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绛 谢宇斌:长期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多种经济繁荣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66 次 更新时间:2024-05-20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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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绛   谢宇斌  

 

内容提要:我国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国有、民营和外资经济大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繁荣。本文深入论述了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经济长期繁荣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宏观调控等方面重点发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以来,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准确判断,进一步加强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对所有制结构、分配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不断深化。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首次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列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重要制度基石。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繁荣发展

我国长期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国有、民营和外资经济大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长期繁荣。

一是国资国企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保障能力、产业引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是巩固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们党依靠兴办大量国有企业建立起中国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为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继续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基础民生、实现国民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重任,并加快结构调整,建立和完善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机制和管理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国有企业在经营机制、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和全球影响力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焕发出新的活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资国企改革进一步取得发展成就。全国非金融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从2012年的89.5万亿元增加到2022年339.5万亿元;其中, 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总资产从31.4万亿元增长至81 万亿元,营业收入从22.3万亿元增长到39.6万亿元,利润总额从1.3万亿元增长到2.6万亿元,累计上缴税费约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7,向社保基金划转国有资本1.21万亿元。此外,中央企业也是我国基础产业的主力军,承担了全国90% 以上的油气供应,60%以上的电力供应,建成了覆盖全国的大电网和电信网络。国有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2023 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我国共有142家公司上榜,其中有97家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自身在不断转型升级的同时,通过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产业带动作用,引领众多民营企业发展,通过提供更低价优质的基础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等方式促进中国各行业企业转型升级。

二是民营经济长足发展, 促进我国经济繁荣。民营经济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和我国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密不可分的。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列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 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一系列政策营造了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良好环境,为民营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发展活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

在相关政策文件的指导下,我国民营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根据全国工商联发布的数据,2012—2021年, 我国民营企业数量由1085.7万户发展到超4457.5万户,民营企业在我国企业总量中的占比由79.4%上升到92.1%。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中小企业的从业人数占全部企业从业人数的比例达到80%, 2021年我国私营个体就业总数达到4亿人,较2012年增加了2亿多人。同时,民营企业逐步成为我国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12—2022年, 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连续5年超过60%,最高时达到65.4%,尤其在制造业领域,民间投资的比重超过80%。此外,民营企业在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中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海关总署数据,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值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由2001年的6.1%提升至2022 年的超过50%。党的十八大以来,民营企业进一步成为我国外贸的主力军。根据海关总署数据,2012—2021年,民营企业出口额年均增长10.8%,远高于全国增速。民营企业出口占全国出口的比重从2012年的37.6%升至2022年的50.9%; 中国民营企业的出口总额(1.88万亿美元)已经超过美国(1.75万亿美元)的出口总额,成为中国顺差的最大贡献者。民营企业是我国贸易顺差的绝对贡献者和国家外汇储备的主要提供者。根据海关统计,2012—2021年,我国国际贸易顺差由2311亿美元增长到6764.3亿美元,年均增长12.7%,民营企业历年来的顺差贡献率接近或超过100%, 其中2015年贡献率为152.9%, 2019年贡献率为145.8%,2021 年贡献率为136.5%。同时,我国民营企业国际化步伐加快, 2006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中非国有企业仅占19%, 到2020年底非国有企业占比达到53.7%。当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过去以国有企业为主逐渐转向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双轮驱动的国际化投资格局。同时,由于我国民营企业较早与跨国企业进行产业配套,逐渐培育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部分企业迅速成长为国际化的大型跨国公司。我国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繁荣了国内市场,而且使我国日益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外资企业加速我国产业现代化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时期内,我国工业化进程与大规模资金技术引进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深度参与全球化分工与竞争。2004 年我国利用外资金额仅640.72 亿美元,2010年突破1000亿美元,随后每年实际利用的外资金额达1000亿美元以上,2019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达1381.4 亿美元,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利润占全国比重超25%,外资企业进出口商品总值占全国比重近41.3%。外资进入中国,根本原因是中国具有低廉的要素资源、先进的基础设施和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是其新技术、新产品市场化应用的最佳区域。跨国公司科技创新成果在我国市场运用,为我国供应商及用户带来了相应的质量技术标准、生产技术和工艺创新,为我国企业消化、吸收并进一步科技创新制造条件。外资企业技术外溢效应促进了我国企业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带动了我国基础产业质量的进一步发展,为促进我国产业体系融入国际先进产业体系,提升自身产业价值链创造了条件。此外, 外资企业通过产业链的上下游关联在我国形成大量零部件生产商,使我国先进产业配套飞速发展,并在部分地区形成了配套产业群,提高了规模经济效益,造就了我国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产业体系。外资企业的领先性风险投资还带动了我国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网络购物、外卖派送、共享单车等诸多新产品、新业态的身后都有国际资本的巨额投资。外资企业在促进我国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拉动我国制造业出口的同时,也通过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科学管理、先进的营销理念和经营方式,促进了我国各类企业管理体制的科学转型。

