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乔纳森·吉纳普 译者：邹奕,李思洁

摘要: 在美国，以劳伦斯·索勒姆为代表的原旨主义者主张逃离历史方法的原旨主义。该理论将宪法语言的原初含义界定为其“交际内容”，并且认为历史方法对于确定“交际内容”功效甚微。作为历史翻译的两个关键方面，意义整体论和历史决定论有助于校正此种原旨主义的方法论错误。前者主张基于整体语境理解部分文本，后者主张基于建国时期的历史背景和语言习惯理解文本。根据整体的历史决定论，宪法语言的原初含义存在于建国时期的整体历史语境之中，释宪者不宜对其采用原子式的原旨主义翻译。因此，为了真正复原宪法语言的原初含义，任何类型的原旨主义者都不能逃避历史方法。

关键词: 历史决定论 意义整体论 原旨主义 历史翻译

导论

自《美国宪法》问世以来，美国人就试图通过制宪历史解释其含义。但是只有原旨主义——众所周知的要求当前依据其原初含义解释《宪法》的宪法理论——出现以来，历史研究才如此直接与宪法解释相牵涉。虽然原旨主义者与历史学者之间存在进行有意义之交流的可能性，但是此种交流进展甚微。鉴于原旨主义在当代政治文化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此种对话的缺失更加令人遗憾。

基于这些原因，劳伦斯·索勒姆（Lawrence Solum）和索尔·康奈尔（Saul Cornell）最近的交流引发了一场姗姗来迟的探讨，最终指向一个根本问题：专业历史学者的历史探寻与法学者的原旨主义理论有何关系？[1]粗略观之，康奈尔主张，原初含义的发现必然牵涉历史学者所实践的历史推理，这似乎很直观。[2]但是索勒姆却认为，历史学方法在发现原初含义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比历史学者所愿意相信的有限得多。实际上，他有效地论证了逃离历史的原旨主义。这是具有倾向性的论点，因为索勒姆承认，原旨主义者必须依凭美国十八世纪的历史。但是他认为，这一目标很大程度上可以在无须传统的历史学知识或者实践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然而，这一论点具有若干致命的困难，其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它对各类原旨主义所牵涉的核心问题的处理：历史翻译（historical translation）。[3]当下的宪法与其制定之时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原初含义的复原必然需要进行某种翻译，将宪法重新转换为十八世纪的含义（或者将十八世纪的宪法转化为二十一世纪的语言）。以索勒姆为代表的原旨主义者承认这一要求的核心地位，但错误地理解了其内涵。由于未能对美国建国时期进行历史解读（historicize），[4]他们的翻译方法立足于一个错误的前提，即建国一代与我们今天处于几乎相同的语言世界，这一假设使他们的翻译采取了一种狭隘的、原子式的形式。由于未能进行此种历史解读，他们无法理解含义的整体性——单个话语的含义依据它们如何融入一个语言整体而获得——因此，他们瞄准了错误的解释对象，当他们必须首先掌握这些组成部分所产生的更广泛的习语之时，却专注于个别的语词和表述。鉴于理解历史决定论的必要性，以及含义和翻译的整体论要求，无论面向何种原初含义，唯一适宜的翻译方式是公认的历史方法。

一、逃离历史的原旨主义

索勒姆至少以三种不具备说服力的方式将历史学者边缘化。首先，他混淆了原旨主义的方法和理论；其次，他声称原旨主义者和历史学者面向不同种类的含义；最后，他指出，历史学者不能提供适当的方法来发现正确的原初含义。

（一）理论抑或方法？

首先，通过混淆议题并且不必要地探究思想史取代宪法解释的可能性，索勒姆贬低了历史。[5]任何历史学者都不会承认这就是对历史的正确运用，所以，证明这样一种假想的课题已经误入歧途，实属徒增困扰。有待于探讨的问题是：就理解1787年至1788年前后（或其他相关的历史时刻）《宪法》的含义而言，历史方法应当发挥何种作用？对于宪法理论和法理学的后续影响问题完全独立于发现原初含义这一纯粹的方法论议题。

（二）何种含义？

然而，当索勒姆正确地聚焦于方法论的探讨时，他也明确表示：“原旨主义者和历史学者对‘含义’存在不同的理解，这反映了宪法史和当代原旨主义实践的根本不同目的”，历史学者在原初含义的探寻方面，只能扮演“辅助和补充”的角色。[6]原旨主义者所追求的这种含义即其主张的“交际内容”，索勒姆对这一含义的阐述重申了他在其他场合中提出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论点。[7]宪法含义可以分为两类——交际内容与法律内容——以及探寻这两种内容的活动——解释与建构。[8]交际内容不应该与法律效力相混淆。但是，它也不应该与其他类型的含义相混淆，无论是其建构之后的“动机或者目的”，抑或是期望它所遵循的“结果或者应用”。[9]交际内容仅仅只是“文本在语言学上的含义”，并且，因为这种含义“不是历史学者的主要目标”，所以他们无法为原旨主义者提供“一种确定宪法文本交际内容的独特方法”。[10]因此，那些坚持认为原旨主义者应当更加深入了解历史实践的历史学者，不过是犯了“概念混淆”的错误。[11]

由于支持“公共含义原旨主义”，索勒姆偏好交际内容。[12]正如当今众所周知的那样，这种理论将宪法的原初公共含义置于制宪者之主观意图、批准者之主观理解以及大多人民群众从该文件制定之初所期望的适用上。[13]当前，在原旨主义者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初公共含义构建于基于习惯的语言理解之上，这意味着：含义是由公众共享的习惯所调控的，而且，唯一具备法律效力的宪法含义即为其常规含义。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认为，不同于普通的对话，当《宪法》制定之时，言者与听者之间的距离（地理间隔和语境差异）甚远，这意味着刚开始研究《宪法》的人无法了解制宪者的交际意图（尤其是无法了解宪法制定的复杂的起草历史）。相反地，他们只能获取文本本身和所有合格读者可以掌握的语言习惯。[14]此外，由于该文件是人民同意的产物，所有可以执行的内容无非就是具备建国时期语言习惯之人士原本所理解的含义。[15]基于这些理由，索勒姆注重交际内容。[16]

（三）何种方法？

对于索勒姆关于交际内容的狭隘观念，存在多条批评进路，它们包括：坚持主张建国时期的意图和理解无法轻易地与公共含义进行区分。[17]但是，倘若我们暂且承认（无论这存在多么严重的问题）原旨主义者可以仅仅考虑基于习惯的含义，索勒姆是否有理由认为，他已经通过缩小目标而摆脱了对历史的倚赖？他暗示，如若作者的意图、预期的目的或者其他类型的含义确实是解释的对象，那么，传统的历史方法将被证明是必要的。类似的方法果真与发现公共含义无关吗？

换言之，无论索勒姆注重何种宪法含义，他依然需要历史翻译的方法。由于语言随时间而流变，语词被给予了不同的含义，他承认了值得任何原旨主义者注意的如下事实：根据其所提出的“固定命题”，[18]“当《宪法》的任何一个条文被起草或者批准时，它的原初含义遂得以固定或者确定。”[19]因此，问题的症结就是：为了证立自己有关历史与原旨主义之关联的宽泛主张，仅仅将交际内容作为解释的目标是不够的；索勒姆还必须说明如何在不依凭历史方法的情况下将交际内容翻译成其原初形态。索勒姆阐明了如下含义的区分：原旨主义者关注公共含义，历史学者则另有考虑。但是，此种区分并不充分，因为无论注重何种含义，他都必须证明自己得以在不依靠历史翻译技术的情况下复原它，这些技术由历史学者所践行。惟其如此，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方能声称，自己摆脱了对于历史的倚赖。

