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学术体系有没有高度、是不是完善、能不能经得起检验，理论思维水平高低起着内在的决定作用。中国史学术体系可以划分为偏于理论性的和偏于资料性的两大部分，对于这两部分工作，理论思维都有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与此相关的是，理论思维还是促使上述两大部分走向统一、形成体系的内在根据。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术体系建设都离不开理论思维，中国史学科的学术体系建设也不例外。要做好中国史学科的学术体系建设，锻炼理论思维的能力，学会运用最基本的理论思维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的理论思维是指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这里所谓的理论思维指的不是某一领域的具体的规则、方法，而是贯穿所有领域的最深层的也是最一般的思维方法。

（一）超越性。理论是关于事物本质的系统性认识。人类认识从经验开始，但是，要想全面、深入、有效地把握对象，就不能满足于经验。理论是对经验材料做分类以及对类与类的关系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工作。如果说观察经验事物是研究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就是超越经验事物，进入概念思维领域以把握经验事物的本质。由此看来，具有超越性就是理论的一个属性。理论的超越性说的是，从经验的混沌上升到理论的明晰之后再迈出第三步，从对经验事物某一侧面的明晰继续上升，直到对经验事物方方面面的明晰认识的综合，这样，就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经验事物各个侧面即各类异同的综合性认识。

（二）彻底性。认识某一事物，一定要全面把握，必须进入它的内部追根寻源。这就是彻底。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所说的“根本”具有两个重要属性：一是某事物的根本不在别处，就在该事物内部；二是某事物的根本是决定该事物是该事物而非他事物的那个最深层的东西。这样的“根本”，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本质。

（三）科学性。以超越性和彻底性为努力的方向，这样的研究一定是具有科学性的学术活动。科学研究的第一要义是搜集和占有资料，也就是具有实证性的属性。科学研究一定要讲究结构，资料工作也一定是讲究结构的。构成事物本质的要素有一定的量的规定，超出了一定范围，要素间的平衡就会打破，事物就会发生改变。由此可见，证据、结构和数量，就是科学研究的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四）辩证性。理论思维有着超越性、彻底性和科学性的特点，必然是辩证思维。在辩证思维中，超越不是脱离，不是孤立，而是超出，是高于，是扬弃，或者说是否定之否定。彻底是穷究本原，凡物归根结底，最后只能是阴阳。阴阳说的是矛盾，是相向而行、交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种对立统一的力量或趋势。两相结合，不断运行，构成了万物存在的方式——太极。西方哲人认为，本质就是一物的“是”，而不是它的“非是”。太极是历史的辩证法，是/非是则是逻辑的辩证法。

（五）实践性。理论其实是阐述真理观的创造性活动。创造者是人，而人是有限的，人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所谓真理，无非人们对于本质的正确认识，但人的认识是否正确，不是认识者说了算，而是要看它能不能经得住实践的检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探寻事物本质的理论活动甚至结论，有着实践性的意义，它包含着绝对真理的因素，但又的的确确具有相对的意义。

理论思维对于中国史学术体系建设的意义

中国史学科的学术体系按方法特征，可划分为：偏于理论性的研究、偏于资料性的研究。前者包括历史理论、史学理论、社会发展史、史学发展史等；后者包括历史文献研究、对史事做考证性研究等。二者可以概括和统摄其他划分方法所涉及的所有分支领域。

（一）对于中国史研究中“偏于理论性”工作的意义

1. 政体与国体：哪一个更有彻底性？

中国史可以从多方面来研究，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中国史在最根本的意义上究竟是什么成了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思路应该是这样：我们所说的历史首先是人群或曰人类共同体的历史。如果承认历史是一个人类共同体的历史，那就一定要承认它是社会的历史（不是狭义的某一领域的社会生活史，而是社会发展形态意义上的）。而研究社会的历史，不管研究哪个侧面、哪个层次上的历史现象和事件乃至人物，没有对社会深层结构做理论性思维的准备，不探寻决定这个社会发展样式和发展方向的内在本质，怎么能说清楚问题呢？要解决这个问题，迫切地需要理论的指导。用什么理论呢？唯物史观作为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在理论的体系性、解释时段的完整性、追溯因果关系的深刻性上是无与伦比的。

