶和照应……这种农耕文明的根须式结构和朴素的乡村伦理道德，使得灾难的危害是沉重的，而抵御灾难的力量又是强大的”。田东照的《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等“河魂系列”作品，塑造了一个充满乡土人情的理想社会，黄河之上人来人往，都坚守着重德尚义的“河魂”。可见，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黄河叙述中的流动共同体，融合了社会个体的流动性与文化结构的超稳定性，既具有中国社会变迁的当代气息，也具有中国文化结构的稳定传承，成为家元共同体式微后的新型社会结构。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没有简单复写“流动农民”的惨痛现实，而是发现了流动者的另一种经历：携手共进与互相取暖。“流动农民”，是指农民群体中“具有‘移民倾向’的农民主动或被迫异地务工谋生等现代性社会迁移现象”。他们是中国现代化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社会群体，也是中国小说的重要描写对象。从鲁迅《阿Q正传》中的阿Q、沈从文《丈夫》中的老七，到柳青《创业史》中的改霞、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再到邵丽《明惠的圣诞》中的明惠、贾平凹《河山传》中的洗河等，中国小说呈现了多彩的“流动农民”画廊。但在大部分作品中，“流动农民”多寄居城市单打独斗，被认为是“中国社会追求现代化的历史参与者与历史苦难的承受者”。黄河叙述不仅关注流动者们的苦难经历，还给予他们人间温暖，让彼此之间相互照应，使得曾经离乡游荡的万千农民，构建了相互扶持共渡难关的流动共同体。这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的温情一面，也为“流动农民”书写呈现了新方向。

塑造流动共同体，使得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形成了“河流—生死—逃离—相遇—共同体”的叙述模式。在中国河流叙述中，河流时常隐喻生命。当生命受到威胁时，河流充当了逃离的通道。“江流儿”民间故事、冯梦龙的《警世通言》、沈从文的《边城》和苏童的《河岸》等，多具有“河流—生死—逃离”的叙述模式。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没有完全沿袭“河流—生死—逃离”的叙事模式，重在强调“逃离”后的“相遇”，“相遇”后流动者们的同心合力。这使得河流不仅是有关“出走逃离”的意象，还是有关“休戚与共”的意象，展现出河流叙述新的特性。

简言之，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展现了黄河流域从乡土中国转向流动中国的社会流动景观，原本漂泊无归的个体经由沿黄河的流动而组成流动共同体，构建了家元共同体分化后的新型民间社会结构。

二、黄河叙述塑造现代水缘伦理

“中国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源于传统社会的一种‘缘’（如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的纽带”，“传统伦理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以家庭与家族为基础，以乡土熟人社会为生活世界”。流动者们因黄河形成的水缘关系，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为乡土中国走向流动中国塑造的新伦理。作家们在流动共同体叙述中，通过有关黄河的现实经历、文化性格与精神隐喻，将传统血缘伦理与地缘伦理，转为具有亲情关系、互助观念和家国情怀的现代水缘伦理，塑造了拟熟人社会的生活世界。　

首先，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拓展了传统家庭伦理，塑造了陌生人亲人化的水缘伦理。新时期以来部分小说，感喟家庭伦理的危机，实质上是在反向呼唤社会转型阶段的和谐家庭伦理。“家，岂但是黄河人的社会细胞而已，它简直是黄河人整套社会结构的基点和内在秩序。”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拓展传统家庭伦理中的亲情关系，赋予黄河两岸陌生流动者亲缘性。如李準的黄河叙述重在关注流动者的家庭伦理：“当他们的田园被淹没，家庭被破坏，变成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的时候，他们会怎样呢？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人和人的关系会有些什么变化呢？”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围绕李準笔下李麦等七户家庭的流浪命运，探索“我们民族最宝贵的道德品质、意志力量”，却忽视了李準思考的伦理观变化问题。小说中除在赤阳岗村的七户家庭外，还有四圈与皮柿花这般在逃难中形成的新组家庭，这对考察流动者的家庭伦理变化，更具有参考意义。黄河花园口决堤后，四圈逃难到洛阳，与同样遭受水灾沦为妓女的皮柿花相识。在传统伦理中，卑贱的身份注定皮柿花本不能与四圈相恋成亲。但在故乡与他乡遭遇的种种相似苦难，让他们彼此怜惜选择成家。对他们而言，黄河泛滥等导致的“同病相怜”，成为传统婚姻观念中的“门当户对”。在肖亦农的《红橄榄》中，筏子客二才老汉对身为知青的“我”坦诚相待，因“我”在黄河中出色的水性，收“我”为徒，一同摆渡运货。小说将父子关系转为师徒关系，为“我”在红橄榄村度过艰难岁月寻得依靠。王家达在《清凌凌的黄河水》中写到，二哥子沿黄河一路乞讨，被尕爷收留当为徒弟。师徒亲缘，成为二哥子不再漂泊的前提。二哥子撑筏为雇主在黄河运货，与雇主互以“兄弟”相称。小说用“帮兄弟做事”的亲缘关系，取代了陌生人间的经济交往关系。可见，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拓展了黄河流域的夫妻、父子和兄弟等亲缘关系，将不熟悉的陌生人变为熟悉的亲人，形成了处处无亲人，却又处处有亲人的水缘伦理。