倘若索勒姆的论证立基于他的方法而非其论证的对象，那么，他究竟打算如何确定原初的交际内容呢？他的进路始于依据语法的操作规则来识别各个单词、短语或者它们之组合的一般含义，他称之为“平白含义”“字面含义”或“语义含义”。[20]其中一些含义在十八世纪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因此，为了领会原初的语义含义，翻译者必须研讨建国时期的语言使用方法。[21]当然，这类有关定义和语法之工作的开展有可能或好或坏，某些存在重大缺陷的原旨主义工作就说明了这一点。[22]但是，索勒姆假定语义含义以可信的方式得以复原，他解释称：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这并非交际内容，因为法律言语要比其字面内容传递的信息多得多。“语义内容和完整的交际内容之间的鸿沟是由我们可称为‘语境丰富性'来填补的”，这种填补有赖于两件事情。[23]其一是将《宪法》置于其创制之时就存在的“公众可知的宪法交际语境”中。[24]其二是获取语言哲学中的语用充实经验，这似乎的确就像是保罗·格莱斯（Paul Grice）的工作。[25]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些技巧对于掌握宪法言语所预设或者暗示的内容是必要的。[26]较之于探讨十八世纪的语言使用方法，探讨格莱斯显然耗费了索勒姆更多的时间，尽管个中原委只是隐晦的，却深刻地塑造了他的论点。他一再提出，哲学在概念上先于历史，原旨主义者因而得以绕过后者。因此，由于原旨主义者（总之是其中一些人士）致力于研究格莱斯，他们比历史学者具有更加可靠的解释基础。而且，从历史学者转向语言哲学来看，这样做只是强化了索勒姆更深层的论点：原旨主义方法并非以历史为基础。因此，对建国时期语义使用方法的关注，尤其是对格莱斯的欣赏，似乎为原旨主义者提供了一种完整的、无关历史学者的方法。

诚然，索勒姆无法代表所有的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更遑论代表所有的原旨主义者。但是，鉴于他们的其他论证，难以相信任何主流的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会质疑索勒姆方法的基本逻辑。[27]与此同时，即使其他原旨主义者持有不同见解，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也已经在该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以至于这一论点依然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如果索勒姆的原旨主义翻译的理念经不起推敲，那么，本文的发现就可以大体上阐明原旨主义与历史的关联。

二、有关原旨主义翻译的争议：意义整体论与历史决定论

只有当索勒姆提出可行的替代方案时，他方才能够逃离历史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令人满意地复原某种原初的宪法含义，而不需要从事历史学者的工作。不过，他的方法最终正如原旨主义工作中常见的诸多方法那样，存在重大缺陷。理解这些缺陷以及适当替代方案的构成有助于揭示：历史的方法和实践为何对任何类型的原旨主义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一论点与索勒姆持有的主张相反。

即使本文的理论关注仅限于公共含义，充分描述原旨主义翻译之适当方法的各个方面也超出了本文简要回应的范畴。但是，首先，我将关注历史翻译的两个关键方面，这些方面或许最为重要，毋庸讳言，也是最能直接纠正索勒姆方法之缺陷的两个方面。倘若不了解历史翻译的这两个关键方面，就根本不可能复原历史文本的任何含义——尤其是其公共含义。

（一）意义整体论

第一个方面是“意义整体论”，该学说认为：只有将部分文本置于整体文本的语境下才能理解该文本的含义。单个语言构件——单词、短语或者言语——的含义只能依据它们在概念词汇表中的关系来理解，而它们是该表的一部分。

索勒姆以及其他原旨主义者未能把握这一点。他们未能从整体上看待含义和翻译，而是完全从原子式的角度加以构想，认为有效的翻译可以在术语对术语的层面上进行，而无需利用任何更加广泛的置换机制。索勒姆最青睐的历史翻译实例——十八世纪的“domestic violence”和十二世纪的“deer”——是按照稳定语境被挑选的公认的概念对象。[28]他不经意保持了语言习惯在过去与当下之间的结构不变，而只是使用谨慎的成分内容来填补这个结构。

但是，此种进路未能将语言完全解释为一种社会习惯，即一套主体间建构的规范。公共含义原旨主义完全立基于语言含义系约定俗成的这一事实，然而，索勒姆至少提出了一种明显肤浅的语言习惯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语言必然具备偶然性，这一事实既适用于习惯的结构，也适用于该结构中单个语词的含义。这让人想起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反对意见，即人类科学家时常将文化的多样性与人类思想的统一性对立起来，此种做法存在问题。人类思考的事物是多元的，但思考方式本身可以被假定为具有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同一性。[29]对于语言而言，此种明显的区分将不同语言使用的多样性与语言逻辑关系之结构的统一性并置，后者则被推定为构成此种多元性之整体的基础。[30]通过将语言的逻辑结构及其分立的部分[31]作为翻译对象，整体翻译消除了这种区别。它可以翻译语言的整体。

（二）历史决定论：建国时期的异质性

由于解释通常采取原子式的翻译模式，索勒姆以及诸多原旨主义者不经意地采用了此种方式。新颖的评论通常来自与听者大致处于同一概念和语言世界的言者。通过共享这种背景，言者与听者已经充分分享了整体语言，从而使原子式的翻译成为可能。不过，如若此种言语并非于今日而是于几百年前所表达的——那是一个与我们当下所处的世界截然不同的概念、语言世界，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并且是决定性的变化。原旨主义者未能领会这一重要训诫，致使其采用了存在缺陷的翻译方法。他们不甚严谨地假设，建国一代和我们差不多存在于同一个语言、概念世界中。因此，尽管原旨主义者严谨地承认建国一代与我们自己之间的语词使用方式存在差异，他们仍将这种差异与明显由所有人共享的共同语言结构对立起来。

但是，理解美国建国时期的第一个关键是认识到这是一个异世界。原旨主义者经常谈论要复原“丢失的宪法”，却未意识到，为什么它应该被贴上这个标签。[32]并非是因为当代的法官已经抛弃了它，而是由于概念词汇表的变化已经模糊了它的原初含义。理解美国的建国时期以及复原“丢失的宪法”，需要意识到这一历史距离。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恰如其分地指出：“过去是一个不同的世界。”[33]里斯·伊萨克（Rhys Isaac）以同样的方式补充道：“无论一个人是在文化空间抑或历史空间中远离自己，他走不了多远，就会来到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理所当然的事物不再如此……必须找到方法，来理解其他世界的居民赋予他们日常习俗的含义。”[34]要理解这些不甚熟悉的含义，就需要对过往进行历史解读，并且以其自身的异质术语来考虑它。[35]正如贝林所说的，它涉及到“渗透到思想和行为的子结构中，渗透到沉默的假设、感知的地图、形成公开表达和事件的内部体验”，从而解码“参与者的感知世界”。[36]

