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和场所,科技创新成果只有得到市场认可才能发展,才能使新质生产力源源不断成长和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市场体制不够健全,区域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和同质竞争,要素层面存在市场化配置卡点堵点,产业层面尚未形成有效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一体化配置机制。需要完善全国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营造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制度保障,构建全国统一要素市场,促进技术、人才、数据、资本等各类生产要素高效配置,适度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业链话语权,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合力,增强市场体系在促进产业升级和附加值攀升中的支撑力,促进产业提质升级。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立足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统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提出的重大新战略。我国具备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超过14亿且素质不断提高的人口、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和不断成长的市场空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但是,如果存在较多的市场分割和壁垒,各类生产要素不能顺畅流动和优化配置,或者流通成本高企,超大规模市场就难以发挥应有的优势,甚至大打折扣。为此,需要充分认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于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找准面临的问题和卡点堵点,精准施策,加快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
根据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六因素”模型(科技创新是源头,生产要素是基础,现代产业是载体,人才是最为活跃的力量,制度是保障,市场是转化场所和强大引力场)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成果只有得到市场认可才能实现发展,才能使新质生产力源源不断成长和可持续发展。
(一)从创新与市场关系看,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离不开市场的力量
生产力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在生产力各要素中,科学技术是源头,既包括原创性、颠覆性、渗透性和扩散性强的通用技术创新,也包括具体行业领域的渐进式、专用性技术创新,对于生产力的质态具有决定性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新质生产力与传统以量的增加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路径不同的是,它的发展主要依赖科技创新,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紧密结合。例如,1764年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机”,1771年阿克莱特建水力纺纱厂,1782年瓦特研制“万能蒸汽机”,1814年斯蒂芬逊研制出第一台蒸汽机车,等等。第一次科技革命催生第一次产业革命,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促进纺织、钢铁、化学等产业的发展,使蒸汽动力取代人力和畜力,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变革。以电力技术突破和应用为代表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耐用电灯泡、电话、电报、汽车、飞机等重大发明,使得重化工业取代轻纺工业成为主导产业,电力应用还带来标准化规模生产等组织方式创新,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以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动了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机械制造、航空航天等诸多领域的生产力发展,其中信息产业成为世界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且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的大规模应用带来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的结果,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新的劳动者、新的劳动资料和新的劳动对象。
同时,也要看到,科技创新并不取决于某一个孤立的因素。一项科技创新只有经历了从创意设想、科研突破、研发试制、产品化发展,再到实现量产和产业化,最后被社会和市场普遍接受的过程,才算形成一个完整的创新链条,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败都会使创新的努力前功尽弃。特别是,市场的认可非常重要。市场是科技创新成果获得回报的场所,科技创新成果只有进入市场并被消费者接受,企业才能收回投资和成本,使创新得以持续发展。2024年9月,美国重要科技政策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中国正迅速成为先进产业的领先创新者》(China Is Rapidly Becoming a Leading Innovator in Advanced Industries)报告也指出,能够“市场变现”的才是创新,中国在早期将新产品推向广泛市场的能力,是中国企业和行业创新能力得以提升的重要基础,反过来也促进了中国在高铁、太阳能电池、个人电脑、超级计算机、电信设备、工业机器人和新能源汽车等先进工业领域的全球市场份额大幅增长。虽然在实践中不乏科技创新企业在尚未盈利时得到天使投资、创业投资支持加大技术创新和研发的案例,但从长远看,只有从市场上获取利润超过行业平均利润率水平的企业才有动力和能力去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历史上不乏先进技术由于缺乏经济性或者技术路线选择不当而不能市场化的例子。一个规模庞大、规则统一、成长空间巨大、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大国经济的优势所在,能够为各类新技术、新业态提供试验场和早期应用场景,能够容纳多条技术路线竞争成长,能够让真正具备发展优势、符合产业升级方向的创新性技术和产品脱颖而出,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不可或缺。
(二)从要素与市场关系看,推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需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要求优化现有要素投入的配置,提升要素组合效能,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另一方面又会拓展生产要素的范围,使得人力资本、知识、管理、数据、空天、频谱、算力等新型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并提升要素密集度,夯实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要素支撑。但这些要素的优化组合以要素产权清晰、交易规则明确、市场制度健全为前提。然而,与商品市场相比,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在基础制度、统一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仍有诸多不适应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地方,高端要素资源并不能自动配置到新质生产力发生发展的领域,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根本上破除制约要素资源流动的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改善资源错配和扭曲的状况,促进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低成本、高效、自由的流动,促进各类要素与资源实现跨行业、跨领域、跨地区、跨边界的流通与整合。例如,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性资产和宝贵要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供给。但是,如果数据要素的流动、交易和开发利用等环节还存在数据标准接口不统一、数据整合互通和互操作性差、数据流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问题,就会制约数据要素潜能和价值的释放。
