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华:经师易遇 人师难求:张岱年先生的思想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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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华  

 

一、张岱年先生生平

张先生1909年5月23日出生,河北省献县小垛庄人,历代务农。 从其祖父一代起,方应科举之始。 其父亲是一位对传统文化有深厚理解和研究的学者型的人,后来也是一位政府的官员。 张先生的父亲是光绪二十九年的进士,进士出身以后授职翰林院编修。 如果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是很难作到翰林院编修的。 辛亥革命之后,他被选为众议员,曾任沙河和枣强县两个县的县知事,即县长。 张先生11岁丧母,其兄长张申府先生曾任教北大、清华,是一位对张先生有很大的影响的人。 张先生的学术活动发展、起步都和他的长兄有密切关系。

张先生在少年时期就养成了“致思”的习惯,16岁读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阅读《老子》,而且有自己的一些感受。高一的时候就修读了《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高中部就设置了《中国哲学史》,这是现在的教育达不到的。张先生在听了课程之后,受到了影响,大量阅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以及西学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马克思的思想、西方的经典,和中国的经典,在中学的时候就为他打下了基础。他在高一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叫《评韩》,就是评价韩非,这是他一生中第一篇发表的文章,当时他才17岁。这篇文章没有收录到全集里,因为太早了找不到了。在他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写了第二篇文章《关于列子》,这是一篇具有考据性的文章。列子是道家的代表性人物,对列子所处时代的真伪有很多的讨论,他想证明实有其人,反对把列子放在战国后期,甚至更晚的说法。这篇文章发表在了《晨报》副刊上。

1928年,张先生19岁考入清华,入学后因为不满意国民党入学以后搞军训,因此退学。后又考入北师大教育系,当时他是想报考北大的,但北大招生比较晚,因此考入到北师大。1928年进入北师大一直到1933年大学毕业,他在学校待了5年。这5年对于张先生来说非常重要,在这5年期间,他发表论文29篇,而且这些文章都具有相当的水平。

进入北师大以后,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老子”年代考据的,这是他的第一篇文章,被收入《古史辨》。 因为他的成绩优秀,毕业当年受聘为清华大学的助教。 受聘后就给学生讲《哲学概论》,很受学生欢迎。 《哲学概论》包括唯物论、辩证法、实在论、实用主义以及各个学派的哲学,这一门课比较难讲,因为它不止一个学派的学问,而是概论。 他在清华待了不到一年,除了《哲学概论》,他又讲了唯物论、辩证法,也比较详细地给学生讲述了辩证唯物论。

从1933年9月受聘到清华任教不到一年,因父亲去世,忧伤致疾,暑期即离开清华居家休养。三年后,即1936年,身体养好后由冯友兰先生推荐回到清华任教,讲授《哲学概论》和《中国哲学问题》这两门课程。这时候完成了他人生中第一部最重要的著作,即《中国哲学大纲》。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进入北平,这时清华师生纷纷离校,张先生与夫人暂时到城内的亲戚家住,和学校失去联系,未能随校南行,他滞留北平,闭门读书,并没有和敌伪合作。蛰居沦陷的故都,虽然心怀殷忧,但是并没有就此沉沦,于1941年开始他的第二部著作《天人五论》,其原来的名字叫“天人新论”,从1941年到1944年,共写出了四论,还有一论没有写出。在此之间,一个私立的中国大学请他授课,讲《中国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大纲》这两本书。这是这本书第一次以讲义的方式排印,没有正式出版。1946年,清华返京复校,张先生回归清华,受聘为副教授,代表冯友兰先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哲学概论》和《孟子哲学》,同时补写了“天人新论”中没有完成的部分。这时候他完成了第二部重要的著作《天人五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先生40岁,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讲到: “毛泽东同志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深受鼓舞。 我正值不惑之年,开始了新生活。 ”怀着赤诚的心,跨入新时代。 50年代初,张先生受清华大学委派到中国人民大学听苏联专家讲授“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论”,20世纪50年代初,各个学校都派了重要的、进步的老师来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训练。 实际上,张先生那时候已经对马列主义有很多的了解,他曾回忆,在高中的时候就阅读了像费尔巴哈论、列宁的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同时也阅读了很多西方哲学书,因为他有很好的学术基础,才能写出上面两部重要的著作。 接受培训以后,他受邀到几个大学讲“新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就是现在讲的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当时叫“新唯物论”。

1951年,他晋升为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他和冯友兰、金岳霖、邓以蛰、沈有鼎、王宪钧、任华等著名教授集中离开清华,归到北大。那时全国各地的哲学系教授都集中到了北大,北大哲学系群贤毕至,据我的统计,大约有三十几位著名的教授都到了北大哲学系,这在历史上都很难找到。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有一个目的,即哲学家要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张先生很早已经进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围内,应该是如鱼得水。张先生在清华前后共生活了约十年,如今又离开清华到北大,这对张先生来说,可谓是“三进清华,三出清华”。

