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良:中国政党政治三前途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02 次 更新时间:2008-07-02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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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良  

作为党校老师,笔者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是很多老师真正相信的和在课堂上讲的完全是两码事,一是很多干部开会时讲的和私下里讲的完全不一样。从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上来看,许多人对共产党的领导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怀疑,他们对党和政府的专权腐败痛心伤心绝望,共产党还能干多久的疑问广泛存在,一党制不如多党制的观点非常盛行。

未来的中国政党政治会沿着什么途径发展下去?笔者前思后想,不外三个前途。

一、我国政党制度面临变革。

二战以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党体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后,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在美英等国的压力下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逐步确立了多党竞争的资本主义民主体制。70年代,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从欧洲南部悄然兴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军人独裁政权垮台,西欧最后三个独裁专制国家建立了多党制,实行了资本主义民主。接着,民主潮流席卷拉丁美洲,军人独裁者纷纷交出政权,让位给民选政府,多党竞争的制度逐渐形成。接着,民主潮流涌入东亚、东南亚,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印尼和我国台湾地区,这些地方继实行了多党制,建立了民主政体。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各国发生剧变,一个接一个转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当前,在非洲和中东,多党制的西方民主制度又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从1974年到2000年,世界上有约50多个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另有20多个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民主运动,开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在这种环境中,我国一党领导的政党体制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我国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这种制度形成之初总结了各国政党制度的经验教训。马、恩、列等革命前辈在实践中逐渐感觉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保证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总结他们的观点,笔者认为,共产党领导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性质,时刻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党变质了,坚持党的领导就失去了基础。一是时刻保证人民群众的选举权、罢免权和舆论新闻等监督权利,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广大干部党员为人民服务。一是坚持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威,在国家政权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权威,在党的活动中,党的代表大会具有最高权威。一是坚持集体领导,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对各种事件的处理要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任何人都不能避开组织私自处理,要保证有人知道,有人商量、有人监督。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是集中的前提,集中是效率的保障,集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民主票决,有的情况需要人民代表集体投票,有时候需要领导集体投票;一种是领导人在集体授权的情况下分工负责,临时决断,处理过程和结果必须记录在案,供人们咨询、监督。

但是,在苏联共产党执政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代表大会制、集体领导制、民主集中制、监督制度都没有完全落实。以毛泽东为首的国家第一领导人在建国后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感觉到,民主党派还是保留为好,可以为共产党执政提提建议,可以监督共产党少犯错误,但是,其他民主党派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改造,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由原来的竞争关系变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关系。这一设想还是很有胸襟的。我们可以看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党派的这些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57年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民主党派受到了批判,甚至被取消了存在资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党合作制度被恢复,但是,问题仍然不少,民主党派的组织规模小,监督能力有限,只讲合作,不讲竞争,在政府中占有一些职位,但多数有职无权,远离核心决策层,被称其为面子工程。

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也出现了代表大会制、集体领导制、民主集中制、监督制度落实不力的现象,党的性质保障机制建立不起来,因而也出现了严重的社会腐败问题,很多党员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搞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党员干部队伍变质的危险大大增加,有成为特殊利益阶层的倾向。如果共产党不能保持党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就必然会逐渐失掉民心,丧失政权。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前车之辙我们必需时刻牢记,居安思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也不断思考着这一问题,在执政十多年后,于2000年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必需时时坚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说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于从保证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性质角度解决问题的认识还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党能不能做到则是另一回实,这要用行动证明,而不是用嘴巴证明。

如果中国共产党无法保持先进性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会有什么结果?要么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主导下,稳中求变,逐步开放党禁报禁,平稳过渡到多党制,就象韩国、东南亚各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尽管也发生了不少波折,出现了很多政治事件,甚至军事政变,但社会保持稳定,经济发展进程保持延续。要么象俄罗斯那样,在政治激烈变革的同时,社会激烈动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下降,综合国力向二三流国家滑落,甚至国家分裂。

二、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一种前途:保证党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充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人们怀疑共产党领导的关键是性质问题,是贪污腐败问题造成的。逻辑很简单,如果所有党员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国政治生活中就不会出现贪污腐败、吃拿卡要、好吃懒做、机构冗肿等现象,在公有制企业中也不会有公有资产无人代表、无人珍惜的现象。现在,这些现象不是极少,而是广泛存在,而这些现象所涉及的代表人物多数都是共产党员,人们必然会怀疑整个党的性质,怀疑党员干部的主流。

革命前辈早就提出了解决之道,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讲道:“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

恩格斯又讲,言论、新闻、出版自由也不能全都交给“代表”行使,要保证人民在委托其管理国家大事的同时,又可以直接运用报刊等工具对他们进行及时的、有效的批评和监督。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夕提出:“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任何一个有一定数量的成员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都可以办报。(《列宁全集》,第25卷,369、370页)

