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声的中国》一书导言《聆听演说与触摸历史》中，我提及自己曾在课堂上讨论“1970年代的有线广播与大喇叭的功能”，描述“文革”期间中国乡村的信息传播、政治动员与文化生活，但因涉及个人生活经验，如何将琐碎记忆与宏大叙事相勾连，仍需进一步推敲。
多年前，我曾暗下决心，总有一天会为那个安放在我家屋檐下的既可爱又可恨的现代装置写一篇文章。只不过，到底是散文还是论文，一直拿不定主意。终于想通了，反正没有评估压力，可以放手一搏，即便做不到鱼与熊掌兼得，起码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文章分四部分：一、问题意识与基本史料；二、农村有线广播的起与落；三、地方性视角的观察；四、声音的记忆与解读。
问题意识与基本史料
传统中国的政治治理，一般到县为止，即所谓“皇权不下县”，乡村基本上由宗族及乡绅管理。新中国社会治理的最大特色，就是“一竿子插到底”。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那便是借助组织与宣传，两条腿走路，互相依存又相互支撑。看得见的是系统（干部），看不见的是声音（喇叭）。用“文革”中常用的句式，那就是让毛主席的声音传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进入所有人民群众的耳朵和心中。对此局面的形成，农村有线广播起了决定性作用。
这里暂时搁置教育水平较高且阅读方便的城市，只谈乡村，且集中在1970年代——兼及“文革”期间以及改革开放初期，除了论题相对集中，资料比较好把握，还有就是可以借鉴我的生活经验。这就说到本文的基本思路及论述方式——借助公开出版的著作与史料集、广东省潮州市档案馆的收藏，加上在地经验（追忆及访谈），互相印证、对话与质疑，进而展开一段早已消失的历史。
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农村有线广播，相关著述其实不少，比如赵玉明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中国现代广播史料选编》（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以及《中国广播电视图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哈艳秋主编的《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5），杨波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编年史》（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9）等，对此都有所涉及。大的论述框架没有变化，只是不断深描，增添史料，再就是延长论述的时段。至于近年发表的专业论文，谈论此话题的也不少，本文略有参阅，但不准备做学术史清理。
我主要依靠的是《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编辑部编写、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刊行的《中国的有线广播》；技术方面则参照《农村有线广播》编写组编写、科学出版社1971/1982年推出的《农村有线广播（附图）》。高瞻远瞩的理论阐发，以及细致入微的技术说明，都不是我的工作重点，本文关注的主要是农村有线广播如何推广与落实，以及效果怎样。
这方面，《中国的有线广播》实在是再好不过的史料了。据所属丛书“总序”称，最初的工作是为撰写《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做资料准备，编辑部整理了300万字，加上部属各单位和各省市自治区广播电视厅（局）提供的550万字，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上下两卷90万字的大书，描述从1923年到1984年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史著出版后，编辑部舍不得各省市自治区提供的那550万字文稿，于是编辑了共八册的“中国广播电视史料选编”，《中国的有线广播》名列第四。该书的“本书说明”提及，这些史料来自广播电影电视部保存的历史档案，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广播电视厅（局）提供的文稿。全书五部分，都谈农村有线广播：第一部分是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的论述；第二部分为中央领导机关决定；第三部分系中央广播事业局通知；第四部分乃各种工作会议纪要、讲话及报道；最有价值的是第五部分，篇幅占全书一半，谈的是“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有线广播事业”。那是根据各地广播电视厅（局）上交给中央的文稿编写的，删繁就简，但未曾改头换面。因“统稿工作”不细致，文章质量参差不齐，留下很多值得细究的缝隙。加上那是改革开放初期，上层提倡讲真话，不少省份自揭老底，暴露此前那些漂亮数字背后的难堪。这些芜杂、粗糙乃至互相矛盾的描述，比起日后被修饰得十分光滑的场面，更值得仔细琢磨。起码提醒我们，文件与实践、中央与地方、区域与时段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必须努力寻求有效的阐释技巧，而不是直接套用某些现成理论。
