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强:陈翰笙与国际左派学术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 次 更新时间:2022-02-11 0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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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强  

   【提要】陈翰笙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农村经济思想,借鉴和吸收廖谦珂、考茨基和列宁的相关理论方法。在农村问题研究中,陈翰笙借鉴了马札亚尔的研究路线并在相关问题上存在共识,但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判断存在明显差异。陈翰笙与杜博洛夫斯基、魏特夫和沙发诺夫等国际左派学者的争鸣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认识。陈翰笙与国际左派学术界的交往互动,反映出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构成是复杂多元的。

  

   【关键词】陈翰笙;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中国社会史

  

   陈翰笙是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1916—1922年,他先后在美国波莫纳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1922—192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27年,他到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海外策源地——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职,与国际马克思主义学者近距离接触并有所争论。1936—1939年,陈翰笙又供职于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主持《太平洋事务》的日常编务工作,以此为平台得以与不同流派的域外学者展开更广泛的交流互动。当前学界对陈翰笙与国际学术界的关系虽有所涉及,但仍缺乏专门考察,特别是其与国际左派学术界关联的考察。因此,本文将集中探析1949年以前陈翰笙与国际左派学术界的关联异同,借以展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史的一个重要侧面。

  

   一、对国际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思想的择取

  

   陈翰笙留学欧美期间研习经济史、国际关系史,1924年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讲授欧美通史和史学史课程。此时的陈翰笙仍是一位学院派自由学者,他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和运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始于对《资本论》的研读。据其回忆:“通过学习《资本论》,使我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相比之下,我过去在欧美学的历史却没有使我了解历史,而只是些史料、史实的堆砌。”此外,他还通过《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论著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1926年,陈翰笙被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吸纳为供稿人,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

  

   1927年陈翰笙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职,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运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由此,他开始以解决中国本土问题为导向,有选择性地引介和吸收国际上的农业经济学理论,构建一套中国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和研究规范,走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话语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道路。

  

   以往学界公认陈翰笙的农村经济研究以生产关系为中心,却未对其理论来源加以追溯,缺失了认识陈翰笙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为陈翰笙的农业经济研究指明基本方向和路径的是1928年出版的苏联农业经济学家廖谦珂(P.E.Leashenk,亦译列亚申科)的《农业经济学》一书。这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概论,在苏联、日本和中国学界都引起不少的关注,吴觉农、薛暮桥等人将该书译介到国内。廖书出版之时,陈翰笙恰在莫斯科就任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研究员,其对《农业经济学》当有所注意。1929年归国后的陈翰笙开始组织农村经济的调查研究,而廖氏该书对于陈翰笙及其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诸学人有直接影响。薛暮桥据此编写《农村经济底基本知识》一书。1935年7月,孙冶方发表在《中国农村》第一卷第十期上的《农村经济学底对象》一文与《农业经济学》第一章“农业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相关观点高度一致。

  

   陈翰笙将农业经济研究聚焦于生产关系维度,正与廖谦珂的主张相契合。廖氏在书中认定,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农业经济现象和社会关系:“为一般理论经济学之特殊部分的农业经济学,是从这许多社会关系的总体中,把农业活动的过程里的人类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农业上的现实的各种经济现象,分离开来作为其研究对象。”该书上卷以土地所有制为中心,批评了当时农业经济学中的自然主义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强调了生产关系在农业研究中的中心地位。陈翰笙对农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认识显受廖氏影响,他指出:“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农村诸问题的中心“是集中在土地之占有与利用,以及其他的农业生产的手段上:从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农村生产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陈翰笙的农村调查便以生产关系为中心展开,这也成为其农村经济研究的主要特点。

  

   20世纪30年代,国内理论界尚未就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重点形成共识。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以王宜昌为代表的“中国经济派”诸人更倾向于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人的主张,将生产力要素作为考察农村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这也使得他们对农村社会性质的判断与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产生直接冲突。廖谦珂的《农业经济学》在这场争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论战主将王宜昌曾指证“中国农村派”诸学人主要援引廖氏的理论,对其进行批评。陈翰笙一系学人与廖谦珂的学术渊源由此可见一斑。

  

   除纯学理层面外,陈翰笙还从革命理论家的农村实践中寻求经验。第二国际领袖考茨基《土地问题》一书中的农业经济学思想也为陈翰笙提供了重要参考。考茨基旨在批判19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论证了小农必然消亡的理论,阐明了资本主义在工业与农业中的不同发展路径。列宁曾称赞道:“考茨基的这本书是《资本论》第三卷以后最出色的一本经济学著作。”陈翰笙同样对该书推崇备至,认为:“从前考次基根据可靠的材料,详细分析西欧各国的农村经济,他的那本著作,到现在还是一本最有价值的农村经济参考书,最近二三十年来还没有像他那样的著作出版。”因此,陈翰笙将宗华翻译的《土地问题》节本作为农村调查研究的参考资料,并于1931年以《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为名出版。

