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1.0以来，东南亚通过承接低端制造业正在成为新的地区增长中心，中国依托“双循环”战略和向高附加值领域攀升，强化了地区供应链的枢纽地位。面对特朗普2.0冲击，亚太国家迫切需要推进以扩大内部消费为主要方向的地区分工调整。然而，亚太地区分工再平衡面临重商主义路径依赖、地区合作机制水平较低以及政治互信不足等挑战。中国凭借全产业链优势、技术溢出效应及内需市场潜力，成为地区供应链转型的稳定器，在地区分工再平衡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新形势下，中国需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增强与亚太各经济体贸易投资合作，提升亚太地区合作机制化水平，引领构建更具韧性的亚太经济共同体，实现地区分工从“生产驱动”向生产与消费均衡发展的再平衡调整。

关键词：亚太地区分工  亚太经济  特朗普2.0  亚太地区合作机制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2025年第4期

亚太是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经过50多年持续扩大的贸易、投资和产业合作，该地区基于资源禀赋、产业优势和技术差异，已形成高度紧密的涵盖产业链垂直整合与横向互补的多层次地区分工体系。从20世纪的雁形发展模式到21世纪以来的东亚生产网络，亚太地区的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不过，由于对美国市场高度依赖，亚太地区分工模式存在结构性问题且较为脆弱。在特朗普1.0冲击之下，亚太各国被迫作出适应性调整，导致地区经济秩序陷入“调而不适”的短期震荡。2025年特朗普强势回归，在“美国优先”原则驱使下，短短几个月就推出一系列具有强烈单边主义、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的政策，对亚太地区分工和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亚太各国亟须改变发展战略，通过贸易投资优化重组，推动地区分工的再平衡调整，进而形成一套更加均衡、更具可持续性的新型分工体系，为大变局下亚太经济的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

亚太主要国家经济战略调整与地区分工新态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以“东亚生产—美欧消费”为特征的亚太地区分工的脆弱性。危机之后，许多学者呼吁东亚各国实施经济再平衡战略，通过扩大国内消费和地区内最终消费品进口，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然而，在传统重商主义惯性思维下，东亚各国依然把出口作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其结果是东亚地区分工不但未能得到有效调整，而且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失衡愈发严重。特朗普首次执政后以缩小贸易逆差为由，对华发起“关税战”和“贸易战”，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引发亚太和全球经贸秩序混乱。

一、亚太主要国家的贸易与投资战略调整

始于2018年的美国对华“关税战”和“贸易战”，覆盖了约2/3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在高关税保护下，美国自中国进口额大幅下降，从2018年的5632亿美元降至2024年的4626亿美元，减少了约17.9%，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21.6%大幅下降至13.8%。

面对美国发起的来势汹汹的“贸易战”，中国通过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以应对，并采取一系列贸易和投资多元化措施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在此过程中，东南亚国家成为中国的关键合作伙伴。2018—2024年，中国对东盟出口额从3190亿美元增至5865亿美元，增长了约83.9%，占中国出口总额比重从12.9%提升至16.3%。自2020年开始，东盟已连续5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也显著增加，从2018年的128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176亿美元。这些投资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还加强了地区内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拜登政府在延续特朗普政府对华高关税的同时，还通过构建“芯片四方联盟”（CHIP4）、“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方式拉拢亚太盟伙围堵中国。在此背景下，日本和韩国等国开始推行所谓“中国+1”的“去风险”战略，许多日企和韩企减少在华投资，转而增加对东南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例如，2021—202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FDI）从124.6亿美元降至34.8亿美元，减少了约72.1%，对东盟直接投资则从35.2亿美元增加至232.4亿美元，增长了约5.6倍。

总体看，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战”和“科技战”对亚太各国的行为逻辑产生了重大影响。亚太各国通过产业链重构推进所谓经济“去风险”，贸易“政治化”“泛安全化”的意识也不断强化。在此基础上，面对不确定的国际秩序，亚太各国努力在大国博弈和地缘竞争中寻求平衡，通过调整贸易和直接投资战略推动地区产业链分工向多中心、分层嵌套的格局演变。

二、亚太地区分工的新态势

由于亚太各国政府与企业的战略调整，近年来亚太地区分工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分工结构出现显著变化，东南亚紧追中国正在成为新的地区制造中心。2017年，流入中国和东盟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分别为335亿美元和314亿美元，两者基本持平；但从2018年到2023年，流入中国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334亿美元，而流入东盟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为3013亿美元，是中国的约2.3倍。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流入，推动东盟制造业产出从2018年的6651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7693亿美元，增加了约15.6%。

