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山西黑窑事件成为中国人关注焦点的时候，另外两个事件也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一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5月30日印发了《中共中央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对违法官员发出最后通牒；二是河北省唐山市以杨树宽为首的涉枪涉黑犯罪团伙，利用装甲车敲诈8亿元人民币。
民工受到残酷压榨，官员谋取不正当利益，这样的事件在中国其实已失去了新闻价值。然而，谁敢想象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人经常开着装甲车招摇过市？38支枪，12枚催泪弹，1万多发子弹，四辆军用车，足够装备一个加强排的武器，竟然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个人资产。这位企业家杨树宽经常以资金紧张为由，找唐山市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借钱。如对方不借，就开着装甲车到企业示威。几年下来，这个黑社会集团以这种手段共“借”到了近五亿元人民币。当杨树宽的装甲车在唐山的街头轰隆隆辗过的时候，不但没有人敢说话，甚至连警察都不敢吭气。原因很简单，近年来先后有六名警察分别三次遭到杨树宽的打击报复，无辜群众更是任其欺凌。他横行霸道，欺男霸女、敲诈勒索、杀人越货，可谓无恶不作。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样一个恶人却是唐山市政协委员。事发后，当地官员居然大言不惭：“抛开目前涉嫌的犯罪行为不谈，杨树宽还是为区里，特别是为服务‘三农’作出了一定贡献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杨树宽手中的钱不但让他成了某些官员的座上宾，并且拥有了一支强有力的地下武装。如此胆大妄为，不仅没有被惩罚，居然党政、公安机关都视而不见，从这个层面上才能理解山西黑窑主的残暴，才能理解洪洞县某些官员对此熟视无睹的心态，
在今天以经济发展为衡量标准的年代，有钱就能让地方扩大税收，进而增加GDP，这对地方领导干部无比重要。要提拔就要有政绩，就要有GDP数字。为了晋升大出政绩，为了政绩大搞面子工程，把GDP视为政绩的唯一标准，急不可耐地，近乎疯狂地追求GDP，拼命“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导致GDP的畸形增长，由此而演绎出一幕幕荒诞剧。即便有人违法乱纪，地方政府也会置若罔闻，以致官商勾结案件层出不穷。一些握有权柄的领导干部，更是直接把权力转化成为“资本”，贪污腐败，不择手段地敛财，造成奸商丛生，由此衍生出的离奇案件让人目不暇接，不仅破坏了道德风气和法律尊严，同时也破坏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导致了各种不良思想的滋生蔓延，使社会心理严重失衡，反映在股市上，就是“全民炒股”；反映在房地产方面，就是“全民炒房”；反映在商业流通领域，就是假冒伪劣泛滥成灾。
“黑砖窑事件”和“杨树宽案件”，无疑是中国的社会之痛，充分验证了单一追求经济效益一定会有恶果的。如果对地方黑恶势力和杨树宽之流不予以严厉制裁，如果对各级政府和领导的作风不加以整顿，各种丑闻和灾难还会接踵而至。把发展经济作为奋斗目标当然无可厚非，但片面追求GDP增长必须停止。社会和谐绝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需要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改造工程。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任命制就是由上级官员决定下级官员的升迁，干部的任命提拔由组织上决定，并且是由少数人决定。官当得好不好，就看你对组织负责不负责，对上级忠心不忠心。公开地说，提拔升迁都是组织上根据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对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工作表现和工作成绩，经过一定的考察程序决定的。事实上，许多升官提职的干部背后往往有着见不得人的丑闻和肮脏。为了升官保位，下级必然向上级表忠示好、送礼行贿，上下级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以钱买权和以权卖钱的赤裸裸的权力与利益的交换关系；形成了一个腐败蔓延的“灰色生态链”，一些有职有权把持一方的手握重权的实力派人物，每年都不知道直接或者间接地卖出多少个令普通百姓眼谗的好岗位；也就必定会形成逆向淘汰机制，劣币驱逐良币，必然会刮起“衙门口朝钱开，有才无钱莫进来”的恶劣政风，必然是投机钻营之徒得势，清正廉洁之人受挤，“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只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官运亨通”成为现实。一个社会一旦正常的提拔晋升渠道被堵塞，人们不靠真才实学和政绩当官，而靠歪门邪道当官，这标志着最大的腐败开始，就好象打开潘朵拉盒子，把一切丑恶、贪婪都释放出来，社会失去公正的最后底线；犹如一把双刃剑，使一些无德无能的庸才混入干部和领导岗位，而那些真正德才兼备的人却往往会因此受到排挤，得不到提拔重用。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党群、干群关系的破裂，党的执政地位的动摇，丧失的是人民信任。
权不为民所授就难以保证权为民所用。一些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相互利用，你提拔我的亲属，我重用你的亲属；你安排我的部下，我换上你的亲信，以交换的方式互相“用人”。对不知情的人来说，貌似公平与公正，既不沾亲，又不带故。其实是以欺骗的手段巧妙达到任人唯亲、用己之人的目的。凭借后台关系上来的干部素质低下，无报国安民的德操和本领，即使是省部级高官也绝难见中国历史上同样是封疆大吏和地方诸侯的文天祥、范仲淹、林则徐等一流人物的点滴遗风，根本不能望其项背，倒不乏鼠辈，城府深，权术精，所作所为让人不齿和不屑。虽然未必都是酒囊饭袋，但是没有任职的合法性，并非人民群众公认的人选，不能让人心服，不被广泛认可和接受，即令身居高位也名不正言不顺。由于在这样的官场生态之下，如果不同流合污就难以生存下去，普遍的现象是德才庸碌居然平步青云者们，首先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官官相护，然后不是捞钱就是玩女人。这类新闻和案例多不胜数。
