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济喜:《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与当代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73 次 更新时间:2007-09-25 05: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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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济喜  

  虽然时光流逝,但是《文心雕龙》作为国学的重要典籍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经典,即使在今天全球化的电子传播时代,其博大精深的人文蕴涵与思想光彩,依然历久弥鲜,生生不息。[1]同时她用骈文写成,情辞俱佳,金声玉振,益人神智,涵修心灵。

  在传统的国学四部中,《文心雕龙》属于集部中“诗文评”之类,《四库全书》提要囿于传统观念,对于集部诗文评类及其《文心雕龙》是这样评骘的:“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作者认为《文心雕龙》主要是诗文评的代表作,但是依笔者的理解,完整意义上的“国学”,是借鉴现代立场与眼光对于传统学术进行研究与诠释的一门学问,对于《文心雕龙》的体大思精与人文渊弘,也应当超越古人的局限,具备更深远的目光与方法。事实上,根据近人汪春泓等先生的考辨,《文心雕龙》的传播与接受,也是在唐代之后形成的。

  经典或元典文化,在于它的人文蕴涵,既有永恒性,探讨的是普遍性的人生与文化问题,同时又具有可阐释的变易性,并非僵化的教条,可以走向当今与未来,《文心雕龙?通变》所云“望今制奇,参古变法”,可谓概括了这种经典特性。随着经典文化在今天社会生活中的复兴,《文心雕龙》的人文价值重新得到认同,比如中国人民大学今年的人文艺术通识课程中,首次将《文心雕龙》作为重要的经典列入全校必修的人文通识课程序列;人民大学国学院也将《文心雕龙》作为经典研读的重要课程来讲授。笔者在今年八月中旬于南京中山陵召开的《文心雕龙》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重点介绍了人民大学的这一举措,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味,并决定于明年专门召开关于大学人文教育与《文心雕龙》的学术讨论会。

  这些情况使我们欣慰与沉思,《文心雕龙》的价值,在于她的经典性,而人文精神则是其中最深层的精神蕴涵。稍微了解一点中华文化特点的人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一种经典文化。自先秦以来,儒道法墨诸家所奠定的经典文化就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主流形态。嗣后,经典的价值与作用在两汉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进一步获得巩固与发展。正如《文心雕龙》的《宗经篇》中所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除去其中的神化成份,这段话至少说明了中国古代的经典是中华文化精神的载体,是人性的奥区,文学之核心,可以穿透历史与时代而得到传承与光大。这就决定了《文心雕龙》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代人文建设中依然具有其精神价值,对此不可小觑。

  

  一

  

  作为一种经典的创构,《文心雕龙》不仅在于其具体可观的篇章结构,更主要的在于她背后的人文精神的磨练。而这种人文精神的磨练。有三大要素,其一是对于古代儒家人文精神的传承,其二是对于佛学精神的张大,其三是刘勰自身人格精神的融入。这三大要素互相融合与促进,构成了刘勰的精神世界和写作动力。当然,还有道家与玄学思想等因素的熏陶,这些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

  《文心雕龙》的人文精神首先得益于传统的儒家人文精神的濡涵,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序志篇》中,曾追忆他在七岁时与三十岁左右做的两个梦:“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寝,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刘勰自叙在圣人情结的感召下,“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据说孔子慨叹几天不梦见周公便惶恐失落。刘勰自小崇信孔子,三十岁左右曾做梦执执礼器跟随孔圣,同时开始写作《文心雕龙》。在崇尚玄虚与佛陀的南朝,刘勰具有这样的圣人情结也是少见的,刘勰把圣典作为文章的本原,儒家的原道与忧道意识是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孔子的忧道意识与人格精神是他建构文学思想的逻辑出发点。孔子注重中华文化历史的延续性,认为这是民族安身立命之所。后人对于孔子最感念的也是这种忧患精神。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自叙作孔子世家时指出:

  周室既衰,诸侯恣行。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於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司马迁这里强调孔子担忧中华古文明在他所处年代的断缺,为此而作进行文化上的修列整理工作,如作《春秋》,整理《诗》、《书》、《易》等经籍。这种整理的过程中贯穿着文化历史的传承意识。孔子曾坦陈自己的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孔子对当时道德的沦落和学习的废弃忧患重重,认为这是礼乐文明毁弃的结果。孔子为此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的著名观点。刘勰最推崇的是孔子这种人文忧思与人文创建精神,认为正是孔子的这种创设经典的功勋才使得中华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他明确提出: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刘勰明确提出“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将道作为文辞与文学精神张大的内在蕴涵,这里的道,其实深藏着刘勰的人文精神与人格精神。而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人文精神依靠的是人格精神的承担,体现与人文与人生的一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的价值观念。

