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江: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文化载体研究——“融通”与“结合”视角下的现代汉语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86 次 更新时间:2024-04-19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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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社会、文明和世界观等角度作了全面的概括:“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近现代文学艺术的论述,就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精神和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不取绝对的“对立”或“同一”观,而是秉持“和而不同”的中国哲学观,看重“融通”和“结合”。他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走入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现代;强调“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国文学艺术“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这种深重的历史情怀和宽广的世界胸怀,是我们守住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从历史走向未来的可靠保证。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深化和发展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文化思想的全面继承,更是新时代新形势下的理论创新。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化属性描述,分别是对毛泽东、邓小平文化和教育论述的继承和发展;关于“资源融通”和“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则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发展。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在对“五四”以来各种非无产阶级文化的辨析中、凝聚了对新中国政治和文化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而形成的明确主张;邓小平的“三个面向”则是立足于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与世界、为中国如何以自己的现代化方式走向未来所指明的方向;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成绩斐然、中国文化日益显现人类文明价值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的根本回答。不同思想文化资源的融通和中国与西方的结合成为最鲜明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任务时,首先明确了把握好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强调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一论断打破了一个时期里关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与方法之间简单对立的僵化思想,引领我们寻求各种资源之间融通的可能性,既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也同时给出了明确的方法论指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明确地指出,在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确认了“两个结合”的理论价值,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从“融通”到“结合”再到“巩固文化主体性”,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观的视野、胸怀和自信。

这种对文化主体性的自信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百余年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就见证了从怀疑、探索到确立的过程。五四运动前夜,进步知识分子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性认识,更没有经历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践,在借鉴吸收其他文明成果时也没有成熟的经验。文化领域的反思与探索首先发生在语言文学上,中国现代文学是百年前文化革新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文学革命直接促成了现代通用汉语的成长与定型。作为相较于世界其他文明的语言使用人数最多的现代汉语,一百年来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何认识它的文化价值,这不仅是具体学科内的学术问题,更是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思想问题,需要从文化思想高度加以阐释。

中国现代文学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近现代中国的传播而发展起来的,带着鲜明的反封建和现代化启蒙色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五四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并指出:“五四运动前后,我国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追求真理中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勇于打破封建思想的桎梏,猛烈冲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不仅摒弃了言之无物、机械仿古、无病呻吟、滥调套语、阿谀雕琢、陈腐铺张的不良文风,而且树立了平易晓畅、鲜活清新、抒情立诚的崭新风尚。新文学在鲜活与陈腐之间作出了清醒的风格选择,在文言与白话之间作出了明确的文体选择,而且依照西方文学建立了一些全新的文体:现代小说、话剧、诗歌、散文等。应该说,新文化运动的成就,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在中国青年思想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在文化、科学、艺术等领域,来自西方的思想文化资源也深深冲击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为中国文化开启现代篇章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三种资源的融通还远没有成为普遍的现实。

新文学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语言形式的更新。如何评价起始于“五四”前后的这场语言革命?毛泽东在高度评价“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时,也高度认可了“语言革命”的成就,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在毛泽东作出上述文艺论断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而强调指出:“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

在追踪了五四新文化的发展轨迹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四十余年以后,邓小平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发展方向。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时把二者综合在一起,明确表述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都沿用了这个说法。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资源融通”和“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语言文化这百余年间先后经历了存废之争、文体之争、雅俗之争和民族形式与现代化之争等重大争议,今天回首来看,每一次分歧的发生,每一个潮流的变向,以及诸多无疾而终的尝试,大多与没有解决好“资源融通”和“两个结合”这个根本问题相关。

有了融通和结合的观点,我们对一些文学史上存在争议的问题就有可能得出新的认识,得出更具有历史高度与前瞻性的看法。就百年前诞生的新文学及其带来的语言革命而言,究竟是保守性向人民性的回归,还是对上千年文言传统的割裂?是语言本体性精神传统的新生,还是工具性的机械追求导致舍本逐末?是民族共同语统一性凝聚力的增强,还是对方言、欧化等多样化表现形式的制约?这些认识上的分歧,还不时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的论述中,已经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这不仅不利于对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作出科学的评价,更不利于正确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缺少“融通”与“结合”的思想高度。