二是中国作为“世界组装工厂”地位相对下降的同时，通过向更高附加值产品生产转型和增加中间产品出口，在亚太地区产业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产业升级战略推进，中国逐步摆脱对低端制造业的依赖，转向电子信息、新能源装备、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出口结构不断优化。2024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59.4%，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等“新三样”出口额合计为1386亿美元，2020—2024年间复合增长率高达37.3%。中国中间品出口也持续增加，2023年在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72.4%，涵盖半导体元件、精密机械等。以日韩对华贸易结构变化为例，2018—2023年期间中间品和资本品在日本从中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68.6%升至71.2%，同期韩国的这一比值从85.1%升至86.2%。

三是尽管亚太地区以“东亚生产—美欧消费”为特征的分工格局出现结构性变化，但地区各国对美国非对称依赖的性质并未改变。与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前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对日韩贸易逆差为主要特征的“三角贸易”相比，当前“三角贸易”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东盟对美贸易顺差大幅增加，而对中国则出现大幅贸易逆差。2018—2023年，东盟对美贸易顺差从584亿美元增至1436亿美元，同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则从832亿美元增至1224亿美元。这种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加工后再出口至美国的分工结构变化，使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在中美贸易中扮演了“中转站”角色。不过，随着贸易结构的调整，作为整体的“东亚生产—美欧消费”的本质特征并未发生变化。2018—2024年，美国对亚太国家的贸易逆差总额从6385亿美元扩大至7019亿美元。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亚太地区分工依然是一种基于重商主义的生产网络，而非地区内生产和消费均衡发展的分工网络，美国作为亚太国家的最终市场提供者依然扮演着难以替代的关键角色。

特朗普2.0冲击下亚太地区分工调整的方向与挑战

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延续了1.0时期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不同的是，再度归来的特朗普在政治运作上更为老到。凭借国内保守势力给予的强力支持，特朗普政府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展现出更加强硬的姿态，执行过程也更为坚决，这无疑会对亚太地区的经济格局带来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特朗普2.0对外经贸政策的新特点

加征关税和“退群”依然是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重要手段。不过，与上个任期相比，特朗普2.0的对外经济政策呈现出三个方面的显著变化。

一是关税打击范围更大。特朗普1.0在关税和贸易领域的打压对象主要是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打压则相对有限。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估计，从2018年1月到2022年1月，美国对华关税税率从3.1%上升至19.3%，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平均关税税率则仅从2.2%提高至3.0%。而特朗普2.0的关税打压范围显著扩大，几乎呈现出全面出击的态势，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强硬关税措施，包括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后推迟）、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钢铝、汽车征收25%的关税；4月2日，特朗普更是宣布将从4月5日起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从4月9日起对美国贸易逆差最大的约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更高的个性化“对等关税”（后暂缓90天）。特别是连续提高对华关税税率，4月16日已飙升至245%。这些措施严重冲击了全球贸易体系，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反对与反制。

二是通过“外升内降”政策推动制造业回流。特朗普1.0试图通过提高对华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但成果并不明显。特朗普再次执政后，为有效推动制造业回流，在继续提高关税的同时，承诺将国内企业税从21%降至15%。在特朗普政府的威逼利诱之下，短短几个月美国国内已有多个重大项目宣布落地，比如，日本软银集团和OpenAI联合启动“星际之门”计划（Stargate Initiative），前期投资1000亿美元，并承诺在未来4年将投资总额增加到5000亿美元；苹果公司宣布未来4年内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支持本土先进制造业、人工智能及芯片工程发展；中国台湾地区企业台积电（TSMC）宣布在美国追加投资1000亿美元，兴建3座新的先进制程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设施和1个研发团队中心。

三是政策工具运用更加不受约束。特朗普1.0主要使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和《1962年贸易扩大法》第232条等需要国会批准、并在国会监督下执行的法律进行“长臂管辖”。而特朗普2.0为了绕开国会的繁琐流程更快执行保护主义政策，开始考虑利用1977年制定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该法赋予总统更大权力，使其能够绕过国会监督，通过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而采取各种各样的经济手段，以应对任何对所谓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经济造成危害的外部威胁。比如，2025年3月11日，由于加拿大对等报复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对输送至美国的电力征收25%的关税，特朗普在其自创的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将很快宣布受加拿大“威胁”的地区进入国家电力紧急状态。4月2日，特朗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直接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以此为由对世界各国加征不同水平的高额关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正式对全球开打“贸易战”。

二、特朗普2.0冲击下亚太地区分工调整的必由之路

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战时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都曾面临经济再平衡的调整压力，但在各种内外部条件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两次调整非但未能获得成功，地区内相关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还日益扩大。而特朗普2.0“新政”表明，亚太地区传统上基于生产和出口的分工模式已基本走向尽头。未来亚太各国只有通过适应性的结构调整、制度变革和地区合作，在地区内构建更加均衡的生产与消费分工体系，才能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走上一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之路。

