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波: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一个总体性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66 次 更新时间:2024-02-22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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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波  

内容提要: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最终目标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这一任务可分三个层次开展:一是强化其作为学科的特征,以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战略、治理、技术四个二级学科方向为支撑,形成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二是突出其作为交叉学科的特征,以国家安全的复杂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点领域)为导向,发展跨学科概念体系和整合性理论框架,实现对国家安全复杂问题的整体性认识;三是强调其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重要组成部分的特征,以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安全的层次关系为主线,立足中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话语体系。以此为基础,本文提出一个总体性框架,尝试为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提供参照。

关 键 词:总体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学  学科建设  自主知识体系

 

国家安全学是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学科建设的各项工作都在稳步推进,且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可以区分三个层次:一是将国家安全学作为一个学科,需要形成具有基本结构和功能的知识体系,在这一点上其与传统学科并无区别;二是将国家安全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需要强化对复杂问题的回应,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知识体系,在这一点上其与传统学科存在显著的不同;三是将国家安全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为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出贡献,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面临的共同任务,也是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最终目标。这三个层次是不断深入的关系,其中第三个层次最为重要,是在前两个层次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可以按照上述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逐层递进地推进。

基于参与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初步体会,笔者尝试在对上述三个层次分别作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总体性框架,为进一步推进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提供一些参照。

一、作为学科: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2020年12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文,增设“交叉学科”门类(门类代码为“14”)、“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科代码为“1401”)和“国家安全学”(学科代码为“1402”)一级学科,加强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工作。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将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增至9个,包括: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设计学、遥感科学与技术、智能科学与技术、纳米科学与工程、区域国别学、文物、密码。自此,国家安全学正式成为新的一级学科。

目前,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设置了四个二级学科方向: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技术。这四个二级学科方向各有其研究对象: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以国家安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理性认识为研究对象,总结、理解和揭示国家安全运行的有关规律以及维护国家安全实践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国家安全战略以影响国家生存与发展根本和全局的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全局性、长远性和高层次的筹划指导;国家安全治理主要研究国家安全的法律体系、管理体制、执行机制、保障模式,以及国家安全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国家安全技术主要研究国家安全技术体系与能力建设的理论与方法、国家战略高新技术和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以及国家安全重大工程建设的相关技术等。①

学科方向显示了一个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功能。在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中,一个一级学科通常需要包括若干个二级学科方向,其设置相对稳定,但数量并不固定,可以根据学科发展的情况呈现动态变化:既可能因为一级学科边界的扩展而增加,也可能因为其中的某个或某几个二级学科成长为新的一级学科而减少。相较于其他一级学科,国家安全学的四个二级学科方向在数量上并不算多,既有很强的包容性,有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知识体系,也为学科后续的发展留下了较大的空间。

从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功能看,国家安全学的四个二级学科方向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两种理解:一是“二总二分”的关系,基于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而形成国家安全战略,这两者均为“总”且为递进关系;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安全技术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实现提供支撑,这两者均为“分”且相互支撑。二是“一总三分”的关系: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为“总”,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技术都是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的实践形态,这三者均为“分”且相互支撑。由于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旨在为国家安全提供全局性、长期性、高层次的筹划和指导,而国家安全治理和国家安全技术既可以针对全局性、长期性、高层次的问题,也可以针对局部性、短期性、特定性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技术三者之间更可以被视为一种并列关系。因此,本文倾向于将国家安全学四个二级学科方向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总三分”的关系(见图1所示)。由于国家安全学的二级学科方向在学科设置时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

图1 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作为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独有特征

国家安全学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立交叉学科门类时最早确定的两个一级学科之一,是推进交叉学科建设的探路者,需要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中发挥先行示范作用。

在全世界范围内,学科交叉与融合都是大势所趋。这主要是因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任何单一学科的知识、方法和工具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才能促进知识、方法和工具的创新,解决人类面临的复杂问题。②在国家层面设立交叉学科门类和国家安全学等一级学科,就是为推动这些复杂问题的解决。③

作为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需要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知识、方法和工具的创新。④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内涵与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⑤经过多次的扩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目前已经覆盖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安全、金融安全等20个重点领域。将来,随着国内外相关情况的变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的重点领域还可能进一步增加。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具有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任何单一学科的知识、方法和工具都不足以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国家安全学就是为提供适应当前我国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性、贯彻和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的知识、方法和工具而设立的交叉学科。