此外,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对全球先进生产要素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能够为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对所需要外部资源的发掘和开展全球合作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机遇。在全球范围内集聚先进要素资源,更加需要推动制度型开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三)从产业与市场关系看,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需要供需双侧发力
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科技创新成果必须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才能形成新质生产力。从蒸汽机到电力、从电力到汽车、从汽车到电子信息,等等,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革新都会深刻改变产业形态和生产组织方式,带来新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生命健康、钢铁石化、轻工有色、深海深空等各行各业深度融合,数据成为关键要素,算力成为继热力、电力、网力之后的新动力,算法成为现代科技新方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制造、数字政府、数字医疗、数字金融等新场景新产业加快发展,正在催生新的革命性产业。上述一切表明,智能化时代已经到来。以智能经济和数字经济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导产业将发生重大改变,这种改变也会带来供需双侧的不断演化升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总体上仍存在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宽而不深等问题,产业结构仍不合理,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仍有较大依赖,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不够高,供需之间结构错位,存在高端不足、低端竞争激烈的现象。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市场体制仍不够坚强,导致市场信息不能够有效传递给供给侧,供给端不能对市场需求作出有效反应。
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必须要加快畅通供给和需求之间相互适配的高水平动态循环,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催生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打通科技成果产业化卡点堵点,创造更多高品质、高性能、高可靠性、高安全性、高环保性的产品和服务,通过优化供给更好满足和创造有效需求。同时,也要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催生更多新需求,牵引和激发新供给,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新平衡,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跃升。当前,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与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紧密关联、同频共振、相互促进。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科技与产业结合形成的产物,必将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未来产业孕育兴起、不断壮大的过程。与此同时,传统产业量大面广,是我国产业的基本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老树发新花也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来源。由此可见,各行各业都有新质生产力的因素和要素,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既为孕育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提供了配套支撑,而占制造业比重超过80%的传统产业的焕发新机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了重要土壤和广阔市场。通过供需双侧的共同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将会带来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使得供需适配更好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以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为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既得益于供给侧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技术的突破和上下游贯通产业体系的建立,以及产品智能化等方面的技术优势,也离不开超大规模市场的支持和早期市场的培育,我国出台了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和价格补贴、新能源汽车下乡等系列需求侧政策,建成市场上数量最多、辐射面积最大、服务车辆最全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也有助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市场空间的拓展。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进展成效与卡点堵点
市场是全球稀缺的资源。拥有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应对变局的坚实依托。2022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得以印发。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部署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改革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超大规模市场加快形成,对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经济增长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区域、要素、产业等三个层面仍存在不少卡点堵点,一些领域制度规则不完善,要素市场发育相对滞后,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制约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
(一)区域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和同质竞争问题
目前,我国统一大市场加快建设,但是,一些地方片面追求本地局部利益,为争夺项目、投资,违规实施税费、用地等各类优惠,人为制造政策洼地,使招商引资陷入盲目无序竞争,干扰了要素合理流动,降低了资源要素配置整体效率,阻碍了经济循环畅通和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的有效发挥。例如,部分地方政府要求进入的新能源车企在当地注册销售公司、建立规定数量的维修点甚至生产厂;一些城市要求中标建设风电场的企业必须在本地建设生产基地,要求企业本地化,出现“以资源换投资”“以市场换投资”现象;一些地方政府设立地方标准和目录,要求外地企业在本地上市必须达到特定的技术要求;部分地方政府以地方补贴政策、特定的采购条件要求、不公开协议及隐形门槛等手段限制外地企业进入,增加外地企业成本,扭曲市场竞争。
另外,由于工业投资规模大,对经济增长的短期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增值税征收也主要集中在生产环节,且工业生产的上下游产业发展带动作用大,推动税收和经济增长效果明显,因此,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呈现“重生产轻消费”“重制造轻服务”的倾向,更倾向于保护本地工业品市场。以2012年为基期的量化测算结果表明,2023年我国工业品市场统一性指数较2012年降幅超过70%,工业品市场分割态势明显加剧。
