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郡县制是秦崩的制度性原因

秦帝国速亡，也就是秦崩的历史教训，几乎成为永恒的话题。两千年来，无论古今中外，有无数的历史学家、政论家、文人学士，曾经加入其中，留下了数量庞大的言论著作，方方面面，林林总总，各有不同的视野角度，各有不同的见解认识。最常见的意见是：秦朝的制度严苛，施政暴虐，统一天下后，对外南北用兵，国内大兴土木，滥用民力物力，造成了社会关系的高度紧张。加上继承人选用不当，胡亥昏聩残暴，引发紧张关系的总爆发，导致二世而亡。

我写《秦崩》《楚亡》《汉兴》，在贯通秦楚汉的百年历史叙事中，得到一种切实的感悟：秦帝国速亡，也就是秦崩的历史教训，首先要在汉帝国兴起，也就是汉兴的历史经验中寻求。

史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以史为鉴，是中国史学的特点。不忘前人前朝的历史教训，用作后人今朝的行动指南，不但是历朝历代有识之士的共同认识，也是历朝历代有为之士的共同行为。特别是在新王朝建立之初，针对导致前朝灭亡的弊病，做批判性的改正，几乎可以说是普遍的做法。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吸取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做出了一系列纠偏改错的实践举措，比如轻徭薄赋，宽缓刑法，北和匈奴，南抚南越，远法家而用黄老。不过，从制度上看，最大的纠偏改错，是变更秦王朝所推行的全面郡县制，改为郡县制与封建制并行的双轨制。考诸历史， 汉王朝的这项重大的制度性修正，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被动接受阶段和主动变更阶段。

高帝五年，刘邦称皇帝，西汉王朝建立。此时的天下局势，是汉与多个诸侯王国分别统治天下的后战国格局，是封建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的雏形阶段。这个双轨制雏形中的郡县制，指的是在旧秦国的领土上全部实行郡县制，由汉朝直接统治。双轨制中的封建制，是指旧六国的领土，分封为赵、燕、梁（魏）、楚、淮南、长沙六国，由六位异姓诸侯王统治。从历史过程来看，这种雏形双轨制的格局，并非汉王朝的主动选择，而是秦末以来历史遗产的被动继承，是对既有历史现实的承认，可以说是被动接受的结果。

对于封建与郡县双轨制的主动选择，始于高帝六年。这年十二月，刘邦诱捕了楚王韩信，废为淮阴侯，楚国失王，出现了政治空白。这时候，一位名叫田肯的齐国游士，向刘邦提出了分封刘氏子弟为齐王的建议。于是， 内以丞相萧何为首，外以韩王信领头，领会刘邦的心意，对楚汉相争以来军功分封的原则，做了适应皇权官僚体制的调整，既要考虑群臣功劳的高低大小，也要顾及与皇帝关系的远近亲疏，确定了非刘氏不王，非功臣不侯的封建原则。在这个重新确立的原则下，汉政府决定：大封功臣为列侯与大封刘姓为诸侯王同时并举。其结果，就是以刘氏同姓诸侯王逐步取代异姓诸侯王，一百四十多位功臣被封为列侯，形成了汉朝直接统治旧秦国领土，诸侯王直接统治旧六国领土，列侯们统治侯国的新政局，史称联合帝国。

非常清楚，封刘氏为诸侯王，封功臣为列侯的新政策，是汉朝政府的主动选择，建策者是游士田肯，接受者是皇帝刘邦，制定法令以及具体的推行，当是丞相萧何。由此，封建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得以确立。

汉朝纠正秦朝的过失，选择了封建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使得新建的政局稳定下来，奠定了二百年长期政权的基础。而汉朝之所以做出这种历史选择，正是吸取秦帝国不行分封，导致速亡的历史教训而做出的重大政策修正。由此回看历史，在汉朝君臣的认识中，拒绝封建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主动选择单一郡县制，正是秦朝之所以速亡的历史教训。西汉初年杰出的政论家贾谊在总结秦亡历史教训的专文《过秦论》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而他在《新书·属远》中更明确地写道：古代天子统治的地区，方圆千里，都城在中央，人民承担的赋税劳役，往来距离不超过五百里。公侯们统治的地区，方圆百里，都城在中央，人民承担的赋税劳役，往来距离不超过五十里。赋税的输送费用不高，徭役的征用往来不苦，远方的人能够安居，士民都能够乐业，天下因此能够长久。到了秦王朝就不一样了，秦王朝没有尺寸的封地，想要将天下全部据为己有。远方的赋税从海上起送，一文钱的赋税，耗费十文钱也难以输送到。国家所得到的甚少，而人民遭受的苦难甚深，所以陈胜一举事，天下就大乱。

