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汉语从形式和内容上都经历了极为迅速且深刻的变化，使得汉语在近代呈现出“再造”式的断裂性。汉语“再造”带来断裂的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大量全新经验及其表达体系与规范的涌入，然而其内在动力却是经验秩序的再造和知识体系的颠覆。经验世界的断裂与表达方式的重塑，其直接的思想后果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研究始终保持着中西古今为框架的双重居间性，需要持续面对双向的歧义：诠古解今的意涵变迁以及中西译介时的语义错位。以汉语为表达载体展开的哲学实践是在一个被迅速再造的语言体系中不断处理上述双向歧义的过程。近代以来的汉语变迁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精神生活及思想实践持续的、在语际和经验意义上的双重“居间性”。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汉语从形式和内容上都经历了极为迅速且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牵涉范围之广、速率之快使得汉语在近代呈现出“再造”式的断裂性。

汉语“再造”带来断裂的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大量全新经验及其表达体系与规范的涌入，然而其内在动力却是经验秩序的再造和知识体系的颠覆，汉语作为一个语言系统被刷新了。经验世界的断裂与表达方式的重塑，其直接的思想后果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思想研究始终保持着中西古今为框架的双重居间性，需要持续面对双向的歧义：诠古解今的意涵变迁以及中西译介时的语义错位。以汉语为表达载体展开的哲学实践是在一个被迅速再造的语言体系中不断处理上述双向歧义的过程。同时，这一思想实践的过程又推动了汉语的成长。近代以来的汉语变迁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精神生活及思想实践持续的、在语际和经验意义上的双重“居间性”。

我们首先要澄清，作为一种特殊经验形式的言语实践如何推动语言在经验之流中的嬗变和绵延，并简要说明语言之变与经验之流的平衡机制。以此为出发点，考察传统汉语在嬗变中以相对稳定的速率绵延和发展的历史，借由佛经汉译带来的语汇变化、书面与口头表达的关系两个议题来说明汉语如何在言语实践中逐步让新的经验和知识融入既有的语言体系，进而尝试描述汉语在变化的同时保持体系稳定的方式。进一步以此为基础，分析近代以来以大规模的西学东渐与白话文运动为基本形式的经验过载与语言再造。言语实践以推动语言再造的方式应对经验过载带来的挑战，以此重塑了观念体系和表达规范。由此，我们可以探究这种独特的言语实践造就的思想空间及其带来的哲学思考的进路和潜力。

在语言与经验之间：言语实践的居间性

语言通过持续的言语实践而获得与经验的联结。言语实践在语言和经验之间产生动态联接，保证语言这一符号系统及其规则体系能够根据日常经验的涌入和新的经验对象的出现而不断丰富和拓展，从而让语言活起来。唯其如此，语言作为一个符号和规则系统才获得了“生命力”。质言之，言语实践不仅是对语言的运用，更是从经验中获取语言创造和不断变化动力的机制。活的语言总是持续变化的，在大的时间跨度看，语词、语法与语义结构的持续变化使得语言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忒修斯之船”。我们通过语言系统来为言语描述奠定基础，而直接经验的不断涌现又让语言系统总是持续地被扩张；语言保证了经验的转瞬即逝与结构化的持续存在之间的转换。语言以事物命名为前提，以描述的规范性为保证，让经验以被秩序化、结构化的方式描述出来，甚至固化为可以被再阅读的文本，进而获得超越当下的“持续存在”；语言以言语实践的方式活跃于日常生活，并且在共时与历时的不同语境中指称各自相异的经验，从而造成从经验之流中衍生出来新的语词、语义和言语规范，以此推动语言自身在嬗变中的绵延。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理解语言与经验之间的复杂关系：

其一，经验的展开、新的事物和感受的涌入总要求我们不断进行新事物的命名，同时将新语汇纳入既有的语汇体系和语义结构之中。新事物就意味着新命名。

其二，在社会交往中要达成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就必然要求人与人之间在事物命名和秩序上的差异停留在可翻译和交流的限度内。这就意味着事物命名的固定以及经验内容的秩序性。经验的世界与语言体系的秩序之间必须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其三，语言符号系统的相对稳定性是保证言语实践展开的基础。因此，言语实践也是语言符号系统对经验进行认识乃至理解的具体方式。人的行动是基于上述认识和理解展开的。不妨说，语言是通过“言语形塑观念”和“观念引导行动”的方式塑造乃至改造经验世界的。