1945年7月,毛泽东与民盟领导人黄炎培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由盛而衰的历史周期率时,重新强调了这一思想,指出,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是防止腐败现象发生,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方法。

革命先辈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是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政体的,以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制度、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内容的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因此,我国宪法和党章都明确规定,各级领导干部由人民群众或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是,直到目前为止,问题还很多,人民代表大会被讽刺为橡皮图章,重要的干部使用和重大决策往往是少数领导人说了算,选举和投票表决纯粹是走过场。一些干部之所以占据了重要领导职位,是派系斗争甚至是权钱交易的恶果。一些重大决策往往是少数领导人谋取个人利益、争夺政治权利的幌子。

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这些自由在现实社会中有太多的限制。明显的例子就是,批评的声音很难出现在报纸、广播、电视之中,越是基层的新闻单位越不敢有批评的声音,单位的级别越高,批评的难度越大。批评者往往受到被批评者的打击报复,在官官相护的背景下,受尽磨难,头破血流,甚至丧失了生命。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呢?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制度,既保证了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又提高了效率。然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没有产生于马恩所设想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建立在一些落后的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等,在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还很不成熟,经济极端落后,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很低,落后的经济水平和组织形式为封建的个人主义和专制思想提供了存在的客观条件,表现为政治上极端专制。在此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具有很多先天性的不足,很多国家的共产党由革命时期的为人民服务的政党逐渐演变成了一个有着特殊利益的阶层,成了奴役人民的党,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搞奴役百姓之实。随着共产党的腐化堕落,公有制也迅速演变成了官僚所有制,按劳分配演变成了按权分配,集体主义思想演变成了个人主义思想,这那里是什么社会主义?这是连资本主义都不如的封建主义。这种打着社会主义的封建主义当然是要灭亡的。

真正的共产党必需从这一演化过程中走出来,时刻坚持为人民服务,根本的办法就是全心全意的实行先辈们早已经提出的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真正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的最高权力和人民群众的各项民主权利,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只要这样,我们就能取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民主,更高的效率,更科学的决策,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毫不客气的说,没有民主的集中是封建社会遗毒,根本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如果不能在真正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民主和集中的真正结合,还不如按照相互制衡原则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度。

三、中国政党政治的第二种前途:稳中求变,逐渐由一党专政滑向多党制。

相对平稳过渡到多党制是可能的。二战以后,东北亚的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及南美的墨西哥等国家,受威权主义的影响比较大,有的是一党长期执政,有的是军人长期掌权,但是,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都陆续的形成了多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并进一步的完善了相关的制度,规范了相关的程序。与苏联东欧不同,它们是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了多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并没有由此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以韩国为例,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在半岛南半部成立,李承晚当选首任总统,1960年李承晚在全国性学生运动中下台。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进行了长达18年的独裁统治,期间韩国经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全斗焕发动政变,并于1980年出任总统。1987年韩国当局迫于民主运动压力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选,同年卢泰愚当选第13届总统。1998年金大中实行大选,以和平方式实现朝野政权更迭,多党制逐步建立,现在的几个大党中,执政党开放国民党成立于2003年11月,主要由原新千年民主党内支持总统卢武铉的议员为基础组成。大国家党成立于1997年11月,由新韩国党和韩国民主党合并而成。民主劳动党成立于2000年1月,代表工人和平民利益。新千年民主党,前身为金大中于1995年9月成立的新政治国民会议,2002年12月,卢武铉作为该党候选人在大选中获胜,2003年9月卢武铉退出该党后,成为在野党。

这些国家能平稳进行政党制度变革的原因是什么?首先,是政党制度变革和政党轮替并没伴随经济制度的重大变革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所有制、分配制度、企业运行制度基本保持了稳定,在经济领域也没有重大的人事制度调整,这就在很大程度减缓了社会的动荡程度。其次,民主运动经过了长期的积累与酝酿,全体国民在思想上对多党制、民主选举制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是在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民不断与西方民主国家进行着经济、政治上的交流,在思想上有一个长期地接受过程,多数人对西方政治制度充满向往。再次,推动多党轮替政治变革的主要人物多数是政府高级官员,参选者或者是前政府的高官,或者是国内大资本家,政治控制能力比较强。