对于当代美国人来说，从美国人民提出的问题、使用的概念、生成的理论、支持的事业以及讨论的议题来看，也许美利坚鲜有历史时期比建国时期更加容易辨识。但事实上，过往看似很熟悉，获知其与当下的内在差异却是最为重要的。伯纳德·贝林和戈登·伍德（Gordon Wood）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很久之前就改变了我们对于革命时代的认识，正是由这种洞察力所驱动的，其出发点是革命者的指导假设与我们自己的不同，他们独特的语言行为需要根据其自身的术语来把握。[37]正如伍德自己在其巨著《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中所说的那样，“当我探寻[革命者的]观念模式之时，很明显，”对美国建国时期的普遍的历史解释方法“是非常不符合历史的，对十八世纪的不可挽回性和差异性的认识太少了。”[38]那些认为不需要历史决定论就能理解建国一代的人，会长期深感困惑，因为那一代人对代表权看似矛盾的痴迷，却对投票毫不关心，他们在州一级对两院制展开辩论，却对横向分权毫无兴趣，他们同时痴迷于权利法案，并致力于检验誓言。此类例子有可能会无限量地成倍增加。但是通过了解建国者不常见的词汇，这种困惑就会消解。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看似熟悉的部分文本具有不同的含义。历史决定论和意义整体论可以发展到极端的程度——在过去，已经有人这样做了[39]——但是这一教训不应使其实质重要性被低估。

如同大多数原旨主义者一样，索勒姆延续了一个有缺陷的假设，即坚持认为建国时期的言语相当容易理解，因为它们是用英语言说和书写的。[40]正如他存有问题的断言，“当代美国的英语与十八世纪晚期美国的英语并不相同。然而，在许多特定情况下，今天宪法文本中的单词和短语的含义与宪法被制定与批准之时的含义是相同的。”[41]同样地，为了解释理解历史文本不需要事先了解作者的动机或者背景知识，他在另一个场合轻率地断言，

当你遇到一个能用自然语言（英语）和你交流的陌生人时，通常你们就可以就各种各样的话题进行交流，而关于这个陌生人的信息却非常稀少……依托于广泛共享的常规语义含义和陌生人可能会拥有的语境信息。[42]

根据索勒姆的观点，理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威廉·芬德利（William Findley）或者十八世纪街头的普通人(一个广受欢迎的公共含义原旨主义人物模型)，就像今天面对说英语的陌生人一样简单，因为可以适当地假设，双方都拥有共同的语义结构和语言能力，可以将东拉西扯的荒诞言论进行语境化处理。

恰恰相反，若要复原十八世纪的交际内容，我们就必须放下自己当下行之有效的语言学知识——如何追踪含义之间的逻辑联系，如何充实模糊的言语以及如何将含义与语境联系起来——而改用建国时期的语言学知识。由于索勒姆以及其他原旨主义者未能对语言学知识进行历史解读，他们没有认识到整体翻译的必要性。

三、寻求原旨主义翻译的校正

领会历史决定论与语言整体论的训诫，不仅有助于揭露原旨主义者最流行之历史翻译的缺陷，而且有助于提供补救。仅此还不够。许多关键和相关的方面亟待研究，在目前进行的工作中，我尝试描述原旨主义翻译的所有相关内容。[43]尽管如此，引发人们对于意义整体论与历史决定论的关注乃是必要的开端。

（一）历史与哲学的融合

意义整体论与历史决定论的观点不仅是多种原旨主义的良方，而且正是许多启发性的语言哲学、思想文化史论著共同聚焦的论点。两者不分先后，各自都可以被独立强调。事实上，人们可以纯粹通过研究历史论著来汲取关于历史决定论和意义整体论的大量知识——无论是隐含地来自实证研究，或者明确地来自深入人心的方法论作品。[44]然而，既然索勒姆和许多其他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哲学的方式来绕过历史，那么阐明这种融合的哲学进路是至关重要的。尽管我可以轻松依凭历史学者针对类似观点的方法论反思从而得出类似的观点，并且乐于同意杰克·拉科夫（Jack Rakove）的观点：历史学者可以“愉快度过一生，而不必担心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忠诚于乔姆斯基（Chomsky）、奥斯汀（Austin）、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或者……格莱斯的论著”，[45]但是，鉴于索勒姆所选择的策略，在他所选择的地方与其交锋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哲学不提供基础（正如索勒姆暗示的那样），但其确实提供了强大的工具，这些工具极大地强化了历史学者自身的方法论直觉。[46]因此，若要揭示历史实践之于原旨主义为何不可或缺，至少在当下，最有效的进路便是强调语言哲学是如何指向这个方向的。

此外，索勒姆对语言哲学的描述实际上是基于哲学家保罗·格莱斯的观点，格莱斯以几近民间英雄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他显然是揭开所有宪法奥秘的关键。虽然格莱斯在现代哲学中的地位是不容否认的，但是，由于不曾研究过弥合言者与听者之间的历史差距的必要举措，较之于其他主流哲学家，他就具体的原旨主义探究所提供的方案要少得多。[47]的确，他的工作只有在《宪法》被翻译后才有效用，在这方面并无助益。另一派语言分析哲学家的论著为当前的问题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工具集合，这些工具可以与许多主流的思想文化史学者自己打磨的工具并肩。

（二）斯金纳和维特根斯坦

为了更好地了解思想史与语言分析哲学的融合，我们应该从最自觉、最广泛地借鉴分析哲学的思想史学者——也即索勒姆谈论最多的思想史学者——开始讨论，他就是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也许因为其他人提醒索勒姆，斯金纳的观点会驳斥他的观点，由此，索勒姆不留余地地加以指责，试图揭露斯金纳的错误。他原本可以简单地基于相关性（仅仅针对错误的文本含义）而否定斯金纳的工作，但是他选择了理论上的无所作为，认为斯金纳对解释方法本身“深感困惑”。[48]显然，这是理解索勒姆之误区的起点，因为强调索勒姆如何错过斯金纳的历史决定论和意义整体论有助于揭示其历史翻译进路的缺陷。

粗略观之，索勒姆认为斯金纳的观点如此令人反感，这无疑是个不小的讽刺。毕竟，斯金纳是一位彻底的语言习惯主义者，几乎只对公共含义感兴趣。他认为，解释工作需要从理解作为言语行为的文本开始，从而理解“施为的习惯”[49]。[50]此外，他还主张，对于文本解释至关重要的两个维度——言内之意（言语的意涵和指称）和言外之力（表达此种言语的含义）——都完全源自公众知晓的习惯。斯金纳自然强调了复原作者意图的重要性，但他强调的总是通过行为呈现的意图而非行为本身的意图。[51]他对混淆意图和动机不感兴趣，因此也对混淆在言语行为之前的心理状态与实施此种行为的公共含义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意图是“从对行动本身含义的理解中推论出来的”。[52]斯金纳的一个著名论点是：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在《君主论》中提出的众所周知的建议——君主“应当知道在必要时如何步入邪恶之路”[53]——在含义（被理解为力量）上的差异，取决于同时代所有其他上呈君主的建言书是否都提供了相同的建议。[54]这无关先前的心理状态或者主观目标。它所关注的是该陈述对于沉浸在相关交际语境之读者的公共含义。

