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9期。

［摘  要］城市的当代含义不再仅局限于地理和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而主要在于城市已经成为一种主宰性的力量，它重构了当代人的时间与空间体验及生活方式。这个重构过程及结果导致以往的分析与认识城市的方法论失效，思想家们以“都市时代”区分这个时期与此前城市发展的历史时期，并构建了“都市时代”的新的方法论。然而，由于理论自身的局限与社会制度的限制，西方思想家们提出的方法论在面对当代都市问题时，仅仅停留于理论自身的框架之中，并没有提供一条真正践行的道路。人文经济学中蕴含的方法论原则，不仅在理论上克服了各种城市主义方法论的局限，而且能够在社会实践中自上而下地得以贯彻，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城镇化建设提供了中国范本，并构建了中国的自主理论体系。

［关键词］都市问题；方法论；人文经济学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全球城镇化进程进入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尤其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交通运输业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推动全球城镇化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大都市、超大都市、城市圈的不断涌现。一般而言，城镇化率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准，城镇化率越高就意味着文明程度越高。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通常都在80%以上。因此，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几乎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普遍发展模式。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运用形成于工业社会时期的概念、方法、价值观念、原则等来分析与认识当代的都市及都市问题呢？芒福德在1961年出版的《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一书中曾明确表示，应该寻找一条新的城市发展道路，“为了使我们对当今世界的迫切任务有足够的认识，我专门回溯了城市的起源。我们需要构想一种新的秩序，这种制度须能包括有机界和个人的，以至包括人类的全部功能和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城市发展找到一种新的方式”。列斐伏尔在《都市革命》一书中也明确表示，工业社会的研究方法已经不适合于当代的城市问题。他说：“我们聚精会神于新领域即都市，我们用眼睛观察，以概念来理解，然而我们的眼睛和使用的概念已经被实践和工业化理论定型了，我们用在工业化时期就事先设计好的碎片化的分析工具，因此正在发生的现实被简化还原了。”也就是说，西方思想家早已提出不能用工业社会的方法与理念认识当代城市，他们力图从方法论的角度解决城市问题，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原有的城市问题如环境、人口、交通以及精神方面的焦虑与无意义感等等，相比以往反而更加严重了。可以说，西方思想家虽然认识到要从文明形态转换这一视角进行方法论与价值观变革，但是他们的思想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气息和浪漫主义色彩，局限于抽象和思辨的层面而缺乏现实变革的途径。

2023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本文旨在探讨人文经济学中蕴含的方法论原则，并认为人文经济学是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视域中展开的。这种新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上克服了工业社会的方法论的局限，而且能够自上而下地在社会实践中得以贯彻。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建设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理想城市，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一、工业城市的方法论及其局限

城市发展的进程与工业革命的进程是一致的。城镇化的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平稳加速期，大工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我们对于城市的认知方式、使用的概念等基本上形成于工业社会这个时期，并且至今仍在使用。在工业革命时期，“匮乏”依然是社会的主要问题，工业发展的目标在于物质财富的快速累积，最终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这也是现代性文明阶段的重要任务。因此，“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原则是贯穿工业时代的主流价值观，“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准确而生动地描述了工业时代的基本特征。因为技术的不断创新与进步能够最直接地带来效率与利益，所以自然科学成为工业社会的权威，而自然科学中所蕴含的方法论原则也随之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理念，同时也是现代性文明阶段的主要方法。

