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统一，已经成为我们执政的基本原则。遵守这一基本原则的基本要求是什么呢？目前已有解释大都局限于尊重事物规律、按照科学态度等原则性描述，我觉得还应该提出如下的具体的、基本的要求：

第一，科学执政要求我们在尊重多数人意见的前提下，兼顾少数人不同的意见。这是因为根据科学认识发展规律，真理一开始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

因此，虽然民主执政要求我们最后要按多数人意见办，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对少数人的意见全然不顾。相反，我们要注意吸取少数人意见中合理的成分。例如，关于三峡工程建设问题，著名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说：“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时任三峡工程总工程师张超然说：“这些反对意见对于三峡工程的建设也是十分有益的，它们让我们的施工更注重科学论证、更加完善。重大工程建设需要兼听则明，三峡工程在建设中充分考虑了他们的许多意见。”时任国务院三峡办主任蒲海清说：“过去反对建三峡的人有很多不了解三峡的情况，现在三峡建起来了，效益显现出来了，他们当然就不反对了，所以现在反对的声音少了，但是我要感谢曾经反对过三峡的这些人，由于他们的反对，使我们在设计和施工建设当中解决了很多过去没有想到的问题，所以才有今天圆满的结果。”可以说，三峡工程的成功，是我们党坚持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生动事例。

第二，科学执政要求我们善于通过协商民主，把正确的意见由少数人的主张变成多数人的共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虽然不同意见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意见斗争并非属于对抗性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而是可以运用酝酿、辩论、听证、讨论、恳谈等平等交流的方式，让少数人正确的意见逐渐地为大多数人理解、接受，最终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而不能图省事地用票决的方式一投了之。正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的那样：”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第三，科学执政要求我们不仅要善于总结出成功的经验，作为我们决策的理据，同时还要善于善于总结失败的教训，从中找出我们决策的依据。我们党历来重视反面教员的作用，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道，犯错误也有好处，可以教育人民，教育党。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任正非在今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发言中，从科技创新需要宽容失败的角度提出”从失败中提取成功的因子“的观点，也不无道理。例如，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路线和政策，都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而提出的。正如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1、272页）。

总之，科学执政是一个内含丰富的命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以深化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郝铁川，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