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解析“共同富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63 次 更新时间:2007-09-19 23: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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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 (进入专栏)  

  

  如何诊断财富分配不公、社会结构失衡的病因?如何改变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状?这是一个有诸多争议的重大课题。

  谈及这一课题,人们经常会提及“共同富裕”。但笔者认为,“共同富裕”这个来自于邓小平理论的概念本身并不清晰,将中国两极化社会的复杂病状归结为是否“共同富裕”或如何“共同富裕”,恐怕也不是很确切。在相关的争议中,有一些意见带有明显的左倾民粹主义倾向,比如,有人将“共同富裕”与“改革”、“经济自由主义”、“私有财产权”相对立,将贫富悬殊归咎于“资产阶级反攻倒算”、“资本家对人民主权的复仇”、“私有财产权带来损失、带来灾难、带来痛苦、带来撕裂”,进而提出要以“财产再分配”、“暴力革命”的方式实现“共同富裕”。在笔者看来,这些意见误诊了中国社会的实质,也提供了错误的处方。鉴此,本文对“共同富裕”的议题略作解析。

  

  一、为什么中国模式的改革未能实现“共同富裕”?

  

  人们没有忘记,邓小平曾经许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还警告说:“如果出现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

  然而,经过了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GDP、财政收入、外汇储备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增长,“共同富裕”却至今并未成为“中心课题”,中国社会也没有任何迹象将会走向任何形式的“共同富裕”。相反,人们看到了另一幅与“共同富裕”截然不同的景象:中国的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利益矛盾日益突出,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社会冲突日益加剧。

  中国改革的不公正性、发展的不可持续性问题已经显性化、尖锐化。今天,大多数人已不再认同“饼做大了再分”、“改革阵痛”、“发展中的问题”等官方解释,越来越抵触“先富政策”、“硬道理”等早期改革教条。更严重的是,中国社会逐渐弥漫起一股不容忽视的民粹主义情绪,受伤害的底层民众充满了愤怒,网络上骂声不绝,向富人开刀、向资本复仇的呼声此起彼伏。人们甚至毫不掩饰自己仇富、仇官、反精英、反理性的偏激心态,在这个颇显畸形的社会中,仇恨、报复心和破坏欲正在被一些人解读为正义和美德。

  让我们来探究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会背离邓小平“共同富裕”的初衷?为什么发展中的中国社会反而与“共同富裕”的目标愈行愈远?

  对此,有一种近乎强词夺理的解释。有些人一口咬定,中国之所以至今还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是因为中国的发展程度还不够:“大饼”还不够大、“硬道理”还不够硬,还不到分大饼、做软功的时候。

  新老左派提供了一套更加简单的解释,这种解释无甚新意,我们闭着眼睛大概也能想得出来。他们认为,今天的贫富差距是“市场化过度”、“经济自由主义泛滥”和“私有制剥削”的结果,是因为“资本家革了人民主权的命”、邓小平的资本主义颠覆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这也就是说,要实现“共同富裕”,还是公好于私、社优于资,还得回过头去走老路,少一点市场、多一点计划,少一点私有财产、多一点国有经济才成。

  我们无需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认真的反驳,因为它们的谬误一目了然。“大饼论”太自私、太虚伪:“大饼”不论是否足够大,如果不能公正公平地建立一套边做边分的自发运行机制,那么,“大饼”绝不可能完好无损地存放在那里,直到它大到足以被公平分配的那一天。——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它早就被那些保管“大饼”的权势者中饱私囊了。左派的言论更不值一驳,因为一个没有市场体系、没有经济自由、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我们早已见识过,在那里,只有“共同贫穷”,没有“共同富裕”。

  在笔者看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目标与当前中国贫富悬殊现状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复杂、并不难解。

  第一,我们并不怀疑邓小平曾经真心诚意地希望通过改革开放达到“共同富裕”,但是,如果认真检索一下,在邓小平谈及“共同富裕”的所有言论中,他从来也没有清楚地表达过“共同富裕”的含义:是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采取一种比毛时代更高程度的财产公有制呢?还是实行一种类似于欧洲的、高度注重社会平等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保障体制?对此,邓理论并没有说过哪怕一个字!