一个时代的价值观与方法论密不可分，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由于工业社会主要依靠科学技术与资本逻辑解决物质“匮乏”问题，因此科学技术与资本逻辑中蕴含的方法论原则成了城市建设与城市规划的指导方法。具体而言，实证主义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是现代性文明阶段的主要方法。实证主义方法蕴含着两个基本原则，即经验证实原则和拒斥形而上学。根据证实原则，除了形式科学(数学和逻辑)命题之外，只有经过经验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建立在这种命题之上的知识才是确定可靠的。由于形而上学问题既不是分析命题，也不是经验命题，因此是没有意义的“伪命题”，所以要拒斥形而上学。凡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命题比如信仰问题、哲学问题等一切意义问题，都被视为混淆视听的语言乱用，应予摒弃。如果以这样的原则为参照，那么只有自然科学领域中的问题才符合真命题的标准。但问题在于，原本运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超出了其自身的范围，成为二十世纪具有普适性的方法论。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了这一时代弊病。他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胡塞尔所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并不是自然科学自身的危机，而是人们对待科学的观念出现了问题，也就是以实证化的方式去认识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科学，这就意味着科学丧失了人文的纬度，失去了自古希腊以来人们对于“至善”的追求。实证科学创造了物质财富，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个物化的遗忘了意义的世界。

在工业社会的城市建设中，实证主义与资本逻辑一拍即合。因为实证主义只承认“事实领域”的合法性，所以与物化的资本主义之间具有共同的内在气质。“资本化”是工业社会时期城市空间的基本特征，实证主义、资本、城市空间三者之间相辅相成，共同塑造出具有同质性的资本化城市空间。从城市的发展历史来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城市作为政治与经济的中心、生产与生活的“场所”，并没有直接成为资本本身。但是，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自身的危机，过剩资本需要寻找新的增殖渠道，所以城市空间由“场所”发展成为“商品”，即城市空间本身成为资本的载体，城市成为资本主义缓解经济危机和实现自我修复的新途径。大卫·哈维使用“空间修复”（the spatial fix）概念阐释这个过程。他说：“我用它来描述资本主义要用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来解决内部危机趋势的贪婪动力。我故意让它平行于‘技术修复’的说法。资本主义，我们可以说，沉迷于地理扩张，如同它沉迷于技术变革和通过经济增长实现无穷扩张。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为了可能到来的危机，一直以来没完没了地寻求空间修复的当代版本。”应该说，以列斐伏尔、卡斯特和大卫·哈维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有一个共识性的观点，即城市是空间修复的主要场所，全球化就是空间资本化的过程。他们从空间资本化的角度阐释了当代都市空间的重构。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思想家看来，城市空间作为资本增殖的新载体，空间资本化为剩余资本找到了新的增殖途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解，“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以及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而得以维持与延续”。

空间修复或者说空间资本化的过程直接带来了城镇化的迅猛发展，最大程度地实现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城市问题的集中爆发。城市问题不仅表现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和城市犯罪等社会问题，而且表现为对城市空间和现代人生存方式的重塑。首先，当代都市越来越具有“同质性”特征，越是新建的都市和各种新区，相似度就越大。城市外观如同机械复制的一般，没有地方风格与特征，这是当代都市的共同特点。即使是具有传统文化记忆的历史街区与建筑，在房地产业高速发展的时期，有时也被改造甚至被拆除，侥幸保存下来的古镇、历史街区基本上徒有其表，因为它们已经被商业化运作模式彻底改造了。但是，单纯供人居住与房产增值并不应是建造的最终目标，海德格尔的名言“诗意地栖居”道出了“筑造”的本质应是“栖居”，“唯当我们能够栖居，我们才能筑造”。“建筑物保藏着四重整体。它们乃是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四重整体的物。保护四重整体——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护送终有一死者——这四重保护乃是栖居的素朴本质。”都市空间的同质化失去了“筑造”本身的多重意义，城市建设被片面化与功能化地理解了。虽然当代都市生活便捷、居住安全、高层建筑能更有效地利用空间，但是这些进步都属于“事实领域”，而城市原本具有的文化特性与城市空间的差异性丧失了。当代都市无论其外观还是其内在运转，以及都市中现代人的生存方式都千篇一律，这就意味着现代人无处安放“家园感”，肉体有居所而精神“无家可归”，在现代都市人那里“故乡”已经是一个逝去的概念。同质化程度高且单调的空间仅具有功能性价值，生活在超大都市中的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空间变化单一、生活方式程序化，这是导致都市人心理疾患的根源。福柯说：“从各方面看，我确信，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联系。”概言之，城市空间越是多元，越是有个性，生活于其中的人就越会具有全面性，幸福感也就越强。但当代都市空间的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被资本规训的单向度空间造成了人的存在的单向度、人的心理上的厌倦与虚无。甚至曾经具有“休憩”与“避难”功能的乡村空间，在当代也日渐被都市空间所吞噬与改造，成为都市的附庸，为城市提供劳动力与处理城市垃圾，乡村本来具有的不同于都市的生活空间、生活方式、习俗文化等等，日渐丧失其独立性乃至于彻底丧失。

