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1897—2004），原名陈枢，生于江苏无锡，1915年赴美国留学，后在芝加哥大学工作。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接受蔡元培邀请回国，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1927年转赴莫斯科，在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1928年回国。1929年7—9月，陈翰笙回到家乡无锡开展农村调查，1930年又在保定开展农村调查，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无锡—保定调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陈翰笙批驳了马季亚尔等人的观点，认为传统中国农业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性质。新中国成立后，陈翰笙出任外交部顾问和外交学会副会长，承担了大量对外访问和研究工作。1978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

无论熟悉与否，只要一说起陈翰笙先生，人们都会被其波澜壮阔的一生所震撼。陈翰笙是江苏无锡人，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15年，他自费赴美留学，分别就读于波莫纳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1924年，27岁的陈翰笙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1925年，陈翰笙参加革命，从事地下工作25年。

在陈翰笙以笔为枪的一生中，他领导和开展了三次大规模农村社会调查，无论是投入的人力物力，涉及的地域范围，还是组织实施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在早期中国社会学发展进程中都无出其右。同时，陈翰笙所领导的调查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第一次有理论自觉的科学实证研究。通过这几次调查研究，陈翰笙对中国社会状况有了清楚的了解，进而解答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同样意义重大。

今年是陈翰笙先生逝世20周年。通过回顾先生精彩人生片段，重新审视他领导和开展的农村社会调查工作，本文意在引发当下学界对其研究内含理论自觉的关注和思考。

年轻学者走上革命道路

1915年，陈翰笙赴美留学。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他先后选择了植物学和地质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但由于眼睛的问题，陈翰笙只能转学社会科学。俄国十月革命的冲击，让陈翰笙大为震撼，因此，他决定改投历史学，准备“研究一下社会的变革”。

国外多年的学术训练，让陈翰笙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并且精通英、俄、德文。这样一位学识渊博、精通外语的年轻学者，引起了蔡元培的注意，并于1924年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同年，陈翰笙接受邀请，回国进入北大历史系任教。

刚回国的陈翰笙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至多是一个民主人士。当时，国内汹涌的革命战争、活跃的社会思潮，让这位刚从国外归来的年轻学者“一时间看不清国家的前途和出路”，内心苦闷。正是在这种迷茫和苦闷的状态下，陈翰笙不断在思想层面探求出路。

1924年，陈翰笙结识了“最早影响我思想的朋友”、北京俄文专修馆讲师彼得·格里涅维奇。两人时常谈论苏联的情况，并探讨一些社会历史问题。在格里涅维奇的介绍下，陈翰笙开始阅读《资本论》。对《资本论》的研读，让陈翰笙的思想世界豁然开朗，并为马克思解释社会发展史的独到之处所折服，“通过学习《资本论》，使我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尽管在欧美顶尖大学接受了严格的历史学训练，但陈翰笙坦言，“我过去在欧美学的历史却没有使我了解历史，而只是些史料、史实的堆砌，读了《资本论》，才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他也开始认识到，“社会是必然会进步的，但是如果没有革命，进步总是非常缓慢的，人民的苦难会拖延更久”。从此刻开始，陈翰笙真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思想发生转变之后，陈翰笙开始同我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接近。1925年，陈翰笙经由李大钊和于树德的介绍，开始参加革命。1926年，通过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陈翰笙秘密加入共产国际，开展地下工作。按照李大钊的指示和叮嘱，陈翰笙不能暴露自己的革命者身份，而是以开明学者的面目公开活动。

由此，这位年轻的北大教授开始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以科学研究认识中国社会

1927年，随着李大钊被捕，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陈翰笙和夫人顾淑型流亡莫斯科，进入共产国际筹办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在这里，陈翰笙和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马季亚尔就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是，“由于我不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因而拿不出更充分的理由、实例来驳倒马季亚尔”，所以，陈翰笙“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

1929年，受蔡元培邀请，陈翰笙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并主持社会学组工作。由此，陈翰笙开始了科学研究工作，力图以充足的证据来回答“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的问题。

陈翰笙认为，“要搞好研究工作，就需要充足的资料，有了资料，才能‘耳听六路，眼观八方’！”因此，他决定“工作应该从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入手”。对于社会调查的出发点，陈翰笙选择以中国农村作为突破口。这主要是因为，“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

但在审视已有农村调查和统计资料之后，陈翰笙认为，“直到现在，中国的农村调查不是为了慈善救济起见，便是为了改良农业，要不然也不过是供给些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它们都自封于社会现象的一种表列，不会企图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它们无非表现调查人的观察之肤浅和方法之误用罢了”。此外，已有农村调查采取的都是任意抽样调查法，不仅没有科学选择调查对象，对调查资料的应用范围和标准也不加彻底的考虑。面对“研究社会学者苦无可靠可用之材料”的情况，陈翰笙及其领导的社会学组“决心抛弃从前政府统计之残屑，不顾一切违反中国实情之报告，而从事有意识有组织之农村经济调查”。