  以“总设计师”“摸着石头过河”的行事风格,我们似乎也不应该指望由他来为中国预先设计出一条“先富带后富”的可行道路。是要让先富起来的人发扬共产主义道德、无私地自我奉献吗?还是有朝一日将动用国家机器、对富人们实施劫富济贫式的横征暴敛?事实上,当“大饼”越来越大时,要怎样使那些有多余“大饼”的富人为穷人们的“共同富裕”买单,这终究不过是一笔糊涂帐。因此,我们可以说,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长期未得到认真的对待,这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至上、官本位盛行的国家,当财富的阀门松动了,而权力的阀门仍然紧紧关闭,当资源可以转变为财富了,而所有重要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资源仍然牢牢地掌握在权势者们的手中,在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社会结构将发生什么样的巨大变化,难道不是一清二楚的吗?

  缺乏约束的权力与尚待规范的市场结合在一起,必然会衍生出一种向两极化方向恶性发展的社会结构。在理论上、在实践中,这都没有任何悬念。所以,中国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绝不是一种偶然或失误。套用邓小平先生的话来说,这是一定要来的,是由社会主义政治的大气候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

  中国模式的改革与发展之所以越来越远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难解的秘密。少数人之所以能够暴富、巨富,是因为他们正好集权力的优势与市场的优势于一身。但这两种优势都是社会稀缺资源,不可能人人拥有,更不可能人人平等。权力优势被垄断占有,它只能服务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而绝不可能服务于“共同富裕”。当前剧烈冲突的社会结构本来就是由这一套整体错位的制度所内生出来的,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总体框架不变的情形下实行局部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必然是一种不协调、不均衡、不平等、不公正的改革。有限的市场力量终究无法抗衡无限的权力力量,主宰着社会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斯密眼中那只市场“看不见的手”,而是奥尔森眼中那只权力“不放松的手”。

  简言之,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是因为“共同富裕”本无可行之道,贫富悬殊却有必至之理。

  

  二、自由、平等与“共同富裕”

  

  前文已述,新老左派对中国贫富悬殊的理论解释是:资本的自由损害了经济的平等,私有财产权的确立妨碍了“共同富裕”。这种观点实在并不新鲜,在英国的掘地派、法国的无套裤汉、形形色色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那里,在卢梭、马克思对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剖析中,我们早已熟悉了这样的逻辑。

  说强者的自由会限制弱者的平等,说个人权利的扩张会妨碍社会公益的发展,笼统言之,这似乎也不无道理。然而,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事情远不是这样。以“共同富裕”之矛,攻“资本”、“私有财产”之盾,这终归是拿错了武器,也攻错了靶子。

  在事实层面,恐怕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的经济自由度、市场开放度、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程度已经很高,高到了比福利国家、比社会民主国家更高的程度,甚至高到了危害平等、毁坏正义的程度。

  众所周知,中国的土地、金融、石油、石化、电力、电信、铁路、航空、新闻、出版、教育、医疗都还远远没有资本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它们仍然处于政府的行政垄断和高度管制之中。如果说不公平的高地价、高房价、高通讯费、高票价、高学费、高医疗费损害了城乡贫民的经济平等权益,这多半怨不得资本,怨不得自由,怨不得私有财产,只能怪罪于制度、权力和“官本”。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尽管中国的宪法、物权法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市民的住房权、农民工的劳动收入权从来也没有得到过真正有效的行政与法律保护。即使是中国大富豪们或黑或白、或明或暗的“资产”,一旦触犯了官僚体系或“官本”,大多也只能甘拜下风,照样也是朝不保夕。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说现行体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已经过度了,甚至过度到了使社会公益无处存身的地步。若说它对不法财产的保护多于对合法财产的保护,这大概还有些道理。