敏感的读者或许会质疑，为何将整体的“有线广播”与局部的“大喇叭”相提并论？那是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第一，农村有线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立意、制作、传输到播放，环环相扣，大喇叭虽只是末端的显现，却也是最直观的表达；第二，声音是无形的，看不见也摸不着，可大喇叭却是具象的，是村民每天都必须面对的物质形态；第三，随着时代变化以及技术发展，原先的县广播站—公社放大站—大队播放室已不存在，但大喇叭依旧在发挥作用，只不过“户外广播也是使用调频手机控制，主要安放在人口较多点”。假如从1950年说到2020年，这七十年间，作为农村政治/文化管理重要一环的“广播”，经历多次技术转移，但作为象征物的“大喇叭”雄风依旧，且在某些特殊时刻——比如灾害或疫情——仍然发挥重要作用，故值得专门提及。
农村有线广播的起与落
在展开正式论述前，请允许我引述《有声的中国》中的一段话：
随着上世纪二十年代唱片业以及无线电广播在中国都市的兴起，娱乐、政治以及文化的声音，开始在辽阔的中国大地及天空回荡。1950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各级领导机关应当有效地利用无线电广播》的社论，强调“无线电广播事业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特别是在我国目前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利用广播进行宣传和动员，可以发挥极大的作用，农村高音大喇叭开始逐渐普及，1976年底达到了顶峰。此后，高音喇叭的影响力迅速衰落，虽也有若干重新崛起的时刻，但已不复从前。那是因为，民众受教育程度提高，加上生活方式改变，即便偏僻的乡村，单纯收听广播的人口也大为减少了。
当初写下上面这段话时，我对农村有线广播未做专门研究，只是凭借生活经验，加上翻阅若干史著，贸然下的结论。好在那不是论述的重点，可以避重就轻，一笔带过。其实，无线广播与有线广播的选择、农村与城市的差异、不同地区不同年份广播的影响力，还有改革开放后有线广播迅速没落的原因等，都值得仔细分疏。
首先必须记得，无线广播与有线广播，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制作与传播方式。同样是基于政治宣传与社会管理需要，到底是借助自由掌控/调频的收音机，还是依靠固定线路与大小喇叭，其中大有讲究。1951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重视广播》，开篇第一句：“无线电广播是群众性宣传教育的强有力的工具之一。”这大概是照搬疆域辽阔、教育普及且已经工业化了的苏联经验，而在经济落后、收音机还是奢侈品的中国，这实际上行不通。因此，主管部门很快调整策略。1955年8月26日，全国农村有线广播工作座谈会召开，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梅益发表讲话，称此后有控制地推进无线广播（包括生产收音机），重点放在发展有线广播，理由是：“它的好处很多，一是便于普及，二是可以控制，三是可以和当地实际情况紧密结合。特别是最后这个优点，对于县的党政领导机关有着很大的好处。”
比起无线广播以及日后兴起的电视来，有线广播的生产成本及接收门槛最低，在国家经济实力有限的时代，成为政府宣传各时期的路线、方针与政策，并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媒介，自在情理之中。可“便于普及”之外，更大的好处是“可以控制”，也就是说，听众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声音”的制作与播出，开关掌握在执政者手中。这在强调思想一致、步调一致的时代，显得特别有诱惑力。至于第三个优点，“可以和当地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这就说到有线广播的组织及运作方式了：各县设立广播站，隶属县委宣传部，其功能除按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全国各地联播节目”和本省（或地区）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外，还可以插入自编的新闻报道或文艺节目。公社设广播放大站，主要转播县广播站的节目，也可不固定地播出自办节目。各大队设有播音室，一般由大队宣委管理，转播中央台、省台或地区台的新闻节目，若县广播站或公社广播放大站播出自办节目，照例也会转播。大队播音室偶尔也会被要求播出独立撰写的文稿，更多的是播出通知等。至于广播站/室的建立、线路架设、扩音机选择、扬声器与扩音机的配接、大小喇叭的安装等技术问题，由县广播站统一办理，基层只管使用，发现故障报修即可。这样一来，借助县广播站—公社广播放大站—大队播音室—高音大喇叭及入户小喇叭，中央的声音真的能够迅速进入千家万户。这里之所以强调基层不一定转播省台，也可选择地区台，那是因为方言的缘故。我插队的粤东山村，民众讲潮汕话（属于闽方言中的闽南次方言），与省城广州流行的粤语无法沟通。记忆中，村里转播的都是汕头人民广播电台，而不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及娱乐节目。我相信方言区的这一选择，带有普遍性，且得到上级主管部门首肯，否则当地民众听不懂。
