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蜜林: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哲学原理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83 次 更新时间:2024-04-30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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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蜜林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并揭示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概括,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和平性”作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和重要内容,对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和平性”由“和”与“平”两方面组成,二者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综合体现了一种“和体平用”的哲学原理结构。

“保合太和”的本体论

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和平性的特性,就在于其在本体上的“太和”观念。“太和”一词最早出现于《易传·彖传·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始终,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在《易传》看来,天道是万物产生的根源,在天道流行变化的过程中,万物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本性。只有保持、集合宇宙间的“太和”之道,万物才能不失去自身的本性,天下国家才能安宁、太平。万物的生成除了天道外,还要依靠地道,《易传·彖传·坤》云:“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这就是《系辞上》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这里讲的“一阴一阳”也就是阴阳二气,二气共同生成了天下万物,二气的协调、和谐就是“太和”。“太和”同时也是《系辞上》的“太极”:“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也就是说,宇宙万物都是由“太极”(或“太和”)逐渐生出来的。

到了宋代,张载更是明确地将“太和”提高到本体论的地位,以“太和”为本体建构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在张载看来,“太和”即是“道”。他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沈、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其来也几微易简,其究也广大坚固。”(《正蒙·太和篇》)“太和”即是阴阳未分的气,存在于太虚之中,相互融合、浑沦无间,自始至终存在于宇宙之间。“太和”是一切宇宙万物产生的根源,也包含宇宙间一切变化的根源。无论是散开可见的、不同现象的气,还是清澈通透而不可见的神,都是“太和”的表现。

“和实生物”的生成论

作为本体的“和”,是如何生出万物的呢?这就涉及“和”的生成论原则。“和”虽然是天地万物的本体,但这个本体并不能直接生出万物,而是需要经过分化。在先秦时期,儒家经典《易传》已经提出“保合太和”的思想。在万物生成上,《易传》提出了“大哉乾元,万物资生”“至哉坤元,万物资始”“一阴一阳之谓道”等思想,这些都说明只有阴阳之间相互融合、相互作用才能生成万物。《易传》又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只有两种事物才能相互感应,万物的生成、天下国家的和平安定都是感应的结果。除儒家之外,早期道家虽然以“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但在生成论的意义上,也同样认为万物是由阴、阳“冲气以为和”而生出的。

汉代“和实生物”的思想基本上延续了先秦的看法。《淮南子》认为,只有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才能生成万物。《淮南子·天文训》曰:“道曰规,道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阴阳合和而万物生。”这是在对《老子》“道生一”的解释基础上提出的“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思想。同一的事物不能产生其他事物,只有两种不同的事物才能产生出其他事物。董仲舒也指出了“和”在生成万物过程中的重要性,《春秋繁露·十指》说:“德泽广大,衍溢于四海,阴阳和调,万物靡不得其理矣。”

“和实生物”实际体现了作为本体的“太和”如何具体生成万物的原则。作为本体的“太和”虽然是一个事物,但其要生成万物就必须至少通过两个以上的事物才能实现。“和”反映了不同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是其与“同”的最大差异。

“和而不同”的实践原则

上面从本体论、生成论的角度论述了“和”的重要性。那么,“和”在现实世界是如何开展的呢?这就涉及“和”的实践原则问题,即“和而不同”。

在史伯、晏子等人的基础上,孔子提出了“和而不同”的思想。《论语·子路》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能够虚心采纳不同的意见,并不强人从己。小人唯利是图,一切从自身出发,故强人从己,引起争端。正因为讲“和而不同”,所以孔子倡导站在他人的立场考虑问题。基于这一原则,孔子提出了“忠恕之道”的思想。在曾子看来,孔子的思想可以用“忠恕”来概括。所谓“忠”,就是自己想要立足也要帮助他人立足,自己想要发达也要帮助他人发达。所谓“恕”,就是不愿他人对待自己的言行,也不要将其施加给他人。前者是从积极方面讲的,后者是从消极方面讲的,二者合起来就是“仁”。

这种“忠恕之道”的原则,《大学》又称之为“絜矩之道”。在《大学》看来,如果不想让上级对我无礼,就首先以此衡量自己的内心,不要以无礼的方式对待下级。如果不想让下级不忠心于我,就首先要衡量自己的内心,不要对自己的上级不忠心。其他前后、左右的关系也是如此。这里的“絜矩之道”实质就是“忠恕之道”,即站在别人的立场思考问题,不要强人从己,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大学》说的上下、前后、左右关系实际包含人类社会的一切关系。也就是说,儒家所讲的“忠恕之道”是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

“和而不同”体现了“和”在现实世界的实践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人类在处理各种事情的时候,要遵从各个方面的不同要求,而不是强调一切都以自身为出发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

“天下太平”的理想宗旨

中华文明中的“和”思想,既有本体论、生成论层面上的意义,也体现为现实社会中的实践原则。无论是本体论、生成论还是实践原则,最终都指向一个理想目标,即追求“天下太平”。所谓太平,就是指社会安定、国泰民安的状态。

追求太平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点,在《尚书》中就能看到。《尧典》讲的“协和万邦”,也就是天下太平的意思。王充说:“《尚书》:‘协和万国。’是美尧德致太平之化,化诸夏并及夷狄也。”(《论衡·艺增》)儒家所讲的太平是一个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过程,《大学》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反映了这一点。《中庸》中的“天下国家有九经”从“修身”讲到“怀诸侯”,最后也反映出对天下太平的追求。在天下太平的时代,不仅人类社会和谐安定,而且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呈现出祥和的气象。这种祥和、太平的景象就是由“和”带来的。正如王符所说:“是以官长正而百姓化,邪心黜而奸匿绝,然后乃能协和气而致太平也。”(《潜夫论·班禄》)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所追求的“太平”理想建立在“和”的基础上,而“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因此,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以和为体、以平为用的哲学原理结构。这一原理结构整体建立在道德秩序之上,儒家又渐渐把这种道德秩序推至宇宙本体方面。中华文明建立起来的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的世界,都与此有着密切关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历史发展和内在机理研究”(23&ZD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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