其四，语际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理解为两个经验世界及其秩序理解的错位。语际的言语实践是以翻译、诠释和各自适应的方式让两个经验世界都进入“自我改造”中，进而将两者融合起来。上述的机制一方面保证了单一语言系统可以随着经验的展开不断变化和发展；另一方面则确保了在共通经验的前提下，不同语言系统达致可控的相互影响和持续融合。经验与语言的互动模式让语言系统在持续的嬗变中实现了稳定的绵延。

嬗变中的绵延：经验视角下汉语的“稳定性”

传统汉语在语汇及语法等方面的变化都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不断变化中展开的，持续涌入的新经验让事物及其秩序结构发生改变，进而推动了汉语的变化。汉语的变化就是以有节奏的方式让新经验和新事物日常化的过程。持续展开的日常言语实践消除了经验和事物的陌生性。此外，书写与口头表达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是汉语的重要特征。这种特征使得汉语能够成为一种跨地域的通用书写语言，同时又能够通过书面与口语的差异来保证新涌入的经验被命名并逐步进入语汇系统的节奏。作为一个在巨大地理范围内通用的语言，它首先面对的是命名方式和语汇体系的地域差异。在日常生活中，不同地域的日常事物在语汇、语气和语法上可能都有差异，然而正是一种共同的书写形式让这些差异得以缩小。

从汉语历史的角度看，经验的展开就是在生活中不断与事物打交道的过程，其积累的日渐丰富和复杂的对事物的感受与理解推动了命名事物的语汇的意涵扩张。

当然，新经验和新事物的涌入在节奏和程度上并非匀速的，而是动态变化的。这当然是因为以汉语为核心语言的文化圈从来不是封闭的，它一方面迎接新的日常经验和感受，另一方面持续从周边文明传统中引入器物、知识和观念，以此不断丰富和拓展日常经验。在汉语发展史中，跨文化和跨语际的互动带来的语言系统扩张一直持续着，其中比较集中和突出的就是东汉以降大量的佛经汉译带来的语汇增加和语义拓展，甚至带来了新的语言表达规范。异质的文化传统带来的实际上是两种经验形态和秩序结构的并存，两者之间的错位引发的相互理解上的挑战，往往需要通过语词创造和语义耦合的“附会”才能达成。包括翻译在内的言语实践以融合两个高度重叠却各自表述的生活经验世界为目标，用语义的联结和语词的创造来弥合经验的裂缝。语词的造制和创造性的误解是语言拓展表达空间和理解潜力的根本图景。新词的造制、旧词的新诠带来语义的扩张和转换，实际上都是用熟识的字词、语义翻译来理解陌生事物和异质经验，从而建立两个或者多个并行的经验世界之间的符号性转译机制，并完成意义的连接和融贯。

作为语言体系嬗变的根本动力源，经验世界的自然扩张和异质经验之间的逐步融贯都可以保证语言体系在改变中的整体稳定性。破坏这种稳定性的机制有以下两个层面：其一，异质经验的极速涌入和日常经验的解释范式的更替，稳定语言系统就会因为太多陌生和异质的表达需求而出现“经验过载”的压力，进而启动语言体系的重构；其二，极速的跨语际翻译和外来词汇对日常经验中的事物和感受的全面重新命名，语汇和字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和联结也完全重组，由此造成语词符号体系从局部到整体的全面断裂。

绵延性的终结：汉语在近代的“过载与重构”

19世纪后半叶以降，“西学东渐”带来的海量且极速的译介让汉语的变化急剧加速，以致在古代汉语与近代汉语之间出现了巨大且难以弥合的断裂。从现象上看，译介意味着大量新涌入的词汇、概念、语句和规范，这些涌入的新语词和语句实际上没有给汉语的既有语汇体系足够的准备时间。然而，这些语汇并非简单的众多语词，而是以一种体系化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图景和知识体系。这一图景和体系不是对既有知识和观念的补充，也不是与之并行，而是颠覆并取而代之。究其原因，译介而来的西方知识体系并不仅仅是语词和观念，而且是实在的器物、可观察的技术，乃至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经验进行系统改造的行动方案。质言之，它不仅是知识，也是标准，更是指南。

此外，20世纪初期的“白话文”运动和“欧化汉语”的尝试，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书面与口头语言之间的差异，让语言的改造同时切入书写文字和日常表达，将新的表达工具和规范固化在日常表达和书写之中，并最终完成了对汉语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汉语遭遇的最为重大的危机是语汇涌入的加速和语言与经验之间的失衡。外来概念被转译为日常字词组成的语汇，而这些语汇又在使用时被当作概念接受下来。具体指称对象在直接经验中的“不在场”形态让语词成为一种想象性的语词，言语实践实际上已经先行于直接经验而展开某种“语词的空转”和“抽象”乃至“想象性”的运用，这是另一个层次上的“经验过载”。此外，持续的现代化焦虑造就的对文化与观念革命的加速需求，为新进语汇及其表达方式带来了“价值优先性”，推动了依照新的语汇系统来塑造经验的认识和观念的理解，从而让语汇在形式上的差异转化为世界图景和知识标准的断裂。