其次，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扬弃了传统家族伦理，塑造了合作互助的水缘伦理。在传统农业社会，“家族是从家庭基础上推出来的”。因小农经济极易破产，各家庭借助血缘关系聚族而居。现代以来，传统的血缘型家族伦理观念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鲁迅、曹禺、赵树理和莫言等都曾对此有过批判。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中，流动共同体是无血缘关系的“家族”。作家们抛弃传统家族伦理中的等级观念，将其中的团结意识赋予流动共同体，着力呈现陌生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如魏世祥的《水上吉卜赛》，描写了生活在黄河渡口的流民世界。小说常用“心野性硬”概括黄河给予这个流动共同体的性格特点。在复杂的特殊时期，黄河无疑给予了他们极大自由，形成了追求自在疏远政治的“心野”，承受苦难自强不息的“性硬”。作者描述“他们过着原始的部落群体生活”。有研究者认为，“他们临时组织起来的‘部落群体’，仍然是按传统的以家长为核心以村落为框架”。但事实上，小说中的流动共同体并非纯粹模拟传统家族伦理，而是凭借黄河赋予的自由奔放性格，舍弃传统家族伦理中的尊卑有别而截取其中的合作互助，进而应对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双重压迫。再看赵本夫的系列小说，从《黑蚂蚁蓝眼睛》到《荒漠里有一条鱼》，作家勾连起一部部黄河故道上流民群体奋斗求生的民族寓言。黄河决口冲垮了已有的伦理秩序，在荒原世界流浪的柴姑、梅云游和老扁等释放天性，凭借黄河赐予的原始野性生命力，坚守安居与栽树等集体理想，重组鱼王庄，建构了人人平等且互助的新伦理秩序。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扬弃了传统家族伦理，书写了团结协作的水缘伦理。

最后，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重建了传统家国伦理，塑造了具有爱国情怀的水缘伦理。中国传统社会“从家庭到家族，从家族到国家，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将黄河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通过“人河一体”的叙述策略，塑造了流动共同体家国同构的水缘伦理。在高建群的《大平原》中，花园口决堤，黄河洪水千里，河南百万难民涌向渭河平原，反复说“那水头大啊，黑压压地就像许昌城的城墙一样高，齐刷刷推着往前走，见谁灭谁！”黄河泛滥被隐喻为民族苦难，以顾兰子为代表的逃难者的家被毁坏，河难与人难叠合，国仇与家恨同构。吴文莉的《叶落长安》同样以花园口大堤被炸开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以郝玉兰为代表的难民移民史。作品中渭河流入黄河，黄河下游的难民们逃到上游的渭河流域，河流与人流的逆行交错，映射的正是家园沦陷与民族危亡。在家国伦理“个人—家庭—家族—国家”的叙述逻辑中，文学要强化民众的国家意识，就要激发“家国同构”情怀。黄万华认为，“五四新文学开始打破‘家国同构’的传统”。抗战以来，萧红的《呼兰河传》、巴金的《寒夜》和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等小说要试图弥合“家国同构”，但旧文化传统之家与时代危亡之国难以同构。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通过黄河的文化象征意义，表达“保家”就是“卫国”，“卫国”就是“保家”，这种民族大义铸就了流动共同体的精神支柱。