二、用历史和发展的文化观看待文化载体

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指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这个“中国化过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质,也是百余年来我国文化建设最宝贵的经验。当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经历剧烈变革的阵痛时,首当其冲的是各种文化载体,或饱受质疑,或屡经改造,许多争议伴随着整个20世纪。仅拿中国语言文学来说,白话文、语体文是该跟传统文言作彻底的语体切割,还是该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回归?我们的书写工具汉字,究竟是人民心声的障碍,还是文化精神的负载?是应该改造文字打造一个“有声的中国”,还是借由语素文字丰富的意涵,来窥知古往今来文字里凝聚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文学争议不仅仅是文学史的评价分歧,应该看作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文化道路的选择与取舍问题。因此,回顾和思考百余年来对文化载体的价值评判,就成为文化研究中一个重大问题,也是党的创新理论系统化、学理化阐释的一个理想例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时,明确提出“要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各领域开展研究,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这就为我们讨论五四新文学语言革命的性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现代汉语”是五四新文化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也是当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坚实内核,它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它的生命力如何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穿透力,我们拟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加以论列。

(一)现代汉语的历史逻辑。白话和文言,究竟是选择关系,还是继承关系?新文化运动初期,激进的改革派视文言为“死语言”,以“我手写我口”为信念,先后祭出了白话文学和语体文。新时期以来,又有一种复古情绪泛起,强烈反对白话文运动及其一切,把文言与白话置于非此即彼的选择中。我们不妨先从学理上做一个观察。现代汉语面貌之所以不同于古汉语,一般人的印象,其实是来自韵律节奏上的“骈”“散”之别。文言给人以节律有致、韵味隽永的感觉,关键在于读起来的韵律感;白话让人觉得散,句子长短不一,没有相对齐整的长短限制,又有轻音重读相间,好像没什么规律。事实上,汉语的文体样式从上古到近现代一直没有停止演变,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语音结构在变。据考证研究,远古时期汉语存在一个字含有两个韵素的现象,到周秦时期发生了从一个字占两节拍到单音节、单节拍的重大变化,我们于是看到反映那一时期语言特点的四言诗大量存世。文学的文体是适应语言结构的产物。到了东汉中后期,双音词大量出现,其发展势头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现代汉语词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从东汉时起,由于单双音节词并存,才依次出现了奇数字的五言诗、七言诗以至唐宋以后的长短句。唐宋以后的文学形式,给人的明显印象是句子长短越来越多样化,这一方面是因为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的错落搭配,另一方面是因为实词虚化现象越来越多,虚字在语音上较实字为轻,语言节奏必然呈现松紧交错的局面。可以说,汉语文学打破齐整的骈俪格局,形成“长短律”,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具体而言,汉语的近现代的韵律格式包括以下六个特征:字数不等、轻重不一、缓急有差、虚实相间、骈散交替、没有格律。其实,纵观一部汉语发展史或曰整个中国文学史,两千多年里,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都清晰可见这几个因素在不断增多或者强化。因此说,汉语本来没有文言和白话的清楚界线,也没有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明显区分,更不存在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断裂”。从语言发展的历史逻辑而论,现代汉语不能简单地看作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激进理论主张的结果,而是汉语历史发展多音节化、实词虚化改变语言节奏的自然结果。应该说,在汉语发展的历史上,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现代汉语”,都是正常的历史选择。

(二)现代汉语的实践逻辑。从古代到近代,汉语一直在使用中调整和塑造着自己的通行性和规范性,如同每个时代都有在中华大地上使用最广的“雅言”“通语”一样,从来不是人工创造、人为规定的,而是在文学实践和社会实践中自然磨合而成的。百年来的现代汉语形成一个稳定和谐的体系,现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中,不管是明清小说传统、民间文学的形式,还是外来的语言因素以及新文学实践中形成的新传统,都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我们或许可以指出哪一篇作品的哪些词句带有某种方言色彩或既有文体的影子,却很难认定哪一位作家、哪一部大型作品完全是旧式白话的翻版或者是外国作品的汉化版,没有一部作品不是多种新旧风格的综合。20世纪40年代的“民族形式问题论争”,就新文学的语言实践看,并不是各种文体风格已经到了难以调和的险境,也不是一定要通过一场范围颇广的论争方能解决的难题。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和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不管是当时讨论的参与者还是此后数十年里文学史的叙述者,都有意无意地贬低其语言论争价值,而强调他们论争的意义远在语言之上。论者不愿面对语言运用中融通、融化的成熟现实带给他们的深刻启发,宁愿停留在片面夸大某种论点,而在论证中与不同意见者形成尖锐对立。这也是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对立观给中国学术论辩带来的深刻影响。其实,语言作为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和呈现者,它的调适能力和对文化本体的影响力实在是被忽视了。如果当时以及其后的论者能够多多观察语言实践本身,他们认识的深度和共识有可能会超出原地踏步式的争辩,而可以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些。新文学仅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塑造了自己融汇古今的文化风格,像朱自清、汪曾祺的散文风格,传统与现代语言精神的融通已经不着痕迹;郭沫若的新诗创作,尽管面貌全新,也无处不体现着诗骚传统。新文学出现不久,人们谈论到汉语中似乎越来越多出现“欧化”现象,有人指责这种句法背离了汉语的本色,有人称赞是给汉语带来了活力和精密化。其实,只要我们认真观察一下所谓的欧化汉语,就会发现,它一方面给传统汉语拘谨的部分增添了张力,另一方面,其种种看似新鲜的表达法,又无不植根于汉语既有的格局之中,换句话说,真正背离汉语传统的“欧化句法”并未发生:汉语并没有依照西方语言而产生名词的复数标记或格标记,句子也没有发明出大量的后置的从句——而这些才是西方语言最重要的句法特点。总的来看,现代汉语的文学实践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在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保持合理张力的成熟的体系。