二
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选举产生官员的制度，这叫官来自于民，受制于民，奉献于民。而且选官的过程十分复杂和严格。国际上通行的人事任免制度设计是行政长官有“组阁权”，议会有任命权。多种政治力量在其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难以通过贿赂或者强权来实现公务员职位的变更。这一制度设计的另一方面就是竞争机制。与西方大多数国家的自由选举制度不同，中国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通过任命制的方式提拔上来的，各级党组织主导干部选拔过程。
任命制度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不符合。中国历史上自隋唐以来即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仕。这是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专制王朝达到的最高的政治文明。在此之前，自帝王以下的官衔和职位都是世袭，血亲的上辈和下辈之间形成遗传和继承的关系。中间也间或被举贤推荐所穿插，但仍是弊端丛生。笔者始终认为，正是由于科举考试制度和土地私有制度这两大基石和支柱才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
任命制沿袭和照搬了革命战争年代的传统。残酷的军事斗争既不可能选举产生，也不可能考试选拔，只能是看谁胆子大，点子多，不怕死，只要杀敌立功就可以一声令下就让谁带“长”字。坐江山以后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各级组织掌握着各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可以说社会物质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是由官僚系统来控制的，并且是按照官员拥有的权力的大小自上而下来分配，所以官员拥有的职务职位也自上而下来任命。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但是干部任命制完全保留。
依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选拔、晋升有着一套严密、科学、规范的选人用人机制，必须经过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任前公示、责任追究等多个民主与监督的环节。显然，遵循着这样的制度规则和操作程序，任何一个想得到选拔和提升的干部都得走正路，而没有旁门左道可钻。对于地方主要行政领导，通常是党的组织部门通过综合考察，提出若干候选人方案，然后征求各民主党派意见和各有关部门意见，最后形成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候选人，人代会充分酝酿后投票决定。
中国人事任免的实际运行机制是，即由党委决定干部的任免。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各级行政官员基本上都是党员干部，这就导致党委不但决定党内领导干部的任免，还包括对政府、人大、政协领导干部的任免。在客观上，一级地方党委往往凌驾于同级人大之上，影响和决定下级党委以及政府组成人员，实际上掌握着人事大权。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党委主要负责人和组织部长，对官员遴选和任命有更大的影响力和决定权，地方人大的人事任免则流于形式。真正起作用的是“一把手”，只有“一把手”才独揽人事大权。“一把手”权力不受制约，构成制度上的严重缺陷。
由于政治权力可以支配、影响的经济资源巨大，而且人事的任免权高度集中在几个人、基本上可以由几个人（往往是党委书记，一把手）说了算，权力的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薄弱直至很多时候形存实亡，拥有国家权力者掌握着国家权力及其分配，卖官鬻爵变成了可能。“一把手”拥有了官帽的“总批发”权，拥有作为“二把手”不能企及的“一锤定音”话语权。他可以预先圈定名单，再授意组织部门“履行程序”，集体领导早已沦为虚设，“班长”成了“家长”、副职成了听差、“群言堂”成了“一言堂”。这就是腐败之所以在中国能够长期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一个根本原因。
这几年虽然中央大力推行政务党务公开，增强透明度，把政务党务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许多领导干部候选人需要公示，以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以及人民群众可以自由向党的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反映领导干部问题，但在一些地区、部门、单位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干部选拔任用的运作过程的透明度远远不够，在有的地区、部门或单位仍多是处于半明半暗状态，甚至是暗箱操作，社会监督在干部选拔问题上几乎无所作为。这么多年来，众多大官小官“前腐后继”、“不怕牺牲”，与监督不严、查办不力、监督惩处体制存在太多太大弊端密切相关。田凤山的腐败行为是在黑龙江发生的，而他几年后却被全国人大任命为国务院的部长；张国光是在当辽宁省长时犯的案，却被派到湖北省被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为省长。并不是他们隐藏得深，其实群众早就知道，早就有人举报，只是他们在上级任命制度面前无能为力。在马德卖官受贿案中，绥化市下辖十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被卷入，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只要给他交了买官的钱，哪怕是人大选举的官都没问题。黑龙江省几个省级腐败高官，在省人代会上更是高票当选。人大代表中有人知道他们中的问题，但在韩桂芝以组织的名义做工作、监视的情况下而被迫违心地投票。