由此，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借由水缘伦理，呈现了黄河流域陌生人之间充满亲情关系、互助观念与家国情怀的伦理关系。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与地缘是难以分割的。新时期以来，随着传统血缘伦理受到冲击，依附其中的地缘伦理也面临危机，贾平凹、胡学文和关仁山等作家就关注“‘地缘’伦理文化逐渐走向消解的过程中，出现的诚信文化的式微、互助传统的渐变、契约精神的悖离等诸多问题”。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传统血缘伦理与地缘伦理不再互为表里，在水缘伦理汇集而成的流动共同体中，对陌生人的帮助等同于亲人间的照顾，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超越对传统家族血脉的认同。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中，水缘伦理作用于陌生人社会，将其塑造为拟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乡土中国的典型社会形态，“它揭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中国社会内核是一个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面对面的社群’或‘圈子社会’”。随着社会主体的流动性增强，人们走向了更为陌生的公共领域，曾经熟悉的熟人社会渐行渐远，面向陌生的陌生人社会渐成常态。如此社会流变影响了小说创作，许多作家作品中虽保留“熟悉关系”，但社会形态已不同往常，如罗伟章《谁在敲门》中的空心化农村，陈彦《西京故事》中的寄居型城市，赵德发《经山海》中的信息化社会等。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借助水缘伦理建构的流动共同体，让彼此陌生的流动者们形成了一种拟熟人社会的形态。然而，这种拟熟人社会不是完美的。陌生人之间平等自由，但不意味着彼此完全信任，信任常常面临风险。如在肖亦农一些作品中，共同在黄河上生活的筏子客之间，不乏偷窃行为。对此，肖亦农给予解决的策略，是依托传统道德的自我约束。他多次谈到流动者们“恪守‘规矩’，长年累月像鱼一样游弋在黄河上”，“这黄河，是有传统的；而这传统，又像这黄河一样，源远流长”。但是，“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拟熟人社会不能完全依靠“礼”的有限约束力，还需要“法”的作用，水缘伦理要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结合，才能弥补自由与信任之间的缝隙。遗憾的是，作家们对流动共同体与“法”的关系关注不够，如何实现流动共同体的“礼法并治”是作家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简言之，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没有简单否定传统伦理，而是发现了转化传统伦理的三种路径，即拓展、扬弃与重建。作家们在“个人—家庭—家族—国家”的伦理转化轨迹中，将传统血缘地缘伦理转化为现代水缘伦理，缓解了陌生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冷漠、疏离与紧张”，对乡土中国走向流动中国的伦理建构具有重要意义。

三、黄河叙述记住流动中国乡愁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中，流动共同体形成了流动的中国乡愁。流动的乡愁表现为个体乡愁汇合为集体乡愁，在他乡建故乡以及乡愁涌现“国愁”。流动的乡愁丰富了乡愁书写的美学风格，成为乡土中国走向流动中国的情感表征。

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中，就乡愁主体而言，流动的乡愁表现为流动者们经由黄河的地域认同与文化认同，将个体乡愁汇合成集体乡愁。社会学家戴维斯认为：“集体乡愁是指具有高度公开、广泛共享和熟悉等特征的符号，在适当的条件下引发数百万人一波又一波的乡愁情绪……个体乡愁是指那些来自过去的象征意象和典故，由于在特定个人的传记中，它们往往更具个性化和特殊性。”黄河叙述充满了无数漂泊个体的乡愁，如在刘士俊《大河纤夫》中，黄河岸边黑马桩等纤夫时常被问及家在哪里；李进祥的大多小说，展示城市漂泊者对故乡清水河的依恋。如何将这些个体的羁旅愁思，汇合为集体乡愁呢？他们思念的故乡，都属于黄河流域；怀恋的文化传统，都是黄河文化的一部分。作家们通过流动者们对黄河及其文化的认同，将集体乡愁和个体乡愁联系起来。如向春的《河套平原》中，陕西、山西和内蒙古等地的走西口汉子们，他们日思夜想的不仅是各自的村落，还有黄河几字弯这片土地。马尚文《大河家》中，马拔贡想念的青海隆务河畔与马玉坤思恋的甘肃大河家，同属于黄河上游，“他们的身上具有大公无私、守正创新的黄河文化精神”。可见，指向某一村庄的个体乡愁，经地域认同融合为指向黄河的集体乡愁。此外，方言等文化认同也是构建集体乡愁的重要方式。“方言是流动的乡愁”，方言是故乡赋予流动者的身份象征，共同方言能唤醒流动者们的乡愁。如郭鹏旭的《巴盐淖尔湖》中，蒙克图离乡入城打拼，遇到乌云索娃等人，“久违的乡音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彼此倾情诉说在黄河几字弯的生活经历。段艾生的《肥沃的黄河滩》多次提及流动者因故乡晋南方言回想起曾经在黄河岸边的生活。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的黄河叙述，“通过方言去追溯乡土，不单是为抵达所谓的‘原生态’，更体现了寻找精神归宿以及自我统一、丰富的需要”，实现集体乡愁的诉说。这表明，流动者们对黄河的地域认同与文化认同，使得个体超越血缘关系的网络，在水缘伦理的乡愁谱系中重建自我，让“我”的个体乡愁成为“我们”的集体乡愁，实现了乡愁主体的流动。