(三)现代汉语的理论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这句话深刻道出了语言的文化承载功能、精神凝聚功能和人际交流功能。作为数千年汉语自然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现代汉语一如既往地承载了语言的全方位功能。值得讨论的是,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工具性成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争议话题,其实这个问题之所以形成争议,也跟认识的片面性有关。中国人不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才有了语言工具性的认识的,荀子所说的“名无固宜”“名无固实”其实说的就是语言的工具性,与此同时,中国古人历来更是把“载道明理”的功能理解渗透到语言文字本身。新文化运动以后,我国学者了解到西方语言学把语言看作工具的共识,并且连带得到工具是可选择、可换用的观念,于是对汉语的“工具性”效益产生了怀疑,这才出现了是否要弃用汉语汉字、可不可以给汉语设计一套拼音方案的议论。郜元宝这样概括早期知识分子的语言文化理想:“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转变,首先表述为语言的本质、人和语言的关系的某种历史性变革。无论人的本质还是文学的本质,其现代性的进步与解放,首先都被理解为以西方现代为榜样的语言的进步与解放。只有成为自己的语言的主人,人才能自由地接受教育,自由地获取知识,自由地扩大视野,自由地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权益,并在文学美学上成功地表达自我。”从这段引文中,已经可以感受到“语言工具论”者对语言工具崭新文化功能的期待。但也是从这段引文中,我们或多或少感觉得到引述者站在宏观文化立场上对这种西化的语言工具文化观的不认同。近些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界对这种工具性的语言观,对语言表音与表意性能的话题格外感兴趣,有些论者对一百年前文化界引入的现代语言观念颇有微词,认为工具观或多或少抛弃了汉语言文字所负载的文化传统,忽视了“汉语的智慧和汉语的生殖力”。郜元宝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思考:“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对语言文字的理解本来就有许多简单化乃至根本错误的地方,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们受此影响,也不把语言文字当作文学史研究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这就导致了双重的粗糙:一是和古代文学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因为对语言文字的许多简单化理解而显出的文学的粗糙,一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因为不注重语言文字问题而在理解和描述现代文学历史时暴露出来的学术的粗糙。”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是文学的遗憾也是学术的遗憾。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五四”前后引进的语言学理论并非那么片面,那么偏激,洪堡特的名言“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这不仅是中国语言文化学者的共识,更是党的创新理论中最基本的学理支撑。从毛泽东给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义开始,党的几代领导人对新文学、新语言、新文化的这种理论定位是一以贯之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也反映在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文学家、艺术家的杰出创造活动中。”现代汉语有其略显粗糙的一面,也有日渐精美的另一面,更有我们用不同的理论眼光去发现和审视其美学价值的巨大空间。中国学者对现代汉语的价值理解也并不限于工具意义,百年以来,现代汉语的文化价值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得到理论阐释和认定。从何其芳、林庚等学者对新诗形式的关注和关于新诗格律的理论总结,到近年来冯胜利等学者对现代书面汉语庄雅性质的系统论述,沈家煊关于古今汉语“以对为本,共鸣律动”成为文明传承重要原因的理论假说,现代汉语的美学价值已经成为逻辑自足的理论现实。

如何评价现代汉语和现代文学的发展,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观的问题。简单地站在古今对立或中西对立的立场上,很难完整准确地看到一部健康成长的文化史,捕捉到其中“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看清现代文化发展史“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的本质特征。

三、从中国式范畴观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方法论价值

贯通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特征,是习近平观察文化现象、思考文化规律的普遍方法,体现着深刻的方法论价值。这种方法论,时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又不忘中国实际;既立足文化本体,又注重转化和发展;既注重现实问题,又保持历史思维和前景展望;既关注共同命运,又看重各美其美;既敬重人类文明,又聚焦中国形态。这里渗透着深刻的中国式哲思。赵汀阳从中国古人的“人类共在”的存在观推出“世界无外”的天下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某种哲学理论支撑。这种思想的基础,在沈家煊看来,就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的独特范畴观。

