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松侨: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41 次 更新时间:2007-06-25 01: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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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侨  

  

  摅怀旧之蓄念 发思古之幽情

  光祖宗之玄灵 振大汉之天声

  ——邓实,<正气集序>

  

  一、 前 言

  

  近年来西方学界对国族(nation)1与国族主义(nationalism)的大量研究,大抵都扬弃了纯粹「根基论」(primordialism)的立场,改而采取偏向「建构论」(constructionism) 或「工具论」(instrumentalism)的观点。在这样的学术认知中,「国族」,一般而言,不再被视作由血统、语言、文化等根基性纽带(primordial ties)自然衍生的「既定资赋」( given );反之,「国族」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发明」、被「建构」出来的「想象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2 Liah Greenfeld便指出:世上并无「蛰伏不觉」(dormant) 的国族等着我们找出其先天与俱的客观「国族特性」(nationality),以便将其自酣睡中唤醒;反之,人们乃是先被灌输一套虚构的国族认同,才会相信他们自己是一个统一的「国族」群体。3换句话说,是国族主义意识形态催生了国族,而不是国族激发了国族主义的情怀。4

  不过,犹如Renato Rosaldo对建构论者的族群理论所作的批评,5把「国族」当作是「想象」的产物,并不是问题的结束,反而是更多问题的开端。如果「国族」确实是一个「想象的社群」,我们不免要追问:是谁在想象?是通过怎样的文化、符号过程来进行想象?这样的想象又造成怎样的结果与影响?6

  这些复杂的问题,头绪纷繁,牵涉多端,迥非本文所能解决。虽然,我们或许还是可以从一座人物塑像寻得一些思考的线索。

  这座落成于1902年的雕像,矗立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市立公园。雕像本身朴实无华,不足称道,却是像主的身分发人深思。这座雕像纪念的,既非位高权重的王公巨卿,也不是声名显赫的文臣武将,而是一位平凡卑微、名姓无传的书记。约当十三世纪左右,这位书记撰写了举世第一部「匈牙利」历史—Gesta Hungrorum,将当时匈牙利地区人群发展的轨迹,追溯到公元五世纪匈奴英雄阿提拉(Attila, 406-453)的军事征服,从而为十九世纪的匈牙利国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与强固的认同基础。7

  从这段轶事,我们可以窥见国族建构过程的一个特殊面相—一个文化「表述」(representation)的层面。这座书记雕像隐约指出:匈牙利这个「国族」所以存立的关键,与其说是「上帝之鞭」的征服行动,毋宁更是对此一历史事件的「叙事」(narration)与表述。就此而论,「国族」,乃是通过历史叙事的召唤,才可能被想象出来。Geoffrey Bennington便说,「在国族的核心处,我们无疑可以找到一堆叙事;这些叙事包括国族起源的故事、建国先祖的神话,以及(国族)英雄的系谱。」8

  对于历史叙事与国族的密切关系,研究国族及国族主义的学者早有所见。1882年,Ernest Renan在他那篇著名的演说<何谓国族?>中,便已明白指陈:「辉煌的历史、伟人、荣耀等等,乃是国族形成的社会资本。」9 Anthony Smith也指出:「为了创造一套足以令人信服的『国族』表述,必定先要重新发现并夺占(appropriate) 一个光荣而独特的『过去』。」10社会学者David McCrone甚至强调:「任何『国族』都必须有历史,否则便无法成为『想象的社群』。」他还引述了Ernest Gellner的警句:「没有历史的国族,乃是没有肚脐的国族」。11