在乡愁主体流动的影响下，乡愁的对象客体发生了变化。这表现为流动者对家乡的指认不仅包括作为“出生成长之地”的故乡，还包括作为“漂泊流动之地”的他乡，意图实现在他乡建故乡。邹赞认为，流动的乡愁是“对‘家乡’的指认由‘出生之地’转向‘成长之地’”。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黄河叙述中的流动的乡愁，也同样如此。如在张锐和汪玉良的《爱神？死神？》中，“一批批敢于卖命的筏子客来到这片荒滩，沿着黄河建起一排排泥坯的小屋”。这些黄河岸边的小屋，成为筏子客们成长的他乡。彼此陌生的他们怀念的已不再是曾经的故乡，而是作为集体出发与归来落脚点的黄河小屋。魏世祥在《水上吉卜赛》中完全淡化流民群体的“出生之地”，无论他们随船漂泊到何地，心中所想的一直是作为集体“成长之地”的黄河雁庄渡口。在黄河叙述中，流动的乡愁不只在于流动者对家乡的情感转变，归根到底是要在他乡建故乡。如肖亦农曾写到，作为知青的“我”与乡亲们一同在黄河上摆渡，让“我觉得我在这河套里仿佛又有了一个新家”，实现了从“流浪者”到“局内人”的心态转变。魏金永的《跟着黄河走》中，从鲁西迁徙到垦利的各县灾民，因黄河决口冲散了原有的血缘关系，但始终坚信“要吃饭，跟着黄河转；要糊口，跟着黄河走”。这些本不相识的灾民共同在陌生土地上勤勉开荒，相依为命，将彼此不同的故乡融合在他乡。

在他乡建故乡的流动乡愁，呈现了乡愁书写的新样式。新文学以来，现代乡愁抒写不绝如缕，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鲁迅等书写破败的故乡批判传统中国，二是沈从文等书写浪漫的故乡审视都市文明，三是贾平凹等书写消逝的故乡洞察社会转型。王杰认为：“自1980年代以来，‘乡愁’的理念随着寻根文学，新乡土文学以及先锋派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抵御现代化痛苦和巨大压力的文化依托，或者说一个情感乌托邦。”然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作家们以文化乡愁告别了正在消逝的传统村庄之后，又将以何种姿态去迎接新的乡村呢？”而流动社会中的乡愁又如何安置呢？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提供的路径在于，消解人与故乡之间的牵绊，在他乡再建故乡。作家们抓住流动者对故乡的另一种心理，即在社会变迁中，故乡对已在异地组建新共同体的流动者而言，已少有在固定地理空间中积淀的诗意。卢卡奇认为，共同体能够让个人与具体社会现实和解，“这种效用以人们内心的共同体为前提，以对人与人之间本质事物的理解和合作为前提”。在黄河叙述中，流动者们在他乡组成新的共同体和伦理关系，重新畅想着诗与远方。在他们看来，“我”融入了“他乡”，“他乡”中也就有了“我”，“他乡”就不再是“他乡”而成为新的“故乡”。