索勒姆何以反对这一论点呢？斯金纳对语言含义和施为言语基于习惯的理解，似乎类似于索勒姆与其他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所捍卫的方法。斯金纳将言外意图从先前动机或者预期目标中分离出来，这恰好与索勒姆推进格莱斯之交际意图理论时所得出的结论一致。[55]斯金纳对于言内之意与言外之力的区分类似于索勒姆本人对于语义含义与语境丰富性的区分。[56]斯金纳坚持认为，破译言外之力需要“描述出在特定场合通过特定言语的习惯施行所能实现的整个交流范围”[57]，这听起来似乎与索勒姆坚持的观点惊人地相似，即含义必须在日常交流的公共语境下得以丰富。也许索勒姆并没有完全理解斯金纳之方法的内在逻辑。但是，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些方法的相似之处，因为索勒姆对斯金纳的两个主要批评之一是：过度倚赖格莱斯对“言者之意”的阐释时，斯金纳只不过是一位原旨主义者。实际上，二者在这方面的相似之处更为明显。究其原因，从索勒姆在此方面的区分来看，自己与斯金纳的差别仅在于，后者似乎偏重原初意图原旨主义。不过，正如索勒姆自己告诉我们的那样，“在通常情况下，法律文本的作者之交际意图与文本之公共含义趋于一致”，这意味着，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与老练的原初意图原旨主义者的追求几乎相同。[58]除此之外，斯金纳最具有说服力的批评者，批评他过于简单地将作者之意图简化为统治性的语言习惯，因为他相信“根据假设，任何人进行任何成功的交流行为的意图，都必须是公众可以知晓的”，而这一相似之处更加惊人。[59]

尽管如此，索勒姆明显没有兴趣将斯金纳视为理论盟友，他的第二次主要批评表明了这一点，他对于斯金纳的批评并非基于后者的平庸，而是基于后者的混淆，因为斯金纳自相矛盾地将格莱斯对于言外行为的阐述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含义与使用理论结合在一起。[60]索勒姆认为：维特根斯坦将含义等同于使用，他一定是在阐述，“表述的含义就是它被使用的方式”[61]，这一点已由许多原旨主义的批评者所提出，此种提法错误地将交际内容与目的或者动机等同起来。因此，在同时使用格莱斯（指向交际内容）和维特根斯坦（并转移它）时，斯金纳的论题被认为是不连贯的。

我们历史学者有理由感谢索勒姆揭露了这样一位虚假的偶像。但是，斯金纳本人并不感到困惑。索勒姆说的很对，斯金纳对维特根斯坦之理论的倚赖是极其重要的，但这并非索勒姆所指出的原因所致。若要更好地理解斯金纳为何大幅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就必须理解这位奥地利籍英国哲学家的著名格言“语言的含义服从语言的使用”究竟有何含义。依据索勒姆所说的，

的确，维特根斯坦将含义与使用这一概念联系起来，或者如他所说，“言语即行为”。这一观点认为，表达的含义在于它的使用。维特根斯坦深入到某个事物之中，但它并不是关于交际内容的理论。言语被使用来完成行为，但行为并不是相关意义上的言语含义。我们可以将维特根斯坦对语词的观察延伸到文本中。简单地说，文本可以被用来完成行为。洛克（Locke）的《政府论》（下篇）有可能就是沙夫茨伯里勋爵（Lord Shaftesbury）政治纲领的一部分。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利维坦》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复辟。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可能是对“伟大社会”的致歉。将这些历史文本的政治目的称为它们的“含义”并没有错，只要我们清楚，这并不是它们在交际内容维度上的含义。[62]

无论索勒姆在此有可能意欲表达什么，它都绝不是晚年维特根斯坦那句名言所表达的意思：“从我们使用‘含义’一语的一大类情况来看，它可以被如此界定：一个语词的含义就是其在语言中的用法。”[63]维特根斯坦非但没有放弃对交际内容的探寻，反而精确地描述了掌握交际内容所必需的东西：意义整体论和历史决定论。

此后，维特根斯坦对其经典的表征语言图像（在这种图像中，句子的内容是语词试图反映的前语言所指物的产物）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功能主义的含义解释（在这种理论中，句子的内容是词语在偶然话语语境中使用方式的产物）。[64]他认为，长此以来，哲学家们一直沉迷于通过定位词语所代表的概念来确定词语的基本含义。他在其最重要的作品《哲学研究》中以这样的图像为中心“每个词语都有其含义。这个含义与该词相关联。它是这个词语所表征的对象。”[65]假设语词的所有可能用法都有其本质上的共同之处，那么，通过捕捉其统一的本质，就可以认识其含义。但是，为了区分这种含义——这些使用语词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哲学家们就不得不把语言从凌乱的日常语境中抽象出来，以便在纯粹逻辑的崇高环境中分析它。[66]因此，维特根斯坦推测，他们这样做的代价是根本不学习任何学习语言含义。正如他所述，“我们步入了光滑的冰面，那里没有摩擦，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无法行走。我们想行走，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力。回到粗糙的地面上！”[67]通过类比，哲学家们曾试图有效地分析单独的一枚棋子或一步棋，它们脱离了象棋游戏本身的背景。只有当棋子被重置于游戏环境中时，人们才能理解用它可以做出的走法。语言也是如此：只有当语言回归到日常使用方法的凌乱现实时，用法和含义才会被阐明。

在此层面，维特根斯坦将使用语言比作玩一场游戏，旨在重新认识这是语境化的活动。[68]哲学家们错误地认为语言只有一个单一的目的，但显然，人们玩的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体现了语言的多重目的。[69]根据人们所玩的语言游戏——无论是下达命令、描述物体或者讲笑话——语言的功能不同。这些游戏都表现了规则，或者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法”，来支配他们的操作。但是这些语法是隐含的、内在的规范，而不是由上而下的技术的、正式的规则。就像所有的游戏（篮球、板球、捉迷藏）都没有本质的、内在的结构——而是只有所谓的家族类似性——也没有共同的特征，只有人们使用单词和句子的多种方式的大量重叠。含义因讨论的语言游戏而异。[70]

因为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一种本质上与外界事物相联系的媒介，他因而认为，语言的构成要素是偶然的和历史的。语言游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多样性不是某种固定的、一劳永逸的……正如我们可以说，新的语言、新的语言游戏产生了，其它的就被淘汰和遗忘了。”[71]因此，从历史上研究语言不仅仅是研究单个语词的不同用法，而是更广泛地研究不同的语言游戏。将言语与这种语境隔离开来意味着将解释者自己的语言游戏强加于言语，从而模糊其原初含义。

因此，对于历史文本的维特根斯坦式解读并不专注于文本得以撰写的目的，这一点被索勒姆所效仿。相反地，此种解读会将构成文本的言语置于他们发展的原初的语言游戏（或者游戏）中。由此，恢复原初含义主要是恢复原初语言游戏。换句话说，它需要意义整体论。通过将含义建构为使用，维特根斯坦并没有为了目的放弃交际内容，而是解释了理解它实际上需要什么。

从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见解中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斯金纳对维特根斯坦的倚赖并不连贯。事实上，被斯金纳借鉴的大多数言语行为理论家，都将维特根斯坦向日常语言的转向作为他们的灵感来源。[72]斯金纳的方法很可能需要改进，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而它们也被索勒姆正面引用，但这些批评并不是以维特根斯坦和日常语言哲学构成的相互排斥的方法为前提的——远非如此。[73]