不同于已有农村调查，陈翰笙在开展调查的过程中，特别注重调查对象的代表性问题。考虑到“中国农村社会的进化程度许多地方不是一致的”，陈翰笙采取了一种“代表法”，即“先从显然特殊的区域着手调查”。陈翰笙认为，“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使我们能够彻底的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在那里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见其梗概”。因此，“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先从这三个地方着手才是扼要的办法”。

在选定三省之后，陈翰笙在“每省之内，又选定农业最繁荣、工商业最发达的一县为调查地点”。紧接着，在每个县内部也是先划定几个区域，然后“在各区域内，又选定一定比例数的农村以为代表”。最后，在这些代表村中，“每一村户都仔细的完全的挨户调查”。如此，陈翰笙就以“抽样调查+全面调查”的方式确保了其农村调查设计的科学性。

虽然科学的调查设计重要，但更为困难的还在于如何落地实施。李景汉就曾言，“社会调查固为中国今日之需要，但实地举行时非常困难”。为了能够顺利实施调查，陈翰笙非常注重调查团人员的选择。例如，在1929年开展的无锡农村经济调查过程中，陈翰笙和王寅生选择的调查员大多是无锡和邻近各县人士，其中，1/3为大学研究农业或社会经济的毕业生或肄业生，1/3为当地高中肄业生，还有1/3则为当地小学教员。尽管调查过程仍存在一些困难，但这45人且主要为本地人员构成的调查团，还是以3个月的时间，成功调查了55个村庄的概况、8个农村市场以及22个村庄的1207个村户，获得了丰富而又可靠的资料。

此后，同样以科学的方法，陈翰笙于1930年与北平社会调查所合作，在保定开展了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至1934年，又与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合作，在广东番禺等数县开展农村经济调查。此外，1929年，陈翰笙还专门组织调查团到东北调查难民问题。1933年，陈翰笙又协同王寅生、张锡昌在安徽、山东与河南烟草区开展调查，以探究国际资本对中国农民生活的影响。

总之，从1929年至1934年，陈翰笙领导的农村社会调查团队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凭借着周密细致严谨的科学调查，陈翰笙终于获得了有关中国农村社会第一手真实可靠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科学分析，他雄辩地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纯粹的封建已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前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在这个社会中，所有复杂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就在土地问题，即“耕地所有与耕地使用的背驰”。因此，陈翰笙确信，“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农业危机的实质，是如何才能成功地开展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以取消一切殖民剥削和封建剥削的基础”。

立足中国现实的理论自觉

事实上，无论是彼时，还是当下，仍有不少声音认为陈翰笙领导开展的一系列农村调查是“主义学说的范畴”“非是科学的探讨”。很显然，这种以“政治立场”来衡量学术研究是否“科学”的做法本身就存有偏颇。当然，这些评价也并不能否定研究过程本身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实际上，正如陈翰笙晚年所回应的那样：“尽管调查带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但他们是严肃的学者；他们不是要制造事实以证明自己的论点，而是要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真心相信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并力求通过认真、扎实的实地调查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因此，在整个调查的设计和进行中，他们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因此，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来说：“这些调查活动其对象典型，组织安排科学，调查手段和技术灵活多样，因地制宜，是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社会实际结合得较为成功的一次社会实践。”就此而言，陈翰笙领导开展的农村调查，无疑是“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实证研究的先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的里程碑”。

除了研究过程本身的科学和严肃，在更深层次上，陈翰笙领导开展的农村调查研究还具有一种立足中国现实来推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农政研究是指导陈翰笙开展农村研究的理论基础。在开展农村实地调查的过程中，陈翰笙对农业生产关系和农民分化问题的关注，无疑彰显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农政研究的传承。此外，他还主持编撰了一套名为“农村经济参考资料”的丛书，其中《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和《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势》两本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农政论述观点的介绍。

尽管如此，陈翰笙并没有教条地遵循前人的结论。通过农村调查，陈翰笙发现，“殖民资本在进入中国后并没有如经典农政理论预料的那般消灭中国本土的小农经营；相反，它们反而是采取了一种连属的方式，将中国的小农整合进其资本积累体系”。此外，“中国农业商品化的程度虽然加深，但这种以贫困小农为主体的畸形商品化并没有推动农业资本主义的扩展，反而是加固了既存的半封建小农经营形态”。由此，陈翰笙判断中国的农政问题及其转型道路是不同于英国、美国、德国和俄国模式的。

基于上述判断，陈翰笙撰写的一系列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状况的论著，获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一文，被太平洋国际学会认为，“是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权威著作”。由此，陈翰笙成为西方学术界公认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权威。

正是凭借这种立足中国现实的理论自觉，陈翰笙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政研究的理论和体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不仅有力回应了共产国际马季亚尔等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错误判断，并且使“莫斯科失去了农村经济研究（包括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传统的领先地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科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证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谋求兴邦富国的努力和精神，无疑是这位跨越了四个时代的革命前辈、学术宗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已成为激励新时代学者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不竭动力。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