一方面，面对美国高关税政策带来的巨大威胁，扩大对彼此的进出口和提升消费能力是亚太各经济体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唯一选择。2024年，在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源地中，中国、越南、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分别排名第一、第三、第七、第八和第九，逆差额分别为3191亿美元、1294亿美元、724亿美元、699亿美元、649亿美元。在“美国优先”政策下，这些国家和地区必将成为特朗普政府高关税政策的重点对象，不得不考虑降低对美出口依赖来维护自身利益。而在全球经济呈现地区化转型的背景下，提升对地区内的进出口和提升消费能力无疑是地区各经济体摆脱对美依赖的重要方式。

另一方面，亚太地区分工的再平衡调整，亚太各经济体提升对彼此进出口和消费的潜力巨大。以欧盟为例，其成员最终消费品出口的地区内占比约为50%，而亚太地区的这一比例仅为27.4%，未来10年，亚太地区各经济体可通过动态调整进出口和消费来将这一比例提升至欧盟水平。从未来趋势看，根据德国罗兰贝格公司2024年12月发布的《解析亚洲复杂的消费格局》报告，2024年亚洲的消费者支出预计达到16万亿美元，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未来10年，亚洲个人消费将增加7万亿美元，其中中国和印度将贡献这一增长的75%以上。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预测也显示，到2030年亚洲将贡献全球消费增长的一半以上。亚太各国消费能力提升将为实现地区内消费与生产的平衡奠定坚实基础。

三、构建亚太地区分工均衡发展体系面临的挑战

尽管存在较大正面预期，亚太地区分工的再平衡调整仍然面临一些重要挑战。首先，地区内经济体固有的重商主义理念和出口型政策导向是阻碍亚太经济再平衡调整的最主要因素。在重商主义理念影响下，地区内许多经济体对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形成思维定式，忽视对国内市场的培育，其结果是经常账户不平衡日渐增加。1990年，亚太地区经济体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总额的比重是0.74%，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上升，并在2007年达到4.59%的最高点，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有所下降，但直到2022年依然维持在2.20%的较高水平。与此相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太经济体的储蓄总额占GDP比重持续保持在30%以上，2022年为37.8%，远高于26.8%的世界平均水平。

其次，地区合作机制水平需进一步提升。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亚太国家和地区已签署并形成200多项自贸协定。其中，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正式生效。不过，当前亚太地区合作机制仍然存在结构性缺陷，尚不能完全适应百年变局带来的新形势和新挑战。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绝大部分自贸协定仍主要侧重于关税减免，规则标准相对较低，对数字经济、知识产权等新兴领域的规范较少，在环境、劳工权益等议题上缺乏约束性条款，原产地规则虽有简化但仍然复杂，利用率较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虽然是高标准协定，但覆盖国家有限，难以充分发挥地区贸易和投资促进作用。尽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以往由于自贸协定过多而产生的“意大利面碗”效应，但总体看，亚太地区合作机制仍然存在制度碎片化和规则重叠的问题，企业在开展贸易时面临复杂的规则体系，增加了交易成本。与此同时，在地区金融合作上，有效防范与应对风险的机制仍然严重不足。作为亚太地区金融安全网核心机制的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由于资金池规模不足、贷款额度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挂钩的强制要求等问题，从2000年建立以来从未被成员国启用过。

最后，亚太主要国家政治互信不足严重制约地区分工的再平衡调整。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构建“芯片四方联盟”“印太经济框架”等，以意识形态划线重构地区合作规则，迫使亚太国家在安全与经济领域“选边站队”。美国的这种泛安全化政策导向，将经济议题与地缘政治捆绑，导致亚太地区经济体陷入“双重博弈”困境：一方面，日本、韩国等部分国家为获取安全保障或技术资源而迎合美国，持续推进所谓“中国+1”的“去风险”战略；另一方面，这些经济体又担忧过度依附美国会丧失战略自主性，甚至沦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因此，东盟坚持推动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核心的地区经济整合战略，韩国在美国打击中国半导体产业时采取模糊立场以尽量保持与中方的技术合作，日本则谨慎应对与美国的对华政策协调以维护自身利益。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对亚太事务的介入水平，客观上降低亚太经济体选边站队的压力，为他们重建基于互利共赢的政治互信提供一定的战略空间。不过，由于长期存在的历史纠葛、领土争端及经济竞争等结构性矛盾，亚太经济体想要深化政治互信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各方持续提升地区合作水平来累积信任，为最终实现地区分工的再平衡调整奠定坚实基础。

