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明问题研究需厘清“文明”范畴之要义。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文明是广义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及其进步状态表征，具有总体性质。文明形态是社会形态的成果样式并随其变革而变革。文化对于文明发展进步具有独特意义，文化精神构成文明的灵魂，贯穿、规制、引领人们生产生活和文化生活。文明多样性是文明存续的客观事实。文明是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不同文明间的地位平等，不存在优劣之分。文明发展格局在当代具有复杂性。世界资本主义及其文化依然处于强势地位，后发现代化国家、地区的发展须解决好文化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矛盾，做好文化精神理念革新，立足实际创新发展道路、模式，以成功建设本民族的文明发展。
关键词：文明 文明形态 文明多样性 文化发展 现代化
文明问题近些年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明问题一系列重要思想的提出，相关研究持续升温。文明问题始终是多学科、多领域、多向度的研究。哲学的分析阐述，就其侧重概念分析、原理辨析的特性而言，要旨就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直抓问题背后的思想、真理内涵，进而推动研究的有效深入。本文不是对相关研究做泛泛概括、条框陈述，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结合学界研究成果与文明发展现实问题，对文明范畴的内涵就其关键方面予以初步探析，以期有助于相关研究。
一、文明作为文化的积极成果与进步状态
文明问题是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的内在问题，如何对文明本身予以恰当界定，关系研究的逻辑基准点。国内外学界对文明的概括、理解总的来看是非常之多的，这里不一一赘述，而是指明致思的科学基点，即文明总是人的文明，是现实的人在其现实活动中创造并最终服务于其现实发展的现实事物。不管从什么学科、领域等看问题，这一点恐怕不能轻易忽略。马克思主义主张客观描述现实事物的现实逻辑，拒绝陷入抽象学理主义或空洞思辨，就是要牢牢抓住这一点。
1.从文化到文明
文明与文化紧密联系，准确界定文明，须从两者关系入手。文化一般有广义狭义之分。人之生存就是在实践活动中将其需求、价值和精神不断外化、现实化，创造人类世界，进而不断发展自身，“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这个过程就造成文化即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特指内在其中的精神文化，往往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并提，是主体活动的特殊领域、层次。对文化的完整把握，应将广义和狭义辩证相统一，依照具体问题情境具体阐释。文化的本质在于其创造性，它与人的存续相同一；文化一经形成往往发展为传统，进而规定、引领主体的进一步活动。文明则属于文化的积极成果，即精华积淀和品质结晶，并由此体现其进步状态、彰显其发展水平。可以看出，文明突出的正是人类活动的“正”价值、意义，即人类若要长久存续，就不能（也不可能）停留于一般性的所谓文化存在，而是要致力于进步，以其文化的正、真、善、美标准（不论其具体以何种形式呈现）评价、统合劳动成果，积累、发展文明财富，承续、弘传良好传统。应当说，不管历史发展到什么阶段，这样的存在和状态才属于人的自觉自为、安康有为的文明生存样态。
文明成果一经形成，反过来就成为反映社会发展程度、历史发展水平和人的发展状况的一个客观标准。文明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条件支撑，指引发展空间、引领进步方向。这是文明作为文化积极成果和进步状态的价值、功用所在。“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文明成果最终要凝结为人的主体性即从事生产、维系生活、统领生存的主体素质，造就时代的文明人。文明不是摆在主体之外的无意义装饰，而是作为劳动财富为主体占有、使用、消费，内化为他实实在在的素能、品格，进而通过其活动发挥效能和作用。作为主体的人是文明成果的终极价值归宿。作为社会的人的整体素质越高，或者说自由的全面发展程度越高，文明程度也越高。
从历时性的一面说，文化与人的存在、活动相同一，文明则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质变结果，而在文明总体积累到一定程度，人类社会就进入文明时代。在马克思主义这里，文明时代“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正是随着生产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私有制确立和国家出现即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而形成的。文明时代就意味着社会发展的这种质变及由此而来的进步状况。在这里，文明是在总体上出现发展变革：物质文明实现跃升（以产业文明的发展变革、升级换代为基石），政治文明形成并不断发展，社会文明提高，精神文明提升（直接基于精神文化的专门化生产）。
2.文明的总体性