如此一来，黄河叙述具有了“流叶同根”的文化意味。长期以来，在流动者与故乡、他乡的关系中，“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成为学界共识。受中国传统宗法秩序的影响，落叶归根是中国人重要的文化情结。随着宗法观念被打破，流动的社会主体在异地他乡安身立命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不仅汇合“落叶归根”与“落地生根”的文化现象，还发现了流动者与故乡他乡的另一重关系“流叶同根”。不同于“落叶”强调人与故乡或他乡的唯一性，“流叶”是指流动者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流动，在他乡与他乡之间流动，流动成为他们的生活常态。这类似范芝芬提出的流动中国的“循环流动”论：“循环流动有两种，一种是在老家和打工地点之间来回循环，另一种是在不同的打工地点之间循环流动，这两种循环流动常常同时发生。”“同根”，是指不同的流动者有着相同的根系建构形式，维系着“流叶”组建的共同体。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就关注流动者在故乡与他乡、他乡与他乡间的“循环流动”状态，书写流动者因共同流动的命运而生的共同情感认同。王树理的《黄河咒》中，常年在黄河故道垦荒的金家庄村民，有回家的固定时间。当故道上的金家屋子建好后，新村子与旧村子金家庄之间，也常见他们的身影。崔正来的《黄河滩》中，黄寒冰等在黄河两岸的他乡与他乡之间反复往来，沿河参与抗日救国。近三十年的流离迁返，使得他们的恋地情结不再固执，恋河情结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见，流动者们在他乡建故乡的流动乡愁，始终处于“永无止境的未完成”的建构，试图在故乡与他乡之间、他乡与他乡之间搭建平衡，使得“流叶同根”具有了“乡关何处？乡关处处”的文化意味。

在乡愁客体层面上，流动的乡愁还表现为“乡愁”到“国愁”的扩张。在黄河的民族象征影响下，家国同构的水缘伦理使流动者们的乡愁上升为国愁，这在有关革命的黄河叙述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戴克强和栗奇的《血染黄河》、陈勇进的《黄河风涛》、王树梁的《黄河之滨》等小说中黄河两岸的故乡被摧毁，“同饮一江水”的文化心理，将流动者们深恋的“家园”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国家”观念；将流动者们思念的“乡土”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国土”观念。这些作品塑造的乡愁不只具有归家不得的个人之痛，还具有国破家亡的民族之痛。因此，“我们”的乡愁就成为了“国愁”。有学者认为，从美学角度来看，乡愁具有“‘忧郁感伤’的阴柔之美”，“这一美学精神，到现代文学那里并未断绝，而且一脉相承，其典范便是沈从文、废名一路的乡愁文学”。在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中，向“国愁”扩张的流动乡愁，强调了粗粝雄健的阳刚之美，将乡愁的个人情绪转为全民共识，将“月是故乡明”的“小乡愁”转为“国破家何在”的“大乡愁”。

展现乡愁主体与客体的流动，是“记住乡愁”的重要叙述策略。当前，是否要“记住乡愁”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强化乡愁会延长社会转型期的情感痛苦，“在当下的中国，真正需要的也许不应是记住乡愁的劝导，而应是淡化乡愁、化解乡愁的倡导”。笔者认为，正确认识乡愁的流动属性，找寻黄河等记住流动乡愁的最大公约数，有助于化解社会转型期的情感折磨。以流动的乡愁弥补个体与集体、故乡与他乡、地方与国家间的裂隙，实现乡土中国走向流动中国过程中流动者身体与精神的诗意栖居，这正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黄河叙述展现流动乡愁的时代意义。