作为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需要以当前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现实问题为导向,发展跨学科知识体系,这是他与单一学科的关键区别。⑥部分单一学科,如社会科学的多数学科,虽然也开始强调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纠正以繁复的方法验证常识这类“精致的平庸”等问题。另一部分单一学科,如人文学科,虽然在客观上可能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功能,但其使命主要在于文化传承。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可授法学、工学、管理学、军事学学位,这表明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既主要来源于这些学科,但又要不同于这些学科。在推进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悖论在于:一方面,如果国家安全学形成完全独有的知识体系,则其与单一学科并无本质区别,只能作为一个新的单一学科;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安全学无法形成独有的知识体系,则其只是简单的拼凑,始终难以成长为一个成熟学科。要避免这一悖论,需要建立交叉学科知识体系,将相关的单一学科中同类的知识进行连接,发展跨学科概念体系和整合性理论框架,使其具有“从部分中生成总体”的涌现性(emergence),并以此集中体现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总体”的回应。⑦这也是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实现知识创新的本质。这样一来,国家安全学的知识体系既来源于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又可以形成独有的知识体系,不至于简化为一个新的单一学科。复杂问题导向(国家安全重点领域)的知识创新、跨学科概念体系、整合性理论框架,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独有特征(见图2所示)。

图2 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独有特征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发展跨学科概念体系和整合性理论框架是否可能?如何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撑?这里举一例进行简要说明。

目前,应急管理是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也是典型的新兴、交叉学科,而且是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大交叉,在这一点上不仅与国家安全学具有同样的特征,也可以直接为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形成提供支撑。按照2007年11月1日生效的《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界定,应急管理涵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的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救援与处置、善后与恢复,这些都是任何单一学科的知识、方法和工具都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如果从1921年普林斯(Samuel Prince)的博士学位论文《巨灾与社会变迁》(Catastrophe and Social Change)正式出版起算,在过去一百年中,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学科中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三种路径上开展研究:一是“政治—社会”路径,如风险社会理论、包容性风险治理模型,描述了社会风险的生成机理;二是“组织—制度”路径,如应急生命周期理论、危机过程理论等,描述了各种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演化机理;三是“工程—技术”路径,如压力释放模型、事故致因链理论等,描述了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的发生机理。很显然,这些知识都属于相关学科中同类的知识,只是各有侧重。若要形成对各类社会风险、公共危机、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同类现象的生成机理和演化规律的整体性认识,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可以在基础概念层面对这些分散在不同学科的知识进行识别和连接,形成以“风险”“灾害”“危机”“安全”四大基础概念为核心的跨学科概念体系。进而,可以提出“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连续统、中国应急管理结构演化的“彗星结构”和“彗尾效应”、中国应急管理效能因果机制模型、应急管理全过程均衡、安全生产结构性转型、应急管理适应性等整合性理论框架,⑧形成对应急管理更为整体性的认识,为更好地回应和解决我国应急管理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些参照。例如,在应急管理全过程的认识上,“风险—灾害(突发事件)—危机”连续统模型将对应急管理全过程的理解从仅针对灾害(突发事件)发生前后的应急管理(主要是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向前延伸至风险管理,向后扩展至危机管理;应急管理全过程均衡模型将风险管理进一步分解为预防和减缓两个阶段,将危机管理进一步分解为恢复和学习两个阶段,使得应急管理全过程在整体上涵盖预防、减缓、准备、响应、恢复、学习等六个阶段。这一全过程均衡模型整合了多个相关学科中关于应急管理过程机理的同类知识,其中关于预防阶段的理解主要来自安全科学与工程的相关知识,关于减缓阶段的理解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学的相关知识。相比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预防与准备、监测与预警、救援与处置、善后与恢复等四个阶段,应急管理全过程均衡模型明确提出,预警和响应是同一个阶段,二者不应该被割裂。这为在实践中推行突发事件预警响应一体化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理论支撑。

三、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最终追求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1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2022年4月15日,习近平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可授法学、工学、管理学、军事学学位,其中法学、管理学全部的二级学科和军事学绝大部分的二级学科,都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范畴之内。因此,国家安全学需要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出相应的贡献。⑨在交叉学科门类最早设立的两个一级学科中,如果说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重在破解“卡脖子”问题,则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重在破解“卡嗓子”问题。⑩