1952年到1957年,六年多时间张先生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先后发表了四部专著和将近十篇论文。 1957年张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失去了授课的权利和写文章的权利。 1962年给他纠正了问题,但纠正了之后并没有完全解决,一直到1979年,北大党委正式宣布完全给他平反,恢复原来的待遇和名誉。 从1957年到1977年,这是张先生一生的厄运,一共二十年。

到1979年,恢复名誉之后,张先生不但没有因此气馁,反而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新的学术活动中。虽然已经进入老年,但学术创作却“炉火纯青”,进入到了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时代。从这个经历中,可以看到张先生的人生有很大的曲折,但厄运反而激发了他晚年70岁以后的哲学思考和他的学术活动。

二、张先生一生学术活动和学术著述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8年大学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1年,是他对于学术自由创造的一个最重要阶段,也是他的学术思想从中学的发轫期、到活跃期,一直到成熟期的阶段,其特点是一经发轫便十分活跃,一经活跃便转入成熟。 这期间他的第一篇文章《关于老子年代的假定》,于1931年发表在《古史辨》的第四册中。 《古史辨》由著名的作者罗根泽编著,该册一共收录了10个作者,却写了70篇文章。 除张岱年先生以笔名张季同发表文章外,还有梁启超、胡适、刘盼遂、钱穆、冯友兰、唐兰、高亨、蔡元培、顾颉刚、罗根泽等十几位名儒大家。 这篇文章是张先生22岁时所著,在今天绝对是件难以思议的事情。 这篇文章写得很长,关于老子本人的真伪考证和老子《道德经》年代问题的考证,这很难得。 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大家里引起了讨论,所以他和罗根泽有过讨论,讨论也记录在《古史辨》中。

此后又陆续发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的等文章一共44篇。因此在第一阶段的学术成果有44篇论文45万字;和2本书,《中国哲学大纲》50万字,《天人五论》(尚未完成)17万字。这一阶段为他此后的整个学术经历和影响,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的反右,其中经过了1952年的院系调整,这是张先生学术创作的一个转型期。所谓的转型或定型,更多的是体现在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且以此为指导所展开的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活动。他先后发表了四部学术专著,从专著的名称中可以看到,他基本上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来写。《张载——11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1957年;《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1957年;《宋元明清哲学史提纲》,1957年;《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他的十几篇学术论文,基本上也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的中国哲学史的论文。比如《王船山的唯物主义思想》《张横渠的哲学》等等,这些论文归结到一起写了《张载——11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其中非常强调中国哲学里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传统。第二个阶段时间很短,只有八年多,但是出的成果不少,四部专著加十几篇文章。

第三阶段,1979年彻底平反之后到1995年,这15年是他学术迸发的时期。他在15年时间中出版了四部专著,《中学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上述专著大部分都是他给研究生的班里讲过的,特别《中学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那时候张先生年纪很大了,上课有点吃力,但他一讲就是半天。除了上述的四部专著以外,又发表论文217篇。序跋、丛谈、读书杂记、文史漫谈、回忆录等有70余篇,和学术论文加在一起,共287篇,再加上四本专著70万字。所以第三阶段的著作超过了前两个阶段的总和。

张先生的学术活动、学术发展历程中有两个奇迹,一个是高中到大学,特别是在大学期间竟然写了近30篇论文,而且都是近万字的论文。这对在座的大学生,也是一个鼓舞。张先生在19岁时就能写老子年代考据,老子年代考据需要多少学术积累才能写出来?实属奇迹。

从1990年到1995年,张先生81岁到86岁,共发表论文97篇,而且大量的序跋、丛谈、文献感言几乎都在80岁之后写的。张先生90岁时开始写序,写了151篇序。什么人都找他写序,像张力文和张力文的大学同学,彼此观念相反,都来找张先生写序,来者必应,张先生都给写。然而,这不是老好人,而是他的境界,即“兼和思想”,“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兼”就是各种不同的,是无所遗漏,也是兼爱、博爱、范爱。但如果说“兼和思想”是张先生最核心的概念,这个很难说,他用“兼和思想”概括和谐的理论,这个可以研究,而且他提出“以兼易中庸”,他认为和平的年代是中庸,战争年代“中庸”能够使历史的进步停滞,所以还是“兼和”好。

在这三个阶段中可以看到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张先生的学术特点有两头很厉害,大量的作品都是产生在上世纪30年代和80年代。刚才我说他的活跃期、发轫期和成熟期,几乎是连在一起的。1928年以后他念大学的五年间他实际上已经准备了《中国哲学大纲》的材料,所以到1936、1937年就写成了《中国哲学大纲》,这是他在大学五年中的学术积累才能写出来。这给今天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挑战。当年,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张先生就一直说,你们要敢写。我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就像张先生这样有一种创造的精神、读书的热情,敢于写文章。