第二，除了弥合斯金纳的一致性之外，意识到斯金纳对维特根斯坦的倚赖有助于揭示：尽管斯金纳与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对于语言习惯主义有着共同的解释承诺，他们依然存在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不能用斯金纳的前后矛盾或不忠来化解（正如索勒姆所说，斯金纳是一个不真实的原旨主义者）。相反，斯金纳与宪法原旨主义者的分歧在于，相比之下，他被证明是一个更真实的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而且正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维特根斯坦的基本哲学训诫——适当的历史决定论的公共含义，需要将原初言语整体地置于历史语境当中。事实上，斯金纳对过去的异质性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方法论著作（当时在政治思想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主要针对那些，倾向于以深刻的非历史的和去语境化的方式来阅读历史文本的人，他们相信，伟大的文本独立于其时间和地点，因为它们的作者谈论的是永恒的问题。[74]斯金纳认为，历史文本不是自主的，而是主流语言习惯的产物，与我们自己的习惯相比，这些习惯往往是奇怪的。斯金纳选择了历史唯名论，摒弃了非历史本质主义，后者将文本置于长期争论的跨历史语境之下。他拒绝将语词视为思想家获取不变概念的过度媒介，而是将概念视为知道如何偶然使用语词的延伸。尽管柏拉图（Plato）、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都可能提到过“state”，但是他们对这个词语的使用——由如此不同的语言游戏所规制——是如此不同，因此，假定他们选择了相同的概念是错误的。[75]所以，斯金纳认为，对获取文本的原初公共含义感兴趣的任何人都必须了解，语词在其时代的语言游戏中是如何具体发挥作用的。

虽然斯金纳对于阐述维特根斯坦式方法的优点有所助力，但是，我们得出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结论，远远超出了斯金纳的理论范畴。原旨主义翻译为何必须以整体语言为对象，现在已经清楚多了。因为言语的原初含义不能脱离它所出现的语言游戏，所以翻译不能原子式地专注于单个语词或者表达。为了正确地阐明任何一个建国时期的言语，必须把它恢复到原初的话语语境当中，就像维特根斯坦所描述的那样去理解。

（三）维特根斯坦的后继者

以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罗伯特·布兰德姆（Robert Brandom）为首的主流哲学家以维特根斯坦的研究为基础，发展了他的历史决定论和意义整体论。[76]正如戴维森所言，

如果句子的含义取决于其结构，并且，我们对结构中每个单元之含义的理解，系从其句子的整体中抽象出来的，那么，我们只有通过给出语言中每个句子（或者语词）的含义，才能给出任何句子（或者语词）的含义。[77]

简单地说，“只有在语言的情境中，句子（以及语词）才有其含义。”[78]这些整体论者挑战了支撑原子式原旨主义翻译的两个重要目标——语义原子主义以及含义与观念的区分，从而生动地揭示了此种翻译的局限性。

语义原子主义以如下观念作为基础：语义属性可以提供个体的语言单位，而不依赖于其他属性。仅仅通过指称或者实指定义的力量，人们就能清楚地掌握语词的含义。换句话说，语义术语的基本属性可以与语言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

推论主义之整体论通过断言，句子的语义内容是它与其它句子推论关系之产物，来挑战这种原子主义。没有任何一个句子（就像没有任何一个知觉经验）可以拥有自身单独的概念内容。这一点最早是由相对于原子式经验主义的传统而提出的，其中以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最为突出，他将对亲知知识[79]的原子式描述称为“所予神话”[80]。[81]他认为，这种所谓的亲知知识不恰当地将因果关系与理由混为一谈，或者将导致经验片断[82]的物理过程与将该片断作为认识某事的证据的能力混为一谈。要使它符合后者，即具有概念性的命题内容，人们还必须知道如何将它与许多其他观念推论联系起来，或者更简单地说，知道如何将它用作推论的逻辑前提或者结论的理由。[83]（换句话说，使得观察者认为天空是蓝色的这一物理过程，只有在观察者已经被特定的概念词汇编程的情况下，才会导致他实际上形成这种观念。世界可以使人们形成一个观念，但是只有其他的观念才能真正证明这个观念的真实。）那么，单个片断的内容，就是其如何融入这些关系的机理，这些关系涉及有关并且先于该片断的所有事物，以及该片断本身的物理成因或者过程。认识某事并不是要对某一片断进行“经验描述”，而是要“将其置于理由的逻辑空间中，该逻辑空间证明以及能够证明人们所言。”[84]因此，塞拉斯得出了这个著名的结论：“所有的意识……是一种语言事件”——对知觉片断的认识是知道如何将这些片断置于推论链条中的一种功能。[85]语言通过一系列推论关系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概念的整体，人类通过其环游世界。[86]

罗伯特·布兰德姆通过构建完全表现主义的含义解释，最广泛地研究了这种推论主义的含义，其中“掌握应用于”句子的概念相当于“掌握其推论用法”。[87]他认为，概念的——也就是语义的——内容，在性质上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人们必须拥有许多概念才能拥有任何概念”，所有，如果不“掌握支配其他概念和内容使用的推论的性质”，就无法理解任何概念的内容。[88]因此，布兰德姆认为“语义内容的推论概念本质上是整体的。”[89]他详细阐述了，

推论包括前提和结论。某一前提的推论角色本质上取决于某一结论的推论角色，反之亦然。如果人们对于由特定内容推论之或者推论特定内容之其他内容的推论角色一无所知，那么他们也就无从知晓特定内容的推论角色。[90]

正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言，他简要地总结了布兰德姆的洞见，“从句子中得出的从断言到断言的推论构成了句子所拥有的唯一内容”。[91]根据推论主义的逻辑，成功翻译一个句子，就必须同时翻译其与其他句子的关联关系。只有这样，它的含义才能得以保存。掌握任何宪法用语的原初含义，意味着首先知道如何在其产生之时，将其作为其他推论的前提或结论。

哲学整体论也指向含义与观念的区分。此区分设想了一个两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首先设计出一种语言，然后将这些含义应用到世界上，形成观念。在其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形式中，它被称之为“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在这种区分下，分析观念是仅凭含义就正确的观念，而综合观念是基于世界的经验状态而真实的观念。“所有单身人士都是未婚的”提供了一个分析观念的著名例子（仅从语词的含义来看是正确的），而“有一些单身人士”提供了一个综合观念的著名例子（一个正确的例子不是因为语词的含义，而是由于世界的偶然状态）。但是，广为人知的是，W. V. O.奎因（W. V. O. Quine）推翻了这种区分，他认为在分析性陈述和综合性陈述之间，不存在这种断然的区分。他指出，当面对挑战既定观念的相反经验时，含义或者观念的调整也可以成功地适应一种新的经验。[92]在对人类理性的整体理解中，含义不是先于观念，而是与观念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布兰德姆敏锐地引出了这些更广泛的含义，他断言：“为了理解自然语言，我们必须理解我们所做的一件事，即使用语言，如何能够立即确定我们表达的含义，并且确定其中哪些含义为真。”[93]换句话说，含义不能独立于观念而被识别。与原子主义者所主张的相反，语言使用（运用含义来形成观念）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过程。

