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东:考古学视域下的西周封国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18 次 更新时间:2024-04-25 0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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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东  

周人以蕞尔小邦崛起西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周王朝,实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分封制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巩固政权并保持长时间的稳定发展,创造性地发展出宗周礼乐文明,奠定了历史上中国疆域的核心区域,加强了族群的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西周分封的研究一直是传统学术的重要课题。但传世文献关于西周封国的记载匮乏且多有舛误,自1932年郭宝钧先生主持发掘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开启西周封国的考古学研究以来,有关西周封国的发现与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考古发现解决了西周封国的诸多疑难问题,尤其是始封地与始封君。如西周召公所封燕国,有不少历史学者曾认为燕国初封于河南。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和发掘,不仅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城墙和城壕、宫殿建筑、贵族墓地、铸铜等遗迹,还出土带有匽侯铭文的铜器,确认西周初年召公受封之地就在周之北境,始封之君为召公之子名克。再如自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随州发现曾侯乙墓以来,关于这个新发现的曾国与文献记载中随国的关系,就引起了旷日持久的讨论。随着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和义地岗墓群中曾、随铜器铭文共存的发现,曾随一国终于成为定论,确认了西周曾国始封之君为南公之子名犺。山西翼城北赵晋侯墓地的发掘,为推定晋国始封地提供了重要资料。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的发现及西周时期楚季编钟的出土,为解决西周楚国的早期历史提供了线索。其他重要的西周封国如齐、鲁、宋、鄂等始封地等问题,已经有不少的线索可寻,有望随着考古发现而逐步解决。

新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以往不曾了解的历史细节。在2021年琉璃河遗址出土作册奂卣,其铭文曰“太保墉匽,延宛匽侯宫,太保赐作册奂贝,用作父辛宝尊彝。庚。”记载了太保召公亲至燕国筑城建宫的史实,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西周封国建设的理解。无独有偶,湖北随州叶家山出土“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文峰塔墓地出土曾侯舆钟铭记载“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南公似乎也有亲赴封国,协助建国的举动。从文献记载来看如齐太公、鲁周公等在封邦建国之时或许都存在类似举措。

周人克商后分封亲戚贵族,其数目虽不能确知,但不在少数。《左传》说“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荀子》记载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余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吕氏春秋》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此后学者续有考订,得二百有余。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又有此前未见记载的国族称谓出土,如鄂侯、軧侯、获侯、倗伯、霸伯等,不仅可以订正前人工作的失误,在新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对于西周时期国族的分布可有新的认识。

西周封国的考古发现为探讨西周国家的疆域,认识周人分封的性质等问题提供了翔实而可信的资料。根据新的考古发现,西周疆域以洛邑为天下之中,北抵燕山南麓,东近海滨,南达江汉,西至陇东。周人在北土分封召公,东土分封齐太公和鲁周公,南土分封南公,这几位都是周初历史上的重臣,可见周人对封邦建国这一政策的重视。此前学者多认为周人的分封主要在东部新开拓区域。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的发现是西周封国考古的新突破,在遗址中发现有城墙、城壕、宫殿建筑基址、贵族墓葬、铸铜作坊等,出土陶器、铜器、玉石器、象牙器、甲骨等,这是一处具有都邑规模的遗址。其中的甲骨刻辞有“获侯”称谓,根据发掘者的研究,这位获侯很可能就是姚河塬封国国君,对过去一般认为周人未曾在西土封侯的认识提出了质疑。西土本是周人故土,陇东地区又曾是周人的崛起之地,新的考古发现对周人在西北地区的经略提供了新的认识,传世文献记载在陇山两侧还有一些国族,未来的考古工作可以期待。