三、张先生学术宗旨和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贡献

概况张先生的学术思想有三个方面,亦由他所说,“我的学术研究,可分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哲学史的阐释; 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索; 三是文化问题的探讨。 ”

(一)“综合创新”的逻辑建构

“综合创新”应该是张先生最重要的一个理念,问题或是一个具有指导性的思想,涉及到他的方法论的问题。1935年初展开的新一轮中西文化论战,对张先生学术思想产生了影响和转折,他开始要更深入探讨哲学和文化的问题,如何探讨、如何与旧的、传统的、与完全西方的,不能照抄西方的,又不能完全承袭传统的思想进行探讨,是张先生思考的问题。所以他提出,要想深入的研究文化就要探讨哲学和文化的“综合创新”的逻辑。

在30年代,他发表了很多这样的文章,如《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西化与创造》《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等。“综合创新”的概念就是《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集中思考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创新问题。他认为30年代的国际环境不允许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再蹒跚跟随西洋哲学亦步亦趋,而是应该迎头赶上,从而超越西洋哲学所经历的阶段,创立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体系。

他在这篇文章中讲,“现在中国人的思想或者依傍古人,或者追随西哲,有独立气魄的实在太少,但文化之重建需先有思想之独立而如欲思想之独立,必须有哲学创造”。所以他大声疾呼,中国需要积极思想的“复活”,我们今天叫“复兴”,那时候叫“复活”。“复活”的前提一是不能全都依傍古人,二是不能全都追随西哲。他说西洋思想的输入应当成为中国思想复活的刺激,中国要创造思想无疑就是要复活。这种具有创造力的思想的复活,张先生概括的就是要“综合创新”,“综合创新的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的追随、模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的复活,然必不产新孔学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所以,他一再强调新的创造,创造性的综合,即“综合创新”,其目的在于打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的二元对立行为,要么全部西化,要么保持国粹。他说“这都是文化上的绝对主义,不符合中国的需要。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保守旧哲学的传统和根本,唾弃旧哲学而企图做西洋哲学系统下的一个分子,都是不能应付现代中国的特殊需要。我们要创造新的哲学,综合中西所有的哲学之长,有别于混合和调和,真正的综合一定是新的创造。”

应该说,他对“综合思想”做了大量论证,他说“真正的综合必是新的创造。”那么,如何创造,怎么创造?张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这篇文章中做了回答。这是张先生针对当时学术界各种各样的“新哲学”、“新唯物”的标榜,集几年的哲学思考和论证的实践,在其兄张申府“列宁、罗素、孔子,三流要合一”思想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他的“综合创新”新思维。他说:“在今日,哲学中实仍有许多对立等待着综合的,如欲成立一个精密的哲学,更须重视解析派的贡献,即解析法。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综合哪些东西呢?唯物、理想、解析,就是上面讲的“列宁、罗素、孔子”,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综合于一。

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就叫“新唯物论”,张先生一生都在表彰唯物,推崇辩证法,从始至终,未尝有变。张先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他从始至终没有怀疑过,因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张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特点。他认为新唯物论是“最有征验,最合科学,且最符协于生活实践的哲学”,特别表现三个方面。第一,“新唯物论的宇宙论是对理的。” “对理”是辩证的意思,也有对立统一的命题的意思,这是张先生在1949年前最常用的概念。第二,“新唯物论支持论的基本观点是实践,注重知识之实践的基础以及以外界为知识之源泉,进而阐明知识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由以解决感觉经验和概念知识的对立。”第三,“新唯物论的人生论根本建立在认识人的社会性,又注重人与环境、自由与规律的对理。最注重的是变革世界的实际道路。”

刚才解释了“唯物”,现在解释“解析”,所谓“解析”实际是一种方法。“其要义在辨意谓、析事实,汰除混淆,削减含忽。”即要把混淆不清的排除,含糊不清的东西削减,以清楚确定为目的。厘定解析概念的准确性而不是模糊的,也不是难以理解的。所以他认为哲学的基础、哲学的功夫实实在在于解析。“哲学有所说,必知自知其所说之确定意谓,欲自知其所说之确定意谓,则必有假于解析。” 这是他对解析的理解,他早期除了推崇唯物论辩证法之外,还非常重视以罗素为代表的西方哲学的解析学派,像罗素、穆尔等西方哲学强调解析这一派的人,他们的书都读过。他认为这一派哲学的长处是概念清晰,逻辑性强,西方解析方法是20世纪初以来在哲学当中最占优势的方法,所以做哲学的功夫第一要做解析的功夫。