  

   陈翰笙显然从考茨基的研究中获得诸多灵感,并创造性地用于中国农村具体问题的分析。但我们更需留意陈翰笙对考茨基理论的针对性吸收。陈翰笙在《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序言中说道:考茨基是“关于资本家社会的农村经济叙述得最具体分析得最深刻的一位学者”,而“外国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早已侵入中国,并且有支配我们全部社会经济的威权。在中国研究社会学的人们当然不能不明了那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社会。这便是拿人体解剖作猿体解剖的锁钥的一种用意”。该译本仅节选《土地问题》第五章“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和第八章“资本主义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民”。但是,陈翰笙认为这“足够使我们了解近代农村经济的趋向”。此两章阐明了近代农村资本化的境况,恰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有关农村资本化问题密切相关。

  

   考茨基认为商品化与阶级分化是近代农村资本化的重要特征,但同时指出只有建立在资本家与工人的阶级对立基础之上,完全符合价值律的商品生产才能称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这为陈翰笙驳斥当时国内理论界将农产品商品化简单比附为农村资本主义化的观点提供了依据。他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发生,只有工业资本才是资本主义的形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考茨基肯定商品化和阶级分化是资本主义化基本特征的同时,也言明这一过程中农民受剥削程度的加深及旧生产方式的并存现象。陈翰笙的农村问题研究便专注于此一层面的论析。他认为农产品商品化不但不能推动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在现有土地制度的情形下,中国的农产越是商品化,人民痛苦越利害”。因此,陈翰笙也将商品化及阶级分化视为封建剥削加深的标志而非资本化的开始。由此可见,虽然的《土地问题》一书虽成为陈翰笙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一个范本,但陈翰笙显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较强的针对性。

  

   在从事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研究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发明的方法自然成为陈翰笙的主要借鉴。陈翰笙的农户调查分类方法直接承袭自列宁,但在分类标准方面较列宁又有所调整和修正。列宁在对俄国农户分类时主要以生产资料的数量为标准,提出了“以占有土地和生产工具特别是马匹多少来划分农村阶级和阶层的方法”。陈翰笙认为应“基于富力而同时参照雇佣关系”来划分农户类型。尽管陈翰笙在农户分类时兼顾物质因素和社会因素,但显然更侧重后者。他将是否存在剥削关系视为其农户分类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与列宁侧重生产资料数量的分类标准明显不同。可以说,陈翰笙在实地调查中调整和发展了列宁的理论,他“十分强调与中国社会现实的相适,努力把‘马列主义’中国化,这与对手一味生搬硬套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在俄国农村发展的论证方法和结论适成鲜明对照”。

  

   此外,还必须提到的是,陈翰笙分析农村经济问题时尤为重视《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理论部分。据侯外庐回忆:陈翰笙“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最广大的革命基地在农村,当时甚为流行的研究农村问题的倾向值得注意,这一研究亟须有正确的理论做指导。所以,他认为,《资本论》应首先翻译第三卷的地租部分”。不过,陈翰笙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时并未直接摘引《资本论》,而是将其精神内核融合其中。

  

   综上可见,陈翰笙农村经济研究的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这就决定了他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他既从纯学理层面找寻认识中国农村的路径,更吸收考茨基、列宁二人基于农村革命实践的经验与方法。与此同时,陈翰笙对既有理论方法进行了改进和完善,而不过分拘泥,这为其在国际论坛上发声做好了必要的知识与理论准备。

  

   二、与马札亚尔论中国农村问题

  

   陈翰笙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与马札亚尔(L.Madyar)存在着诸多联系。二人在中国农村问题上,分歧与共识并存。但因马札亚尔曾卷入理论界的争斗而受到苏联官方压制,其学术思想也成为批判的对象。这也导致以往学界更侧重两人分歧与对立的一面,对其学术关联的考察不够,从而出现认识的偏差和误解。实际上,当时国内学界并未就马氏的理论形成统一的意见,其学说仍具有影响力。而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早期尝试者,陈翰笙在批判与借鉴中实现了对马札亚尔的超越。

  

1927年,陈翰笙与马札亚尔共同任职于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其时马氏正在撰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该书认定中国是由水利决定的亚细亚社会,否定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认为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的残余。这番言论引发国际马克思主义学界的激烈论争。陈翰笙与马札亚尔也曾当面发生争论。陈翰笙在其回忆录《四个时代的我》中称:“我们有过几次接触,但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观点就迥然不同,还发生过几次激烈争论。”马氏认为中国农村因农产品商品化而步入资本主义社会,而陈翰笙则坚称中国农村仍为封建社会性质。陈翰笙的这段追述成为日后不少学者认识两者学术关系常常引述的史料,并由此演绎出两者针锋相对的情状。实际上,陈翰笙的这段回忆并不能完全采信。马札亚尔并不认为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他曾多次明确指出商品经济并不足以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马氏主张近代中国农村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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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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