不同民族的人民在认识世界时认知方式的不同集中体现在范畴观上。沈家煊认为,汉语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与西方不同的范畴观,中国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范畴观揭示出来。我国的现代学术大多是在“西学东渐”之后逐渐形成理论体系的,很多学科不自觉地袭用了西方传统的基本范畴观。两相区别的范畴,在西方的范畴观里,总是在内涵和外延上都相对立的。然而这并不是区别范畴的唯一方式,两相对待的范畴完全可以是在外延包含、内涵交融的情况下体现出它们的深刻不同。这种新的范畴观的核心理念是“和而不同”,沈家煊认为,中国很多根本性的传统思想都体现了中国概念的“包含观”。如“天人合一”:“人”是 “天”的一部分(“人之始生,得之于天”);“体用不二”:“体”就是“道”,抽象的“道”包含在具象的“器”之中;“有生于无”:“无”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指无限可能性,“无”包含和规范着“有”;“物犹事也”:“物”是“意之所在”,“事即物也”没有意义,“物犹事也”才有意义。

之所以说习近平总书记主张的“三种资源融通”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创新性的理论发展,就是因为,这种理论契合了中国哲学本质上的思维方式和认识,可以在新的高度上帮我们澄清一些理论争议和模糊认识。回到上文讨论的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争议的焦点和破解的出路。有论者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问题中,存在“两个完全对立的语言观念:工具论语言观和本体论语言观,它们互相对立,前者作为一种主流的语言观念深深地制约了中国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品质,而后者虽被压抑却一直存在,以其注重‘语言之体验’对于弥补现代汉语所受到的某种伤害起到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关的还有“音本位”和“字本位”的对立,以及欧化、方言与现代汉语主体性的对立问题。这种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从语言的工具性、音本位和统一性追求,转而强调语言本体的精神属性、汉语的文字表现、语言的多样化和差异性,表面看是对百年前“西化”倾向的反思和向汉语文化传统的“回归”,事实上,这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西方化的认识方法和批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阐释“和而不同”的文明观时说过:“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中国式的范畴观不仅可以解释文明之间的对立与融通,也可以更好地解释文学争议,从而帮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中国文化。我们认为,语言的本体性和工具性不是对立的概念,语言的文化精神包含工具属性,工具属性是文化精神的产物,工具身上永远带有文化精神。语言就其实质来说是文化精神的体现,其工具侧面可以独立研究却不可能独立存在。汉语的书写形式和语音形式也不是对立的概念,汉字中带有语音信息。汉字的表音功能后起于表义功能,汉字的表义本质为表音功能提供了基础,注入了活力,丰富了表音能力。现代汉语文学百年实践的成就,并非有些学者断言的那样“粗糙化”的局面,文学创作并没有因为语言工具性的觉醒而泯灭了天然的诗性。现代汉语以对言为本、以“视韵”构形的精神特质,不仅保证了汉语文学精神的生生不息,而且得到了中国式认知方式的理论支撑。汉语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差异性更不是对立的概念,语言使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包含统一属性。白话文运动初期关于口语性与规范性的简单化主张并没有成为现实,因为统一性基于多样性,所谓的规范汉语就是由口语的、方言的、欧化的种种具体表现方式组成的。规范汉语不是人造语言,不是抽象语言,而是现实语言形式。总的来说,现代汉语百余年来的新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我们过去对它的某些简单化批评,不是因为它本身的发展存在严重的问题,而是理论和方法论的欠缺限制了我们得出正确的文化观察。正确的范畴观不仅帮助我们准确地认识历史,更能驱使我们创造汉语文学更好的未来。

回首百余年来现代汉语走过的道路,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让中国了解了西方,尝试用西方的现代化方式改造汉语文化。这种努力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很快找到了与世界对话的方式,也使中国人感受到科学的精神,学习了逻辑的思维,丰富了认知世界的方式。但是如果习惯于用西方的范畴观认识和批评,则不利于准确把握中国文化的核心概念和理解方式。在全面了解世界之后,更应该有能力用中国的方式表述自己。如果不懂资源融通和“两个结合”的意义,就难免从“五四”反封建的主张推导到对传统的全面否定,把百年来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选择狭隘理解为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一切,把爱国主义主张简单推向拒绝外来文化的极端。新时代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全新认识,正是对西方范畴观的超越,昭示了基于中国哲学的语言文化观的回归,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学理论新实践。我们以近现代中国语言文化发展和评价争议分析的实例,思考习近平文化思想应用于具体文化载体中的认识论问题,目的就是想说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升了文化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使命,在方法论价值上,也为我们解读文化现象、评价文化载体的发展史,给出了深刻而系统的思维和分析方法,以中国式范畴观为特色,推导出新的哲学境界。

(作者简介:张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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