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需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仍需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各类企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我国民营企业大量兴起,国有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激烈市场竞争,特别是在技术、资金进入门槛较低的行业,大量国有企业出现全行业亏损和倒闭, 暴露了当时国有企业效率低、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国有企业以保值增值为目标进行的市场化改制重组不仅提升了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与效益,也大幅提高了其市场竞争力。当前,国有企业在国防军工、能源、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为我国所有类型企业和产业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基础。国有企业通过吸收引进国外资本、先进技术、先进设备,进一步提升了保障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国有企业与我国其他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上相互竞争,进一步倒逼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改革,提升了活力与竞争力。不同类型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使我国产业链更加完整,产业链韧性进一步增强。加快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长期繁荣稳定发展,需要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共同支撑、协同发展。

二是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要进一步发挥外资企业的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年均9.5%左右的增速持续增长了40多年,其中,大规模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资企业在带动我国产业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资企业在我国的投资不仅带来了先进技术标准和管理理念,同时通过产业配套,客观上迅速提升了国内企业技术水平。加快我国科技和产业跨越式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引领,要持续重视外资作用,通过不断提升对国际资本、国际市场和国际先进技术的利用水平,提升我国产业链质量,促进我国产业链价值链高端化。

三是国资央企必须在建设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支撑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主导、战略支撑和安全保障作用明显增强。当前,中央企业涉及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领域的营业收入占总体的比重超过70%。这些基础设施、基础资源是促进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各类企业快速发展的前提。此外,国资央企在我国产业转型、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过程中起主力军作用。截至2021年底,中央企业拥有国内研发机构5327个,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91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4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7个,拥有研发人员107万人。近年来,中央企业投入研发经费年均增速超过10%,在基础研究领域、原创性科技领域、解决产业技术短板领域等方面取得一批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成为践行创新理念、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骨干力量。

除了以上三方面,中国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培育世界一流企业, 还需要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一系列内部、外部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还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出资人与企业的关系,探索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激励与约束的有效途径等。民营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需要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本委托代理关系不顺的问题,特别是合规经营制度体系建设问题,建立起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外资企业还需要解决在我国新发展阶段的定位等问题。

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这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长期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要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坚持“两个一以贯之”, 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进一步优化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坚持国有资本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推动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引导、安全支撑作用,为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同时,有序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取长补短,在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的同时,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带动力和影响力, 推进国有资本有序进退。

二要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民营企业要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坚守主业、做强实业,健全企业内部合规经营制度体系,努力建设法治民企、清廉民企。同时,有序深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推进我国民营企业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

三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和所有制分割, 促进各类企业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无差别待遇,促进中小企业朝“专精特新”方向发展。同时,要进一步完善我国包括资本市场、要素市场等在内的市场机制建设,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力度。

四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贯彻落实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加快培育我国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 品牌。

五要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当前,我国仍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关键阶段,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尚未充分释放,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力度,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 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巩固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前进。

作者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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