四、黄河叙述讲述流动中国故事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在呈现人与河的流动状态中，展现流动的美学活力，更新乡土小说的观念，创新小说的流动书写，启示我们在讲述流动中国故事时应注意乡土中国与流动中国的联系，流动中国与流动世界的关系。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展现了流动的美学活力。刘大先认为：“文学对河流的书写史不绝书。许多河流已经文学化，成为人文地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使得自然河流景观更加审美化”，河流成为缅怀历史、寄寓人生感悟和象征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学符号。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在近现代的文学化过程中，始终与民族国家建构密切关联，逐渐形成了以“阳刚美学”为主的审美特性。“阳刚美学”形塑着作者和研究者的黄河想象，似乎已成为黄河文学化的主要审美属性。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从黄河流动的自然属性出发，在人与河的流动故事中，营造了拟熟人社会的和谐，个体乡愁汇合为集体乡愁的悲叹，在他乡建故乡的豁达，乡愁向国愁扩张的崇高等美学风格。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以流动的美学活力，丰富了文学化黄河的审美属性。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乡土小说的观念，认识到乡土小说既关于“地之子”的“乡土性”，也关乎“水之子”的“流动性”，丰富百年乡土小说的文化传统。在新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乡土小说是中国小说的主阵地。周作人、鲁迅、茅盾、赵树理、刘绍棠、汪曾祺、雷达和丁帆等都曾阐述过乡土小说观念，提出了“土气息、泥滋味”“国民性”“地方色彩”“风土”“民族特色”“三画四彩”等乡土小说术语。“这些相近的概念实际上隐含着不同的文学价值诉求和作家对于‘乡土世界’的不同理解方式及想象方式”，但共同指向了“地之子”的“乡土性”。王尧认为：“无论是从社会学还是从文学角度观察，‘乡土性’都是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呈现的。”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地关系经历了在地化、去地化和再地化3个阶段。”这在柳青的《创业史》、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和乔叶的《宝水》等乡土小说中都有体现。黄河叙述中人地关系的“乡土性”，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如董尧和赵杰的《黄河故道人家》等中的“守土又守乡”，二是如马知遥的《四月的河滩》等中的“离土不离乡”，三是如文荟的《黄河记忆》等中的“离乡不离土”，四是如鲍义志的《大河边上的尕水手》等中的“离土又离乡”，五是如王存华《向阳而生》等中的“回土又回乡”。这五种人地关系，无不通过黄河连结而成，后三种人地关系明显具有因黄河带来的“流动性”。黄河既养育着农业文明，又孕育着渔业文明，让两岸人民既可以“守土又守乡”，又可以“离土不离乡”。黄河流动的便捷性条件推动人们主动外出，泛滥决口等破坏性因素逼迫人们流浪漂泊，这形成了人与故乡及他乡的流动关系。无疑，黄河叙述突出了“人—地—水”的三者关系，强调了“乡土性”和“流动性”的融合。这表明，乡土小说不仅要关注人与土地的命运，还应关注人与河流的命运，土地与河流的命运；站在流动中国的语境中，既要关注“乡土性”，更要关注“流动性”。所以，“地之子”与“水之子”、“乡土性”与“流动性”应该构成中国乡土小说的两大生命系统。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也有助于续接中国“游文化”传统，创新流动书写，发掘“土与水”“居与游”“熟与生”融合的中国社会关系。新文化运动时，杜亚泉就曾提出中国“游文化”。龚鹏程基于中国古代社会人口流动的史实，认为“流动可能才是社会的真正行为方式”，“中国古代也不是一个凝固稳定的乡土社会，而是充满了各类游人流民以及游之活动的世界。这些游人及游的活动，显示了中国文化中非常丰富的精神状态”。唐朝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就将“流动”视为重要的写作风格。从春秋战国的辞赋辩说，到唐宋边塞诗词，再到明清通俗小说，中国古典文学多是社会流动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流动想象，形成开放自由的文学精神。现代文学中，东北作家群和西南联大诗人群等的作品里，也常见“流动”身影。当代以来，受乡土中国观念影响，文学创作多具有中国社会“土”“居”“熟”的情结，少有对中国社会“水”“游”“生”的深思，“游文化”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反观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展现了大量的流动景观。在作品中流动意味着寻找，无论是被迫漂泊还是主动游弋的流动者，土地多是他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黄河是他们的流动通道或谋生依靠。“土与水”的融合，让流动者们寻找到肉体得以栖居的现实家园。黄河带来的“游”，打破了以往乡土社会受制于宗法血缘恒常不变的定“居”意识，来自不同地域的流动者虽然彼此陌生，但依托有关黄河的水缘伦理组建流动共同体，有着相同的流动乡愁，形成新的流“居”意识。“居与游”“熟与生”的融合，让流动者寻找到心灵得以安放的精神家园。可见，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延续了中国的“游文化”传统，创新了流动书写，呈现出“土与水”“居与游”“熟与生”多元融合的中国社会。