在具体领域,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完全自主的层次,主要体现在各人文科学领域;二是以我为主的层次,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政治、国防、社会等领域;三是内外结合的层次,主要体现在经济管理等领域;四是共同知识的层次,主要体现在国际经济贸易等领域。(11)在国家安全学这一具体领域,基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现实特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该以我为主,既需要根据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形成中国理论,同时在全球化视野下,形成开放的知识领域。据此,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主要包括两项工作:一是立足中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中国理论;二是对其他国家的相关理论进行适当的借鉴和吸收,形成开放的知识领域,以准确理解世界其他国家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实践,为在全球安全格局中维护和塑造中国的国家安全提供知识体系。

如何立足中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中国理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专章部署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12)这为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供了更强大的推动力,对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提供了指引。

根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主要包括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国家应急管理体系、重点领域安全保障体系、重要专项协调指挥体系等;二是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主要包括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强海外利益安全领域能力建设等;三是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主要指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等;四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主要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城乡基层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等。(13)这一表述对我国当前国家安全问题的范围进行了新的界定,将其在纵向上划分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三个层次,形成了对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的20个重点领域的横向划分的补充,更加多维地呈现了我国当前国家安全问题的结构,也更加凸显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髓——“总体”。

立足中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中国理论,首先可以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结构作出新的划分出发。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上开展了丰富的实践,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为进行相应的理论创新奠定了基础。这里举三例进行简要说明。

一是总体上的“国家安全层次论”。中国将公共安全、社会安全均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这是中国在过去40余年的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即确立了“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的原则,妥善地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2003年非典之后,中国将对社会安全的重视扩展至公共安全,建立了统筹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四大类事件的综合应急管理体系,显著地强化了政府的应急管理职责,为各级政府快速回应各类突发事件、尽量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以有效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为重点,大力推进安全生产向事前预防转型,同时继续加强自然灾害的救援和处置,均起到了显著的效果。应急管理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与2012年相比,2021年生产安全事故数量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56.8%和45.9%,事故总量连续十年下降。2013-2021年,全国年均因自然灾害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较2000-2012年均值分别下降87.2%、87.4%、61.7%。(14)正是由于中国高度重视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实现了长期的社会稳定和持续的经济繁荣,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巨大成就的两条基本经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都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这也是基于过去40余年实践和经验的总结。由此,至少可以形成一个重要的理论认识:要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首先要提高公共安全和社会安全水平,切实地保护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围绕这些实践和经验形成的创新理论可以将其初步表述为“国家安全层次论”。

二是公共安全层次的“重大灾难集中化指挥和协调论”。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国成立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一省支援一县”的对口支援政策,以20个省市对口支援24个重灾区和极重灾区,不仅实现了快速的物理修复,提升了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也推进了减灾和社区改善,修复了生态,促进了就业,提升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促进了当地的可持续发展。(15)在2019年底的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再次启动对口支援政策,以“一省支援一市”,以19个省对口支援湖北除武汉之外的16个市,有效地阻断了疫情在湖北全省的蔓延,为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6)在面对重大灾难突如其来的冲击时,这种集中化的指挥和协调既体现了举国体制的优势,在集中化指挥和协调之下的对口支援也体现了中国人民“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美德,是极为有益的实践和经验。可以将围绕这些实践和经验形成的创新理论初步表述为“重大灾难集中化指挥和协调论”。

三是社会安全层次的“人民内部矛盾多元化解论”。中国过去40余年经历的急遽社会转型,是西方国家耗时两三百年的经历,由此也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如何化解社会转型期的矛盾是全世界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的难题。在2005-2012年间,我国遭遇了数量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其中不乏重庆万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云南孟连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等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显示社会矛盾进入了高发期。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通过采取持续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制度的作用、建立和发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强化市域社会治理等措施,加强和改进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化吸纳。这种多元力量参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做法也是有益的实践与经验。有统计数据显示:在2013-2017年的5年间,各地对约37.63万起重大决策事项进行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其中,因评估结果为高风险而停止决策的有2807起,占比为0.75%;因评估结果为中风险而暂缓决策、待施消除风险后予以决策实施的9674起,占比为2.57%;因评估结果为低风险而予以决策实施的重大事项共36.38万起,占比为96.68%。(17)围绕这些实践和经验而形成的创新理论可以被初步表述为“人民内部矛盾多元化解论”。