今天对哲学的研究,我们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张先生逻辑解析方法论的影响,当然还没有完全吸收。 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中有很多古代的概念就比较模糊,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就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指导来解析。 所以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基本上是这样的一部著作,注重概念、范畴以及清晰性,去掉模糊性。 所以他说哲学研究中的许多方法应该说解析法是基础,哲学上提出一个概念或命题,首要前提是用解析方法把概念和命题解释清楚。 因此,“解析”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思想家思想的自觉,不模糊的东西给人看,容易看不清楚,看不懂。 所以张先生所有的著作包括论文都是非常清晰的,读了张先生的东西不会觉得有些混沌、不理解、似是而非。

所谓“理想”,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这篇文章中,不如对“唯物”、“解析”这两项解释那么清楚,主要的趋向“理想”指中国哲学,“唯物”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析”是指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解析派的哲学,以罗素为代表。

可以说,新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解析是西方哲学的代表,理想是中国哲学的代表。“唯物、解析、理想”,实际上在我看来,在三位一体的逻辑中张先生更为强调第一个,“唯物”。“唯物”是指导性的,灵魂;“解析”是方法;“理想”是目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为一”即是中、西、马的综合为一。这是20世纪3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哲学所追求的目标,这是“综合创新”的一种新思维。

张先生的“综合创新”论在学术思想上具有这样几个特性:开放性,包容性、对理性(即辩证性)、创造性、前瞻性、一贯性,这是我概括张先生“综合创新”的逻辑,综合起来的六大特点。张先生终其一生的学术都是以这个为动力的,这是30年代思想学术的最大成果,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独特智慧和远见卓识的高明之论。张先生建立起来的“综合创新”的这样一个命题,实际体现的是它的一种逻辑,一种方法,并把这个思想贯彻到他所有的哲学史、哲学理论以及文化问题的讨论。

(二)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探索

张先生30年代中期提出“创造的综合”或“综合创新”不是空洞的口号,他把这个理论运用到了他自己的学术创作里,最显著的成果就是他1936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大纲》。 这部《大纲》可以说是张先生一生学术创作中的一部最具有分量的著作,也是中国哲学史、史学史上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著作。 从学术价值和影响来讲,张先生的《大纲》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之后最重要的哲学史著作。 从哲学史研究和学术史发展角度来看,这个《大纲》不仅可以和胡、冯二氏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比肩,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纲》的学术现代化程度、学术稳定性程度还有学术成熟程度都不在胡、冯之下。 这里强调三个: 学术现代化程度、学术稳定程度、学术成熟程度。 当然,我们不能做任意批评,比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学术的稳定性还是不太够等,这里就不多说了。

张岱年先生30年代的学术研究,主要是以“综合创新”思维指导下的《中国哲学大纲》完成,从而达到了张先生一生哲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在20世纪30年代。第二个高峰是在20世纪80年代。

有以下几个论证。 首先,《中国哲学大纲》是一部以中国古代哲学问题为纲的中国哲学史。这部哲学史不是按照胡、冯哲学史的路子写的,而是问题史,其副标题是《中国哲学问题史》。所谓“问题”,即构成中国古代哲学重要思维成果,最能凸显中国哲学特点和哲学系统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哲学所固有的,在整个中国哲学体系中占有主干的地位。按照他的《大纲》把中国哲学整个系统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构成了他的哲学史的第一个层次,即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这三大部分构成第一个层次。宇宙论分本根论、大化论;人生论又分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论;致知论又分知论和方法论。由三大部分构成第一个层次,三个层次再细分构成第二个层次,所以我们把它叫中国哲学的“八论”。本根论、大化论、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知论、方法论,从第二个层次的八个问题发展成这样一个脉络,一目了然看到中国哲学的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一看它的目录就可以看得出来,一目了然,提纲挈领。第二个层次的论题又分别由若干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组成,所以构成了中国哲学的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应该有16个,这个层次上排列的哲学问题都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范畴。这是他的中国哲学史最大的特点。一部中国哲学史是通过基本概念、基本范畴所编织成的中国哲学之网。这种“中国哲学史”的写法是张先生独创,是和冯、胡两部哲学史最大的区别。这种写法从“横”的方面表征中国哲学的发展,在“横”的方面再做“纵”的描述,最大限度避免了一般哲学史以人物或专书历史顺序做纲造成的重复或条理紊乱的缺点。

我们在读中国哲学史的时候,读惯了胡适和冯先生的书,再读张先生的书确实感到满眼的新意。他的特点是有中国的哲学性质,没有西方的概念。本根论讲老子的道、周易太极,张载的气。什么是本根?就是宇宙的终极,宇宙根源性的概念,老子的道就是这个概念。这种写法应该说是近现代以来以张先生作为开端,对后来的影响很大。现在对哲学史的研究,按照张先生的路子,强调范畴、概念的明晰性,比如说对“道”的理解,对“太极”的理解都是具有对中国哲学本身特点的概念。老子的“道”,今天有多少人能搞清楚?简单讲好像是无为,但是“无为”怎么讲?包括对老子研究的人,对这个理解也不是很到位。