反思现代城市发展史，实证主义观念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拜物教”特性与实证主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存在着高度的精神一致，两者都把事实领域视为唯一与最高准则。崇拜“资本至上”,将现代化过程中人、自然、社会的发展完全置于资本的控制之下。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城市主要成为解决人类共同生活的物质手段，日渐失去其象征意义与审美价值，城市不是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而是按照资本逻辑被同质化地生产出来的。在思维方式方面，工业文明的“机械式的思维方式”成为城市建设的具体操作原则。“机械化生产方式泛化过程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崩溃瓦解过程。”按照机械论原则，只有以最合理的方式分工才能达到生产效率的最大化，当然也会促进城市化迅猛发展。但当这个原则成为唯一的甚至最高的准则时，也就意味着“局部”大于“整体”、“事实”高于“意义”、 “无机”代替了“有机”。也就是说：“城市从作为联合的工具，文化的避风港，变为了分崩离析的工具并日益对真正的文化构成威胁。”因为城市的真正本质不只是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场所，它还承载着精神方面的象征意义，是人类文化的聚合体。一旦失去了精神文明对于城市的统摄，也就意味着有机整体性的丧失与城市个性的泯灭。

二、从工业城市到大都市：方法论的时代转变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 一书使用“后工业社会”描述当代社会的特征，即在信息基础上大力发展服务业，同时减少传统的依靠机器、能源、技术进行的大工业生产。在后工业社会中，发生了由“生产”向“消费”的转变。如果不考虑分配正义问题，那么物质极大丰富，人类已经摆脱了物质匮乏带来的生存压力。这些变化导致城市发生深刻变革，那种基于工业社会而产生的城市空间及其方法论，在认识与解决当代都市问题时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列斐伏尔使用“都市社会”概念描述城镇化进程的这个阶段，特指“社会的完全都市化”。都市化与城镇化的主要区别在于，城市已经成为主宰性的力量，它改变了传统的农业、工业、政治、空间、资本的样态，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当代社会以都市为主宰重塑乡村的空间、人口、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正是在工业化—都市化的双重进程方式中，继第一个术语（工业化）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之后，第二个术语（都市化）才变成主宰”。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个新阶段，城市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地理和物理意义上的空间，也不只意味着经济上的影响，而是说都市重构了现代人的时间与空间体验及生活方式，这个重构过程及结果导致以往的都市阐释框架失效了。那么，在都市化时代应该采取何种方法论来认识历史与世界呢？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列车最终会驶向何方呢？