亚太地区分工调整中的中国角色

中国与亚太邻国唇齿相依，经济相互依存日趋深化。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从融入亚太经济开始的，尽管过去十几年中国经济对亚太地区的依赖度相对下降，但亚太地区迄今仍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伙伴，约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和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80%。面对特朗普2.0带来的冲击和世界经济地区化趋势不断增强产生的外部压力，通过地区分工再平衡调整推进亚太经济圈建设以减少对美依赖，需要亚太地区所有经济体的共同努力。而中国作为亚太地区主要经济体之一，在推动地区经济再平衡以维护地区经济体的整体利益方面发挥着关键引领作用。

第一，通过贸易和投资将亚太各国经济紧密连接在一起，在地区供应链中扮演枢纽角色。2024年，中国货物贸易总额突破43万亿元人民币，已成为83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重要地位。2018年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后，不仅没能提升本国在制造业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反而拉大了与中国的差距。例如，自2017年以后，全球中间品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逐渐超过北美，2023年全球中间品贸易对中国的依存度为16%，而对北美的依存度则为15%。2023年中国对亚太地区的中间品贸易额达8.2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对该地区贸易总额的65%，占对全球中间品贸易总额的33.2%。总体看，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24年12月发布的《2023年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2021年中国贡献了亚太地区37.6%的货物贸易增长和44.6%的服务贸易增长，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64.2%。

第二，中国在数字技术和绿色发展领域增长迅速且具备强大竞争优势，可通过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助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和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在数字技术领域，中国企业通过5G基站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和智能化制造等，引领全球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发展。在绿色发展领域，中国则凭借光伏组件、锂电池、氢能装备等核心技术优势，成为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的主导力量。近年来，中国企业持续扩大在东南亚地区相关产业的投资力度，在该地区数字化绿色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助推作用。比如，2024年比亚迪首家海外电动汽车工厂在泰国竣工投产，年产量将达到15万辆。2023年，中国对亚太地区数字化项目投资超200亿美元，助力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搭建云计算平台、升级通信网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签署价值126亿美元的协议，重点投资电池和清洁能源项目；中国企业信义集团宣布投资115亿美元在印尼建造一个石英砂加工厂，推动该国动力电池产业绿色升级。此外，中国企业还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如华为在新加坡的DIGIX实验室）和联合创新平台，通过“技术赋能+产业协同”模式，有力促进当地的数字化绿色化发展，增强亚太地区在数字和绿色两个领域全球供应链中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内最终产品出口的关键市场提供者，在地区分工的再平衡调整中发挥着引领作用。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提升，中国国内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需求日益增长。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在亚太国家最终消费品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7.6%提升至12.2%，同期美国则从22.3%降至21.7%，虽然中国与美国仍有较大差距，但双方差距在持续缩小。在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老挝和缅甸，中国占比甚至已经超过美国，成为这些国家最终消费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虽然近几年中国国内消费较为低迷，但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24年10月报告表明，有关中国消费市场面临危机的说法完全经不起推敲，在其调查的24个主要国家中，中国消费者的信心（59%）仅低于沙特、阿联酋和印度，远高于包括美国（41%）、英国（30%）、德国（26%）和日本（13%）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罗兰贝格的《解析亚洲复杂的消费格局》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对未来收入预期的信心在亚洲国家中也位居前列，仅低于印度和越南。从规模看，由于中国的总消费规模是印度的两倍，对于亚太地区分工的再平衡调整来说，中国发挥的作用远非印度所能相比。此外，2023年中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只有39.1%，几乎低于所有亚太国家，也远低于56.5%的世界平均水平，但这也表明，中国国内消费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在中国政府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政策支持下，未来中国国内消费将持续增长，这对于扩大亚太地区内消费规模、促进亚太地区分工再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结语

特朗普2.0推行的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贸易政策，正在对亚太地区分工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推动其朝着多极化、地区化的方向调整与转型。面对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新加坡、韩国、越南等高度依赖外部需求的国家通过地区产业链重构努力开拓地区内大市场，而中国凭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扩大的内需市场，将在亚太地区分工调整过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其作为地区经济“稳定器”的地位也将进一步巩固。为在新形势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亚太地区分工再平衡，中国需要采取更多措施扩大国内消费，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增强内生动力以拉动经济增长；持续加强与亚太地区各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合作，通过扩大地区内分工范围和提升合作水平，降低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对本地区的负面影响；与亚太各经济体一道，努力提升亚太地区合作机制水平，加强在贸易规则制定、地区金融治理、防范化解外部风险等方面的协调合作。中国还可通过举办各类国际会议、搭建多边对话平台，为亚太各经济体就地区分工再平衡调整议题提供更多交流机会，推动地区内各经济体增进政治互信、提升合作水平，为地区经济包容性增长和共同繁荣筑牢信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