戴维森对含义与观念的相互倚赖进行了最全面的探讨，特别是探讨“彻底解释”（建立在奎因的“彻底翻译”之上）的过程中，他试图理解人们如何解释那些持有完全未知的语言的人的含义。[94]他旨在揭示所有语言理解所基于的知识，以掌握翻译问题最纯粹的形式。但是，他的研究也提供了关于翻译和含义之更加一般性的见解。正如他所述，“解释的难题不仅是对另外一种（语言）而言，也是对同种（语言）而言……对他人言论的所有理解均涉及彻底翻译。”[95]他得出结论，破译他人言语的含义应该基于同时牵涉含义与观念的研究，该研究因为认识到“彻底解释”必然需要“善意原则”而赋予观念。[96]翻译者需要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至少通过确认言者何时同意了某些句子，即使它们仍然是未知的句子，来开始理清言者的意思。[97]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提供足够的工作观念，以便建立足够的临时含义，进而完善现存的工作观念理论，通过它，可以进一步完善现存的工作含义理论，以此类推。解读另一个“从头开始”的演讲，表明了含义与观念从根本上交织在一起。含义只能在假定的观念背景下被理解，而观念也只能在假设含义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这两者形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整体，因为“所作出的每一个解释和对态度的归属都是整体论的理论范畴内的一个动作。”[98]

这些观点对于正确理解宪法原旨主义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如果含义与观念是交织在一起的，那么，即使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坚持认为，主观意图和目的在探寻原初含义中都不起任何作用，他们依然必须承认：对于建国时期人们普遍持有的观念所进行的更加宽泛的理解，发挥着构成性作用。如果不了解任何言语所处的观念背景，就不可能了解其含义。如果不理解言者可能的观念，就无法推断其含义。我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即使听者不知晓言者实际上相信什么（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不愿将其合法化），听者依然必须熟知此种历史上特定的观念从而合理推断言语的含义，该观念使人可以理解言语。简单地说，含义与观念密不可分地相互纠葛。举一个重要的例子：即使可以合理地把麦迪逊和他的国会同僚在起草第二修正案时的意图归为一类，也不可能将当时所有人赋予其措辞含义时所依据之一般观念（1791年前后普遍存在）归为一类。只有深入探究该时期我们不甚熟悉的观念，才能理解该时期我们不甚熟悉的含义。正如戴维森的推测，“也许有人认为，有可能在不了解或者创建大量关于观念的情况下，确保解释理论的正确性，但是，难以想象这是如何做到的。”[99]如果这对于公共含义原旨主义者而言是可行的，那么原因仅在于：他们不经意地提供现代观念作为确保含义得以稳定的必要背景，因而未能如戴维森所说的那样“避免假设被忽视”。[100]因此，原旨主义者不仅倾向于将现代语言游戏强加于十八世纪的言语上，而且倾向于将现代观念强加于这些言语上。如此一来，他们势必无从解读原初意义的《宪法》。

结语

无论从何等广泛的例子中进行剔除分析[101]，翻译都必须超越语词的原子式含义。证据的数量不是问题，解释的对象才是关键。系统地复原建国时期言语的原初含义，需要整体地翻译十八世纪的语言。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复原连接一个含义与下一个含义之间的结缔组织，以及赋予单个言语以特定内容的推论关系网络。

若要理解此种意义整体论，只能通过再次辩论来实现，在这种辩论中，关键的宪法条款得以相当具体的指涉。[102]任何关于建国时期的浓厚历史论的研究都涉及到这样的辩论——有时是为了追踪学术影响，或为了探测个人或政治动机，但总是为了将含义置于话语活动的流变中。[103]没有什么能代替仔细研究整个论点的逻辑。因为这样不仅表达的推论内容会变得清晰，更广泛的含义结构也会变得清晰。只有这样，隐藏的预设和缄默的逻辑连接词才会开始出现。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应该习惯性地从内部学习语言游戏。[104]我们只有通过案例才能接触到语法。我们应该听从这一建议，根据建国时期的实际行动，从内部重新创建建国时期的语言游戏和相关实践。

毫无疑问，这项工作要求很高。学习如何在这类游戏中移动，就相当于掌握了一套概念性的词汇。我们必须和当地人居住在一起，尽力观察他们的语言行为，从而学习如何像他们曾经那么说话。没有可靠的替代方案。由于忽略了含义之间的整体联系，关键词搜索或者语料库语言错过了太多含义内容。[105]只有看到这些联系，原初含义才能再次出现。

长期以来，维特根斯坦、戴维森或者布兰德姆一直是严格的历史方法的核心人物，因此，不管大多数历史学者是否熟悉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认识到他们的训诫。除了斯金纳，基思·贝克（Keith Baker）、J. G. A.波科克（J. G. A. Pocock）、马克·贝维尔（Mark Bevir）的论著也尤其证实了这一事实。[106] 即便如此，历史学者也不需要被告知，厚重的历史语境对于理解历史言语的含义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如此，揭示这种哲学如何强化历史本能，有助于使观点更加清晰。语言整体论基本上也会导向历史学者长期推崇的历史决定论。原旨主义者应该重视此种观点。

意识到意义整体论和历史决定论，只是开始揭示完整翻译建国时期之话语实践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就目前而言，对它们的欣赏至少表明了对索勒姆及其他一些原旨主义者之翻译方法的关键局限性，特别是包括，为什么将含义指向公共含义这一点，尽管索勒姆坚持这样做，但这并没有使他们脱离历史学者的技巧。所有的原旨主义者，无论他们所推崇的是何种原初含义，都必须表现出对历史决定论和意义整体论的敏感。换一种说法，也即为了真正复原宪法文本的原初含义，任何类型的原旨主义者都必须像历史学者那样行事。

注释:

[1] See Saul Cornell,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Constitutional Idea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Alternative to Originalism, Fordham Law Review, Vol. 82, No. 2, 2013, p. 722;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 1113; Lawrence B. Solum, The Fixation Thesis: The Role of Historical Fact in Original Meaning,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 91, No.1, 2015;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

[2] Saul Cornell,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Constitutional Idea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Alternative to Originalism, Fordham Law Review, Vol. 82, No. 2, 2013, pp. 725-740.

[3] 需要说明的是，“historical translation”可谓本文原文的核心概念，本文将其直译为“历史翻译”。“translation”一词在我国还有其他译法，部分学者将其译为“转译”。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读，“转译”意为“不直接根据某种语言的原文翻译，而根据另一种语言的译文翻译，叫作转译”，由此，若将“historical translation”译为“历史转译”，恐有解读历史文本之嫌。同时，“转”似有将译者的主观意图附会其上之意。此外，“retranslation”更有“转译”之意。综上，译者认为，“历史翻译”这一译法更能够体现本文的核心论点，更为精准。——译者注

[4]“历史解读”对应的原文为“historicize”，意为在历史语境中解读某事。——译者注

[5]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p. 1112-1114.

[6]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 1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 see also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 1155.

[7] See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Fordham Law Review, Vol. 82, No. 2, 2013, p. 455; see also Lawrence B. Solum, Communicative Content and Legal Content,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 89, No. 2, 2013, p. 480; Lawrence B. Solum, 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 and Originalis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03, No. 2, 2009, p.924;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the Unwritten Co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 2013, No. 5, 2013, p.1937; Lawrence B. Solum, The Interpretation-Construction Distinction,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Vol. 27, No. 1, 2010, p. 96; Lawrence B. Solum, Semantic Originalism (Il. Pub. Law & Legal Theory, Research Paper No. 07-24, 2008).

[8] 这种区分在索勒姆的论著中随处可见，但在晚近原旨主义者的学术研究中也被证明是重要的。See, e.g., Jack M. Balkin, Living Origin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29; Keith E. Whittington, Co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Divided Powers and Constitutional Mean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3; Randy E. Barnett, An Originalism for Nonoriginalists, Loyola Law Review, Vol. 45, No. 4, 1999, p. 622.

