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和区域人口增减分化趋势加剧，以及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数智化等经济社会浪潮交织并随，我国老龄社会形态持续深化，劳动力资源趋于收缩，劳动力需求变革持续深化，人口红利作为阐释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新话语体系进入大众视野。2024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指出“要正确认识人口红利问题。要看到，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科学认识人口红利，积极培育和收获新人口红利，成为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待回答的重要课题。

一、人口红利的概念与理论建构

关于我国人口红利的认识，目前存在“人口红利消失论”和“人口红利转型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我国在长期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劳动力供给锐减、劳动力需求变革，未来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人口动力正在丧失；后者认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巨大仍是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人口动力依然充沛，叠加人口综合素质的普遍提升，人口红利形态发生变化。对此，应如何认识和看待？

人口机会和人口红利的区分。科学辨析上述两种观点，必须正确认识人口红利的基本概念。事实上，人口红利由机会和红利两部分组成，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口机会或人口窗口是人口学概念，是指由人口发展规律性变化所塑造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即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两头小、中间大”的低抚养比的人口年龄结构形态。人口红利是经济学概念，是指通过有效的经济社会政策催化，充分激发人口机会的潜力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动力以及经济产出。人口机会是收获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人口红利是人口机会被激发的经济结果。人口机会不会自动转化为人口红利，中介因素或者转化机制是与人口机会相匹配的经济社会决策和政策环境，尤其是就业政策。人口发展的不同阶段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人口机会，必须高度重视人口机会的转型，不要轻言人口红利消失，既要反对“人口决定论”，又要反对“人口无关论”，客观审视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人口红利理论的动态延展。根据人口转变理论，人口在数量、结构、质量和分布等多个维度上呈现动态演变趋势，孕育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条件，并在政策的积极催化下，激发出经济增长效应，是为人口红利。第一，人口转变理论和数量型人口红利。人口转变理论构成数量型人口红利理论的基础。人口发展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高位均衡，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变过渡，最终实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低位均衡。人口转变过渡的前期阶段，高生育率引发的“婴儿潮”与转变过渡后期阶段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双降相互叠加，总会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低抚养比人口年龄结构，开启数量型人口机会窗口，将数量型人口机会有效转换为经济增长效应的过程就是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过程。第二，人力资本理论和质量型人口红利。人口在健康、教育、技术领域的投资行为，被视为具有促进经济增长潜力的投资活动。与传统人口转变理论相比，人力资本理论聚焦健康和教育两个关键维度，旨在探讨人口质量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为构建质量型人口红利奠定理论基础。第三，新结构经济学和配置型人口红利。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下，人口红利是基于人口流动所形成的机会窗口，进而产生的经济增长效应。其中，人口流动主要受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等经济因素驱动，表现为跨地区或跨产业部门等多种形式。其本质可归结为在要素禀赋结构优化过程中，以人口为载体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称为配置型人口红利。一般而言，数量型、质量型、配置型人口红利在时间上是相互交叠的综合呈现，只是不同发展阶段的主导类型有所差异。

二、科学认识转型中的新人口机会

准确把握我国人口红利的结构性变迁是理解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这是新时期科学认识我国人口红利转型发展的钥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放眼“十五五”时期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建设周期，我国具有人口规模巨大、低龄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人力资本日益雄厚、人口迁移流动活跃等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人口机会。

总人口开始减量变动，但早期阶段的人口规模依然巨大。2021年，我国总人口已达峰值14.13亿人，2022年步入人口减量阶段，2024年减至14.08亿人。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24》中方案预测，2035年我国总人口为13.7亿人，2050年仍有12.6亿人，仍处在总人口数量的高原期，人口规模巨大贯穿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周期。当然，人口减量变动早期阶段的规模巨大是所有人口要素的联动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减少、城镇化提升、人口迁移流动等均以人口规模巨大为基础。

总量充裕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收获数量型人口红利的基础性人口信心。第一，21世纪中叶之前，我国依然是全球两个十亿级以上的人口超大国家之一，潜在市场规模巨大，不仅将为国内大循环提供强大动力，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也将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巨大的中国机遇。第二，人口规模巨大和国土空间巨大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奠定了人口基础。第三，人口数量减少会形成资源环境的人口总量压力减小的机会。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老龄化向纵深推进，但早期阶段具有典型的低龄老龄化特征。人口老龄化是全体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人人都在其中。第一，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持续缩减，但劳动力资源总量供给依然丰盈。2011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峰为9.3亿人，随后进入缓慢减少阶段，2024年为8.8亿人，2035年为8.2亿人，2050年还有6.3亿人，规模始终多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第二，虽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和老龄化水平加速增加，2024年为3.1亿人，占总人口的22.0%，2035年达到4.2亿人，占总人口的30.7%，2054年规模达峰5.1亿人，占总人口的42.2%。但是，这期间的低龄老龄化特征十分显著，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规模从1.6亿人增至2050年的2.1亿人，始终占老年人口的40%以上。

结构优化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收获长寿型人口红利的关键性人口信心。第一，充分就业的人口机会扎实。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稀缺性增强，但劳动力供给丰沛的数量型人口机会犹存，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劳动生产率提升，经济产出能力增强，劳动力数量需求弱化和质量需求强化同在。第二，长寿机会窗口开启，要为老年人社会参与提供平台。一方面，促进老年人正式参与，如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提倡老年人灵活就业和弹性就业、终身学习等；另一方面，承认和鼓励老年人非正式参与，如家庭内部代际支持、志愿者、互助、辅导员等。第三，创新老龄产业新经济增长点，构建文化、健康、宜居、服务、制造、金融等老龄产业新业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这是推进党的二十大“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的重要措施。