如此一来，流动成为理解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的重要视角，作家们需要讲好流动中国故事。“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讲述中国故事，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李云雷、贺仲明、刘大先和张丽军等学者，都曾就此问题发表看法。整体来看，学界多“将乡村故事讲述为具有整体性、普遍性，并且和每个中国人都相关的中国故事”，这使得中国故事往往被约等于乡土中国的故事，忽略了中国社会的流动特征。讲述中国故事，也要讲述流动中国的故事。当前中国作家不缺乏选择故事的能力，也“不匮乏文学技巧，他们最缺乏的是勇气，是思想”。由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来看，笔者认为讲述流动中国故事，关键要处理好两重关系，即乡土中国与流动中国的关系、流动中国与流动世界的关系。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表明，在乡土中国与流动中国的关系中讲述流动中国故事，作家要以流动经验更新知识体系，展现流动中“传统”与“现代”的共生。李震认为：“乡村社会曾经给文学叙事提供的历史语境和各种文化元素都在发生转场和变异。既有的乡村叙事传统已难以为继，21世纪初出现的部分作品已显示出作家们力不从心、进退失据的困境。”从作家主体的角度来看，这种困境指向了作家知识体系的固化。这不是个案问题，而是普遍性问题。一些作家习惯用传统乡土中国的眼光，打量着过去与现在发生的一切，失去了以流动为视角看待中国故事的能力。所以，讲述流动中国故事，作家就需具备流动经验，更新已有知识体系，既要了解中国自古以来的流动史实，熟悉“游文化”传统，也要亲身体验流动生活，感悟乡土中国走向流动中国的历程。黄河叙述中，一些作家出于创作目的沿黄河流动，发现了乡土中国时期的流动现象，也认识到流动中国时代个体的出走与归来。如韩庆功为创作《黄河从这里拐弯》行走于黄河沿线，途经黄河流域九省区，叙写了抗日战争时期青海与河南两地的人员流动，也写出了改革开放后众多边地青年进城打拼的奋斗历程。此外，还有一些作家本身就是社会流动浪潮中的一员，感受乡土中国走向流动中国的悲欢离合。如身为下乡知青的肖亦农，以自身的流动经历为素材创作了“金色弯弓系列”，黄河及其冲刷的河套平原，成为他和作品中主人公在特殊岁月中的精神寄托。杨志军在世纪末的移民浪潮中，从青海移居山东，两地一脉相承的黄河文化，让他在黄河叙述中持续关注内地支援边疆的题材，创作出了获茅盾文学奖的《雪山大地》等佳作。这表明，若要获得流动经验更新知识体系，就不仅需要作家回到社会流动的现场，还需要从中寻觅支撑流动的精神寄托。只有如此，才能正视中国社会的流动现实，才能重新认识流动中国。

乡土中国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另一种命名，流动中国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从乡土中国走向流动中国，涉及城乡关系、身份认同、伦理秩序等众多问题，归根结底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讲述流动中国故事，也是讲述“传统”与“现代”关系的故事。长期以来，部分作家在书写社会流动问题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有着理性判断与情感选择的矛盾，既深知“传统”消逝是“现代”发展的历史趋势，又对“传统”具有难以释怀的依恋。黄河叙述超越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抗想象，在整体进程中把握社会流动。黄河文化既有农耕文明等“传统”特征，也具备民族国家象征等“现代”风格。经黄河衍生出的流动共同体延续了传统家元共同体的人情逻辑，水缘伦理脱胎于传统血缘伦理与地缘伦理，流动乡愁是原有单一乡愁的扩张。这表明，乡土中国的“传统”可以以不同方式在流动中国延续，流动中国是在乡土中国“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之路。有研究者认为，新时期以来作家“面对现实重建我们的生活秩序，首先面临的也是一个是将其建立在传统小农经济下的宗法—伦理秩序之上，还是建立在未来的经过城市化改造的新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问题”。黄河叙述提供了“第三条道路”，即“传统”与“现代”调和的伦理秩序。所以，讲述流动中国故事，就要呈现流动中国对乡土中国的创造性转化，突出“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表明，在流动中国与流动世界的关系中讲述流动中国故事，作家要以中国式流动变革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据联合国《2022年世界移民报告》统计，2020年国际移民总数约2.81亿人，流动已成为重要的国际现象。讲述流动中国故事，也是在讲述流动世界故事。针对全球化浪潮，鲍曼基于西方社会的流动图景，认为当前社会是“流动的现代性的社会”，“流动的现代性”揭示了西方式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关系不断“液化”的状态，指明了个体不安、认同消解、共同体间隔阂等社会流动带来的问题。鲍曼所言的流动性带来的社会问题，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社会现实。讲述流动中国故事，要针对中国的社会流动，呈现中国式流动变革。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塑造了在清末民初、抗战解放与改革开放等不同社会转型阶段，农民、知识分子、士兵和商人等不同流动个体，汉族、回族、撒拉族和东乡族等不同流动民族。他们原有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弱化，但凭借黄河水缘伦理组建流动共同体，在急速奔涌的时代实现个人现代思想意识的成长，实现肉体与心灵的安居，实现集体与国家的认同，展现了一种中国式流动变革。近年来，王一川以“流溯的现代性”，思考“在向前的生活流中同时产生的向后溯洄而寻求稳定性的冲动”。笔者所言的中国式流动变革包含王一川的“流溯的现代性”，注重“流动性”与“稳定性”的融合。作家的中国式流动变革书写，不仅要探寻“流溯的现代性”中的“溯洄”传统稳定性，还要探寻变革传统后的现代稳定性。简言之，讲述流动中国故事，不能局限于西方式“流动的现代性”视野，要书写中国式流动变革。