与工业社会时期相比，都市时代的空间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其中流动性就是当代空间的一个基本特征，这是空间资本化的结果。在都市时代，空间以资本的形式被生产出来，并以交换与增殖为目的进入资本流通市场，从而获得了在资本市场中的流动性。这样，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主要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固定空间，在都市时代获得了流动性，这不仅改变了原本意义上作为“场所”的空间的本质，而且通过空间买卖重塑了人与人、人与空间的关系。空间流动性还表现为现代人在不同空间的无障碍流动，或者说“无地方性”。由于互联网与交通运输业的飞速发展，现代人的工作与生活已经打破了传统的狭隘的地域限制，可以便捷地在不同空间穿梭流动。特别是最近十年来，虚拟网络空间在都市人的生活中日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现代人可以逗留于任何一个空间，当然这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空间都不属于他，他只能在不断的空间流动中无根地漂泊，空间原本具有的文化意义与情感寄托被瓦解，故乡也成了无处可归的乡愁。吉登斯使用“时空脱域”表达后现代社会的时空特征，“让远距离的社会时间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大卫·哈维则使用 “时空压缩”这个概念描述穿越不同空间所需时间的不断缩短带给现代人的体验。也就是说，社会关系、事件、时间等等都已经脱离了空间的限制，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活动空间可以扩大到全球，“无地方性”成为流动空间的主要特征，与地方性消逝相伴随的是“无中心化”，这些都是当代都市的新特征。空间变化必然带给人以精神上的冲击，“无根性”和“虚无性”这些时代的精神特征不仅在于“上帝死了”所带来的最高价值丧失，而且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以往封闭而稳定的空间体验的瓦解。

因此，如何认识都市时代的“流动的空间”与构建新的价值体系，成为都市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空间发生的转变，方法论的变革势在必行，这不仅关涉理论自身的合法性，而且在于只有合乎现实的方法论，才能解决城镇化发展带来的危机，并为人类历史发展指明正确方向。

针对当代城市问题，许多思想家认为，探索新的方法论首先就要回到“城市的本质”，而不是仅仅在经济视域中理解城市，只有这样才能明确城市发展的目标而不至于走上歧途。城市的本质是人类文明的综合体，“仅仅从城市的经济基础层面是没有办法去发现城市的本质的。因为，城市更主要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新事物。城市的标志物是它那目的性很鲜明的、无比丰富的社会构造。城市体现了自然环境人化以及人文遗产自然化的最大限度的可能性”。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当代都市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的本质发生了异化，经济发展成为城市扩张的主要目标，而都市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被资本所吞没。因此，在构建新的方法论时必须明确，城市发展应以满足人的需要和全面发展为目的，在此基础上探索方法论问题，才能真正回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初衷。那种基于“封闭而固定”的空间意识形成的方法论终将被新的现实所淘汰，新的方法论建构应该与当代空间的“流动与开放”性相适应。在此背景下，不同类型的城市主义思潮都致力于探索都市空间新方法论，并且形成了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体系。

第一，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在当代的城市规划实践中，这是一种比较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体系。美国思想家迈克尔·J. 迪尔提出应“构建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他说：“我努力将后现代思想的哲学核心与当代都市生活的实际事物联系起来。”后现代城市规划是后现代思想在都市实践中的贯彻，它反叛理性的规划思维，反对过分依赖现代技术和理性分析的方法。后现代规划者倡导多元价值并存的包容性规划观，主张城市规划应该是多元与非线性的。他们质疑现代城市规划中过分强调功能分区的方法，模糊空间的规划理念，注重空间的差异性和灵活性。后现代城市规划重视规划情感，强调保护地方的历史文脉，注重传统与现代并存。在都市空间的重塑中，试图用现实的多元与差异构建“开放性的城市综合体系”，力图打造一个集各种文化、各种差异、传统与现代于一体的“拼贴城市”。当然这里的“拼贴”并不是零散片段的组合，而是形成文化有机综合体。

第二，以有机思维方式替代机械思维方式。人本主义城市学派的先驱刘易斯·芒福德指出，应该把城市看成生物有机体，以此对抗直线性与机械性的工业思维方式带给城市的灾难性后果。在他看来，机械化思维方式是诸多城市病的根源，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只是关注浅层的物质与权利，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人类价值总体。“只要机器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就会从扩张、延伸、进步、机械的增长、力量等，量的角度来思考。如果有机主义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就会开始从生长、标准、形态、相互关联、含义、联系以及社会等，质的角度思考。我们已经意识到社会进程目标不是让人类更加强大，而是让人类发展更全面，更人性，更有能力发展人类文化的特性……这不仅意味着从机械论到有机论的转向，更意味着从专制到共生联系、从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到相互合作和基础的共产主义的转向。”（以上引文个别地方不甚通顺，原文如此。——引者注）以有机思维方式进行城市规划与建设，不仅意味着重塑城市文化有机综合体，而且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明形式，以文化克服机械的野蛮，消解工业文明中的掠夺与侵略，形成多元共生的共同体模式。