  这些学者的论点也可以在世界各地实际出现的国族主义运动中,得到印证。十九世纪下半叶,领导「少年拉脱维亚」(Young Latavia) 从事民族独立运动的Atis Kronvalds便主张,为了促进爱国热情,「国族历史」乃是最足珍惜的知识形式。12 独立后的非洲国家那米比亚(Namibia)为了凝聚国族意识,更透过各种策略,极力动员「历史叙事」与「历史表述」,将既有的族群过去重新界定为「国族的历史」,将部落的传统英雄改扮成国族的「解放斗士」。13至于十九世纪德国知识分子如赫德(Johann G. Herder, 1744~1803)、费希特(Johann G. Fichte, 1762~1814)等人之汲引历史书写以为推展国族统一运动之手段,尤为众所周知的具体史例。无怪乎Anthony Smith要将历史学者与语言学者并列为国族与国族主义的立法者与创造者;此亦所以Eric Hobsbawm要把历史家与国族主义者的关系比喻作巴基斯坦罂粟种植者与海洛因吸食者之间的关系。14由是以观,二十世纪初年,当晚清知识分子群起致力乎近代中国国族建构时,竟亦同时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史界革命」,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奠定初步的基石,当然也不是无因而至的了。

  然而,伴随国族与国族主义,俱生共荣的「历史」,绝非专业学院史家所应提供的「历史」。15 Renan固然高度强调国族建构过程中历史的重要性,却也敏锐地观察到:遗忘历史,乃至扭曲历史,才是国族创立的枢纽;历史研究的学术进步往往只会对国族意识造成严重的威胁。16

  所以如此,盖与国族建构的内在逻辑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任何集体认同都是在社会过程中建构而成;然而,吊诡的是,集体认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却是竭力掩盖自身的建构本质。唯有在人为斧凿的痕迹消弭尽净之后,被建构而成的群体,才可能以「自然」的姿态展现,从而要求其成员不容置疑、无私无我的牺牲奉献。17「国族」所以深撼人心,致令千万生灵全心相许、生死以之的魔力根源,也正在其透过一套特殊的历史叙事,完成了「自然化」的过程。 用Benedict Anderson的话来说,「历史」为「国族」填补了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鸿沟;藉由一套经过独特安排的「历史」,国族才能将其自身投射于「渺远的过去」,并引向「无边无际的未来」,进而发挥俗世化的宗教性功能,把个人与群体生命中的「偶然」转化成为既定的宿命;也正因如此,国族才能激发国族成员最为深沉壮阔的热情。18 这样的「历史」,自然只能是一种「神话历史」(myth—history)19或Paul Ricoeur所谓的「历史意识形态」(ideologies of history)20。然而,这套「神话历史」或「历史意识形态」,却对国族的符号性建构与群体凝聚力的创造,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决定性作用。21如果我们借用Walter Benjamin睿智的寓言,把「国族」比喻作在棋赛中攻无不胜、战无不克的机器人,那么,「历史意识形态」便是那个躲在棋盘桌下的驼背侏儒。22

  在近代中国国族建构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晚清最后十年间大量涌现的「民族英雄」历史书写,明白窥见这种「神话历史」或「历史意识形态」的运作。

  如上文所引Geoffrey Bennington那段话所示,在国族想象的伟大工程中,「民族英雄」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黑格尔(Friedrich Hegel) 把国族界定为由习俗、历史记忆与共同命运所构成的社群;国族历史中的英雄,便和该群体历代相传的神祇、天使、魔鬼与圣人等等,同样铭刻于国族成员的心灵深处;国族的公共庆典、运动竞技、宗教庙堂,乃至国族国家的内政机构与外交事务,几乎无处不见对这些人物英勇事迹的缅怀与颂赞。23Anthony Smith也指出:在族群团体迈向国族建构的蜕变过程中,为了强化群体的凝聚力量,一方面要提供群体成员自我认知的「地图」,另一方面更要从族群的历史记忆中发掘过往的英雄人物与光荣事迹,作为国族成员仿效师法的道德典范。这些「民族英雄」是否真有其人,其事迹是否确切可考,概与宏旨无涉,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被表述成国族精神的具体表征,必须化身为忠诚、高贵与自我牺牲的伟大楷模,以便激发后世子孙仰慕追法、为国族整体奋斗奉献的信念与决心。24阿瑟王(King Arthur)之于英国、齐格菲(Siegfrield)之于德国、威廉泰尔(William Tell)之于瑞士、阿格曼侬(Agamenon)之于现代希腊,便都是在国族主义文化逻辑的推动下,从湮没颓圮的坟冢堆中,被召唤出来,披上「民族英雄」的冠冕,成为各该国族认同膜拜的文化符号—即使他们自己未必了解「英国」、「德国」、「瑞士」与「希腊」究竟是什么意思。25