在其现实性上，文明总是作为总体呈现、运行的，具有总体性。这源于共同体生产方式和主体的统一性。“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在人的创造性活动中生成，是生产性的，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诸如“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在文明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适应及其良性运转，维系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总体秩序和劳动成效，财富创造、积累因而得以顺利进行，尤其是国家作为统治力量和治理主体，使社会发展进入某种自觉自为状态，文明因而可以更好地实现整体协调发展。至于文明的基本方面及结构特性，从不同标准分析往往有不同区分，不同分类的功用也各不相同，而对于把握文明总体内容、实际内涵而言，三分法和五分法有其独特性，这里作一重点探讨。
文明可以从其物质、制度、精神样态区分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区分（三分法）高度抽象，但三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精神以物质和制度为载体、媒介发挥作用，制度可以规范、整合物质和精神生活，物质文明则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共同物质基础，三者统一于主体的文明实践。三分法较适宜对文明的某种总体性、总结性描述。更为具体的分析，往往还需要从制度文明关照到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这就需要进入另一种区分，即以文明的活动领域、层次为标准，将文明区分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个基本方面。这一区分标准既全面准确抓住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领域、层次特征，也非常明晰地揭示了文明具体形式所具体针对性地解决的关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重大矛盾，因而对于全面准确把握文明的总体内容、结构特性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解上，这里同样也不能用条块思维来简单对待，而需要首先着重把握其逻辑要义及辩证关系，以便于进一步顺利展开深思。
物质文明是在直接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基础上为社会发展提供物质资料、科技手段及现实条件，是文明发展进步的物质基石。文明问题首先意味着经济问题。文明存在于、体现为社会财富，财富只能由生产劳动来创造。社会生产劳动的总体能力即生产力，就构成其文明发展进步的根本决定力量。“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纵观人类历史，社会生产力总体发展到什么程度、解决发展问题的基础和手段准备到什么程度，文明一般地才有望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不是可以由主体随心所欲。这也并不否认某种局部性的跳跃式前进、发展，但作整体观，这样的跳跃也是以其历史时代物质文明的特定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前提背景。换言之，局部的跳跃性以整体的有序演进（不可跨越性）为基础。从物质文明看文明，就是要坚持科学的生产力观点和生产观点。但这也不是宣扬所谓“经济决定论”。经济对精神文明发展的决定作用就是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讲的，这并不否认精神文明的某种“先导”发展特征。
政治文明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旨在解决统治秩序和治理效能问题，并由此统摄、统合共同体文明建设。统治阶级以政治权力及其国家机器为工具，强制确立统治秩序、推行正统治理，维系其文明建设的独立稳定环境。政治权力以强制性、权威性、能动性见长，是社会运行和文明建设的能动组织力量；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统摄、发展精神文明，为其统治合法性、正义性作论证，强调“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其能动性既可以是加速、推进文明发展进步，也可以是摧毁文明成果或者加速其毁坏。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掌握好、发展好国家机器，是统治者的中心课题和持久挑战。但国家最终会消亡，以国家为载体和工具的政治现象也不具有永恒性，也是因阶级社会而生，随阶级消亡而亡，“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这是一个长久的历史进程，政治文明到那时会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全体人民的全面民主自治文明所扬弃。