以秦汉史为例，这个时期是怎样的历史时代？有人会借用西方政体学说，认为是君主制时代，或曰君主专制主义时代。单纯用政体观点来说明汉朝整个社会，显然是不周全的。例如，这个时期思想意识形态从法家占主导地位，先是转到黄老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继而又转到儒学成为意识形态的总代表。两汉儒学发达，盛况空前。而儒学是讲究天下为公、仁爱为本、德主刑辅的，是要求最高统治者立君为民、修身爱人、虚心纳谏、广开言路的。西汉，连同王莽的新朝，儒学系统中的公羊学影响很大。公羊学是专喜欢打着民的旗号，号召实行“易姓改制”。再看大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中惋惜伯夷、叔齐，钦慕项羽，赞美游侠，同情商贾，对殷纣王、秦始皇都表达了否定和厌恶，尤其在描写当朝高帝刘邦时也不避讥讽之嫌。司马迁的做法不是偶然的，它表现了时人的一种倾向，在社会上是有市场的。社会的本质一定存在于最深处。只有抓住了最根本的东西，才敢说对这个社会的总体特征有了本质的了解。

2. 道德理性与历史理性：哪一个更有超越性？

古代的中国史研究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喜欢用道德史观来叙述历史，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历史研究必须遵循的真实性原则。这在史学发轫之初表现得相当显眼。

《国语》有很多道德主义的判断，《周语·上》记载周王胡故事，一上来就定调：“厉王虐！”三年后，“国人暴动”，他被赶跑。按照《国语》作者的写法，这就是一则人民战胜暴君的故事，历代的读书人都是这样传诵的。直到两千多年后的当代，才有史家站出来，提出不同的看法。

1986年，河南大学历史系教师李玉洁发表了《评厉王革典》一文。该文系统梳理了《国语》的相关文字，发现，“厉王虐”在前，周王胡禁言和杀害不同政见者在后。“虐”应该另有所指。那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在后一篇文字中就有答案，那就是周王胡想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政策。经过仔细分析，李玉洁认为，周王胡所要实行的专利，其实就是对山林、川泽实行周王室（其实就是周的天下国家的政府）专用或曰垄断，而山林、川泽有很多已经被各级贵族所据有。实行这项政策，势必引起强烈的反抗。李玉洁在《周语·下》发现春秋时期太子晋在劝谏周灵王时曾提到“厉始革典”。这是一条重要的史料。“革典”用战国时的说法叫作“变法”，用今天的说法叫作“改革”。周王胡要把各级贵族手中的某些利益收归天子所有，在贵族眼那不是“虐”又是什么呢？

这场学术官司意义重大。它表明，传统史学讲述历史的方法是要反思的：把周王朝和周人（族）生死攸关的大问题用“虐”字，就轻飘飘地一笔带过；与此相连带的，周幽王被犬戎攻灭也被轻描淡写地说成是褒姒惹的祸。历史在古代史家手里成了今人难以理解，更不能相信的神话！李玉洁等不满意于古人那种道德主义的描写，他们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沿着事件本身的理路走向纵深，旁及相关，最终让这段历史公案大白于天下。他们的研究显示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是理论思维指导下历史研究的成功范例。

3. 抽象与具体：哪一个更有科学性、辩证性和实践性？

历史是具体的，历史研究也必须具体。为什么要加以强调？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上有着深刻的教训。用抽象的方法研究历史有一定合理性，但脱离具体的历史就成了问题。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为了推翻清朝统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革命知识分子大力引进欧美启蒙思想。他们把启蒙思想中的“理性”概念译作“公理”，当作批判传统、建设新制度的最高理想，甚至奉若神明。他们中有的人读到历史上政治斗争的残酷，便断定中国历史太可怕，进而断定中国传统的方方面面都是腐朽的、反动的，都是必须予以彻底抛弃的。他们向往西方式的制度和革命运动，崇拜华盛顿、拿破仑，以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为榜样，号召在中国发动革命。对于未来，他们主张把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意大利当作样本加以复制。在这样的思潮中，历史学不能不深受感染。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对古代的中国史学展开猛烈的批判。翌年，他又在《新民丛报》上用笔名“中国之新民”发表《新史学》一文，标志着“新史学”学术流派的诞生。一时间，否定中国历史和传统史学的论著不断涌现。新史学标榜“历史进化论”，对数千年中国历史取贬斥态度，认为廿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梁启超前此即说：“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而君史是必须彻底否定的。这种史学观念，现在看来，有违中国文明特质，对后来中国史学思想和著述影响甚巨，对于民族文化自信的销熔和打击不容小觑。