这段话，具体地从赋税徭役输送的角度，明确地道出了秦崩的制度性原因是废封建行郡县。在古代的封建制下，天子和诸侯各自征收境内的赋税徭役，都能够在短距离内完成，不会加重人民长距离移动转运的负担。然而，单一郡县制的秦王朝就完全不一样了，由于全国各地一律，不管远近，赋税都往首都或者直接往用地运送，输送的成本高达十倍。劳役兵役的征发，也全国统一调度，服役者从内地到边疆，从四方到首都，移动距离增加，远者有千里之遥，衣服盘缠费用高涨，几乎是不借贷不足抵达，可以说是人人苦不堪言，家家哭泣相送。如此一来，将整个国家置于民不聊生，人心思乱的“民危”状态。

其实，秦末之乱爆发后，包括丞相李斯在内的秦朝大臣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叙其事说：“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明确指出了关东盗贼并起，也就是大规模民众暴乱的原因在于“戍漕转作事苦”。文中的“四边戍转”，就是单一郡县制下长距离跨地区的徭役。

接着贾谊的意见，我以陈胜、吴广在大泽乡率领九百戍卒起义为例做补充说明。陈胜是秦陈郡阳城县人（今河南商水），吴广是陈郡阳夏县人（今河南太康），共同起事的九百戍卒，都是从陈郡征发的服兵役的庶民。他们的服役地，是在帝国的北部边郡渔阳郡。以秦帝国的郡县制区域划分而论，从陈郡到渔阳郡，途中经过砀郡、东郡、河内郡、邯郸郡、恒山郡、广阳郡六个郡。从陈郡的郡治陈县（今河南淮阳）到渔阳郡的郡治渔阳（今北京密云一带），直线距离在六百公里以上，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怕是将近两千里的苦役了。

陈郡，本是西周以来的陈国，后来被楚国吞并。渔阳郡，本是燕国的领土。以战国地理而论，属于楚国的陈郡和属于燕国的渔阳郡之间，隔着赵国（恒山郡、邯郸郡）和魏国（河内郡、东郡、砀郡）。如果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接受以丞相王绾为首的多数大臣的建议，对于燕国、齐国和楚国等边远地区实行分封的话，陈胜等九百人将只在楚国国内服役，不会有跨越魏国地区和赵国地区到燕国地区的大移动。在这种条件下，戍卒的兵变，发生的概率很低，至于引发全国性的大暴乱，完全没有可能。因为分封制下，陈郡地区的任何动乱，都只是楚国内的地方事件，不会波及其他王国，更不会波及整个帝国。

秦统一天下以前，中国没有全国性的民众暴乱。原因比较清楚，在封建制下，列国并立自治，任何民众暴乱，都是针对一国一君一主的，都是局部性的，都可以在一国之内平息。万一有一国不能平息的，也可以在邻国的协助下平息。然而，单一郡县制下，全国集中一律，任何民众暴乱，都将被视为针对整个王朝的叛乱，都将遭到举国镇压，从而都是全国性的。在单一郡县制的统一帝国内，地方的民众叛乱，大多被强大的王朝政权镇压，但是，如果镇压失败，往往就会发展成全国性的大规模民众暴乱，甚至演变成改朝换代的革命浪潮。可以说，在两千年中华帝国的历史中，改朝换代与全国性民众暴乱的对应模式之形成，与单一郡县制统一帝国有直接的关联。

从而，我们可以说，陈胜、吴广之乱的爆发，与废封建行郡县有直接的关联。而由陈胜、吴广之乱引发全国性的民众武装暴乱，则是废封建行郡县的必然结果。

废封建的后果之一：贵族阶层的消亡

西汉初年，实行封建与郡县并行的双轨制，既是一种新政治制度的推行，也是一种新政治势力的养成。汉朝分封刘氏同姓为王，看重的是皇室的血缘亲族关系，将其作为支撑政权的一大支柱。汉朝分封功臣为列侯，看重的是功劳，将功臣作为支撑政权的另一大支柱。在封建制下，不管亲族的诸侯王，还是功臣的列侯，都是世袭继承，由此养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

