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共存的本质与华洋混处局面的形成
近代上海是外来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移民社会，人口 80%—85% 来自全国各地与世界各地。近代上海也是华洋混处的社会，外国侨民人口最多时超过15万（1942 年），来自全世界 58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英、美、法、德、日、俄、印度等，其最高比例占上海城市人口的3.85%。
近代上海是一个相当奇特的政治多元社会。近代有近一百年时间，上海一市三治，一个城市有三个行政机构（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个司法体系，三个警察局，三个公共交通系统，三个水厂，三个发电厂。换句话说，一个大上海，是由三个小上海合起来的。除了极短时段内某些地段设有铁丝网外，近代绝大部分时间里，三个区域之间不存在完全隔绝的物理障碍，人员、物资、信息可以自由流动。更为关键的是，这三个行政实体之上，没有一个属于更高系统的权力机构能够将三家统辖起来，也没有一种共同认可的意识形态能够将各类民意整合起来。中国文化与欧美文化，在这里都不占绝对统治地位，但也都能发挥一定作用。
于是，上海成为多元文化同在共处的奇特空间：政府多元、法律多元、货币多元、建筑样式多元、交通工具多元、人口多元、语言多元、习俗多元、宗教信仰多元、价值观念多元……三个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管理缝隙与制度差异，形成影响至为深远的缝隙效应。这是全世界其他大城市都不曾有过的。近代上海就像一个袖珍地球，什么人都有，也像个文化原生态区域，什么文化都存在。正因如此，当时日本人称其为“魔都”，中国人称其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历史“怪物”，是个“四不像”。这些不同的说法，道出了近代上海多种文明共存的本质。
而华洋混处局面的出现，分两个阶段。一是暂时混处阶段，自 1853年9 月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到1855年2月小刀会起义被镇压，突如其来的战争，打断了此前租界华洋分处的格局，大量难民涌入租界，形成难以遏止的混处状态。二是长期混处阶段，自小刀会起义被镇压，直到租界终结。长期混处局面，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 1854年7月11日，英、美、法三国驻沪领事召开租界租地人大会，通过了《上海英美法租界地皮章程》，删除了此前土地章程中有关华洋分处的条款，认可了华洋混处的事实。二是上海地方当局事实上认可了华洋混处的局面。华洋暂时混处局面出现以后，中英官方都曾表示反对态度，都希望回到先前的华洋分处状态，并进行了一定的努力，但都没能如愿，最后只能认可了华洋混处的事实。
华洋混处局面的出现，工部局、巡捕房的设立，中国军队被禁止通过或驻扎租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租界成为当时中国政权难以管辖的特别区域，华洋利益在此广泛而深度交织。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华人始终占租界人口绝大多数，华人始终居住、使用着租界绝大多数房屋。自华洋混处局面出现以后，华人占租界人口的比例一直在95%以上。
其二，上海地方政府资助、协助租界市政建设。这在华洋混处初期，相当突出。比如，从1854年10月到1865年，上海道台以多种方式多次资助租界巡捕经费，并与租界联合疏浚洋泾浜。
其三，上海地方政府协助租界对华人征税，与租界联合进行城市管理，包括联合禁止在上海开设赌场等。
其四，混合经济，公用市政。上海自 19 世纪 6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多功能经济中心，包括全国内外贸易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工业中心。这些中心功能，都是由外资、中资、官办、民办各类企业主体共同构成的，尽管相互之间有矛盾、竞争，但是，它们在原材料、劳动力、资金、能源、技术、运输等诸多方面有着错综复杂的互补、混合、融合关系。且不说外资企业的员工主要是中国人，原材料主要来自中国，也不说很多中资企业的技术骨干来自外国，机器来自外国，更不用说有的企业原本就是中外合资，甚至挂的是洋招牌，内涵却完全是中国的；单说工作环境方面，它们使用的是相同的马路、河道，相同发电厂的电、煤气厂的煤气，联系着相同的银行与保险公司，面对的是相同的气候、自然灾害与传染病。同时，在市政设施方面，除了租界某些桥梁曾在一段时间内对往来车辆略收费用之外，其一般道路、桥梁、大自鸣钟、气象台等，对用户均不另外收费。无论租界还是华界，其道路、地下排水系统、桥梁等事实上成为所有居民共享的公用设施。到 1910 年，两租界人口已占上海城市人口的48%，到 1942 年这个比例则上升到62%。换句话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上海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享用两租界所提供的市政服务。