在新质生产力概念提出以后,各地积极谋划新质生产力发展,30个省份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相关愿景,主要聚焦在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兴电子、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氢能储能、未来网络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其中,提出大力发展新材料的省份高达28个,高端装备的有27个,电子信息和人工智能有25个,生物制造有21个,低空经济有19个,热门领域存在“一哄而上”的冲动,部分地方的产业选择范围宽泛重复,而对于国际竞争激烈的前沿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攻关重视不够,没有形成差异化布局和统筹协调发展。
(二)要素层面存在市场化配置卡点堵点问题
要素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素高效配置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与商品和服务市场相比,我国无论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还是知识、技术和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都存在市场发育不足的问题,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特别是新型要素快速发展但相关市场规则建设滞后等问题,制约了要素的顺畅流动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效应的发挥。
从技术要素看,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不够,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评价机制与产业化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需求不匹配,缺乏有效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存在发明专利质量低、转化不足和“沉睡的专利多”等问题。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长期低于30%,与发达国家的60%~70%平均水平有明显差距。与企业相比,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率更低,《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我国高校发明专利实施率为16.9%,其中产业化率仅为3.9%,表明科技创新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导向明显不足。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全国270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全面盘点,截至2023年底共有存量专利134.9万件,经过自评估进入可转化资源库的专利93.7万件,占比仅为69.5%,超过30%的专利没有转化的价值。对国有资产流失的担心和技术经纪人队伍建设不到位也成为制约专利有效转化的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从数据要素看,当前我国数据要素体量庞大,2023年数据生产总量已超过32ZB,但数据要素产权存在“模糊地带”及“黑箱”,数据确权存在难点和争议,市场交易中数据产权的法律属性仍需进一步明确,数据流通交易规则不明确,影响数据要素流动和供给使用。全国多地争相布局数据交易市场,但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数据流通规则,数据交易存在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监管难等挑战。大部分工业数据规范化程度低,数据采集和供给质量不高,制约了数据价值释放。同时数据交易流通尚缺乏统一的制度细则和标准,不同数据流通参与主体之间数据安全责任的划分、界定和分担机制尚不明确,场外交易参与方之间缺乏信任支撑。数据安全保障技术产品缺少完整统一的标准规范,形成统一的算法安全基础具有困难。由于数据要素市场缺乏统一、有效的市场评价贡献机制,有效激励和调动数据所有者开展数据授权使用、企业进行数据交易利用、第三方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加工服务的公平合理分配结构尚未形成,导致数据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从人才要素看,超过80%的科研人员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与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驱动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不相匹配。科技对人才的需求与教育培养存在链条脱节、衔接薄弱等问题。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到2025年,我国智能制造领域人才缺口预计将超过450万人,与此同时,每年超过1400万的大学毕业生实际就业率偏低,供需错配问题突出。
从金融要素看,传统金融供给方式与科技创新的资金需求存在风险、期限、规模、商业模式等“四个不匹配”,企业融资仍以债权融资和银行信贷为主,科技创新领域缺少足够的“有耐心”的长期资本和全覆盖有效衔接的金融服务,难以适配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各个阶段不同规模不同风险不同期限的差异化融资需求。
(三)产业层面尚未形成有效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一体化推进机制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和有关行业统计数据,2023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39.91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约33万亿元,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1997年的5.3%提升至2023年的30%左右,从2010年开始连续14年位居全球首位,超过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总和,有20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粗钢、水泥、电解铝、甲醇产量全球占比约六成,新能源汽车产量全球占比超过60%,锂离子电池产量和太阳能光伏组件产量全球占比超过70%,工业机器人、智能手机、计算机、电视等新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然而,与规模体量不相称的是,我国产业在全球产业体系的控制力和话语权不强,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劳动和资源等消耗高,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制造业增加值率和利润率偏低,出现“买啥啥贵、卖啥啥贱”的尴尬局面。从制造业增加值率看,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大幅提升的同时,制造业增加值率却没有同步提升,长期在25%左右水平徘徊,甚至多个东部发达地区省份和工业头部城市的制造业增加值率也长期低于25%,与发达国家35%左右的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大量的研究从供给侧找寻推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和策略,纷纷提出生产要素密集化、高加工度化、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融合化发展等思路和对策,以促进我国产业从低附加值迈向中高端乃至高附加值环节,从高能耗高污染转向绿色清洁低碳发展,从粗放发展转向集约发展,等等。然而,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侧和供应链政策的有效匹配,仅仅从供给侧发力难以改变我国制造业发展分工锁定的困局,必须从供给和需求双侧发力,构建有效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一体化发展机制。