深入一步考察，功臣列侯的身后根基，是汉初军功受益阶层。这个社会阶层，由创建汉帝国的刘邦政治军事集团转化而来，不仅拥有高贵的身份、强大的政治势力和经济财富，而且对于政治权力具有强烈的所有权意识，相对于皇权也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诸侯王的身后，是皇族和外戚，他们被刻意扶持和培养，逐渐成为能够与军功受益阶层拮抗的平衡势力。汉初的政权，建立在这两大势力的平衡点上，获得了相对的稳定，能够稳妥处理政权交替之际的突发事变，奠定了二百年长久政权的基础。

深入一步思考，就不难发现，西汉初年推行的新贵族主义，也是一种纠偏改错的政治举措，针对的是秦王朝排斥王族功臣，消灭贵族阶层的政策失误。

回看历史，秦始皇二十六年，李斯主张废封建，直接针对的限制对象，正是王族和功臣。他在上书中说“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意思是说，如今有赖于陛下的神灵，天下一统，都成为郡县。对于诸位王子和众多功臣们，国家用赋税加以厚重的赏赐，就已经甚为充足而且易于控制。

我们知道，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国的宗室贵族，已经被完全排除在政局之外，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和社会阶层，都已不复存在。而没有了封地的军功勋贵，在官僚制的文法消磨中，逐渐边缘化，也失去了成为一种新贵族阶层的条件。

秦灭六国，远古以来的贵族王政消亡，唯一的幸存者，正是秦国。秦始皇废封建，秦国的王族外戚在政治上等同于平民，功臣列侯的封邑也被剥夺，贵族阶层被废除。从此以后，秦朝成为天下唯一的国家，皇帝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官僚成为听命于皇帝的奴仆。独天下的专制皇权，由此形成。皇权官僚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由此出现。

阎步克在分析中国传统政体时认为，从政治势力上说，若存在强大的“中间阶层”，则国君难以专制。从中国古代的历史来看，限制国君专制的强大“中间阶层”，首先是贵族阶层。古来的贵族阶层，依靠天生的血缘，获得世袭的等级身份，新生的功臣新贵，依靠功业劳绩，获得世袭的等级身份。这种世袭的等级身份，成为一种相对独立于王权的力量。与此相对，秦的官僚阶层，没有独立的身份，直接依附于王权。

贵族阶层的存在，不但是限制国君专权的制衡力量，也是现代民主政体得以从英国产生的根源。从秦国的历史上看，每当出现王权的继承危机时，都是由贵族出面来稳定政权。比如秦武王突然死后，由穰侯魏冉与宣太后联手平定季君之乱，建立安定的新政权。又比如秦王政亲政之初，嫪毐之乱爆发，也是由华阳太后与昌平君联手平定叛乱，稳定了政权。然而，当秦始皇突然去世，秦王朝出现继承危机时，再也没有贵族能够站出来维护政权的连续性，而在李斯和赵高这类依附王权的官僚和近臣把持下，二世而亡。完全应验了当年博士淳于越的预言：“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废封建的后果之二：失去应对外部世界的能力

汉朝建立之初，内有侯国王国，外有匈奴百越，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间的关系，成为汉王朝施政和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汉王朝与秦王朝极不相同之处。

通观整个汉帝国的外部世界，北方有匈奴，南方有南越，东北有朝鲜，东南有闽越，西南有西南夷，为了应对外部世界的周边四方，汉朝逐渐树立起一种多元的世界观，创建出一套多层次的治理体系，史家称为“册封体制”。册封体制，后来发展成近代以前通行于亚洲东部的一种国际秩序。中原的王朝国家，通过称号、印玺、任命书的授予，与周边国家建立起一种宗主国和从属国的君臣关系，以此确立所在区域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