精神文明解决思想支撑和精神依托问题，它是狭义文化活动的积极成果，也是其灵魂所在。思想支撑即用科学思想理论掌握现实世界，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精神依托就其核心而言，即信仰、价值及道德观。精神文明与其他四方面文明并非机械并列关系，而是价值与形式、意义与载体的关系。精神文明贯穿于四者之中，构成其“灵魂”，赋予其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规定性，进而在生产和交往中不断外化、现实化，规制并引领民众文化生活。这既是精神文明教化作用的必然体现，也是其能动力所在。就文明总体看，物质文明的总体发展程度从根本上规定着精神文明的生成可能、发展限度，精神文明的能动性只能基于物质文明的特定发展来实现、发挥；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归根到底不过是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特点，即在历史发展的特定时代，某些地区、国家在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等相对落后（缺乏同时代、同时期文明发展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在其先进主体的创造性实践中，其精神文明反而能够“超前”发展，占领潮头、引领时代，进而甚至推动社会加速发展变革。一般在社会历史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精神文明的这种强大能动力相对易为激发生成。当然这种不平衡性特点也同样是以物质文明及其政治文明等基于其历史时代的一定的普遍发展为前提背景。
社会文明解决民众生存发展的关系、环境和主体素质问题。诸如民众文明素养、公序良俗、民俗风情等等。社会文明是文明发展的价值归宿。造就什么样的人，创造什么样的美好生活——是文明建设的根本价值所在。在现实社会中，个人的文化性质始终是多重的：作为经济人必须谋求生存发展利益，作为政治人必须取得合法身份并受法律保障，作为社会人必须融入社会关系并保持德、能协调统一，作为文化人必须具备相应文化素养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虽然矗立于社会之上，但其统治和治理要以民众自我组织和治理为基本方面、基础环节和发展归依。而只有在政治文明消亡后，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础，人类共同体才能实现完全的自主自由文明。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生态文明是在现代社会凸显的，并发展成为现代文明的基本方面。现代社会人类对大自然的开发改造利用之广之深之重是远非传统社会可比拟的，随之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毁坏、生态破坏等问题也由此迸发，进而危及人类自身安全、发展。生态文明就是要通过拯救生态进而拯救人类自己，生态问题关乎人类发展的生存利益，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不同为转移，保护生态就是保护人类及其文明成果。“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生态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物质文明有所发展但仍不足，直接原因出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或体制本身。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生态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世界文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解决好生态文明建设问题。
文明的不同领域、层次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总体运动之中具有相互作用、协调融贯、一体生成的特征，并随历史时代发展变化而呈现不同时代特征及结构特点。在这里，不同领域的区分既具有确定性也具有相对性。确定性是指，对于特定文化共同体的稳步发展而言，不同领域的生产生活需要稳定的秩序和发展空间，进而才谈得上良性互动，这也是文明创造和文明建设保持良性运转的前提所在。相对性是指，在不同领域始终又是处于相互作用、相互融通之中，并不存在机械僵硬的所谓边界之分，不同领域文明在地位、功能上的层次之别本身就是其总体交互作用的结果。物质文明作为物质工具、手段、载体对文明发展普遍地发挥其决定力、制约力，渗透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文明以权力和制度为能动武器，统领（反作用于）文明创造、建设的全体和全过程；精神文明作为精神观念的根本支撑，本质上就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文明本身，是文明发展的“普照的光”；社会文明集中反映着文明成果对人们生活、关系和素养究竟改善了多少，反过来即经由主体的组织状况、素质状况对共同体施加最普遍影响；等等。强调文明的总体性，就是强调对文明问题的客观结构、功能及其矛盾关系分析，避免滑向机械形而上学和抽象结构、功能主义两个极端。另外，在社会主义文明产生后，文明总体性的发展形式又出现了一个质的提升，即进入由国家力量统领的全面自觉协调发展状态。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决定的必然逻辑。虽然这个过程也绝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但就其本质要求和发展生命力而言，显然不是私有制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文明可比拟的。
二、文明形态作为社会形态的成果样式
文明随社会与人的发展而来，因社会与人的发展而发展。社会和人的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形态，文明相应便呈现什么样的形态。关注文明问题，必然要探讨文明形态，分析其结构特性、演进规律等。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理论的区别之处，就在于它是从社会形态来把握文明形态，进而科学描述其客观本质和规律。