[9]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p. 1123, 1115-1116.

[10]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 1155;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p. 1, 2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

[11]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 1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 See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 1164.

[12]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 1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

[13] 关于向公共含义原旨主义的转变，参见Keith E. Whittington, Origin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Fordham Law Review, Vol. 82, No. 2, 2013, p. 377; Keith E. Whittington, The New Originalism, Georgetown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Vol. 2, No. 2, 2004, pp. 609-610.

[14] See Vasan Kesavan & Michael Stokes Paulsen, The Interpretive Force of the Constitution's Secret Drafting History, Georgetown Law Journal, Vol. 91, No. 6, 2003, p. 1115.

[15] See generally John O. McGinnis & Michael B. Rappaport, Originalism and the Good Constit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Antonin Scalia & Bryan A. Garner, Reading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s, West Group, 2012; Keith E. Whittingto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extual Meaning, Original Intent, and Judicial Review,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9.

[16] See Lawrence B. Solum, Communicative Content and Legal Content,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 89, No. 2, 2013, pp. 494-502, 507（解释宪法固有的交际限制);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the Unwritten Co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 2013, No. 5, 2013, pp. 1937-1938（描述语言的常规特征）;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p. 11-12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解释公共含义原旨主义的规范历史正当性）;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p. 16-17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主张如果制宪者的意图被发现，很可能与文本的公共含义相一致）。

[17] 该观点已经被一些宪法学者和类似的历史学者所强调。See Larry Alexander & Saikrishna Prakash, "Is That English You're Speaking? " Why Intention Free Interpretation Is an Impossibility, San Diego Law Review, Vol. 41, No. 3, 2004, p. 968; Saul Cornell, St. George Tucker's Lecture Notes, The Second Amendment, and Originalist Methodology: A Critical Comm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03, No. 3, 2009, p. 1544; Richard S. Kay, Original Intention and Public Meaning i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03, No. 2, 2009, p. 704; Caleb Nelson, Originalism and Interpretive Conven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70, No. 2, 2003, pp. 556-560; Jack N. Rakove, Joe the Ploughman Reads the Constitution, or, The Poverty of Public Meaning Originalism, San Diego Law Review, Vol. 48, No. 2, 2011, p. 586; William Michael Treanor, Taking Text Too Seriously: Modern Textualism, Original Meaning, and the Case of Amar's Bill of Rights,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106, No. 3, 2007, p. 504.

[18] Lawrence B. Solum, What Is Originalism?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Originalist Theory, in The Challenge of Originalism: Theorie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p. 33 (Grant Huscroft & Bradley W. Miller eds., 2011) (ebook).

[19] Lawrence B. Solum, What Is Originalism?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Originalist Theory, in The Challenge of Originalism: Theories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p. 33 (Grant Huscroft & Bradley W. Miller eds., 2011) (ebook); See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 1150（承认原旨主义必须避免不合时宜）; Lawrence B. Solum, The Fixation Thesis: The Role of Historical Fact in Original Meaning,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 91, No.1, 2015, pp. 13-16, 62-68（识别“语言漂移”）。

[20]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p. 1116-1118, 1125-1126.

[21]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p. 12-13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

[22] Saul Cornell,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Constitutional Ideas: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Alternative to Originalism, Fordham Law Review, Vol. 82, No. 2, 2013, pp. 740-742. David Thomas Konig, Why the Second Amendment Has a Preamble: Original Public Meaning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Written Constitutions in Revolutionary America, UCLA Law Review, Vol. 56, No.5, 2009, p. 1302.

[23]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p. 2, 13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

[24]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the Unwritten Constitu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 2013, No. 5, 2013, p. 1942.

[25]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p. 1125-1132;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p. 13-14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

[26]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p. 1125-1132.

[27] See Jack M. Balkin, Living Origin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58; Randy E. Barnett, Restoring the Lost Constitution: The Presumption of Liber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89-395; John O. McGinnis & Michael B. Rappaport, Originalism and the Good Constit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23-126; Antonin Scalia & Bryan A. Garner, Reading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Texts, West Group, 2012, pp. 15-28.

[28] Lawrence B. Solum, District of Columbia v. Heller and Originalis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103, No. 2, 2009, pp. 945-946; Lawrence B. Solum, The Fixation Thesis: The Role of Historical Fact in Original Meaning,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 91, No.1, 2015, pp. 15-16.

[29] Clifford Geertz, The Way We Think Now: Toward an Ethnography of Modern Thought, in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Basic Books, 1983, pp. 152-153.

[30] 由于哲学中语言学转向的一个关键结果是认识到，拥有思想在本质上就是拥有使用语言的能力，吉尔茨对人类思维的观察被证明更适用于理解人类语言。See, e.g., Robert B. Brandom, 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 Classical,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22-23; Michael Dummett, Fre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s Cultur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76;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Wilfrid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Donald Davidson, Seeing Through Language, in Truth, Language, and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1] “分立的部分”对应的原文为“discreet parts”，但若按原文翻译将使读者费解。我们认为，前述原文中的“discreet”应该是“discrete”之误。——译者注

[32] See generally Randy E. Barnett, Restoring the Lost Constitution: The Presumption of Liber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89-395; Lino A. Graglia, How the Constitution Disappeared, in Joseph S. McNamara & Lissa Roche ed., Still the Law of the Land?, Hillsdale College Press, 1987.

[33] Bernard Bailyn, Sometimes an Art: Nine Essays on History, Knopf, 2015, p. 22.

[34] Rhys Isaac,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rginia 1740-1790, Omohundro Institute and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p. 5.

[35] 更多有关历史决定论的论述一般参见Jonathan Gienapp, Using Beard to Overcome Beardianism: Charles Beard's Forgotten Historicism and the Ideas-Interests Dichotomy, Constitutional Commentary, Vol. 29, No.3, 2014.

[36] Bernard Bailyn, Sometimes an Art: Nine Essays on History, Knopf, 2015, p. 22.

[37] See generally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Belknap Press, 1967; Stanley Elkins & Eric McKitrick, The Age of Federalism: The Early American Republic, 1788-180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Omohundro Institute and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有关他们发起的史学革命的更多信息，参见Daniel T. Rodgers, Republicanism: The Career of a Concep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9, No. 11, 1992, p. 22.

[38] 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Omohundro Institute and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9, p. xvi. 具有讽刺意味且发人深省的是，原旨主义者经常赞许地引用伍德的精湛研究，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该研究的基本自负往往会破坏他们所争论的大部分内容。说明性的例子，参见Saikrishna B. Prakash & John C. Yoo, The Origins of Judicial Review,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 70, No. 3, 2003, pp. 933-934.

[39] 关于这些极端例子的讨论，参见Mark Bevir, Why Historical Distance Is Not a Proble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0, No. 4, 2011, p. 24; Donald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 P. Martinich, A Moderat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Vol. 73, No. 4, 2012, p. 610; Richard Rorty, The World Well Lost, in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 4.

[40] 这个问题很普遍。See, e.g., John O. McGinnis & Michael B. Rappaport, Originalism and the Good Constitu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aikrishna Prakash & John Yoo, Against Interpretive Supremacy, Michigan Law Review, Vol. 103, No. 6, 2005, p. 1540. 例如，一些法学者提出，这些训诫无济于事，参见Larry D. Kramer, When Lawyers Do History,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 72, No.1-2, 2003; H. Jefferson Powell, Rules for Originalists,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73, No. 4, 1987, p. 673.