我在粤东山村插队务农那几年（1969年10月—1978年2月），对面屋顶架着大喇叭，可谓声声入耳，不听还真不行。另外，还有入室的小喇叭，那个倒是可自由掌控。每天三次广播，中午的内容没印象，只记得清晨以《东方红》旋律开篇，接着是“新闻和报纸摘要”；晚间有“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最后以《国际歌》或《大海航行靠舵手》收尾。今天，学者们花很大力气来描述那个颇为复杂的农村有线广播体系是如何实现政府对民众的全面掌控的；而在当年，那是一种闹钟一样的生活节奏，我们早就习以为常。广播里讲的那些大道理，绝大部分民众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既不欣赏，也不反感，是一种没有“存在感”的存在。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铺天盖地、无所遁逃的“声音”，确实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及精神印记。
学者们讨论半个多世纪农村有线广播的起承转合，确实是个有趣的话题，值得认真爬梳，那毕竟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教育及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至于这七十年“广播下乡”到底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起始及特征，以及近年国家战略调整，有线广播能否强势返乡等，我不想参与辩论，只想就三个重要节点，表明我的立场。第一，承认1955年确立的加快农村有线广播网建设策略，是明智且有效的。第二，在某些危机时刻，有线广播可以有效地规避人员伤亡，比如2019年四川宜宾发生６级地震，成都应急管理部门的大喇叭提前61秒预警，还有2020—2022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不少农村干部重新启用大喇叭，起了很好的通知及宣传作用，这些都是事实。但若由此判定，农村有线广播有可能重现辉煌，那我不能同意。这就说到第三点，我以为1980年前后是个关键节点，技术进步以及政策调整，促使中国农村有线广播光荣退场。
1982年10月23日，时任广播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在华东地区广播宣传协作会议上讲话，当被问及有线广播的前途时，他斩钉截铁地说：“有线广播前途无限。认为有线广播‘穷途末路’的观点是错误的。”此前两年半，也就是1980年3月25日，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的董林在全国广播事业规划会议上讲话，也称1981—1985年的首要任务：“要继续执行以县站为中心，以公社广播放大站为基础，以专线传播为主的方针，建设农村有线广播网。”但形势比人强，改革开放后人员流动，经济发展，民众生活水平提升，购买收音机及电视机不再遥不可及；更重要的是思想解放，阅读与倾听的选择权重新还给了普通民众。这个时候，早就习惯于自上而下、单一灌输的有线广播，很难再维持其权威性与吸引力。
倒是董副局长在讲话中总结中国有线广播三十年业绩，提到的那些数字（统计到1970年代末）成为十分难得的史料：“现在，全国已有2300多个县、市、旗建立了广播站，4.9万多个人民公社建立了广播放大站（占全国公社总数的88.4%），有93%的生产大队和88%的生产队通了广播，65.5% 农民家庭装上了广播喇叭。农村广播喇叭总数达1.11亿多只，其中入户的喇叭1.07 亿多只。”这当然是了不起的业绩，但是，有线广播的高峰期已过，也就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此后三十年，农村有线广播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电视、网络等），很难再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也无法对公众进行有效的思想改造与社会动员。唯一屹立不倒的，是村头广场上那高高耸立的大喇叭；可它时不时播放的，不再是重要的政策宣导，而是公众喜欢的戏曲或者紧急通知。
地方性视角的观察