这是因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产业增值效应必须和整个产业链供应链治理能力、价值获取能力相衔接才能实现产业价值链的攀升和附加值的改善。如果市场需求没有有效拓展,或者即使市场规模比较大,但资源要素流动存在梗阻或者产业集中度较低、龙头企业生态主导力较弱也会使得产业链控制权大打折扣。例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铁矿石进口量占全球比重达到70%左右,如此大的市场采购规模却形不成买方市场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于铁矿石产品贸易具有卖方粘性,买方由于钢铁生产连续性流程性要求不得不在限定的时间内购买到相当数量的铁矿石,而卖方则没有时间急迫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在于国内铁矿石采购过于分散,前十大钢铁企业市场集中度仅为40%左右,而世界铁矿石主要出口国就是澳大利亚和巴西,两国出口量合计占比高达77%左右,出口企业集中为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力拓、FMG四家供应商。受采购较分散等因素影响,我国钢铁行业对铁矿石定价的话语权较弱,铁矿石采购成本较高,强大国内市场效应没能充分发挥。另外,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太阳能光伏等“新三样”产业技术水平高、创新迭代快,拥有核心竞争力,全球市场占有率快速提升,但是由于国内厂商和供给主体过于分散,“内卷”导致发明专利和技术创新成果难以形成有效的市场价值护城河,使得本应是宽阔“蓝海”的新兴产业领域迅速成为拥挤的“红海”,让企业不得不大幅降价以拓展国际国内市场空间。此外,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待提升,金融、商务、会计、咨询等服务业与世界领先国家差距较大,且对远洋运输通道控制力较弱,导致整体产业附加值不高。目前,全球90%以上的远洋航运市场控制在马士基、地中海等航运巨头手上,新冠疫情叠加全球地缘政治危机带来的“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使得国际远洋运输价格暴涨,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薄利润也受到很大的侵蚀。
三、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对策建议
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市场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是“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的关键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健全的市场制度能够有效促进生产要素资源快速向科技创新领域的配置,并提高这些资源的供给效率。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基础性、根本性支撑作用,能够有效驱动创新,持续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为此,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应该重点解决区域层面市场分割、要素层面流动不畅和产业层面市场控制力不强、附加值低等突出问题,厚植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市场基础制度、空间和载体根基。
(一)完善全国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营造新质生产力发展良好制度保障
制度完备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坚实基础,高标准的制度体系是市场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础。完善全国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加快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能够有效降低社会物流成本、推进市场提质增效,实现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贯通,促进国内供需有效对接,支撑并带动外循环,从而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强大市场支撑。要重点完善产权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等基础制度,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调动企业积极性,并推进政府治理理念重构、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机制再造和治理工具创新,促进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更好结合,使得商品市场体系建设、要素和服务市场体系建设、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等能够完全适应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法治化发展的新要求,使得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迸发,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层出不穷,商品和服务高效流转,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一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有恒产者有恒心,严格的产权保护是激发企业家活力和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的源泉。要依法、平等、全面保护各类所有制企业产权,重点是保障非公经济的财产权和知识产权,以制度保障激发各类生产经营主体活力、促进创新创业创造。健全产权执法司法保护制度,强化执法司法部门协同,进一步规范执法领域涉产权强制措施规则和程序,强化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和震慑,最大限度减少侵权行为,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推动知识产权诉讼制度创新,完善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制度,畅通知识产权诉讼与仲裁、调解的对接机制。
二是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的市场准入是竞争政策孜孜以求的重点,要全面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加大力度破除各种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放宽准入限制,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使得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得以真正发挥。要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明确并严格把握财政奖补、税收返还、出让土地等方面优惠政策实施界限,通过改革缓解地方博弈中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区域市场分割,提高市场准入程序的公开化水平和透明度,精简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事项,规范中间环节、中介组织行为,废止妨碍公平竞争、设置行政壁垒、排斥外地产品和服务的各种分割市场的规定。
三是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公平竞争是市场运行有效的基本条件和本质要求,要落实好《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全面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持续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消除不正当竞争的行为,理顺不同主体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要增强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使各类经济主体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各种行为能够在产品的质量、价格、服务、品种等方面创造优势,促进市场充分竞争,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二)构建全国统一要素市场,促进各类生产要素高效配置
要素市场是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素高效配置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我国数据等要素市场发育不足、规则不统一、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导致要素顺畅流动受限,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短板。未来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关键是要有要素资源支撑。要加大科技、金融、人才、数据等要素市场体系建设,提高要素质量、配置效率,增强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支撑作用。