其五，上海地方政府利用租界与西方各国联系密切的特点，努力拓展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其中，晚清上海地方官员利用租界进行的最大的一次外事活动，是 1909 年的万国禁烟会议。参加会议的 41 名代表分别代表中、美、英、法、德、俄、日、意、荷、葡、土耳其、暹罗（今泰国）和波斯（今伊朗）等 13 个国家。与会各国代表提交了有关鸦片问题的议案，互相交换了有关禁烟问题的情况，讨论禁止种植、吸食、贩卖鸦片，以及禁止使用吗啡，禁止贩卖含有鸦片烟质的戒烟丸药等，通过了禁毒的决议。两江总督端方、上海道台蔡乃煌等中国官员也参加了会议。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边性国际反毒禁毒会议，也是在上海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凸显了近代上海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位置。
自发进行文明比较
置身于这样一个复杂而奇特的文化空间，人们对很多问题——如怎么看待外国人，需不需要学外语，能不能做买办，妇女能不能出席公开的社会活动，信任或选择哪一种货币等——的判断与处理，只能依靠社会的自发秩序与自发理性。近代上海民间活动的买办成批出现，洋泾浜英语广受重视，外语培训班多于米铺，都是出于当时人们社会生活、生产、交往的基本需求。当然，所谓自生自发，并非毫无演变秩序与规律可循，而有其求真、向善、尚美的前行路线。
租界出现煤气灯、电灯、自来水以后，华人社会并不是一开始就乐意接受的，而是经过观察－比较－接受三部曲以后，才起而仿行。在操纯雅英语者眼中，洋泾浜英语发音不准，语法混乱，令人发噱，但中外商人不管这一套，能谈得成生意，管用就行。中外混血儿特别是非婚生混血儿刚在上海出现时，无论中国居民还是欧美侨民都不予重视而多予鄙视，但随着其人数增多，为了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上海办起了混血儿学校（今上海市西中学的前身便是欧亚混血儿学校汉璧礼学堂）。上海会审公廨成立，华界与租界共同管理公共卫生，共同防疫、禁赌、禁烟等，都是租界设立之初不曾料及而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问题后，双方协商的结果。这种协商，无不基于相关各方自身的利益，因而也都是自发秩序、自发理性的产物。这正是自发秩序、自发理性的强劲生命力所在。
置身这样一个复杂而奇特的文化空间，难道不会发生族群冲突、宗教冲突或文化冲突吗？这个问题，晚清时期就已经引起人们深思、受到人们关注了。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内地多处持续发生教案。1860—1899年，全国各地总共发生教案 811 宗，平均每年超过 20 宗，诸如贵阳教案（1861）、南昌教案（1862）、天津教案（1870）与宜昌教案（1891）等。而近代上海宗教团体最多，除了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之外，还有犹太教、东正教、祆教、锡克教等。宗教活动场所众多，信教人数众多，宗教刊物众多，那么，上海为什么没有发生明显的宗教冲突？
首先，那么多种类宗教在近代上海各自发展，各有组织与信徒，但近代上海并未形成某一种或两种宗教特别强盛的局面，这对于宗教排他性而言，反而起到某种稀释作用。其次，上海两个信徒最多的宗教是佛教与道教，它们本是世界各大宗教中排他性最为薄弱的，这种局面是不利于其他宗教的排他性发酵的。再次，上海并非一个宗教圣地，而主要是作为商业城市存在，来到上海的各地移民，其在沪主业是工商或其他世俗性业务，这也使得上海的宗教色彩不那么强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近代上海社会存在上述明显的积极的自发秩序与自发理性。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等在近代上海广泛传播，很多教堂设在大街小巷，传教士生活在居民当中，上海人看到、知道传教士如何建教堂、传教，如何开育婴堂、办学校，如何开医院、救死扶伤，很多人、很多家庭甚至曾深受其益。因此，当一些仇教、排教的信息传到上海后，上海人从自己所历、所见、所闻，从自己感性知识出发，是不会相信那些传教士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烹食小儿的谣言的。
自觉进行文明对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上海非但没有出现明显的宗教冲突，而且在宗教共存、理解方面出现过一些积极的努力。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兼顾多种宗教信仰。近代上海一些多民族、多宗教人员混处的学校、团体，在制定放假制度时，便兼顾多种宗教信仰。比如，圣约翰大学与其他一些教会学校就兼顾中西节日，春节、端午、中秋节要放假，复活节、升天节、圣诞节也要放假。