人力资本积累日渐雄厚，成为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前所未见。第一，健康水平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9岁，60岁余寿为21年，婴儿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等健康指标均低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健康素质改善提供了承载人力资本的优质载体。第二，教育事业突飞猛进。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0.2%，实现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历史性跨越，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超过10年，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累计2.5亿人，平均每5~6个人中就有1名大学毕业生；2019年高等教育招生人数超过千万，2022年高等教育毕业人数超过千万，高等教育步入“双千万”时代。与此同时，中等职业教育年招生和年毕业人数均超过500万人，人力资本积微成著。

素质优良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收获人口红利的持续性人口信心。我国正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转型，质量型人口机会厚积薄发，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动能，为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奠定了牢固基础。

人口迁移流动活跃，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转型，助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人口作为要素禀赋的载体，其流动性促使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发生根本变革，进而产生配置型人口机会、激活配置型人口红利。第一，农村人口持续缩减，城镇人口快速扩大。1995年我国农村人口达到峰值8.6亿人，现在降至4.7亿人，城镇人口增至9.4亿人，城镇化水平达到67.0%，未来农村人口继续缩减，城镇人口继续扩张，城镇化水平继续提高。第二，人口流动性持续增强。2024年我国农民工规模为3.0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占59.6%，占总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农民工向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发展高地集聚，成为人口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分布合理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收获人口红利的重要性人口信心。人口流动活跃和城镇化水平攀升对于激活配置型人口机会具有积极作用。数量庞大、分布广泛、长期存在的人口迁移流动，既激活了人口国内大循环，促进了人口空间的优化布局，也提升了城镇化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发挥人口大国的空间腾挪优势，起到削弱城乡差别和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同时，还有利于落实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以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的战略安排。

三、培育和赓续新人口红利

人口机会和政策环境共同支撑并推动人口红利的培育、开发与持续。回顾过去，构建适宜的政策环境，不仅有助于把握和增加数量型、质量型和配置型人口机会，也有助于推动人口机会顺利转化为人口红利。面向未来，应该持续挖掘人口机会，构建收获我国人口红利的政策体系，推动新人口机会向新人口红利转化，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收获人口红利的中国经验。一方面，持续深化对内改革。第一，建立劳动力自由流动机制，有效盘活了全国的劳动力资源，显著提升了劳动力开发利用效率。第二，推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基于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资源充沛的比较优势，积极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参与率。第三，优化就业创业制度。实施以积极就业政策为内核的就业体制机制改革，倡导和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确定充分就业国家战略。第四，强化民生福祉保障措施。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行动，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优化和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人才培养成果斐然，国民文化素质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稳步提高，劳动力素质结构更加优化，推动我国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大国，再走向人力资本强国。

另一方面，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一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便着手设立经济特区，并以此作为试点探索经济发展新途径。同时，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综合保税区、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开放区域的相继创建和成立，不仅积极承接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而且成功引进和利用了国际的技术与资金资源，有力推动了出口加工业的迅猛发展。二是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吸引外资，对接国际经济体系，把握国际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动的契机，大力引入国内所需的资本与技术，使我国成为全球吸引和实际利用外资数量最多、质量最优、效益最佳的发展中国家，创建了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体系，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岗位，全力促进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

赓续人口红利的未来展望。人口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有利于发展的人口机会，只有转化为经济产出才算收获人口红利，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就要创造与人口机会相匹配的高质量发展政策环境，培育和收获新时期的人口红利。

一是积极营造有助于增加数量型人口机会和有效转化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政策环境。首先，积极推动实现适度的生育率水平，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立生育津贴制度，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建立政府、用人单位、家庭共担成本的生育假、陪产假和育儿假机制，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新型婚育文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从根本上拓展数量型人口机会。其次，积极推进性别平等建设，充分激活性别红利。巩固并深化关爱女孩、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已有成果，持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开展多样化实践活动。再则，全面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培育长寿红利，包括实施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鼓励老年人非正式社会参与。还有，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增加全社会劳动力有效供给。深刻把握劳动力开发的双重模式，全面激发人才就业和创新活力，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支持青年人创业就业，保障维护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实现更加充分的就业。

二是积极营造有助于增加质量型人口机会和有效转化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政策环境。首先，深化教育卫生事业改革创新，深入贯彻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面规划并推进各项举措，改善人口和劳动力的健康状况，全面提高人口健康素质，提升健康维度的质量型人口机会，巩固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健康基础。其次，深入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工程，顺应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强化数字化赋能，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优化教育结构，提升教育质量，提高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教育维度的质量型人口机会，充分挖掘质量型人口红利的教育动力源泉。最后，全面提高人口思想道德素质，提高全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

三是积极营造有助于增加配置型人口机会和有效转化配置型人口红利的政策环境。首先，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其次，全面保障流动人口的基本民生需求，坚决打破教育、医疗、住房、户籍等领域的准入障碍，积极构建有利于人才效能充分发挥的民生环境，提升劳动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水平。再次，加速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在积极贯彻落实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优化和提升人口红利的成长环境。最后，加快乡村振兴建设。聚焦乡村人口结构的优化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重塑乡村产业空间，实现“农民”由身份向职业转变，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多维人口红利转变研究”（24CRK001）阶段性成果〕

原新，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南开大学老龄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