1.从社会形态到文明形态
在马克思主义这里，科学说明文明问题并不复杂，就是回到人的现实生产生活如实分析问题。“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现实的人只要存续一天，就必须解决物质生活资料问题，必须进行物质生产，由此改造世界，创造财富、发展文化、建设文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就构成社会形态，文明形态正是其内在成果样式。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根本决定力和现实制约作用，以后者对前者的能动作用和自觉统理为实现方式，并由此开辟前进方式和道路。在其矛盾运动过程中：物质文明从物质生产体系及其科技实力发展而出；政治文明及其意识形态从上层建筑直接发展而出；文明成果的分配、享有直接由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文明从人们的社会生活发展而出；精神文明更多地作为专门生产者的创造性产物，规制人们生产生活的文化性质，统摄人们的文化生活。
社会形态变革有其一般规律，并赋予文明形态演进以内在主题即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社会制度变革看，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社会形态具有从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为其初级阶段）演进的普遍规律，文明形态相应呈现为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之依次上升。其中奴隶制文明和封建文明属于传统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属于现代文明（或其开创者），共产主义文明是对现代文明及人类全部文明成果的扬弃。而从主题观照，社会形态及其文明形态演进有三个进阶、境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人的依赖关系主要指传统社会，传统社会以农业文明和自然经济为基础，以专制政治、身份等级社会和精英文化为特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指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奠基于现代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以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大众文化为特质，这里商品货币关系取代了传统身份等级专制，在极大解放人与人关系的同时又建立起资本的统治。第三个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它将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真正全面解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那时，全面发达的产业文明，产品经济基础之上的人民自治，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美好生活，才成为普遍现实。
强调一般规律，并不是忽视宗教、精神等因素的作用。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能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打乱发展秩序、扭转时局走向，给文明造成难以想象的影响。但作整体和长尺度观，社会形态及其文明形态演进的总趋势、大趋向是不可改变的。比如宗教、军事力量，在历史上往往可以直接毁坏文明成果，但只要人类社会没有消失、历史依然前行，被毁坏的文明成果就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重建、重构；至于外族、外敌入侵对于更高文明的所谓征服（如果不是将其完全毁灭）最终往往是“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而不得不利用其先进成果发展自身。宗教、精神等因素的能动性发挥，归根到底只是社会历史演进规律“强制性”地向前推进的表现形式。“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文明发展进步在任何时候都是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复杂曲折进程，从来不是单面宗教史、政治史、文化史等，更不能为其所片面归结、概括。马克思主义与种种形式的实证主义思维、思辨历史哲学的区别，也正在这里。
2.文明形态与文化发展
文明与文化的关系简单区分，对于文明发展进步而言，文化有其独特意义。文化的核心即精神，精神的核心即信仰。信仰作为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凝结和升华，负责解答主体生存的终极意义追问（“我是谁”“我们是谁”“为什么而在”等），确证其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根据，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共同体利益共识、身份认同和精神归属问题。社会共同体在这个意义上属于一种文化共同体。但这一点不能抽象理解。精神的本质不过是人们现实利益（性质、关系和立场）的文化反映，“个人在精神上的现实丰富性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文化对文明的作用、影响是立足于其精神理念，通过解决人的有限、受限存在与超越性追求之间的具体矛盾来进行的。