其二，主张宗教对话，尊重他教。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创办、中外众多绅商参与的尚贤堂，有一专门机构“中外教务联合会”（1910年创设，后更名“中外各教联合会”），其宗旨便公开宣示：一，“各教互相亲慕，尊重友谊，无尔我之见，无等级之分”；二，“开会时不可批评他教之教理，更不可毁谤他教及凌辱他教之人”；三，倡导各教互相研究他教之道，“协力同心以成善举”。本着这一宗旨，联合会通过举办演讲、出版报刊等多种形式，大力倡导不同宗教之间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联合会从1912年至1926年共举行151次演讲，演讲主要围绕各教之真理、各教对人世之益处、各教与人性之培养、各教之间如何相互尊重等议题展开，各大宗教全部涉及，其中佛教 27次、儒教（含孔教）23次、基督教新教与天主教 20次、伊斯兰教16次、道教10次、犹太教7次、婆罗门教3次、波斯教1次，综合讨论人类宗教以及宗教之间问题的最多，达44次。重要演讲者有：美国纽约协和神道大学霍尔博士，美国传教士孙德兰，英国传教士、上海广学会总办李提摩太，澳大利亚传教士裴凡，孔教会积极分子陈焕章、姚菊坡、沈曾植，中华佛教总会上海分部正会长释仰西，日本本愿寺布教使水野梅晓，东印度佛教之传教师达摩波罗，普陀山锡麟下院了余禅师，哈同花园讲经主任月霞禅师，江西龙虎山道教嗣汉天师张晓初，上海白云观道士赵秋水，回教阿訇马宜之、马昆山等，回教俱进会北京总部会长王浩然，北京清真寺教长张子文，还有华盛顿大学戈尔德博士、俄国寇赛林伯爵、印度学者魏杰、印度邦贝大学撒卡博士等。很多演讲都强各宗教应和谐相处，如李佳白演讲的“各人宗教贵乎自由”“教理之统一与万教之联”“以宏量的态度对待他教”等。演讲中，联合会特别注意各教之间的沟通和调和。比如 1913 年4月4日，为纪念复活节，联合会举行特别会议，除了邀请基督教张葆初演讲“论耶稣复活之理暨各教之互证”，还特别邀请了回教马维常、孔教姚菊坡、道教朱啸筠、佛教仰西禅师等分别演讲各教与耶稣复活问题。
这类活动在当时受到上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宗教界人士加入。据说，演讲时，往往是“地板上坐满了男性观众，走廊里拥挤着女士们，还有数百人连大门都进不去”。
尚贤堂作出的这些努力，其背后很重要的精神资源是其时在欧美世界颇有影响的宗教对话活动。1893年，为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400年，美国芝加哥举办了世界博览会。与此同时，由传教士查理斯·伯尼（ Charles C. Bonney）发起，邀请世界各宗教代表与相关学者，在芝加哥举办了一次“世界宗教议会”。会议长达一个月，由此开创了全球性宗教平等对话的历史。这次会议对于全球宗教文化的演进，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李佳白创建了尚贤堂，开始了如上所述宗教对话的努力。
近代人的评价
对于近代上海社会上述特点，人们的评价见仁见智，分歧极大。其中，留学法国、日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曾觉之的论述尤其值得重视。1934年，他在谈“上海的将来”的文章中，从不同文化的并存、融合和新文化产生的角度提出，上海这一特殊的城市将成为新文明的中心之一。他描述了上海不论美丑、不论好坏兼容并包的特点：上海破坏了中国的一切，吞噬了中国的一切，什么文化、道德、礼教、法律，在上海都不算事。并且，上海是一座五花八门，无所不具的娱乐场，内地的人固受其诱惑，外国人士亦被其摄引，源源而来，甘心迷醉。“上海接受一切的罪恶，内地的土豪劣绅以此为藏身所，外国的光棍坏蛋以此为根据地，上海是万恶之渊薮，地狱的化身。”他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捐细滴、不让壤土的博大胸怀，上海才能成为“一座火力强烈无比的洪炉，投入其中，无有不化，即坚如金刚钻，经一度的鼓铸，亦不能不蒙上上海的彩色”，也正因为如此，上海才能成就其非凡的历史业绩，“将来的上海可以歌赞，因为上海将产生一种新的文明，吐放奇灿的花朵，不单全中国蒙其光辉，也许全世界沾其余泽，上海在不远的将来要为文明中心之一”。
曾觉之预言，异质文化经过会面、交流、交融、化合，将会产生新的文化，而上海就具有这种对异质文化的容受力与消化力。这种容受力与消化力的存在，便使得上海成为熔铸、催生新文明的“洪炉”。曾觉之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国家与种族界限逐渐淡薄、全人类文化联系日益密切的趋势，亦即今人所说的全球化趋势，认为上海的这种无所不容的独特性，看似离奇，恰恰成了孕育新文明的温床。
人常讥上海是四不像，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无所可而又无所不可的怪物，这正是将来文明的特征。将来文明要混合一切而成，在其混合的过程中，当然表现无可名言的离奇现象。但一经陶炼，至成熟纯净之候，人们要惊叹其无边彩耀了。我们只要等一等看，便晓得上海的将来为怎样。
近代上海社会体现出的正是一种自发秩序与自发理性，曾觉之看到的便是这种自发秩序与自发理性深厚的伟力，与建立在这种自发秩序与自发理性基础上的文明互鉴的灿烂前景。
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