西周王室与地方封国的关系颇为复杂。首先,从考古发现及出土铜器铭文来看,西周王室与封国之间互动频繁,关系密切。所有封国国君都需受王命立国,赐予土地、民人,周王不仅可以迁移封地,如“命唐伯侯于晋”之类,而且还可以派王室大臣指挥封国国君参与王朝战事,如晋侯苏鼎、史密簋等所记。近年在山东高青陈庄出土的引簋,记载周王册命引管理齐国军队,更明确显示了周王对封国的控制,有学者认为西周封国具有后世地方政区的性质,不无道理。其次,西周封国君主的称谓与周代的爵称相关,久为学界所关注。考古发现的铜器铭文中,生称为公的多数都是王朝大臣,如“周公”“召公”“南公”“毕公”等,偶见有国称+公的现象,如“齐公”“滕公”等,实际上都是后代作器祭祀之器。封国国君称“侯”是大家所熟知的,得到出土金文的证实,如“侯于晋”“侯于匽”“曾侯”等,侯多具有较为强烈的军事职能,担任为王室守卫疆土职责。“伯”称的含义通常为排行和国君,具体所指颇不易形成共识,如“唐伯侯于晋”中的“唐伯”到底是排行还是爵称?在同姓和异姓封国中,都可见到以伯为称的现象,如柞伯、霸伯等。子称现象虽较为少见,如新见的荆子鼎,有学者认为可能就是楚子,而在周原甲骨文中曾经见过“楚子”,可见西周早期周人称楚人为“子”。湖北江陵万城出土北子、黄陂鲁台山出土长子狗、鹿邑太清宫出土的长子口等器物,有学者以为即北国、长国遗存,如此则其国君称“子”,其遗存分别位于南土和东土。西周铜器中偶见“男”称,惜材料较少,情况不明。以上公、侯、伯、子、男称谓,虽均已见于西周,但是否已形成等级序列差异,学者们尚未形成统一意见。

根据考古发现,西周封国的居民构成基本上可以区分为姬姓周人、殷遗民和土著族群,在丧葬习俗及器用制度方面表现突出。姬姓封国族群构成相对复杂,如燕国、鲁国、晋国、卫国等,普遍存在较多的殷遗民,只是从考古发现来看,各封国殷遗民的数量有程度多少的不同。异姓封国的族群构成则相对简单,如大河口霸伯墓地、绛县横水墓地所显示,应是以土著居民为主,宁夏彭阳姚河塬墓地的主体则显示出十分浓厚的殷商文化色彩,毫无疑问是以殷遗民为主体建立的地方封国,但也存在周文化、寺洼文化、北方文化因素。迁殷遗民是西周分封时的重要举措,在传世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现在不仅在考古发现中予以证实,而且还有更多的新发现,可以进一步研究西周时期的民族迁徙、族群融合和封国内居民构成等问题。

西周礼乐文化的传播得益于西周封国的建立和发展。分封至各地的周人贵族不仅担负着藩屏周室的任务,而且将西周礼乐文化传至新开拓的疆域。从考古学上看,周式陶器尤其是联裆鬲的迅速传播,以及周人器用制度、丧葬习俗等在殷商故地的出现即是证明。根据文献记载,周人建国后对异姓族群采取怀柔政策,也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体现。众所周知,商人贵族墓葬中普遍设置腰坑殉狗,人殉和人牲也是较为流行。进入西周以后,姬姓贵族则基本不见行用,殷遗民贵族则多保持上述习俗,但其使用从早到晚呈逐渐减少的趋势,西周中期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节点。“姬周王朝对其他族类的习俗和信仰予以尊重和保留,甚至对其统治政策予以适当采纳,不向他们强力推行自己的习俗和信仰”(刘绪《西周疆至的考古学考察》)。考古学所见的以上诸多现象,可有助于探讨殷周制度文化的损益,亦有助于理解周承殷制的问题。另一方面,西周时期异姓族群对周文化的认同和吸收也非常重要。除了殷遗民群体之外,近年来在西周疆域的外围也有新的考古发现,长江下游金衢盆地新发现大型土墩墓,年代可到西周早期,再如东土的东夷,东南的淮夷与百越,西北的戎狄等等,在保持族群文化特色的同时亦不断吸收周文化的因素,从考古学角度将其与邻近地区西周封国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对西周礼乐文化的传播及融合有较深入的了解。

随着考古工作的展开,可以预见新的资料一定会重塑我们对西周国家和社会的认识。

(作者:张明东,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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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4年04月20日 11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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