人本身具有物质性，是物质世界的一员，人的能动性是其作为物质存在的能动性；社会关系和共同体对于个人而言属于强大外在，直接表现为他律。人们共同活动造成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对于个人而言具有异己性。阶级社会的人具有阶级性和政治属性，个人总归属于特定阶级、阶层并由此形成其利益及立场，这种利益及立场决定并制约其政治要求、思想观念。不平等社会制度基础上的阶级利益对立导致社会生活分裂，进而引发冲突、动荡等。文化发展因而一方面需创构、更新精神理念，施展教化，令其受众或者理解既成现实、顺依既定秩序，或者批判、否定其真理性、正义性而走向破旧求新。（在统治者方面，这表现为正统意识形态及其精英文化统摄力、驯化作用的发挥；在被统治者这里，这体现在其阶级意识及文化观念的生成变革及斗争进程。）一方面需构建人们的文化生活，整合其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关系，令人们休闲和娱乐以放松身心、享受所得、品味境界。在不同历史时代，文化生活有其不同样式、形态。反过来，从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题来看，就理论逻辑而言，文化本身肩负的根本职责、历史任务也就在于以其先进精神文明为核心而成就人们的美好生活，确保文明能够真正建立在“以科学、健康、可持续的方式和形式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矛盾关系”这个价值原则之上。这就是文化之于文明的独特意义和功用。
传统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生产发展规模有限、交往有限，专制政治推崇神性、绝对、权威、服从等理念，文化生产、分配由权力和等级把持控制，文明成果绝大部分作为奢侈、精致品为统治者及其精英独享、消费，劳动阶级的生活基本为强制性劳动时间占据、束缚，自由时间、自主文化生活空间是极其有限的。现代工业文明极大解放了生产力，生产效率及科技水平实现飞跃性提升，财富得以巨量生产、快速累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雇佣劳动制、市场经济及其自由竞争的新权威，开创民主政治，理性、自由、平等、民主等成为时代理念。但在自由竞争时期，由于资本压榨、剥削极其残酷，生产的相对过剩与无产阶级消费能力极端贫瘠形成尖锐矛盾，“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并最终引发经济危机，进而造成劳动成果极大浪费、破坏。资本以不断增殖为生命，在生产发展到一定时候（由短缺经济进入过剩经济），除去资产阶级的奢侈消费，广大工人阶级的消费才是其进一步增殖的最广空间。这意味着要对工人阶级生活改善，提高其消费能力。进入20世纪之后，福特主义生产体制及其管理、营销制度的推行为此打开了缺口，加之现代信贷手段的支持、刺激，工人阶级在劳动强度相对加大的同时，自由时间增多、工资收入增长、消费能力提高，家用耐用品成为生活必备，生活质量得以改善，大众消费逐渐成为打发自由时间、享受文化生活的基本经济形式。而后随着弹性生产体制及其个性化生产的推行，生存性、物质性消费开始向符号性、享受性消费升级，生产生活的消费导向最终确立，消费社会全面形成；借助现代媒介体系的技术、平台支撑，以消费主义为本质特征的大众文化也随即蜂拥而至。历史地看，这是商品和消费“文化”潮流的开启，是一场变自由时间为消费生活、变消费生活为文化生活、变文化生活为商业化娱乐、休闲文化的一体化过程。这样的“消费主义”文化既承载、传播理性、自由、平等等现代理念并使其不断深入人心，又在总体上难以超越“感官刺激”“物质挥霍”的低级、粗野价值趣味及导向；通过与社会消极亚文化联姻、畸变而严重污染文化生态，威胁文明健康存续。“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这种状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日常、普遍存在，并日益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地区展现类似文化景象。实际上，“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消费的经济本质不过是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它又是资本生产与再生产的内在一环，资本追求的不是工人阶级的物质和精神解放，而是以有限改善其物质境遇、生活质量为手段，刺激诱导其无止境消费以实现自身更广更深增殖和更大更强权威。这是消费社会的资本逻辑，在阶级社会并不存在所谓超阶级的文化。
大众文化的进步性主要体现为工人阶级生活现代化水平提高、境遇改善，社会文明程度相对提高，人的精神丰富性提升，交往的深化升级等。消极性质是文化精神和生活的异化，“感官刺激”价值本位将人引向堕落，沦为肉欲机器，“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物质挥霍”野蛮方式加速并加重了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个人主义”传统下人的利益多元化趋势、社会冲突加剧和文化撕裂等后果。它在总体上制造了一幅极富与赤贫、安逸与空虚、财富与垃圾、多元化与同质性、丰富性与平面化（空心化）纠缠交织乃至共生的奇异生活图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质言之，资本主义文化的精神观念和发展理念如不深刻调整必将难以为继。其借助经济全球化潮流向世界扩散、传播的同时，也必然是将现代文明成果及其文化矛盾一并输出。
