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观点整理自黄汉权在CMF季度论坛(2025年第一季度)上的发言
当前宏观经济贸易形势正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变。一季度我国经济形势表现良好,超出预期。然而,大家更为关注二季度及下半年的经济走势,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关税战及其带来的冲击,值得深入探讨。笔者将其命名为“特朗普关税经济学”,因为特朗普政府将关税工具化、武器化,把关税当做解决美国面临诸多问题的药方,如以芬太尼走私为由对中国加征关税,以非法移民为由威胁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等等。特朗普政府看到了美国存在的问题,也确实想解决问题,推出的政策与其要实现的目标看似逻辑自洽,但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我认为,特朗普政府试图以关税为手段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是 “内病外治”,开错了药方,效果可想而知。不过,这场关税战对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一、关税战的影响和战略对冲
关税战必然对我国今年GDP增速造成较大冲击。根据去年数据,商品及服务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0%,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若按照145%的极端关税水平进行测算,我国出口额将大幅下降,预计降幅将达到数千亿美元。由此导致GDP损失将超过万亿元,GDP增速下降可能超过1个百分点,影响到数百万人就业,涉及众多进出口外贸企业及制造企业,影响范围广泛。根据中美谈判最新达成的协议,双方同意把关税下调115个百分点,即中国对美国的关税从125%下降到10%,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从145%下降到30%,另外24%的对待关税在初始的90天内暂停实施。这意味着关税战的冲击比前面的测算要小的多。
当前,多数人更多关注关税战对经济“量”的冲击,我认为其对经济“质”的影响也不应忽视。关税战加剧了全球经济“脱钩断链”,对国际产业分工合作造成冲击,导致全球经济运行效率下降,特别是科技、人才、知识交流合作的减少,最终带来全球整体福利的损失。高质量发展不仅是量的合理增长,也包括质的有效提升。因此,关税战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近期,我们与一些外贸企业交流中发现,部分高端材料和仪器设备仍高度依赖从美国进口。过去尽管受到管制,但仍能进口,如今关税大幅增加,实际上相当于“贸易禁运”,大部分产品因成本高企将难以进口,从而加大了脱钩断链程度,这个问题亟待关注。
为弥补关税冲击造成的增长缺口,扩大内需无疑是关键,其中提振消费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具体而言,在净出口的贡献预计明显下降的假设下,要实现今年5%的增长目标,消费和投资的增速需明显提升,以弥补出口贡献下降的缺口。根据测算,消费增速需提高至5%以上,投资增速需达到4%以上。去年,我国消费(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同)增速为3.5%,投资增速为3.2%;今年一季度,消费增速为4.6%,投资增速为4.2%。消费方面,将增速从4.6%提升至5%以上的难度是相当大的。投资方面,近年来我国每年的投资增速都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通常一季度较高,二、三季度则有所下降,这是因为,一些年度安排的政府投资在一季度就提前拨付了,由此带来一季度投资增速较高,而二、三季度难以维持这个增速。尽管如此,我们也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努力实现今年增长目标。
二、应对方法:把提振消费放在经济工作中更加突出的位置
消费作为最终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三驾马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凯恩斯曾指出:“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和唯一对象”,这一观点对我国更好认识消费的作用具有重要启示。
中央历来高度重视消费在经济增长的地位和作用。早在多年前,中央文件就指出,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在当前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制约我国经济循环、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更多在需求侧的背景下,扩大内需尤其是提振消费,无疑是解决矛盾的“棋眼”。因此,我们不仅要强调“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还应明确提出:发挥消费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参照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定位的表述,即从“基础性作用”提升到“决定性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了消费不足是制约当前我国经济循环和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这一阶段性特征,对解决我国经济面临的诸多问题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当前我国经济整体处于“产强需弱”的格局。从生产端来看,工业增加值等指标亮眼,而内需则表现相对较弱。若内需得不到有效提升,整个供需循环平衡将受到制约。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指出,最短的木板制约木桶的最大容量。当前,消费不足正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那块短板。由于消费求不足,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没有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而是处于内部,即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水平。
当然,作为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投资也不容忽视。尽管当前投资增速不高,但我国的投资空间依然广阔。一方面,我国人均固定资产存量水平仍然较低;另一方面,诸多短板领域亟待补齐,这使得投资需求依然较大。然而,由于需求不足,企业的产品难以得到有效销售,影响企业生产顺利达到盈亏平衡点,这不仅降低了投资效益,也制约了投资规模的扩大。
基于上述逻辑,建议对消费的作用给予更高的认识与定位,以便更好促进经济良性循环。一旦认可了这个定位,宏观经济治理和政策就要做出必要的调整。