  刘勰的人文思想既有传承性,又鲜明地体现出魏晋以来的生命文艺观。魏晋以来的审美精神中的人文意识,相对于先秦两汉的传统人文精神,更加重视人的生命本体,将文学写作视为人生的目的而非手段,将文学作为生命精神的凝聚,其中的生命悲剧意识更为突出。刘勰受佛学影响,对于生命的理解重在精神的创造,他力倡形尽而神不灭。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末篇《序志篇》中,曾自序其心思所为: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这一大段话在赞扬孔子的话之前,可以说明刘勰是从很深的人生意义与人文关怀和高度去彰显文学界意义的,这同他在《原道篇》从天地人三才的高度去说明文学产生的观点相一致。刘勰在《序志》的末尾感叹:“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刘勰认为写作《文心雕龙》乃是心灵的寄托,人格的彰显。刘勰特别重视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职责,而这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悲壮使命感,这明显地受到孟子的影响。孟子提出要效法孔子对于当时的邪说进行批评: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跛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

  孟子对于当时杨朱与墨翟的看法并不见得正确,但是他的这种批评精神与勇气却是有其价值的,也是后来韩愈等人立论的精神渊源。孟子较之孔子,更加突出了士的神圣批判职责,以及相应的自尊自立人格精神。刘勰继承了孟子的士的责任心,以写作《文心雕龙》,从而将人文精神与士之责任意识联系起来。

  值得关注的是,刘勰将“三不朽”与树德建言、时光短暂的人生观结合起来,从而加重了士之建德树言的悲剧感与神圣感。三国时曹丕《典论·论文》中还对于传统的文学价值观作了重大的突破,对于文学地位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评价。这是魏晋文学理论自觉的重要标志。他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在这里强调,年寿和富贵都是“必至之常期”,唯有文章的生命可以世代延续,因此,他把文学创作看作延续个人生命价值的寄托。《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士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赋,盖百余篇,集诸儒于肃城门内,讲论大义,侃侃无倦。”这段记载说明,曹丕所以要发愤著书,正是感于人生凋零无期,希望在文章中使自己的生命意识留存下来,垂名后世。建安文学的自觉,与曹丕提出的这种文学观念直接有关。本来,在儒家的学说中,就有太上立功,其次立德,再次立言的“三不朽”说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提出:“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衰,此之谓不朽。”司马迁著《史记》,提出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曹丕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继承了它们的思想。但其中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前人所说的立言,是指在立德、立功二者都不成的前提下,才退而立言,以传圣人之道。司马迁著《史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遭受刑辱之后,发愤著书,仿效孔子、左丘明等古人著书的事迹,以“述往事,思来者”(《史记·太史公自序》)。而对曹丕来说,位居王公,不存在退而求其次的问题。他的自觉为文,是因为感到生死问题的严峻,希冀通过文学创作使自己的生命意识延续不绝。曹丕感叹“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强调文章可以传载人的生命精神,超轶时间而流布后世,标志着汉魏以来文学观念的进步。

  刘勰的人文精神,发展了曹丕的这一思想,它集中表现在对于将树德建言与生命悲剧意识融合在一起。在《文心雕龙》中,这种意识是很强的。比如在《诸子篇》中刘勰慨叹:“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纷杂而莫显;君子之处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达,则炳曜垂文,腾其姓氏,悬诸日月焉。嗟夫!身与时舛,志共道申,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金石靡矣,声其销乎!”刘勰慨叹人生苦短,是以志士惜时,炳曜垂文。在《程器篇》中,刘勰批评历史上有些文人以文为戏,德行有亏。为此他号召:“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攡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很显然,儒家沉重的人文忧思与历史责任感,是刘勰文学与人生观念的基础。尽管当时许多文士竞相解构意义,耽于世俗,纵情声色,娱乐人生,而刘勰此时却呼唤人文,担当责任,显得多么不易与难得!正是儒家的这种人文忧患意识与责任精神,铸就了刘勰深沉的人格精神,融入了《文心雕龙》的写作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勰写《文心》与屈原赋《离骚》、司马迁作《史记》一样,都是思古人,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著书,升华人格,体验生命的精神结晶,充满着感人至深的人文情怀。

  此外,探讨刘勰人文精神来源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便不能回避刘勰与佛学的关系问题。刘勰的精神世界中,虔诚的孔圣情结与同样虔诚的佛教情结,结合得如此完美,留下了许多谜一样的值得研究的空间。以往研究刘勰与《文心雕龙》的著论,一般认为佛学对于刘勰主要是一种世界观,对于《文心雕龙》的正面影响作用不大。笔者认为,从今天看来,佛学对于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所起的作用可谓巨大,主要体现在正面作用上。具体说来,它弥补了儒学在信仰方面的不足,体现在对于刘勰人文精神的深化,以及人格意志的培养上面。如果我们脱开以往的哲学史观模式,而是着眼六朝固有的思想文化特点,便不能不看到佛学在六朝时期的复杂情形。魏晋南北朝士大夫既把审美创作看作“发泄幽情”、“导达意气”的精神寄托,又把佛教视为解脱烦恼、求得来世幸福的天国幻想,审美与佛理,都是他们排遣人生忧嗟的精神宣叙。唐代道宣编的《广弘明集》中,就收录有南朝许多诗人的佛像赞颂之作和颂美佛法的诗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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