三、文明的科学评判与当代发展
文明既是历时性演进，也是共时性发展。人类文明始终是多样多元的。历时性演进是时间轴纵向考察，共时性发展意味着交往和相互作用，人类文明的前行从整体上看就是不同文明在相互交往中的发展之路，进而呈现其形态更迭规律和历史发展趋向。这里的一个重点和难点在于评价问题，即不同文明，在什么意义上存在先进落后、低阶高阶之分，在什么意义上又不存在所谓优劣之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决定人们对待文明多样性的态度、方式，因而无可回避。
1.对“文明”的科学评价
纵向地看，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再到共产主义文明是一个进步过程，后一形态较之前一形态具有历史进步性，这里的评判标准在于是否“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这可以说是关于文明进步评判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意味着生产效率、科技水平、发展质量的解放和提升，有利于社会关系发展意味着社会生活理性化、民主化、文明程度提高和创造力、活力提升，有利于更高级新形态（文明）要素创造则集中指向人的生活美好程度和自由全面发展状况之跃升，“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其中，“生产力标准”是最为根本的，属于客体尺度；“社会关系发展标准”强调对文明成果在改造社会生活、促进其发展进步上的实际作用及影响力的评价，是重要方面；第三个评判标准则是从社会形态自我扬弃的高度反观现实本身，突出了文明发展主题的价值定位及其评价效力。三者构成逻辑严密的思想整体。这三个标准来自对文明发展的整体规律性认识，从根本上强调了社会形态变革对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克服了从抽象物质论、抽象人性论出发看问题的局限。它在坚持文明发展的进步趋向的前提下，从思想原理高度科学地解答了如何全面准确评判文明进步性这个理论难题。如社会主义文明作为共产主义文明的初级阶段形态，就其制度性质而言无疑具有进步性，但由于资本主义文明依然具有生命力并占据世界发展主导位置，自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人类历史就进入了两种制度并立格局。历史地看，社会主义文明既要借鉴吸纳人类文明尤其是现代文明成果，又要探索其科学建设道路，同时掌握与“资本”打交道的科学和艺术。如果否定文明的历史进步性，在评价上就会陷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而莫衷一是，乃至于取消问题本身；承认文明的历史进步规律和趋向当然也不是走向机械决定论，而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尺度、长时段的总体概括和科学说明。
由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在特定历史时代，人类文明必然有其主导形态，即发展相对充分，代表发展高程度，多数或大多数国家、地区等业已形成并顺利行进的形态。占据主导形态的国家、地区，发展进度相对领先，总体实力、世界影响力、文化引领力往往处于强势地位，非主导形态则处于弱势境地。这时，文明发展的强势弱势状况往往首先就被强势主体转换为（粉饰论证为）文明优劣问题。强势弱势属于客观状况客观描述，文明优劣则是赤裸裸的价值评价。价值评价的实质也并不神秘，就是其根本利益立场本身。而价值评价是否科学，就看其利益立场是否符合文明的“主体”本质和历史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主体观，认为文明的直接创造者是劳动阶级即最广大人民群众，不论国别、民族、种族之别，这一主体地位和尊严是完全平等的，根本不存在孰优孰劣。也就是说，不同国家、地区的文明，就其人民主体本质而言是完全平等的。统治者如果出于自身特殊利益或者将自身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而将其文明视为优等存在，可以凌驾于人类文明之上，这在逻辑上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人民群众直接创造文明成果，文明发展指向其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这里文明评价的主体立场和科学立场是完全统一的。科学看待文明，就要承认人民主体地位；全面理解人民主体作用，就要科学把握文明发展规律。进言之，评价文明进步状况，就是要从评价对象的客观实际出发，立足人民立场和历史规律尤其是其特殊发展规律，科学评价其“长”“短”“好”“坏”、经验教训等，这样才不违背文明的平等性要求。