[41] Lawrence B. Solum, Communicative Content and Legal Content, Notre Dame Law Review, Vol. 89, No. 2, 2013, p. 498.

[42]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 1144.

[43] See generally Jonathan Gienapp, Historical Transl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Originalism (Sept. 1, 2015)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author).

[44]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See, e.g., Keith Michael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Mark Bevir, 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Elizabeth A. Clark,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Ian Hacking, Historical Ont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J. G. 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William H. Sewell, Jr.,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Gabrielle M. Spiegel, History, 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 Speculum, Vol. 65, No. 1, 1990, pp. 59-86.

[45] Jack N. Rakove, Joe the Ploughman Reads the Constitution, or, The Poverty of Public Meaning Originalism, San Diego Law Review, Vol. 48, No.2, 2011, p. 588.

[46]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p. 1122, 1128-1129（违背了康德学派对哲学推理之逻辑优先权的基本坚持，认为任何关于交际的历史或者法律描述都必须与哲学家和语言学者工作相协调）。关于哲学与历史的关系，我提出的解读来自Philosophy in History, Richard Rorty et al. e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47] See generally Paul Grice,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48]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 1153;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 26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

[49] “施为的习惯”对应的原文为“the conventions surrounding the performance of”。“施为”一语“系指实施某种行为。斯金纳认为：言语的运用是一种行为，具有“施为”的目的。“施为的习惯”即指言语运用的习惯。——译者注

[50] Quentin Skinner, “Social Mean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51] 在这一论点上，斯金纳总是被误解。他最清晰的论述，参见Quentin Skinner,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31, 278-280.

[52] Quentin Skinner,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79.

[53] Machiavelli, The Prince, in Charles W. Eliot ed., The Harvard Classics, Forgotten Books, Vol. 36, 1910, p. 68.

[54]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1-63.

[55]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p. 1132-1136.

[56] 索勒姆不同意言外之力是公共含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或许为此肯定性地引用了A. P. Martinich, Four Senses of “Mean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Quentin Skinner's Theory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3, No. 3, 2009. 但马蒂尼奇（Martinich）的批评意见是：只有句子而非整个文本可以具备言外的维度，这种调和可能导致我们质疑作为单一言语的《宪法》是否具有言外之力，但并非否认其条款具有这种效力。

[57]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63-64.

[58]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 17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 See, e.g.,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 1134.

[59] Quentin Skinner,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79.斯金纳最犀利的批评者，参见Mark Bevir, Why Historical Distance Is Not a Problem,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0, No. 4, 2011, pp. 40-50, 135-136（认为基于习惯建立的“语言含义”不能固定“解释学含义”，它是特定言语的预期表现）。

[60]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 1151.

[61]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 25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 (alteration in original).

[62] Lawrence B. Solum, Intellectual History As Constitutional Theory,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101, No. 4, 2015, pp. 1151-1152.

[63]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43, p. 20e (G. E. M. Anscombe trans., 1953). 关于维特根斯坦后来的工作是如何对他早期的哲学进行戏剧性修正的，参见Richard Rorty, Wittgenstein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in Philosophy As Culture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60-175.

[64] See Richard Rorty, Wittgenstein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in Philosophy As Culture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60-175.

[65]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p. pt. I (G. E. M. Anscombe trans., 1953).

[66] 维特根斯坦指的是哲学中悠久的表征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更直接的是分析哲学的主导趋势，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它试图将语言分解为其原子属性以进行逻辑概念之分析。See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 23, 46 (G. E. M. Anscombe trans., 1953).

[67]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 107 (G. E. M. Anscombe trans., 1953).

[68]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 7-42 (G. E. M. Anscombe trans., 1953).

[69]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7 (第一次讨论概念) (G. E. M. Anscombe trans., 1953).

[70] Ludwig Wittgenstein, On Certainty § 65 (G. E. M. Anscombe & G. H. von Wright eds., Denis Paul & G. E. M. Anscombe trans., 1969).

[71]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23 (G. E. M. Anscombe trans., 1953).

[72] See, e.g.,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73] See generally A. P. Martinich, Four Senses of “Mean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Quentin Skinner's Theory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l. 3, No. 3, 2009.

[74] See Quentin Skinner,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43-56.

[75] See Quentin Skinner,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278-281.

[76]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所著的《维特根斯坦和语言学转向》（Wittgensteinean and the Linguistic Turn）是对维特根斯坦之后关于这些主题的工作的最好概述。See Richard Rorty, Wittgenstein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in Philosophy As Culture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76.

[77] Donald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7, 22.

[78] Donald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7, 22.

[79] “亲知知识”对应的原文为“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意指通过实践即亲身而得的直接经验知识。——译者注

[80] “所予神话”对应的原文为“the Myth of the Given”。“所予”是指经验中直接给予意识即通过非推论的方式而获得的东西，“所予神话”是指此种哲学思维模式。塞拉斯对“所予神话”进行了批评。——译者注

[81] Wilfrid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2-34.

[82] “片断”对应的原文为“episode”。塞拉斯唯名论论证的预言就基于对“片断”经验描述的过程。——译者注

[83] Wilfrid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3-25.

[84] Wilfrid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6.

[85] Wilfrid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3.

[86] Wilfrid Sellars,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76.

[87] Robert B. Brandom, Articulating Reasons: 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1. 关于布兰德姆的哲学如何增强思想史中的提示性观点，参见David L. Marshall, The Implications of Robert Brandom 's Inferentialism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Vol. 52, No. 1, 2013.

[88] Robert B. Brandom,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89-90.

[89] Robert B. Brandom,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0.

[90] Robert B. Brandom, Making It Explicit: Reasoning, Representing, and Discursive Commitmen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90.

[91] Richard Rorty, Wittgenstein and the Linguistic Turn, in Philosophy As Culture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20, 123.

[92] See generally W. V. O. Quine,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Logico-Philosophical Essay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93] Robert B. Brandom, 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 Classical,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5.

[94] See generally Donald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5; W. V. O. Quine, Translation and Meaning, in Word and Object, The MIT Press, 1960.

[95] Donald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5.

[96] Donald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xviii-xx, 36.

[97] Donald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xviii-xx, 27.

[98] Donald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54.

[99] Donald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43.

[100] Donald Davidson, On the Very Idea of a Conceptual Scheme, in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5.

[101] “剔除分析”对应的原文为“analysis is culled”，“剔除”意为挑选并筛选掉不合格的，此处意指从广泛的历史翻译例子中进行选择分析。——译者注

[102] 关于我自己试图提供这样的解释，参见Jonathan Gienapp, Making Constitutional Meaning: The Removal Debate and the Birth of Constitutional Essentialism,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Vol. 35, No. 3, 2015.

[103] 最好的例子仍然是Jack N. Rakove, Original Meanings: Politics and Ideas in the Making of the Constitution, Vintage, 1996.

[104]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31 (G. E. M. Anscombe trans., 1953).

[105] Lawrence B. Solum, Originalism and History, pp. 12-13 (Aug. 29, 2014)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n file with the Virginia Law Review)（鼓励使用这些方法）。

[106] 参见Quentin Skinner, “Social Mean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James Tully ed.,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并且参见其附随文本。

乔纳森·吉纳普（Jonathan Gienapp），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法学院副教授。

译者简介：邹奕，法学博士，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思洁，四川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民间法》第3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