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摆脱了在人物或者专书历史顺序中历史考证带来的烦琐。以人物或专书为历史顺序来写的哲学史,当然我们也不否定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也是具有开创性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也是开创性的,有优点也有不足。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和论文中对冯友兰、胡适也有批评,而且强调他们各自都有优点和缺点,张先生就是这样具有开放性的,即“兼和”。

第二,《中国哲学大纲》虽然在形式和方法上还有西方哲学的模式痕迹,其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大部分的构成上还是参照了西方哲学的模式,但绝不影响《大纲》的中国化内容。不仅不影响,而且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中西哲学的关系做了最大限度的调整和转变,使它成为真正中国人写出的哲学史。

相对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有更大的创新性和进步,这个创新应该是比较全盘的,也建立了中国哲学史新范式,这个范式对后来的影响特别大。

张先生特别强调,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是不同的哲学的范型,就是不同的范式,和西方哲学派的方法也有所不同,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的学问也不能叫哲学,这什么意思?如果要把哲学看成是一个“类称”,不专指西方哲学,哲学是一类学问的总名,如先秦的诸子之学、明清的道学等等,它们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洋哲学是有相似性的。关于这一类的学问都可以叫哲学,实际上张先生在3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形式不同,但内容上是有相似地方,不能说中国没有哲学或者不是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应该有一个平等的立场,更为开放包容的精神。所以在建立中国哲学的形式系统、阐明中国哲学的基本范式、解释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和真精神等方面,张先生都有贡献。其突出表现是以中国哲学本有的思想范畴和概念来解释中国哲学,而不是用西方哲学的尺度来诠释中国哲学,即“回到中国哲学自身”,“让中国哲学自己说话”,进而揭示中国哲学自身的价值和独特的意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本根”、“大化”、“对理”、“天人合一”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中国本身固有的,和西方相对应的范畴概念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哲学概念,这样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可能会更深入。因而张先生对于建立中国民族自信心和现代中国哲学的独立都有很大贡献。

第三,张先生《中国哲学大纲》和中国哲学研究的再一个显明特点,是特别注重挖掘、表彰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这也是 “唯物、解析、理想,综合于一”的一个部分,特别表彰中国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和道德理想的传统。这个传统是运用“综合创新”的思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实际运用。和胡适、冯友兰的比较,张先生的特点尤其明显。他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长久的唯物论的传统,并且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法思想的结合。但他又不是武断的和绝对的,不是完全唯物又否定别的,他不否定而且表彰及强调“解析”。在“文革”之前或者“文革”当中,我们对中国哲学的评价,对“解析”的东西也是置之不顾的,片面强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张先生不是这样的。

张先生的新唯物论、辩证法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若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排除别的东西,就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张先生这一点非常明显。但把中国哲学本有的丢掉也不行。经过他的研究,中国哲学里有唯物论的传统、辩证法的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法虽然是西方的名词概念,但在内容上,在中国确实也是非常丰富的。他对宋代“气论”的推崇也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周秦一直到明清,许多卓越的唯物主义者都同时是辩证思想家,而且张先生讲,在中国哲学史中,辩证法观念往往不是由唯心主义哲学家阐发的,而是由唯物主义哲学家阐发的,而且这种倾向在西方自赫拉克利特以后,唯物论辩证法观点就趋于淡薄,而在中国哲学里却有长久的历史的存在。

所以,他在3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想,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所以张先生哲学史的成熟程度、稳定的程度就是因为有30年代的奠基才形成。这些文章都阐述了中国哲学当中的唯物论、辩证法方面,揭示了中国哲学在这方面的悠久传统。经过他的挖掘,特别是“气论”思想的挖掘和研究,从而开发并形成了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气论的研究传统。这一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几乎看不到。

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当中的“气论”的挖掘和研究,对整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包括宋代的三派,也是张先生首先强调的,原来是两派,即王阳明和程朱的一派,而“气论”没有地位。我们现在读张载的书在中国哲学史古代的传统里并没有得到强调的就是“气论”方面。通过对“气论”研究,推动了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史上对荀子、王充、柳宗元、刘禹锡一直到张载、罗钦顺、王廷相、王夫之、戴震一大批哲学家的研究,极大拓宽了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丰富了内容,摆脱了哲学史上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传统经学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哲学完成时代的学术转型及现代化,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四,张先生提出以“综合创新”的思维作为整个学术研究的灵魂,所以能采取开放态度,捐弃门户之见,撷取众家之长。30年代中期以前,他就提出了这样的命题和概念,即“批判继承”的概念,这是张先生最早提出来的。我们现在讲“中国特色”,追踪到古代没有,但在张先生那儿有。“求真”、“求实”,对哲学范畴、天人范畴的理解,首先理解为“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物质之天”,这样详细的,逻辑的分析。除了这个之外,包括“气本论”、“身本论”、“心本轮”这些概念都非常精要的提法,一直到今天还能广泛的使用。