急剧的造作（借用、转译、组合、重置）形成了一个与新经验对应的语汇体系，而新语汇承载的对经验的全新理解方式和秩序性安置又必然推动言语实践的整体转向，并淘汰既有语汇构成的语义体系和秩序形态。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描述和刻画新的经验又不可避免带着旧有的遗存。因此，语言丧失了在言语实践中按照经验扩张的惯常节奏展开演进的主动性，而是转向被动地接纳和加速的自我改造。以语言再造的方式承载经验的断裂和知识体系的颠覆性刷新，带来的是语词在意义上的过载或断裂。言语实践里不断涌现的新语词往往在日常生活中也找不到对应的经验。新语汇构成的语义内涵及其结构与既有语汇——即使在字面和形态上十分相似——有根本差异。然而，使用这些新语汇的人总是在带着旧有语义体系留存的情况下展开言语实践的，这样一来，新语汇的语义体系在言语实践中就是新旧语义体系的综合和混杂。这就决定了现代汉语的“居间性”：在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两个语义体系之间，在不断涌入的异质经验及其秩序安置与传统经验及知识体系的留存之间。

居间的价值：“歧义”的挑战及其潜力

近代汉语用新语汇体系塑造和固化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和标准。因此，现代汉语的居间性可能并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因为它的出现并不是语言体系的自然演进，而是明显带有断裂性和颠覆性。这种颠覆性带来的是双重歧义和双向翻译的挑战：一方面，从西方知识体系和语汇网络中转译过来的新语汇与其原初在西语中的意涵是有歧义的，这就需要在中西语言和古今汉语之间进行两种“翻译”才能厘清；另一方面，以汉语字词形态出现的新语汇，其字词的内涵与传统汉语乃至文言文的意涵已经大相径庭，我们总是需要在面向当下经验的同时兼顾古典文本中的复杂意涵。

现代汉语在语义上存在着双重的距离：一方面，汉语形态造成了与西方知识和思想语境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被赋予新经验内涵和知识内容的语汇与古典经验和文本世界字词之间存在距离。如果我们缺乏对这一状况的清晰认知，那么无论是尝试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经验结构和思考方式，还是诠释西方哲学的文化语境与问题意识，都会陷入歧义性的焦虑中。

用汉语展开的西方哲学解释总是希望尽量回到西方思想的语境和原意中，因此不断尝试撇开汉语字词中的“传统”语义遗存，让这些字词在语义上更贴近西方语言中的对应物，而非汉语言语实践中强大惯习可能带来的“误解”。同时，被再造的汉语又呈现出对古典中国思想诠释力的限制。形式上是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转译，实际上是以这种翻译和诠解的方式来弥合两种经验模式和知识体系之间的秩序和意义错位，并且消除由此带来的纷繁且难以索解的歧义性和模糊性。近代被再造了的汉语在经验和观念的意义上都处于一种居间的状态。

换一个视角看，语言系统的这种居间性和双向翻译的困难恰是理解中国当下经验及其结构的线索，并且有可能由此深入，进行基于这种经验生成模式的哲学描述和分析。对于现代汉语的分析，目标是厘清其与西方语文和古典中国语文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哲学思考的线索和探索的潜在空间。

我们至少可以在如下四个方面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其一，对现代汉语的核心语词的翻译及语义变迁史展开重述，从语义的错位和变迁、安置中观察两个经验世界之间的理解或误解的机制；其二，在肯认现代汉语与古典汉语之间的语义差异——虽然我们可能无法将这种差异完整清晰地刻画出来——的基础上，避免以现代汉语的语义结构及表达规范去要求古典文本的思想世界的秩序，从而探索古典经验世界的表达策略和意义结构；其三，通过现代汉语的语汇体系理解当下的经验世界和秩序的独特性，特别是尝试澄清其独特的居间性，以此说明其与古典及西方的双向差异，进而探究这种差异形成的机制；其四，从更基础的层面看，以现代汉语为出发点，通过语言体系及言语实践的分析，说明语言如何表征经验世界的秩序差异的。从观念史到经验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这些课题会因为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西方语言的双重断裂性而呈现出独特的分析空间。如果我们将可能的限制转化为进一步探究的潜力，居间性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

程乐松，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教授

摘自：《哲学动态》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