在一个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代，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别不会特别大，加上严密的组织系统与强有力的社会控制，使得有线广播的推广与落实，没有大的障碍。即便如此，还是有必要从地方性视角，观察1980年代以前，各地广播事业的实际状态。
为了便于比较，就以公社、大队、生产队以及农户通广播的比例，看几个有代表性省份的情况。今天的经济第一大省广东，1983年的统计数字并不十分出彩：“有96%以上的公社建立了公社广播站，总数1908个。喇叭240万只，有96%的公社、68%的大队、51%的生产队通了广播，全省70%的人口可以听到有线广播。”相反，今天经济实力不怎么样的山西省，当年的成绩却十分耀眼：1971年底，山西“有98%的公社、99%的大队、97%的生产队通了广播，有72%的农户安上了喇叭”；到1974年底，山西“全省基本实现了喇叭户户化”，“农户喇叭普及率达到94.8%”。如此靓丽的成绩单，连一直都是好学生的浙江省都赶不上。浙江1976年底有 99%的大队、96%的生产队通广播，农户广播普及率68%。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比起山区或大漠，平原地区架设广播线路本应很容易才对，可偏偏地处中原的河南、河北，有线广播事业并不发达——起码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1983年底，河南省公社放大站全部建成，大队通广播占71%，生产队占61%，“户通广播的比例53%，广播喇叭676.42万个”；河北省呢，1983年的统计数字，公社放大站建成占92%，大队通广播占80%，生产队占77%，农户通广播占25%。离首都北京这么近的地方，有线广播事业竟如此落后，实在不可思议。
但这里有个统计年代的差异，不能忽视。山西、浙江提交的是有线广播最高潮的1970年代的数据，而河南、河北采用的是有线广播已经明显衰落的1983年的数据。单就农村有线广播而言，并非年代越近越好。比如安徽省1976年底全省通播率，公社99.8%，大队94.2%，生产队88.8%，农户71%，成绩还挺好看的；可到了1983年重新统计，公社放大站仅建成94%，大队广播室占71%，“生产队的通播率还只有48%”。如此大踏步后退，实在让当地领导脸上无光。为什么会这样，作者给出了明智的解释：“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与‘左’倾错误的影响，所造成的损失与浪费极为严重。”具体说来，就是此前搞浮夸，胡报喜，乱表态，层层照搬“先进经验”，造成建了坏，坏了建，浪费十分惊人。广东也走过类似的弯路，不过较早吸取教训。因“文革”的特殊氛围，广东的农村广播网迅速推进，从1963年的39万只喇叭，跃升到1971年的240万只。“从数字看是大跃进，但这些网路质量差，筹款维护网路又有困难，不少网路不到一年就垮了，能发挥作用的仅一半左右。”
现在无法判断各省在提供统计数字时的策略与动机，选择高峰期的1971年，到底只是为了面子，还是蕴含着为有线广播辩护的想法；反过来，选择低潮处的1983年，是否因为意识到思想及技术转型的时代到来，有线广播已是明日黄花。以中国政府的动员与执行能力，1955年的提倡有线广播，与1980年代的转向广播与电视融合，都是自上而下畅通无阻的。只是此举多大程度达成最初设定的目标，以及其中付出的代价，须仔细斟酌。
这里选择我插队的广东省潮安县，借助现存潮州市档案馆的若干文件，看1970年代当地有线广播事业的状态。作为“省尾国角”，潮汕各县的经济、教育、文化，当初在广东省内大致属于中游。因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统一部署，1961年起，县一级报纸取消，“随着县报的撤销，而广播的宣传任务，就相对加重”，各县于是加强广播人员配备，“各地公社站也要配备专职干部”。发展到1977年，潮安这样的大县，广播站在编人数37人，全县24个公社站还有88个工作人员——翻阅这份现存潮州市档案馆的《潮安县广播站一九七七年工作总结》，颇有些惊喜，因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此文作者乃潮州县广播站党支部，工整写在300格稿纸上，总共25页。引述前两页文字，有助于了解县一级广播站的实际运作状态。“目前，全县二十四个公社，社社队队通广播。生产队通播率达百分之九九点三，拥有啦（喇）叭七万六千五百九十五只，平均二点一户一啦（喇）叭。县站至二十四个公社站，已实现专线传输，共有专线二百四十九公里。全县广播专线总长二千九百四十一公里，除三十七个大队未架专线外，其余都实现了专线传输。在广播宣传上，除坚持转播好上级电台节目外，着力办好县内自办节目，做到安全播音，无出事故。自办‘县内新闻’每日三十分钟，报纸摘要每日二十五分钟，每天四次播音，总共八小时十五分钟。据统计，今年一至十二月份，‘县内新闻’共播出稿件一千四百五十五篇，其中请工农兵录音讲话九十七篇。全县二十四个公社站，除田东、大山公社站外，其余公社都能自采自办社内消息，做到天天有广播，天天有社内消息播出。”