张先生对30年代各家学派,各家学说均有批判与吸收。他虽然崇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西方的解析派哲学,但绝不以此自限,经常强调任何学说都有所见也都有往见,对任何哲学理论不应该完全排斥而应该是容纳、吸收其对的成分,不仅容纳吸收更需要提高对任何哲学都应扬举且抛弃。现在讲“扬弃”,扬弃一个是保存,一个是放弃。张先生讲“扬举且抛弃、擢拔且摈除,吸纳且扫荡”。他的态度也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本身要求,他本身对冯友兰、胡适、还有熊十力、郭沫若等人对中国哲学的研究都有吸收但也都有批评。如1933年,发表《谭 ‘理’》一文中,就批评了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中的“理在事先”和“共相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这样的观点。1932年,在大学时期发表的《评胡适<淮南王书>》这篇文章中,批评胡适对道家和黄老学的混淆并且指出,胡适著作当中许多“不切”和“牵强”的提法,这些批评都很大胆,直抒胸臆。那时候冯友兰、胡适都是大人物,他敢在文章中公开批评,人家也能接受,因此那时候学风比现在的学风更宽容。

总之,张先生在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始终贯彻一生信奉的“综合创新”的思想方法。“综合创新”论是在他的理论研究,即哲学史的研究、哲学理论的研究、文化问题的研究里面总结提升出来的。他一生贯彻信奉“综合的创造”或“综合创新”原则,以及唯物论、辩证法的关系。所以他的学术研究有非常多的新见解,学术态度、治学方法、学术风格又有许多的特点。

概括而言,他的学术态度、治学方法、学术风格以及精神境界等有以下八条特点:

一是平实,无高谈阔论,没有高危之谈和悬殊之论;二是合理,不以偏概全和牵强附会;三是清晰,无晦涩之辞和含混之言;四是简明,无烦琐论证。五是严谨,不绝对、不武断。主张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我们读研究生的时候张先生经常说这句话,“你们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圆其说,不要矛盾百出。”六是公允,无偏颇之辞,不立门户之见;七是谦和,谦虚平和,学术平等不盛气凌人,不材剧志大。大家看到张先生都觉得老先生很可爱,所以谁都找他写序言,他写的序有150多篇,在近现代都找不出来像他这样的先生,这说明他的谦和,不摆架子。八是讲究原则,张先生不是所谓的老好人,他明辨是非,追求真理。

张先生以《中国哲学大纲》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著作相比,完全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和特点,充分体现了张先生沉思涵泳、卓然标新的学术涵养和和创造精神。对胡、冯、张三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及其学术影响、学术地位,可以套用《世说新语·文学》篇中关于支道林对向秀、郭象“逍遥义”超越的记载。实可谓:“对中国哲学史之研究,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胡、冯先生之外。张先生于30年代,深究‘创造的综合’,因及中国哲学。张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后张著遂显。”这个套用,可能有不当之处,但主旨在于说明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后来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这个方向建构了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合法性范式和“洋为中用,以我为主”,让中国回到自身的民族哲学的建设。这两点,应该是《中国哲学大纲》对中国哲学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它必定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和中国哲学的民族化、现代化产生长期的影响。

 

评议环节

在评议环节,魏常海教授首先表示非常赞同李中华教授的讲座内容,接着又对张岱年先生的生平、学术活动的历程、学术活动的阶段进行了补充,尤其对“综合创新”和张先生《中国哲学大纲》、张先生整体学术上的特征等内容进行了拓展。 以下为评议内容纪要: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中国文化书院理事、创院导师魏常海

对张岱年先生的评价,我还想借用陈来老师的说法,张先生是上世纪后期到本世纪初最有权威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大师。 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智慧,而且很合适,是对张先生学术地位的很好表述。 张先生既是学界泰斗,又是人师楷模,“人师难求”。 我自己早就说过,张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里最尊敬、最感到亲切、最亲近的一位老先生、老前辈。 关于张先生学术思想,我觉得,他真正进入学术探讨的路子,主要还是从大学开始,也就是他二十二、三岁上大学期间。 张先生上大学期间在哲学方面的研究崭露头角,这当然是在其兄张申府先生的提携和指导下,也经过他自己的努力。 可以说,他在我们国家、民族、文化存亡接续之际开启了学术历程,走上了学术救国的一往无前的奋进之路,直至终生。