  在价值层面,笔者认为,用“共同富裕”去攻击“经济自由主义”、“资本”、“富人”、“私有财产权”,这也是极其有害的主张。因为当前的事态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的底层民众中,在当前的“群体性事件”中,已经出现了一股崇毛怀左、仇视富人、怨恨资本、欣赏暴力的明显倾向。我很疑惑,难道这也值得赞美、值得支持吗?如果知识分子不去矫正这股倾向,反而去迎合它,这绝不是一种可取的姿态。

  在理论上,“共同富裕”的问题牵涉到自由与平等的关系。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与平等成了恒久不变的政治主题。然而,自由与平等并不总是相容的。在自由放任的市场体制之下,出身、天赋、勤奋、机遇的不同无疑会扩大人与人之间在收入、财富和社会地位上的差距,这种差距甚至有可能大到让穷人、弱者难以容忍的程度;反过来,如果过分强调福利平等、实质平等、结果平等,必然会较多地依赖于政府对社会进行干预,这会助长政府集权和扩权,也必然会扰乱社会资源自发配置的市场机制。虽然平等主义措施为那些缺乏天赋、遭遇不测或比较懒惰的人们提供了一些帮助,同时,却也会压抑个人的自由空间和创造活力,损害经济活动的效率与社会总财富的增长,最后,也就有可能使所有的人——包括平等主义措施所要帮助的那些穷人、懒人——的权益全都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在某些极端的情形下,过度的平等要求还会导致极权和奴役。托克维尔说:“我只知道两种在政治上建立平等的方法:不是把权利赋予每一个公民,就是让每一个公民都没有权。”又说:“平等的原则将使人变成奴隶还是获得自由,走向智慧还是野蛮,繁荣还是不幸,这取决于我们自己。”

  二百多年来,在西方世界,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人们对自由与平等的态度各有侧重。自由优先、兼顾平等通常是右派的主张,社会平等、国家干预通常是左派的主张;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通常是右派的思想源泉,而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则通常是左派的思想源泉。在自由主义的内部也有左右之别,洛克、斯密、哈耶克、诺齐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更加关注自由,而罗尔斯、德沃金等新自由主义者则更加关注平等。在成熟的宪政民主国家中,美国更强调个人自由,欧洲更强调社会平等,其中,北欧的福利国家如瑞典,则堪称社会平等与社会和谐的典范。若以不同社会阶层的态度来看,当然,富人、强势阶层更热爱自由竞争,平民、弱势阶层更中意于社会平等。

  然而,无论西方各国相互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我们必须看到,它们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无论偏左还是偏右,无论是自由多一点还是平等多一点,但是,最基本的个人自由和最基本的人际平等都得到了完整和充分的保护。在那些最自由放任的国家,如美国,人们纵然有理由抱怨美国的贫富差距过大、财富极不平等,然而,即使是在美国,公民间的权利平等却也是不容讨价还价的,比如,人们无条件地拥有一人一票的政治平等,也拥有宪法权利、法律权利上的完全平等,它绝不会容忍公然建立一种中国式的“户口二元社会”,绝对没有人会因为在出身、职务、财富上的不同而受到法律上分门别类的区别对待、以至被迫接受中国式的二元就业与社保体制;同样,在那些社会最平等的国家,如瑞典,人们当然也有理由抱怨那里的经济自由度不如美国高、企业缺乏竞争力,然而,即使是在瑞典,个人的基本自由也是完好无损的,比如,个人的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迁徙、定居、择业的自由,支配自己私有财产的自由,绝不会因为享受了平等主义的高福利而受到政府的粗暴剥夺。鱼与熊掌(过度的自由与平等)固然不可兼得,但白菜与萝卜(基本的自由与平等)却是一个也不能少的。

  假如我们做一个横向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现实情况与任何一种类型的西方国家都没有什么可比性。论自由,我们比最平等的西方国家更少自由,论平等,我们又比最自由的西方国家更少平等。在人家那里,是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或者平等多一点、自由少一点,而在中国,二者都还没有达到人家的最低水平。误解了这一现实,才会得出中国人经济自由太多了、私有财产保护过度了之类的错误判断。

  因此,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之下,并不存在削减过多的自由以迁就平等、或者容许适度的不平等以扩大自由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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