我国能稳定推进推动多党制改革吗?首先,我们还存在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尽管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但是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国有资产,截止到2002年底,国有资产总量达到11.83万亿元,15.9万户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总额达18.02万亿元。而西方支持的民主派的主要观点是反对公有制,强调全面建立私有制。在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过程中,国有企业是一块唐僧肉,谁掌握政权,谁管理经营企业,谁就掌握了分割国有资产的主导权,谁就可以通过各种合法不合法的手法把国有财产据为己有,掌权者仍然有可能通过类似俄罗斯改革的方式,通过承担债权债务、净资产收购、拍卖等方式以极低的价格占有国有资产,也完全可能通过推动物价猛涨控制实际财产,最终取得所有权。经济制度的重新建构和利益的重新分配极有可能引起重大利益冲突,广大工人农民与少数企图以无偿或较低代价谋取共有财产的人必然发生斗争甚至全面激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不断出现的群众上访中看出。工人和农民的反抗很可能导致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破坏,导致生产力的大幅下降,物价的飞涨,迅速实现社会财富的集中。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通过贷款低价购入企业的净资产或绝大多数股份也是取得财富所有权的方法。

从思想上看,人民群众在西方势力和所谓民主势力的蛊惑下,对民主选举和多党制充满了向往,但是对政治动荡和私有化过程中官僚富翁通过各种方式重新分配公有财富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一旦官僚和富翁们在政治改革和多党制的旗帜下大肆掠夺公有财产之时,又肯定会不满和反抗,社会动荡就可能加剧。然而,由于官僚掌握着政党和政府权力,没有组织的普通群众肯定会成为最后受害者,不得不承认官僚和富翁们对财富的再分配。

目前在我国多党制的推动者是所谓民主派人士和西方反社会主义力量。民主派人士缺少治理国家的基本经验,受西方敌对势力控制,而西方敌对势力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削弱中国,保持自己的独霸世界优势。一个分裂、分治、混乱、经济低迷的中国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共产党内部的变质掌权者也是推动多党制改革的重要力量,以利用手中的权利谋取自身的最大利益,其目的极端卑鄙的。由他们主导政治制度的根本变革,能不采取混水摸鱼的态度吗?

从这一系列角度看,中国要想实行资本主义多党制困难重重,我们的老百姓对实行资本主义多党制后如何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还没有理论和人才上的储备。即使会有和平过渡,也很难伴随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

如果当权者想要推动资本主义多党制,想要平稳过渡,就需要先稳定推进公有制企业的私有化,经过较长的时间把国家企业逐步转为少数人的资产,(当然,他们不会采取公平的态度,维护普通群众的利益),在政治改革基本不涉及社会利益分配的情况下推动资本主义多党制。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仅从自身利益出发,借多党制之名,谋个人利益之实,要在混水中摸鱼,鲸吞海吃公有资产,不仅会损害普通百姓的利益,而且会中断民族的振兴历程,绝对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留给中国的路也只有苏东剧烈动荡的前途了。

四、中国政党政治中的第三种前途:社会激烈动荡中各种势力既斗争又合作探索多党制。

与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政党制度变革相比,苏东各国的政治变革则激烈的多,动荡的多。由于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民选举和人民监督制度,苏联共产党在建国七十多年后就严重脱离群众,特权和腐败现象滋生,最终为人民群众所抛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政治多元化趋势的迅速扩大以及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进攻,苏联共产党丧失了领导权,苏联政党制度也就随之瓦解了。

多党制建立了,三权分立建立了,官僚们发财了,金钱政治回来了。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全盘接受西方国家推荐的药方,采取休克疗法,全面推行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俄罗斯政府给每个公民发放了面值10000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在商品严重短缺和生产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开放了价格。随后,俄罗斯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当年通货膨胀率达2500%,到1995年,物价增长近一万倍,普通老百姓手中的凭证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堆废纸,而原来的管理者们则因为掌握大量实际资产,财富激增,完成了由原来官僚所有制到个人所有制的转变,全国一半以上的财富控制在别列佐夫斯基、波塔宁、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阿文、弗里德曼和斯摩棱斯基七个经济寡头所操纵的六大财团手中。俄罗斯整个九十年代的政策说穿了就是制造混乱,使少数人迅速聚敛个人资产的政策,据统计,俄罗斯70%的富翁都是前苏联的高级干部。与此相对应,官僚所有制下的按权分配演变成了按资分配。

与此相应,俄罗斯国力迅速下降,1990年至98年,俄罗斯的经济下降百分之五十左右。1998年,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500亿美元,而同期的美国达到10万亿美元,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如美国的军费多,不如韩国多,不如墨西哥多,成了经济上的二流国家。由原来与美国相对抗的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真是可悲可叹。近几年,俄罗斯国民经济有所恢复,200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只有4600亿美元。

苏东剧变后,一些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实行多党制。这些国家最初都在不同程度上照搬了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政党制度的模式,公开标榜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于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苏联模式的政党制度的瓦解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们在政治体制、政党制度的选择上出现了混乱和迷茫。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大国利用各种手段,包括舆论诱导、政治和经济上的施加压力,促使这些国家的政党制度纷纷瓦解,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被迫下台,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制度随之开始实行。但是这种政党制度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福音,不少国家更加动荡,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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