他的学术思想的开展,刚才李老师说三个阶段,我基本上是赞成的。 第一个阶段从1928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 其实,照张先生自己的说法,这其中还是分了两个阶段,30年代是一个阶段,40年代是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50年代,但有的说是在50年代到70年代中后期,就他的学术来说,重点是50年代特别是1957年之前; 第三个阶段是李老师讲的“文革”以后。 我们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张先生整体的学术思想,我要补充一点张先生学术思想的宗旨。张先生反复讲,他学术思想的宗旨叫“追求真理”。他说“哲学研究旨在追求真理”,他也用中国传统的表述法,即“修辞立其诚”。他说,“修辞立其诚”是我治学的宗旨。我们应该注意一下他学术思想的宗旨,他是反复强调且一直坚持的。就张先生整个学术思想来说,我非常赞成李老师说的“综合创新”,这是张先生学术思想或者是治学的一个大原则。李老师叫“逻辑方法”。这是他始终贯彻到他的哲学理念、中国哲学研究、文化问题的学术等各个方面的。这个说法从他讲文化问题的时候提出来的,但是贯穿到了他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

就“综合创新”这个问题,我想从张先生学术思想的三个大的方面再展开讲一点。第一,他的哲学理论。30年代中期的时候,有不少学者都讲究建立一个哲学体系。张先生说,我也试试看,这时候,他真提出了一个哲学体系,就是《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里,把“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这是什么样的哲学体系?这三个词,“理想”在中间,左边是“唯物”,右边是“解析”。为什么不是“唯物”、“解析”再加上“理想”呢?按照张先生的看法,“唯物”,即唯物辩证法,还有“解析”,当然这都是真理、都是科学的。但这是西方现成的、已经有的东西。仅仅是这个,我们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它是不完备的。对于张先生的思想,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就是“辩证唯物论”,应该用现在的说法叫“辩证唯物论加”。“加”什么呢?一个是加“解析”,就是西方的逻辑分析,更重要的是加“理想”。“理想”指的是什么呢?张先生说,辩证唯物论当中谈到了理想,但是很不充分的,西方的唯心论中倒是对理想谈得很多。他认为西方的唯心论在创造理想方面,创造了伟大的理想用来指导人类的进步。张先生自身就非常重视唯物、唯心的界限,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划这个线就把唯心论枪毙了。不是的。他特别提出,唯心论是创造伟大理想的,是对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的。但是唯心论再大,那是人家的,不是我们的。张先生的重点是什么呢?其实,我们中国有更伟大的理想。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化,他认为总起来说,就是自然论和理想论的结合。中国哲学的整体是这样的。从这个方面说,他实际上是唯物辩证法和分析哲学、逻辑分析,这是他建构新的哲学体系的方法。而他所说的“理想”,是对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文化、中国精神当中“理想”的开发,这种发掘、阐发、弘扬才是他新哲学的理论内容。

所以我们要注意新哲学的这种“综合创新”是一种什么样的“综合创新”。为什么说他的新哲学不仅仅是唯物辩证法的套用,或者套用到中国哲学当中来呢?比如,他认为,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当中,对立面的冲突或斗争叫做“歪违”,对立面的统一叫“对立面的集合而得其平衡”,叫“和谐”。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到了张先生这里就解释为“歪违”与“和谐”。他认为对立面的冲突斗争是必不可少的,避免不了的,但是他强调目的是“和谐”。这个就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斗争哲学。张先生说,“凡物之毁灭,皆由于冲突;凡物之生成,皆由于相对的和谐。”物之生是靠和谐的。如果没有冲突则旧物不毁,但是如果没有和谐则新物不成。很显然,“和谐”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思想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但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我觉得这是一种主张、一种心态、一种思维方式。但是张先生讲“和谐”不光是一种主张、一种心态,而是带有客观性的。应该说他强调的是这个社会的客观形态、客观状态应该是和谐的。我们常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还有人自身的关系等等,它都应该是和谐的。这应该就是“唯物辩证法加”,或者说就成了张先生所理解、所主张的新的哲学体系。它应该是很明确的带有中国特色的。这是他30年代、40年代一直坚持的。

30年代,他提出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发展道路,就是“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到40年代的《天人五论》又把这一思想进一步完善。刚才我引用的这个话就是他《天人五论》中反复讲的类似的话。《天人五论》的第一论是《哲学思维论》,后面的几论都有这个思想,一直到第五论《天人简论》都特别强调和谐,这显然是中国特色。当然,他引了张载的话,“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张先生在“文革”之后说过,我们都讲斗争的哲学,中国其实历史上讲对立统一的时候不是这样,是讲和解,我们过去错在什么地方?“仇必仇到底”,而不是“仇必和而解”。

“文革”之后,他又写了很多文章,比如《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都是继续讲他的理念。而且他的《天人简论》就很有特色。《天人简论》是什么呢?是和他的《哲学思维论》是一样的,其实就是哲学思维简论。为什么叫《天人简论》呢?他说,“天”指的就是宇宙、自然界,“人”是指的人生。他认为西方的唯物辩证法缺了后面的“人”这一块,讲得不够,所以合起来叫《天人简论》。他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哲学就是研究自然的根本原理和人生最高准则的学问。这就是《天人简论》的来源。总而言之,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综合创新”是他哲学思维、哲学理论创新的一个大的原则。