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始终伴随着交流借鉴交融、矛盾交锋冲突。但就健康可持续有前景的方式而言，始终是且应是交流借鉴交融，这反过来也要求不同文明能够共同管控分歧、预防化解矛盾、规避冲突、实现共赢乃至和谐共生。至于所谓文化、文明“冲突”本身，从来不是什么神秘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什么冲突及为什么冲突。冲突一般来自差异及由差异造成的矛盾，发生冲突的东西归根到底是文明内里的价值及道德观念，价值及道德观念的实质还是其“背后”的利益立场。冲突不冲突、怎么冲突，就看主体究竟站在什么利益立场对待问题。冲突所以发生或被制造，根源就出在狭隘利益立场（将自己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利益）及其狭隘观念（价值评价上的唯我论、唯我主义及其独尊式、排他性逻辑）。依照这种立场和观念，文明自然不存在平等甚至不应当平等，先进的、强势的即优等的，后进的、弱势的即劣等的，劣等须服从优等（意志），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文化霸权。如果任其横行，人类文明只能冲突越来越多，以至于各种文化灾难层出不穷。至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观，很难讲是一种纯粹的客观描述，其立场预设是显而易见的，即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文化的某种中心性、优势性地位的提前设定。但问题恰恰就在于，只有放弃狭隘立场、观念及其任何形式的立场预设，坚守平等、尊重，所谓冲突才能真正化解预防，才谈得上寻求和达成共识，共识形成的可能就取决于彼此共同利益的存在及对共同利益的一致认同。与狭隘观念的唯我独尊逻辑相反，寻求和达成共识就是尊重个性、寻求共性，发展共性、促进个性，弘扬普遍价值，追求合作共赢。显而易见，如果不坚持文明平等观和开放、健康文化心态，文明多样性及其健康发展必然受到损害。
2.文明发展的张力：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
直接从共时性关系看，文明发展通过交往展现出一定的格局特征。在传统文明那里，共同体的生产生活大多处于孤立点的自我发展演化，交往还远远没有达到普遍化地步。现代文明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对内改造传统文化、推进现代化，又借助武器、商品、资本对外野蛮扩张以攫取财富、抢夺资源、开辟市场，在传播现代文化的同时造成世界普遍交往，开创经济全球化潮流。“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人类文明发展格局因而发生巨变。对于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地区而言，这种格局最终就意味着传统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性（现代文化）、民族性（个性）与世界性（共性）双重矛盾叠加。
其当代发展因而一方面必须将传统文化发展为现代文化，传承创新，建设民族现代文明；一方面要实现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交融，整合创新，建设现代民族文明。抱守陈旧传统、疏离现代化，不善于创新，必然走不出落后；照搬西方模式则必然丧失自我；固守狭隘民族主义、拒绝借鉴吸纳时代成果则与经济全球化大潮背道而驰，发展定然难以为继。在这一双重矛盾中，问题的结合点及解决问题的根本点恰恰在于现代化，现代化的关键又在于道路及模式创新。必须指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相对属于原发内生，其文明是现代文明的西方样式，不代表现代文明全部。各个国家、地区的现代化道路、模式，只能是在总结其规律、借鉴其经验、汲取其教训的基础上，立足时代实际和国情实事求是地探索，进而建设自己的现代文明。
放眼当代，成功的现代化建设还必须抵住资本的文化霸权。借助经济全球化大潮，资本“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就是资本逻辑的本质所在。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从政治、经济霸权发展到文化霸权。这不意味着放松政治、经济霸权，而是以文化价值道德观念引领、整合政治经济交往，以文化精神理念的渗透、控制为内在导向，以文化生活方式的全球扩张、生长为现实载体，向世界输出西式文明，最终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使世界文明牢牢为资本逻辑主宰。这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造成艰巨挑战、带来巨大风险。道路、模式探索创新及其文明建设，因而须从总体上予以科学的战略把握，在积极融入发展潮流、利用借鉴其文明成果的同时，尤其要在文化精神理念创新（即传统精神理念现代化、现代精神理念民族化）上“先行一步”，找准、站稳、夯实文化的命脉、灵魂，坚定文化自信，创新发展理念，自主掌控发展的核心价值引领和健康光明方向。舍此，文化安全必然难以保证，经济再发达、社会再繁荣、政治再“民主”，恐怕最终也难逃精神同化、自我泯灭的悲剧。至于文化生活建设，同样必须抵御消费主义及其大众文化的异化性质，确保自身文化生态健康发展。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社会发展，依照其自身逻辑，必然带来主体利益分化、利益摩擦增多乃至加剧，个人主义强势、功利主义盛行，精神堕落、物质挥霍等一系列“先天病”。在这方面，先进理念、核心价值观念如何净化、引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如何承载、弘扬先进理念、核心价值观念，就成为以文化为灵魂和引领的现代化及其文明建设的头等课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 丰子义：《马克思与人类文明的走向》，《北方论丛》2018年第4期。
[3] 丰子义等：《当代文化发展的理论审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翟俊刚（1979-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10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