在“册封体制”的运作之下，以汉朝为中心，在亚洲东部地区形成了一个超国家的政治文化势力圈，史称“东亚世界”和“中国文化圈”。东亚世界的地理范围，以汉朝所在的中国为中心，包括匈奴所在的蒙古高原，朝鲜所在的东北地区，南越所在的岭南地区和中南半岛北部，西域各国所在的中亚地区，西南夷所在的云贵高原，东海中的日本列岛，后来也被纳入其中。放眼全球，与东亚世界平行并列者，西方有以罗马为中心的地中海世界，南亚有印度世界，中亚有两河文明世界。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西嶋定生先生，是“册封体制”“东亚世界”和“中国文化圈”概念的创建者。西嶋先生的研究，视野开阔，他将中国史研究纳入了区域史和全球史的范围，提炼出精准致用的概念，规范出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理想类型，为中国与周边关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西嶋先生“册封体制”说的基础，是日本另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栗原朋信对于玺印的研究。通过对于传世和出土玺印的研究，栗原先生认为汉帝国存在内臣、外臣两种臣属形式。大体说来，全面遵守汉朝的德、礼、法三种规范者，属于内臣，典型者为郡县。内臣中别有内客臣，是接受德礼法约束程度较弱，享受特殊的礼法待遇者，比如侯国和王国。只受德和礼的约束者，属于外臣，比如周边的南越、朝鲜、西南夷。外臣中又别有外客臣，属于更为对等，接受德和礼的约束程度较弱，享受特殊的礼遇者，比如匈奴。三种不同的臣属关系，各有不同的册封形式和内容。西嶋先生据此深入扩大，把内臣和内客臣的册封看作汉帝国疆域以内政治关系的确定，将外臣和外客臣的册封看作汉帝国疆域以外政治关系的确定。从而，汉朝与外臣和外客臣的关系具有外交性和国际性，由此建立的政治关系就是国际秩序，由此所形成的跨国家的政治文化圈，就是东亚世界。

西嶋先生进一步指出，“册封体制”的形成，与汉帝国的国家构造，特别是封建与郡县并行的郡国制有直接的关系。具体而言，“册封体制”，是郡国制中封建制的延伸，没有封建制在帝国内的存在，就没有帝国外册封体制的出现。也就是说，汉帝国“册封体制”之所以能够建立，源于西汉初年实行了封建与郡国并行的郡国制。

西汉初年，最重大的对外关系，是与匈奴帝国间的关系。经过“白登之围”的败局之后，汉朝政府通过纳贡和亲，承认了匈奴的强国地位，在对等的国家关系认识中，意识到自己的弱势和局限。从以后的历史来看，如何逆转汉匈之间的强弱关系，将匈奴纳入到册封体制中来，是汉王朝用力最深、持续最久的最大课题。

南越国的建立，在刘邦称帝，汉王朝建立的前一年。南越国，曾经是秦帝国的郡县，是在秦末之乱中由驻防南越的秦南部军独立创建的国家。与对匈奴的关系不同，汉朝政府从开始就没有将南越视为对等的国家，而是视为汉帝国管理之外，接受汉帝国册封的附属国家。

关于南越接受汉朝册封的事情，史书上留下了汉朝使臣陆贾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赵佗放弃“帝”号，归属汉朝称臣的故事，事在高帝十一年。按照汉朝的制度，册封诸侯王国，授予金印紫绶，就是黄金铸造的印，紫色丝绸编织的佩带。按照汉朝政府于高帝六年修订后的诸侯王国法，诸侯王必须是刘氏王族，王国相由汉朝任命。汉朝册封南越国，也是授予金印紫绶，不过，诸侯王不是刘氏，汉朝对于南越国的内政，也完全不干预。汉朝政府，将汉帝国内的诸侯王，称为内诸侯，置于汉朝法律的管理之内，将汉帝国外的诸侯王，称为外诸侯，不在汉朝法律的管理之内。外诸侯的义务，在于称臣纳贡，维护边疆的安全和往来的畅通。

以此反观秦王朝，由于废封建实行单一郡县制，从一方面看，确实强化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权力，消除了帝国内诸侯相争的隐患。但是，从另一方面看，秦王朝对于不能实行郡县制，也就是由中央政府直接统治的地区，也随之失去了应对能力，无法如同汉朝一样，在更加广大的区域，建立起多层次的治理体系，对更加广阔的地域，建立起开放的势力范围。

众所周知，秦统一天下后，对于百越地区，先实行军事征服，然后建立郡县，实行直接统治。对于匈奴，也是实行军事征服，派遣三十万大军攻击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实行郡县统治。但是，对于无法实行郡县统治的蒙古高原，因为无法应对，只有修建长城，将其与能够实行郡县统治的地区隔离，以不承认不往来的自闭方式，完成单一郡县制下天下一统的自我满足。

所以说，秦帝国的单一郡县体制，坚硬板结，有效治理和间接统属的范围相当狭小有限，与此相对，郡县和封建并行的汉制，柔韧灵活，有效治理和间接统属的范围更为广大遥远。

（《刺秦：重新认识秦王朝》，李开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