  晚清知识分子同样也是在国族主义的风潮鼓荡下,着手编造中国「民族英雄」的光荣系谱。为了「唤起国魂」、「振兴民族」,他们透过一套由特定的「框架、声音与叙事结构」所构成的论述策略,26将上起秦汉、下迄明清,前后二千年间的历史人物,扯出其原有的历史脉络,重加评骘、编次甲乙,终至为近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修建了一座华丽璀璨的殿堂—民族英雄的万神庙。

  由是以观,以晚清为滥觞,而由后世踵事增华所成立的中国「民族英雄」系谱,或许和彼时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神话人物—黄帝一样,可以被当作是凝聚近代中国国族认同的重要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27;中国国族,当然也可说是由对这些「民族英雄」的历史叙事与表述,所编造出来的一个「想象的社群」。

  虽然,犹如黄帝符号曾在当时引发激烈的论争与辩驳,透过特定编码(encoding)方式,由「民族英雄」叙事所建构出来的中国「国族」,28无论就其边界抑或本质而言,都不是一个固定而同质的整体。反之,在「历史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民族英雄」叙事,其所能促生的国族想象,无可避免地将是一个不断漂移、流动的无定之物,也将是一个充满质疑、抗争与妥协的权力场域。如Anthony Cohen所言,「历史」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它的具体形貌永远取决于不断的诠释与重构。29任何基于特定视野与现实利益编造而成的历史表述与叙事,固然可以藉由其所运用的诠释架构与论述策略,制造「真理效应」(effect of truth),30,乃至垄断「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却仍将不断面临不同表述及叙事的挑战与抗争。晚清的「民族英雄系谱」,便是这样一个「历史政治」(politics of history)31展演的舞台。在当时政治取向泾渭有别的知识分子群体间,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民族英雄系谱」;从这些不同的「民族英雄系谱」,我们更可以找到争持对立、抗辩不休的不同的中国「国族想象」。

  

  二、 「史界革命」与「民族英雄」的诞生

  

  自1887年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以降,32「睡狮」一语旋即不胫而走,喧腾众口,蔚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常用以况喻国家处境的意象。33所以如此,不难索解。盖若中国不过暂时酣睡,本质上固仍不失其强雄壮武,则寄望乎中国未来之辉煌荣景,当然也就不是痴人说梦、河清难俟的了。

  不过,「睡狮」之喻纵可有效抒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焦虑,却也不免引发一个更为棘手、更为迫切的难题: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这头兽中王者萎然长卧、衰靡不振,坐令封豕长蛇,纵横禹域,欧风美雨,沛然莫御?要透过怎样的努力,才能解除魔咒,使中国自漫漫长夜中瞿然警醒?

  对于这些问题,梁启超率先提出一项具有典范意义的答案:民族主义。二十世纪的最初数年间,任公先后草成<国家思想变迁同异论>与《新民说》等文,从「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的观点,盱衡世局,慨然指出: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拜民族主义之赐,日益发达,驯至十九世纪末期,更扩张而为民族帝国主义,遂挟全民族全体之能力,向外侵略,以与中国相竞争;乃中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以此而欲与「世界所以进步」之「公理」相抗衡,固若以卵击石,绝无幸理。因此,中国苟欲抵御列强侵凌,「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其唯从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一途可循。34

  然则,吾人又当循何途径,以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梁启超开出的药方之一,便是:历史。351902年,任公在<新史学>一文中,开宗明义,便极力强调,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文明所以日益进步,泰半为历史之功;以故,中国如欲于世界竞争之大潮中屹立不摇,自不能不追法欧西,讲求历史之学: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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