第三，都市时代的方法论——“都市总问题式(problematique urbaine)”。面对都市空间的开放性与流动性，列斐伏尔使用“都市总问题式”这一范畴来描述他所构建的分析都市问题的新方法论。“都市总问题式”不是一个封闭和静止的范畴，而是一个包含着一切现实、一切可能与不可能的、动态的和总体性的过程。“都市社会，连同其自身所独有的秩序与无序，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这种现实包括方方面面的问题，即‘都市总问题式’。”列斐伏尔提出的“都市总问题式”与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辩证法”一脉相承，两种方法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指一种过程、一种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是先行的，然而主体并不是头脑中的抽象理念，而是包含着对各种孤立事实的综合，因此主体又是具体的，并据此预测可能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对总体的认识。这两种方法论各有侧重，卢卡奇侧重于认识社会历史与无产阶级革命，而列斐伏尔则用此种方法分析都市时代的城市空间。“都市总问题式”的方法论融合了“总体”与“部分”、“ 在场”与“不在场”，既立足各种感性的都市现实，又面向潜在的各种可能性，因此它是生成的、超历史的过程。显然，“都市总问题式”与实证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前者是糅合了现实、主体、可能性、趋势等的总体性过程，后者则是面对实证的、量化的、静止的、对象化的客体；前者是蕴含丰富性的开放场域，后者则是确定而明晰的对象化体系。因此，“都市总问题式”针对实证主义的同一性思维方式，瓦解资本逻辑所塑造的同质化空间，致力于构建多元的“差异性空间”，恢复“栖居”的真正本质。“通过这种一元的和差异的思想，我们很可能将会进入一段不再属于历史的时期，一个独特性相互对峙的时代，那时，同质性正与异质性斗争。……在此意义上，它是超历史的。”

上述三种方法论虽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认识当代都市空间的方法，但是具有一个共同的理论特征，即反对同一性的思维方式与工业社会的同质化空间。它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即同质化空间的继续扩大对于城市来说是一种灾难，是文明的退化，都市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生存空间，同时还是一个承载着“体验”与“意义”的文化空间，只有构建差异、多元与有机的都市空间，才能实现人存在的真正意蕴。

三、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内涵: 都市问题的现实解决途径

 实际上，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工业文明高速发展的初期，西方思想家就已经开始质疑这个文明发展的方向，并且呼吁“城市设计的任务当中包含着一项更重大的任务：重新构造人类文明”。近百年来，西方思想家的呼吁与努力基本停留在理论建构与反思上，都市空间的同质化等城市病一定程度上愈演愈烈。笔者认为，其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局限性和思想批判在资本增殖面前的苍白无力。国家层面上价值观的自上而下的引导，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得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观与文明观的诞生。对于人文经济学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人文与经济之间的融合、赋能等方面，而应上升到关于人文经济学的方法论自觉。以这种新的方法论为指导，有助于克服城镇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基础上建设真正“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构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助力构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

人文经济学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而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打破了资本逻辑对人的操控。在西方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资本逻辑导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分离，这种分离的结果就是“理性经济人”的出现，理性仅仅被作为达到某种现实目的的工具，而这种目的就是无限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不仅造成了理性的片面化，而且导致人不再是目的，而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工具。人文经济学把被颠倒的目的与工具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它以人民为中心，恢复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繁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赋能经济发展深厚的人文价值，推动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西方经济学视域中的城市本质上是“将城市资本化与技术化”，而人文城市的本质是将技术融入城市文化，不仅克服了资本逻辑的片面性和非人化，而且强调城市的“地方感”，致力于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与特色，以城市的人文精神赋能城市的全面高质量发展。