与任命制相配套，中共历来实行独一无二的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和提拔干部的制度。从“原则”上讲，中国的所有官员都是从基层和一线一级一级干上来的，除非是领导秘书和共青团出身，否则就必须要有到基层组织、艰苦地区挂职锻炼（或艰苦地区到发达地区挂职）或到国家重点工程现场锻炼的经历（干部无心认真工作，产生短期行为），当然也有“小步快跑”的捷径。按照这套理论和政策，楚汉战争时期的韩信只能在项羽手下当一个士卒，即令是赌气跑到刘邦那边顶多也只能当一个班长或者排长，也就算不错了，奇怪的是萧何不仅月下去追再次出走的韩信，而且苦劝刘邦拜韩为大将军，而且必须是亲自筑坛举行隆重的拜将仪式，让韩当部队的总司令，统帅三军，前提是刘邦如果想打败项羽、得到江山的话。刘邦实在看不出这个受过胯下之辱的人能有多大的能耐，但是他太想打败项羽、得到江山了，尽管不能理解萧何的良苦用心，但是却接受了萧何的建议。于是，从此以后，刘邦的队伍节节胜利，占据上风，最终打败消灭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刘邦当上了皇帝，全靠了天才的军事家韩信。虽然，韩信没有在军营里当了多久的兵，也没有当过班长或者排长，当兵也不是一个好兵，班长或者排长也当不好，但是他是一个难得的独一无二的帅才，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是也！如果遵照我们今天的规矩，让韩信“在实践中锻炼成长”，先当兵，再当班长或者排长，然后再连长营长慢慢往上爬，那么秦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必定重写！同样遵照我们今天的规矩，诸葛亮年纪轻轻，初出茅庐，一点实际工作经历和经验都没有，怎么能够一下就直接当军师，让久经沙场、老资历、具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历和经验的关羽张飞听从他的领导和指挥？实际的结果是，刘备请到了孔明，如鱼得水，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如果让诸葛亮先去基层和一线锻炼，刘备恐怕连栖身之地都没有，早被曹操灭了！老同志桃园结义兄弟关羽张飞也挽救不了他失败的命运。遵照我们今天的规矩，曾国藩、左宗棠等清朝的中兴名臣，虽然科考及第，但是一介书生，没有实际工作经历和经验，怎么能够出将入相，带兵打仗？而事实上，他们确实是走向没落和衰败的王朝的中流砥柱。遵照我们今天的规矩，克林顿、布什、布莱尔和普京等人不可能四五十岁就当上总统或首相，在基层和一线锻炼还远远不够哩！
在今天的中国，从最底层的副科级（金字塔基底）开始，循序渐进，一个一个台阶往上攀登，即便是一帆风顺，两三年上一个台阶（这还是一种理想的假设），到国家主席或者总理（金字塔尖顶），也必定是六十多岁快七十岁的年龄。领导干部年龄老化是极端强调基层和一线工作阅历的必然结果，在实践中锻炼、培养和提拔干部与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是自相矛盾的制度安排。现任总书记胡锦涛当年49岁从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任上直接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归功于邓小平打破惯例和常规的大胆提拔和擢升，否则如何能够在第三代之后形成“以胡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
另外，按比例选拔培养年轻干部和其他各类有代表性人士的制度，变成了对“无知少女”（指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及女性）降低标准任用。机构改革越改越多，编制压缩越压越超都与干部任命制有关。
总之，干部任命制度与中国今天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乃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现实国情根本不相适应，已经完全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最大弊端就是它无法有规则有秩序地充分发挥和调动社会各方面政治资源和力量的作用和积极性，甚至恰好起反作用。近六十年特别是近三十年失败的实践从反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
新的形势下，面对新问题，不但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必要转型，政治运作的程序同样需要转型和完善，以逐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终实行党内民主和社会监督，来改善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一言以蔽之，最需要改革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是首当其中一个典型。
近年来干部社会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辅助点缀似的创新举措不能取代普遍实施占压倒性主导地位的任命制度，所以，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实行“简单多数决定”的大民主，但是事到如今也必须实行比任命制更加可行更加理性更加科学更加先进的制度。如果不实行制度变改和重建，即使动用诸如坐牢和杀头的严刑酷法也依然解决不了吏治腐败难题。
中外历史证明，在用人上凡是实行任命制并且缺乏有力的监督的，极易产生腐败行为。制度缺陷是卖官鬻爵的根源，是支撑腐败的顶梁柱。必须从“解决人事制度高度集中、一元化”的核心问题入手。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党内民主和社会力量的监督结合起来，首先是要实行民主选举，切实推行干部的民主选举制度。党内民主在中国共产党一贯追求的目标，也是干部人事任免制度的基础。历代王朝的衰败总是与吏治的腐败联系在一起，要跳出王朝兴亡的“周期律”，共产党人找到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主。要还权于民，将本属于民主决定和产生的选任制干部的任免权，从掌管人事权的“一把手”手中收回，还给人民。人民和人民代表有权依据《宪法》和《选举法》选举和罢免各级政府的官员，党员和党代表有权依据《党章》和有关规定选举和罢免各级党委的领导。使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职务就任、变迁和提升不取决于“一把手”的青睐，而取决于民众的选票。