在上述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还需要通过扎实、深入、规范的实证研究,形成更为体系化的理论表达,并且通过其与国内外相关的理论表达的对比,进一步明确其可解释的范围,才能最终形成原创性理论,汇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

同时,还需要对其他国家相关的理论进行适当的借鉴和吸收,形成开放的知识领域。这与立足中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创新是一个可以同步进行的过程。实际上,也只有基于对不同国家的实践和经验的比较,才能形成对中国的实践和经验更为准确的认识,相关的理论创新才能更有针对性。

综合来看,国家安全学首先需要作为学科,围绕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战略、治理、技术等四个二级学科方向,形成知识体系的基本结构;进而,需要作为交叉学科,围绕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20个重点领域,发展跨学科概念体系和整合性理论框架,形成对我国当前国家安全复杂问题的整体性认识;最后,需要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会安全这三个层次,立足中国维护和塑造国家的实践和经验进行理论创新。由此,形成一个总体性框架(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自主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的总体性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的主体为高校和学术机构,但任何一家高校或学术机构都不可能完成全部的任务,而只可能选择其中的一部分来推进。以图3的框架为参照,有助于相关高校和学术机构既分头推进,又协同一体地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

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还需要科研主管部门加大对交叉研究的支持力度。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载体、话语体系是目标。就一个具体的学科而言,尽管在学科正式设立之前,通常已经开展了一些相关的学术研究,但学术研究得到大发展往往是学科正式设立之后。只有基于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才能真正形成自主的话语体系。然而,要开展高水平的交叉研究存在更多的困难。例如,形成交叉研究文化难、建立深度交叉合作难、获得交叉研究资助难、评估交叉研究成果难、获得学界社会认可难等。(18)为破解这些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经作出了相应的改革。2020年11月29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宣布正式成立交叉科学部,作为其第九个学部,加大对交叉学科的学术研究的资助力度。这也可为国家安全学的交叉研究提供相应的支持。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在年度项目和重大项目的立项中也增加了对国家安全交叉研究的资助力度,推动了国家安全学学术研究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学科建设的稳步推进和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国家安全学无论是作为学科,还是作为交叉学科,或是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将更加成熟,为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家安全学知识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

注释:

①范维澄、陈建国、申世飞、翁文国、陈长坤:《国家安全若干科学与学科问题的思考》,《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第66-68页。

②戴亚飞、张强、吴飞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成立、发展与展望》,《科学通报》,2023年第1期,第32-38页。

③参见邬江兴、邹宏、张帆:《对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范式创新的若干思考》,《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第42-56页。

④程琳:《加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第73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00-201页。

⑥参见李文良:《国家安全学的内生逻辑及其学科特征》,《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3期,第57-70页。

⑦汪明:《构建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重在“总体”》,《光明日报》,2022年5月25日。

⑧参见童星、张海波:《基于中国问题的灾害管理分析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张海波、童星:《中国应急管理的结构变化及其理论概化》,《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张海波、童星:《中国应急管理效能的生成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张海波:《应急管理的全过程均衡:一个新议题》,《中国行政管理》,2020年第3期;张海波:《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安全生产转型:从“兜底结构”到“牵引结构”》,《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6期;张海波:《中国第四代应急管理体系:逻辑与框架》,《中国行政管理》,2022年第4期。

⑨参见唐士其、于铁军、祈昊天:《立足中国 面向世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1期,第81-93页。

⑩“卡嗓子”指的是人文社会科学失声失语,参见吴岩《中国式现代化与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发展》,《中国高教研究》,2022年第11期,第21-29页。

(11)参见翟锦程:《中国当代知识体系构建的基础与途径》,《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第145-164。

(12)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课题组:《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国家安全新征程》,《国家安全研究》,2022年第5期,第6页。

(1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52-54页。

(14)李如意:《中国这十年生产安全事故总量连续下降》,《北京日报》,2022年8月31日。

(15)Haibo Zhang and Guijuan Tang,"The Paired Assistance Policy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A Network Perspective," Disasters,Vol.45,No.1,2021,pp.126-157.

(16)Qian Hu and Haibo Zhang,"Hybrid Coordination for Coping with the Medical Surge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Paired-Assistance Program in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80,No.5,2020,pp.895-901.

(17)孔祥涛:《推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治理》,《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8年第11期,第57-61页。

(18)戴亚飞、张强、吴飞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交叉科学部成立、发展与展望》,《科学通报》,2023年第1期,第3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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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家安全研究》202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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