人文经济学打破了工业社会中越来越机械而细致的分工，蕴含着有机与总体的价值观。在以技术理性为基石的现代文明中，分工越来越细化，甚至可以说现代文明的进程与分工直接相关。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化。这种方法论曾经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但问题在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这种方法被泛化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应用于自然时，它只是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的时候，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这种专注局部而忽视整体的思维方式，在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问题。如在学科分类上，造成了学科各自独立、封闭甚至互相蔑视，再如对人文精神的轻视、人文学科的边缘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精神相互分离等。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与人文精神是融为一体的。而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内部，哈耶克、米尔达尔等人对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与“数学形式主义”倾向的批判也日益尖锐。人文经济学是学科交叉与兼容的理论成果，它恢复了人文精神在经济学甚至人类文明中的应有地位，是价值观的一次重大转向。它不仅超越了拜物教式的思维方式，而且构建了多学科、多领域融合的有机整体的思维方式。这就意味着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是”的问题、“应该向何处去”的问题更为重要，应高度重视总体设计在城市发展中的统领作用，综合考虑城市的发展与定位。当代中国的城镇化所遵循的就是上述发展方向，特别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提出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蕴含着深刻的人文经济学理念。

人文经济学倡导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地方与全球“多元共生”的实践方式，避免了发展过程中的“断裂式”问题。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个具有普遍性且一直没有得到较好解决的“断裂式”发展问题，即在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文化以及地方的独特性、自然的多样性、民族的多元性等往往被忽视甚至遭到破坏。在经济发展中，忽视传统文化特别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有时甚至将传统文化视作“糟粕”和影响发展的“绊脚石”而简单抛弃；文化殖民主义与西方中心论相互缠绕，批量生产出雷同的当代都市景观。人文经济学的提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城市是人文经济学创生的基地，而苏州是一个成功的样本。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进一步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这里不仅有历史文化的传承，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显然，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的人文经济学，意味着地方特色鲜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传承、经济繁荣发展等多方面的融合，特别是其中蕴含的美美与共的“多元共生”价值观，本身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边际效用递减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它描述的是，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或服务的消费量的增加，其带来的额外满足感或效用会逐渐降低的现象。一般而言，边际效用与时间成反比关系，即满足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则商品带来的新鲜感与刺激就越低。与之相反，人文经济学遵循的是递增原则，即由于文化赋能经济，因此时间越是久远、历史越是厚重，则带给人的满足感就越强。比如，在“百年老店”吃一碗面与在普通饭店吃一碗面获得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百年老店”带给人的满足远远超越了物质层面本身，其更多的是文化体验及其与历史的连接。所以，人文经济学中蕴含的递增原则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单纯的经济学范畴。按照人文经济学中的递增原则，城市建设与改造首先应重视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地方感”，要立足城市的历史文脉，让城市与人的精神生活直接连接，构建人与城市有机融合的共同体，只有这样，城市才能带给人以家园般的归属感。只有以城市文化“涵化”经济活动与都市空间，构建多元而包容的都市有机生存场域，而不是巨大而冷漠的机械性操作系统，才能实现人的真正的“栖居”。

面对空间领域发生的深刻变革，沿用以往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显然已经不合时宜，对此思想家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在现有关于方法论的探索中，无论是西方的各种城市主义还是人文经济学，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即都追求多元与差异的空间，都重申都市空间的文化内涵，赋予都市空间以意义，解决人的存在的精神无根问题。但相比较而言，人文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不仅涵括了西方思想家们的方法论内涵，而且提供了一条真正践行的道路，构建了中国自主理论体系，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城镇化提供了中国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