至于究竟实行何种方式、何种程序的民主才是最好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探索。从传统单一的自上而下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变选拔任命为竞争择优，从少数人甚至个别人的认可变为多数人的认可，任免权从一个人说了算过渡到一两百人说了算，应该是我们改革的目标。近年来，逐渐开始的乡镇长、乡镇党委书记直接选举，以及一些县开始的直接选举，就是很好的发展方向。
其次是要强化民主监督，从根子上解决“人治”问题。对直接选举出来的干部，进行党内或者社会公告，接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认可、监督和举报。以社会力量的监督还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制衡机制，特别是政府内的分权制衡，主要是指司法独立及执法机构的中立，严格实行政务党务公开和监督公开。这几年，党和国家一直强调实行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并下发了一系列意见、通知和规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也明确指出，要在党内逐步推行党务公开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和党务公开，最重要的就是公开党政干部的任免和罢免事宜，并加强监督机构的权威性。列宁早就指出，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需要完全的公开性，只有在完全公开性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干部的民主选举和罢免。他还主张，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体制上是隶属于党的代表大会之下与各级党委并行的机构，保持监督的独立性。不管是选任制干部，还是委任制干部、考任职干部、聘任制干部，其产生的程序、过程和结果各个环节都公开透明，都无法逃脱人民群众和专门机构的公开监督，改变现今干部提拔调动的大权被个别人垄断、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受制于党委会和书记、监督乏力、无透明度可讲的状况，因为真正有效的制度和机制是无法收买的，无法暗箱操作的。
最后，各级领导干部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责，掌握着各种资源配置的主导权，社会物质财富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他们来控制并且是按照所拥有的职权的大小来分配的，权力过大。必须限制、削减并规范官员的权力，逐步让政府权力从社会和市场的诸多领域退出，由社会和市场的力量主导配置资源，使官员权力“有限”、“有度”、“有责”。
其实，权力的获得还有一种自刘邦“彼可取而代之”、项羽“大丈夫当如是”、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开始形成的暴力夺取的方式，两千多年来绵延不绝，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和灾祸。今天，每一个善良的中国人都不再需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再希望这种局面重新产生。因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早已从“砍人头”进化到“数人头”了！
只有制度公正合理的社会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众所周知，中国最合理最公平的制度是高考制度。今天，还有哪些地方最需要改革呢？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问题。譬如，户籍制度，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发展落后于全世界的标志；政治学习制度，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的中心组学习和普通党员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制度，名义上是要“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世界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实质上是重道德说教、洗脑子；干部培训制度，名义上是要保证干部经常性的知识更新与战略眼光的持续培养，实际成了“认认人儿、养养神儿”的良机；领导干部的党内民主生活会制度、廉洁自律制度，包括上述中纪委发布禁止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要求违法官员坦白自首，均属自欺欺人，徒劳无用；总结评比表彰制度，是劳民伤财的形式和过场；甚至还有学校教育制度……
自古以来，为官清廉应该是一个起码的道德底线，可是，今天在某些地方清正廉洁的官德官风早已荡然无存。官职含金量过高，权势显赫和地位重要，官员有了职位后，随之而来的有任其使用的专车、宽敞的住房，甚至可以公款吃喝、公费娱乐、公费旅游、公费出国，以及其他诸多的福利，官员职位除了合理合法的薪金收入、公务消费和职务待遇之外，还享受官职含金量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只有使每一位干部真正认识到、体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不是某个领导赐予的，树立“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执政理念，才不会置党的宗旨、人民的利益、国家的法律于不顾，把官职当作商品和资源进行交易，把官职当成了为个人牟利的工具。中国历史上家天下的封建王朝能做得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现代史上资产阶级先进人物可以“天下为公”，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如此，如何实现“三个代表”？如何体现先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