不过，讲述流动中国故事的目的，不只在于展示中国经验以区分西方经验，更重要的是要塑造流动中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往，“在众多有关‘中国故事’的讲法中，多多少少都流露着‘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相对抗的意图”。流动作为世界性主题，讲述流动中国故事可以实现“中国”与“世界”的有效沟通。全球化背景下，无论是国内流动，还是国际移民，他们的“家园”已超越了地理空间，在融入他乡安置乡愁的过程中，都不乏辛酸与孤独。对此，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既不完全同于古尔纳的《最后的礼物》等给予移民同情怜悯，也不完全同于奈保尔的《幽暗国度》等批判流动的现实，而是以摆脱孤独，寻找归属感为流动目的，经由黄河文化形成的水缘伦理，组建了充满亲情互助等人类共通情感的流动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不局限于亲人之间，还扩大到陌生的异乡人之中，形成拟熟人社会。在此，异乡人能与新旧环境互联互通，互通互惠，也就构建了新的命运共同体，实现这个冷漠的异乡人与世界之间的有效沟通。可见，黄河叙述塑造的流动共同体，就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讲述流动中国故事，就不只是要总结中国经验，还要为如何实现“诗意栖居”等世界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毋庸讳言，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还存在一些不足。就整体而言，流动主体较为单一。多数作品中的流动主体是黄河流域的人，他们可以凭借共同的黄河文化获得共识，但当黄河流域外的人来此与他们相遇后，黄河文化将发挥何种作用？他们之间是否还能组建共同体？维系共同体的要素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作家们超越地域限制，思考流动中国的普遍性问题。除流动的人外，作家们还应该展现流动中国中的产业、资源与文明等多样的流动主体。尤其是文明的流动，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自然走廊，是文明‘流动’的走廊”，叙写黄河流域“水—人—民族—文明”叠合的流动，将有助于突显中国文化自古以来的流动性，加深流动的文化内涵。就近年来的黄河叙述而言，部分作家存在创作简约化与模式化的倾向。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间，作家们能集中展现黄河流域过去与当下的流动景观。但近年来，部分作家忽视黄河流域丰富的社会流动，流动书写被简化为返乡书写，因流动带来的心理认知、人际关系和文化传统等变化被简化为乡土情结的复归。这使得部分作品成为类型化的社会学记录，无法平衡复杂的流动现实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收获了有益的探索，但其不足也为讲述流动中国故事提供了前车之鉴。

总体而言，流动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与文学话题。从乡土中国走向流动中国，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文学叙述的重要方向。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的黄河叙述，发现了家元共同体变为流动共同体，传统血缘地缘伦理变为现代水缘伦理，单一乡愁变为流动的乡愁，呈现了乡土中国如何走向流动中国。在流动中国的大地上，我们期待黄河叙述能呈现出更丰富的流动故事。而流动中国故事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还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如何走向成熟，尚需作家们和研究者们的持续深入探索。

原文刊发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