1、从强调供给侧发力向更加注重从需求侧求解转变
我国现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财税体制,对地方政府扩大供给有更强的激励。我国税收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占比较高,消费税占比较低。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24年税收数据,增值税收入占全国税收收入38.1%,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比23.4%。这种税收体制驱使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抓大项目建设、土地开发扩大税基;相反,由于征收消费税产品种类少,地方政府从中获得的收益有限,从而缺乏激励推动消费。众所周知,地方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如何通过财税制度调整,激励地方政府抓消费、促消费的积极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从强调生产端向更加注重消费端转变
近年来,我国一些行业 出现“内卷式”竞争,但与此同时,部分行业投资仍保持较快增长,带来低价、低利润等问题,甚至对产品质量和行业创新都产生了不利影响,这对整体经济发展是不利的。需要通过调整激发我国巨大市场的消费潜力,推动我国从消费大国向消费强国转变。我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消费潜力,具备成为消费强国的条件。这就要求求财政体制和金融政策进行相应调整。金融政策还应更多地关注消费端,开发更多支持消费的金融产品,包括贴息、低息消费信贷等,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消费金融支持。
3、从侧重投资于物向侧重投资于人转变
过去,我国在投资于物方面用力较多。现在进入新发展阶段,投资更多应围绕促进消费来做文章。需求是投资的牵引,也是投资的方向。一方面,居民对教育、医疗、养老等高品质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但供给端仍存在明显短板。从更好满足需求的角度看,必须向投资于人转变。另一方面,传统的基建等领域投资效益下滑,甚至存在一些过度投资、重复投资,一些领域的制造业投资也造成了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从改善投资效益的角度看,也必须转向投资于人。
三、围绕“人的需求”挖掘和释放消费潜力
需求一般包括政府需求、企业需求、团体需求和居民需求四个方面,其中,居民即人的需求最为重要,因为政府、企业、团体需求最终都与人的需求密切相关。因此,扩大内需关键在于围绕人的需求展开。制定扩大内需政策,不应采取大而化之的方式,而应针对不同人群,分层分类施策,这样才能更加精准有效。
1、中低收入群体
我国仍有8000多万中低收入困难群体,其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但消费能力受限于收入不高。因此,提升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能力是关键。具体措施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各地区应确保最低工资标准年增长率不低于GDP增速,以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收入水平。医保和养老是该群体的重要负担,要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财政应加大补助和支持力度,减轻其生活压力。加强帮扶与防返贫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可考虑在相关政策框架内,向该群体发放涵盖食品和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物资的消费券,直接提振其消费需求。
2、中等收入群体
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庞大,且分布广泛,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薪金,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制约该群体消费的突出因素是工作忙、加班多,缺乏闲暇时间消费。要完善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切实落实收入与GDP增长同步的政策,加快构建以技能为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确保工资薪酬合理增长。消费需要时间配合,若仅有收入而缺乏闲暇,消费潜力也难以充分释放。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应带头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减少加班,为提振消费创造更多闲暇时间。
3、高收入群体
高收入群体,如企业老板、高管等,其消费能力较强,但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对高品质、高层次消费有较强需求,如别墅、游艇、房车及高档娱乐等。当前部分政策与负面舆论抑制了其消费意愿。应适当放松限制,消除政策约束与负面舆论,鼓励其消费,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并为中低收入群体创造就业机会与收入来源,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4、银发群体
当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多,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消费能力和需求不一,有的有钱有闲,有的需要照顾护理。这一市场空间广阔且能吸纳大量就业,应通过支持发展旅游、培训、康养等产业,激发银发经济消费潜力。我国在这些方面长期供给不足,而关税战进一步加剧就业压力,特别是从制造业退出或被裁的农民工,亟待新的就业渠道。若能在这些服务业中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将可以有效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5、大学生、农民工群体
大学生和农民工群体消费意愿强,制约其消费最大的问题是就业,不就业就没有收入。要通过各种措施帮助和稳定其就业。一方面,政府要根据需要及时补充工作人员,增加公益性岗位就业数量;另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和激励,鼓励包括平台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稳岗稳员,乃至尽可能增加招聘,为大学生和农民工等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使其有收入能消费。
只有针对不同群体消费特点和堵点卡点精准施策,方能确保提振消费政策真正落地生效。否则,将难以达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