（二）对于中国史研究中“偏于资料性”工作的意义

1. 经验与概念

史料工作指史料的搜集、研读、整理、使用等方面的工作，撰写学术论著时引用文献更是这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工作，除了常规的工作方法和学术规范之外，是需要理论思维的。

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陈援庵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初稿完成于1923年，至今仍被奉为中国史研究的典范之作。该书出版后，好评如潮。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称赞陈老的研究“资料丰富，考据精确”之外，更强调能在序言中也就是正式展开研究之先，就对两个重要的关键词做“限定范围”和“解释意义”的工作！多少年过去了，这个评论好像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是十分可惜的。桑原氏的这个评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告诉我们，陈老的这项研究，最大的意义是具有科学精神，那就是对著作中最重要的两个关键词做了类似下定义的工作！“西域”指哪里？有多大？哪些人算是西域人？西域人与色目人有何关系？历史上的理解是不同的。如果不做好限定，这项研究的选人工作就无法有序开展，所选之人能否孚信就成问题，更何谈科学？什么是“华化”？与“汉化”有何异同？为什么最终选定的是“华化”而不用“汉化”？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决定着全书结构的设计和文字的敷陈，绝不是可有可无。这个评论告诉我们，估量一部学术著作的价值，包括中国史学术著作的价值，关键的不是看史料多少，而是看是不是科学。是科学的，方向就对了，资料就活了。方向不对，资料再多，又有何益？

2. 数量与结构

张舜徽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对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有着重要贡献。韦顺莉曾撰文，系统呈现张舜徽在考证、辨伪、辑佚诸领域的理论建设。据韦氏研究，张先生的《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把考证划分为“外证”（或“旁证”）和“内证”（或“本证”），且有简明扼要的定义：外证的涵义是“本书以外的（证据）”；外延是实物、记载，它们的功能是订正本书谬误，补缀本书遗佚。内证的涵义是“本书以内的（证据）”；外延是文字、训诂、语法、文气、义例等。这种表述具有鲜明的概念思维的特征，散发出浓郁的理论气息。对于张舜徽学术的理论思维属性，学者有用“见大体”“察本原”加以概括的；还有人发明了“张学”的概念，并提出要对这一学说的概念和体系加以研究。这些都说明研究历史文献同样离不开理论思维。

3. 训诂与哲学

训诂是中国古代史料研读的重要方法之一。史料解读需不需要理论思维呢？刘家和先生给予明确的肯定回答。他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摸索出“两个菲罗”的方法，在结合理论思维做好史料解读工作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所谓“两个菲罗”，指的是philology（文字学）和philosophy（哲学）。文字学和哲学的结合有着深厚的学术理论根据，也往往会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

2001年，刘家和先生发表一篇“千字文”，讨论“蛾”字在古代的读音问题。经过一番思考，刘先生总结曰：“今人把蛾字读为é，本无问题，可是不知所指为蚁，这也许可以说是‘正’（thesis）；继而知道此处蛾字，本来是指蚁，因而把它读为yǐ，可是不知此字古音本读为é，这也许可以说是‘反’（antithesis）；再进而知道蛾字古与蚁字通，在此所指为蚁，而古音仍读为é，这也许可以说是‘合’（synthesis）。对于这样一个字的读音和词义，经过三步才算了解到位，真是识字不易。”2003年，刘先生发表《司马迁“岂非天哉”的三重解读》一文，再次显示了理论思维对于古典研读的指导意义。上述两例，不论是一字还是一句都表明，研读中国古典，只要可能，就一定要反复涵泳，在思维的辩证发展中玩味文意，走向纵深。

结语

学术研究是一项智力活动，理论思维是这种活动在思想上最根本的部分。一个学术体系有没有高度、是不是完善、能不能经得起检验，理论思维水平高低起着内在的决定作用。中国史学术体系可以划分为偏于理论性的和偏于资料性的两大部分，对于这两部分工作，理论思维都有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与此相关的是，理论思维还是促使上述两大部分走向统一、形成体系的内在根据。正因如此，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就成了推动中国史学术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理当引起高度重视。

蒋重跃，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贾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摘自：《史学史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