可以作为补充的，是同样现存潮州市档案馆的两份材料，一份是中共潮安县委宣传部编印《宣传工作》第十一期（1973年11月19日），打印稿共5页，转发沙溪公社党委会的《加强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农村有线广播质量》，旨在说明建立农村广播网不是一劳永逸，须持之以恒，介绍沙溪公社重温毛主席“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伟大教导，如今“全社喇叭从原950个增至2300个”（第2页）。另一份材料是中共汕头地委宣传部转发汕头人民广播电台党委《关于我区一九七五年农村有线广播工作情况和一九七六年工作意见》（1976年2月10日），打印稿共9页，其中特别提及“有线广播是第一位，无线广播是第二位，电视广播是第三位，提高对办好有线广播网的重要性的认识是非常必要的”（第5—6页），另外，强调“各级广播站要认真转播好上级台、站的有关节目，要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坚决地杜绝错转敌台广播的事故发生”（第7页）。相比印刷成册公开发行的图书，县一级广播站的资料，本来对描述当年农村有线广播的状态很有用，可惜基本上都散佚了。能在潮州市档案馆里打捞到若干件，已属不易。比如，1964年共青团潮安县委副书记纪念五四青年节45周年的讲话，全是抑扬顿挫的社论语言；1965年某女工代表潮州竹器二社全体女工的三八节讲话，公布生产数量，还表扬先进人物——这两份广播稿都是手写，上面有修改与批示的痕迹。至于打印稿《龙湖公社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农村广播网建设》（共7页），其中引述贫下中农的话——“公社广播有二大好：一是使我们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二是使我们明了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喇叭小，威力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天天讲，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天天批，既是毛泽东思想宣传员，又是毛主席著作辅导员！”（第2页）——更是让我看得惊心动魄，今天觉得不可思议，当年却是我们认真倾听且努力模仿的说话方式。
之所以要求县广播站除了转播好上级电台节目外，还要自办节目，目的是接地气，也让县领导有发声与发力的机会。1955年，时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梅益在农村有线广播座谈会上讲话，强调：“广播站一定要有自办节目，那怕每天只有十几分钟也好。节目一定要和当时当地的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密切结合。”可在实际操作中，县一级能做好自办节目的极少，即便解读政策，也只是东抄西抄，拼凑成文。县一级尚且如此，要求公社乃至大队也来自办节目，那更是缘木求鱼了。可也正因为这一不切实际的规定（每年有篇数要求），我下乡插队时，多次“以笔代锄”，被大队宣传委员借来撰写广播稿。第一次在大喇叭里听到自己撰写的广播稿，还有点小小的得意。可我很快发现，周边的贫下中农，没有人注意我的遣词用句（除了宣委不断表扬），那些陈词滥调，就像一阵风，来无影去无踪。当年我就认定，县广播站的稿子，还没我写得好。除了时代风气使然，还有审稿制度限制，再加基本上没有听众，我相信各地广播站的自办节目，绝大多数乏善可陈。1980年代初，吉林省在汇报本省的有线广播事业时，引述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自编“三字经”：“勤广播，条要多；有报告，夹唱戏；对钟表，分四季；讲报纸，说天气；花样多，都满意；讲马列，助学习；不摆架，反洋气；口语化，别怪气；说真人，说真事；有全国，有本地；反迷信，长见识；触痒处，解问题；知温暖，通心意。”可惜，这样完美的有线广播，不知哪里能找得到。
声音的记忆与解读
提供特定年代各省的统计数字及广东省潮州市的若干档案资料，使我们对那个年代的农村有线广播有大致了解；若添加地方知识及个人经验，我相信那样的史学论述更有活力，也更贴近真实。而借助往事追忆，让那些躺在档案馆里的泛黄纸张重新“活起来”，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之一。
1969年10月，没能继续升学，作为初中毕业生，我本该到海南岛军垦农场当知青，最后遵从“子孙有难回原籍”的古训，到广东省潮安县磷溪公社旸山大队插队务农。这一待就是八年半，直到1978年初，才因高考制度恢复而得以到广州中山大学念书。山村生活留给我的声音记忆很复杂，有传统的“风声雨声读书声”，有粤东特有的“乐声如水漫山村”，有屋后舂齑做粿的石碓声声，更有白天黑夜无所逃避的广播阵阵。当年的文字写作，全都忘记了；反而是大喇叭的声音，不时闯入梦中，让我闪回那段难以忘怀的乡村生活。其中有三四个月，我代理外出学习的大队宣传委员，掌管广播室的钥匙，负责每天的广播开关，接待来宾，通知找人等（包括放电影的大好消息）。这个短暂的美好时光，也是我了解农村有线广播利弊得失的重要契机。