第二,中国哲学研究的“综合创新”。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他的《中国哲学大纲》,于1935年到1936年间完成。我们要注意,《中国哲学大纲》的完成跟他中国哲学理论的提出几乎是同步的。所以《中国哲学大纲》里面完全贯彻了“辩证唯物论加”的思想。在这之前,1931年、1932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试着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中国的哲学。他写了两篇文章,《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和《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张先生自己说,这是研究中国哲学辩证法的第一篇专业论文,在之前没有人集中地讲中国哲学当中的辩证法。然后就是他哲学理论的创建,完成《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哲学大纲》,就像刚才李老师讲的一样,和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有所不同。首要的不同在于思路不同。哲学史基本上是按照人物、时间为线索来写的。而《中国哲学大纲》是以问题为纲。一个是纵向的,一个是横向的。以问题为纲,最大的“综合创新”就是通过建构这样的体系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以及一些争论点和发展过程。他找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发现了中国哲学当中内在的条理系统,把中国哲学内在的条理系统呈现出来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不是“呈现”,是张先生构思了一个中国的条理系统。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中国哲学史是不容易做到的,这个思想其实也是受冯先生的启发。因为冯先生说过,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相比较,从形式上看没有什么条理系统。但冯先生说从实质上、从内容上看,它有内在的条理系统。张先生说,冯先生的这一种说法叫“不刊之论”,即不可磨灭的至理名言。张先生就此启发,他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是找这个内在的条理系统,确实也找到了。

在条理系统之下,又有很多具体的框架。比如,刚才李老师讲到,宋元明清哲学历来都是讲两大思潮,一个是唯理论,即程朱理学,再一个就是唯心论,即陆王心学。他提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唯气论,即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以及清代颜元、戴震的学说。当时他提出来的时候没有什么人接受,即使当时坚持唯物辩证法的人对他的提法也是觉得挺怪。大家都觉得“气”比较神秘,而且是比较低层次的说法,不当回事。但我们知道,从30年代到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应该说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人基本认同了这样一种说法,包括冯先生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也吸收了这一种说法。这是他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综合创新”。后来到了50年代,他仍然有很多新的创造,贯彻的原则也是“综合创新”,一直到“文革”之后。

第三,关于文化问题的“综合创新”。他在30年代发表了很多文章,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国粹主义,提出了文化创造主义,主张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作为发展基础,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以求中国文化的复兴。到80年代的文化热期间,他发表了数十篇的文章讲文化问题。讲文化问题,他有几个要点,一是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二是探讨探索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他认为从历史的经验教训来看,文化的发展与思想自由有必然的联系;三是要研究不同文化的系统,其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是可分离还是不可分离、能相容还是不能相容。这在文化的批判继承上很重要。比如他讲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和宗教,是可分离的。我们中国的吸收,科学是可容的,按照张先生的说法,我们不能容它宗教的东西。张先生提出文化的可析性,我觉得这个概念提的非常好,在“综合创新”中要特别研究文化要素的可析性。四是大家熟知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五是,明确提出文化的“综合创新”理论,既反对中体西用,更反对全盘西化。他认为中国的文化就是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应该是多项有价值的文化成果的新的综合,一个是中西文化的综合,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等各家精髓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的理学和反理学思维的综合。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

另外,关于张先生整体学术上的特征我们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整体性。张先生在写具体的哲学家思想时,是放在思想整体当中,不像我们现在今天写谁就光写谁。他一定有他的哲学理论,并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整体框架相联系的。他几乎没有孤立的一篇文章未呈现出他的哲学史研究、哲学理论的内容。二是贯通性。刚才说文化理论、哲学研究和哲学理论,这三块完全是融会贯通的。张先生的文化理论当中不可能是纯粹的文化问题,一定有中国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贯穿其内。其他的也是这样。三是张先生学术思想的一贯性。从30年代上学时他便建立起自身的学术思想基础,直至过世,这么多年他没有变过。很可惜的是耽误了20多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居然把他搞成了右派。他的哲学理论、哲学思维完全跟我们党是同调的。“文革”之后,他拼命地工作。如果说,张先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认为这还不够,我觉得他脑子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他要回顾过去,总想着丢了20年,要补回来。这不得了。看他的八卷本全集,我有一个大概的统计,三又三分之一册是2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四又三分之二册是“文革”之后的。但这个全集时间是到1995年,1995年之后的东西没有收进来。如果这也收进来的话,“文革”之后已是古稀之年的他是怎么样奋斗的呢?我们现在没法跟他比。平均起来,他月月有几篇论文,年年必有哲学专著。所以张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为人,我们确实佩服得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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