一是构建全国统一的技术要素市场。建立健全全国性技术交易市场,完善知识产权评估与交易机制,推动各地技术交易市场互联互通。完善科技资源共享服务体系,鼓励不同区域之间的科技信息交流互动,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加大科技领域国际合作力度。
二是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从法律层面明确界定数据要素产权,尽快设立全国性数据确权登记平台,明确数据产权界定的实施办法,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权利保护、跨境传输管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保障数据在收集、使用、交易的每一个环节都有清晰的产权流转“足迹”,以便于精准开展数据要素评估和交易。
三是深化人才和劳动力市场改革。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促进劳动力、人才跨地区顺畅流动,实现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与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在空间上的有机结合。做好便利劳动者跨区域流动的社会保障,畅通人才落户渠道,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公积金等信息共享与统一管理,破除区域性壁垒,以公共服务便利化助力劳动者有序流动。深化异地人才统筹管理机制改革,创新人才柔性流动方式,以项目合作、联合开发、成果转化、“星期天工程师”“银发人才”等方式促进智力资源跨区域共享。畅通职称评审渠道,推进社会化职称评审和评审结果在不同区域不同机构间的互认。畅通海外科学家来华工作通道,加大人才引进力度。
四是强化金融“供血”功能。加快健全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完善科创企业退出机制,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科创企业的权益投资,支持银行创新“贷款+直投”业务,以债权投资和股权投资联动方式深度参与科技企业发展。
五是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围绕着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土地要素自主有序流动、有效保障土地要素财产权益、激发土地市场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等重要目标,统筹增量建设用地与存量建设用地,实行统一规划,强化统一管理。完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完善全国统一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稳妥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
六是提升新型要素引领配置能力。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中,原有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新性配置能够提高要素组合效率、提升产品或服务的产出,催生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深海、频率等新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也能够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深度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为此,需要深化对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空天、深海、频率等新型要素形态的确权、定价、交易、流通、使用规律的认识,加快相关新型要素流通和使用规则制定,积极推进新型要素交易所、期货市场和定价中心等平台载体建设,健全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努力形成吸引高端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以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助力新质生产力快速形成。
(三)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合力,做强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体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发挥我国市场的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促进创新要素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推进机制,促进市场规则、标准和制度统一,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适度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业链话语权,形成市场的合力,增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在促进产业升级和附加值攀升中的支撑力,促进产业提质升级。
一是打造高标准的市场环境和质量。市场环境和质量是衡量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依据,确保市场环境和质量良好也是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的重要任务。要进一步完善质量激励政策,优化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使产品和服务质量安全可靠,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放心消费。通过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使各类市场主体获得感和满意度明显增强。
二是建设高标准的市场基础设施。高标准市场基础设施升级,既是扩大内需,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抓手,又是我国提升竞争力和规则影响力的重要举措,也是降低实体企业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有效路径。现代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比如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不仅需要“聪明的车”,也需要“智慧的路”和“灵活的网”。要强化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支持数字化第三方物流交付平台建设,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形成更多商贸流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培育一批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化平台企业和供应链企业,促进全社会物流降本增效。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等领域的应用,支持公共性快递分拣处理中心、智能投递设施等建设。推动市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高效联通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通道。
三是推进高标准的市场开放。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必然要求高水平市场开放。高标准的市场开放不仅体现在对外开放领域的持续扩大,更体现在开放深度的持续拓展上。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放宽医疗、教育、体育、托幼、环保、市政等领域市场准入限制,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高外商投资服务水平,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规则、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促进消费品国内外标准接轨,实现市场交易规则、交易方式、标准体系的国内外融通。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