说到农村有线广播的魅力与局限性，落在纸面上的论述，与实际生活中的切身体会，有很大距离。在我看来，应该承认“广播的历史又是充满张力的历史”，而不只是强调“听众们在同一时间调到某个时段播出的某一节目，创造了共享的同时性的经验”。学者们喜欢说，农村有线广播因“固定时间内循环往复的节目播出将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国家层面的部署紧密相连”，因而建立了一种“同一性”与“同时性”，此举“有助于整合农民与国家的关系、普及新观念和新文化、促进科学知识和技术在农村的推广”。如此空泛的论述，不能说没道理，但不太经得起推敲。这更多体现了政府建立农村有线广播的初衷，至于实际效果如何，那另说。单从技术论，借助无线及有线广播，“北京的声音”确实能迅速到达偏僻的海岛及山寨，但当地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与文化习俗，严重限制了接收效果。我所在的粤东山村，没听说过因抵制传播毛泽东思想而刻意破坏传输线路的，但确实有不少农户嫌声音太吵影响睡眠，拆掉或关闭入室小喇叭。当年，干部抱怨群众不听广播思想落后；今天看来，这种消极抵制，未尝没有合理性。关键在于，当领导意志与群众需求不相匹配时，声音的传播效果必定大打折扣。这个时候，单列统计数字不够，还得有来自历史现场的细节——包括当年的描述与事后的追忆。
回到当年情境，对于公社以及大队干部来说，只要大喇叭在响，就属于工作正常。万一出现故障需要报修，也是只管室外不管室内。可以这么说，对于一天响三次的“话匣子”或“戏匣子”，村民既不仇恨，也不重视，属于可有可无，该怎么生活，还是怎么生活，不怎么受大喇叭的影响——包括种田、休息以及过年过节。县里或公社来人检查，也只是大队宣委出面应付。至于编写配合时事的广播稿或文艺节目，表面上轰轰烈烈，实则没什么正面效应，村民爱听的是老戏，日常演奏的也是旧曲。我曾谈及自家一件糗事：“（朋友）发来我当年在《潮安文艺》及潮安县文化馆编印的《演唱资料》上的五篇作品，我才如梦初醒。很惭愧，自己当年就这个水平——全都是配合现实政治，把口号改为韵文，或者揣摩形势，胡编乱造，看不出任何才情，更谈不上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
都说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可为何早年习得的童谣、民歌、流行歌曲、革命样板戏，能够让多年后的你我脱口而出？相反，那些当年认真研读甚至做了笔记的高头讲章，反而不见踪影？在表达方面，声音也许不如文字准确，但其直接、含混、肉身以及个人化，或许更有历史穿透力。
多年前，我在台北、潮州以及深圳三地分别举办了书法展，好多观众对其中一幅作品感兴趣，那就是《乐声》：“弦诗雅韵又重温，落雁寒鸦久不闻；犹记巷头集长幼，乐声如水漫山村。”附记是：“近日重听潮州音乐《平沙落雁》《寒鸦戏水》等，忆及当年山村插队，每晚均有村民自娱自乐的演奏，不胜感慨。”不是因为字美或诗好，而是那种乡村生活及文化氛围，让很多人感动。值得注意的是，潮州地方民间丝弦和弹拨乐器演奏的小型合奏曲，俗称“潮州弦诗”，因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不怎么受冲击，还可照样演奏与传习。山村民众明显喜欢这种自娱自乐的器乐演奏，而不欣赏我们花了好大工夫排练的新编潮剧或方言演唱。在我的山乡春节记忆中，村里剧组的演出场面总是冷冷清清，最受欢迎的是放电影，其次是篮球比赛、听说书以及搭台子猜灯谜。
我插队的粤东山村，若想获得新闻信息，除了放在大队部以及当地小学的两三份报纸，再就是有线广播了。这才能理解，为何那个年代声音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农村有线广播的功能，按照政府原先的设定，首先是政策宣传，其次是工作布置，第三是农业知识，第四是文化娱乐，第五是通知找人。而在实际运作中，重要性完全倒过来。在没有电话的年代，通知找人是很麻烦的事，大喇叭一响，问题立刻解决了，用不着东颠西跑，或者托人带话。这一眼就能读懂的“广播的妙用”，我相信不仅粤东山村，全国各地的农村干部，都会迅速掌握这一“先进技术”。也正是这一最基本的功能，使得大喇叭今天仍在农村生活中发挥作用。
离开山村将近半个世纪，我记忆最深刻的大喇叭声响，有以下三次。1970年夏收季节，我插队的山村发生七尸八命的沉船事件：“高音喇叭响起，全村人都涌向了渡口，那年我16岁，第一次如此直接且具体地面对死亡，那场景至今难忘，可说是下乡期间最惊心动魄的一课。”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主席逝世，当天下午4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播出《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宣布这一消息。因事先有预告，让大家准时收听广播，而那一年哀乐不断。另外，1976年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死伤极为惨重，全国各地陆续发出地震预警，粤东地区1918年曾发生7.3级大地震，是广东有史以来记录到的最高震级，因而当地干部及民众特别紧张。半年多时间里，组织过好几次演习，且认真检查所有大喇叭，村民也极为配合，纷纷打开屋里原先关闭的小喇叭——那是我见到的农村有线广播发挥最大功用的时刻。
陈平原，河南大学至善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