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洞的“奴工”事件，震惊了全国，震惊了全国总工会领导。我在读相关报道的时候，除了眼泪，血多次在冰点到沸点之间转变。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很多，要说的话也有很多很多，但又觉得说什么都没有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八荣八耻，先进性建设，和谐社会等等，我党中央说的多好啊！我等说什么似乎都只是“小丑”在表演！
尽管我知道说任何话都只是“小丑”在表演，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话。
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当“奴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人民在哪里？“三个代表”在哪里？
黑心窑老板是村支部书记的儿子。面对支部书记儿子像圈牛一样圈着数十“奴工”的暴行，人民群众和基层党员义愤填膺，却都忍气吞声，没有人伸张正义，也没有人向政府举报。这样忍气吞声，并非一朝一夕，而是数年漫长的光阴！
我要说的第二句话是：当“奴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人民政府在哪里？保卫人权的国家机器在哪里？
面对“奴工”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基层政府、党委、还有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税务所、土地管理所……都视而不见。甚至，党的组织、基层政府和部门，还授予支部书记及其儿子很多荣誉。对“奴工”在死亡线上挣扎视而不见，却对支部书记及其儿子褒扬、甚至授予“重点保护单位”特殊保护，这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数年漫长的光阴。
我要说的第三句话是：为什么“奴工”事件，要等到中央领导震惊、批示后才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在哪里？
对于乡镇政府和基层组织“视而不见”或“重点保护”，我们常常以法制观念不强，基层干部、党员素质太低加以指责和解释。对于乡镇以上的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的领导干部的“充耳不闻”，该怎么评说和解释呢？大多都以“下面知情不报”予以追究，责任又回到了基层。胡锦涛同志说：“群众利益无小事”，但这么多年来，人民群众的很多大事、甚至生命危险，却被很多高级干部互相推诿或一拖再拖或不理不睬。这些年来，外地来了个土财主，主要领导干部都积极亲自接待，热情周到；即使来了个外国小混混，也会前呼后拥，甚至警车开道。有几个高级干部，愿意亲自接待上访农民、工人和有冤屈的穷人，能像过去的共产党人那样，亲自深入到弱势群体中，与他们同甘共苦、同呼吸、共命运。
我要说的第四句话是：高勤荣你还好吗？
6月14日，中央电视台对震惊全国、甚至世界的山西“奴工”事件进行了报道，我详细看完了当天的山西新闻节目，全是“一派大好”，就像“奴工”事件没有发生过的一样。“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功夫到家了！媒体是人民的喉舌，媒体人是人民的战士，山西的媒体怎么了？山西的媒体人怎么了？我同情和原谅了山西的媒体人，因为山西曾经有一个人民战士叫高勤荣，因为他拿起笔揭露山西地方政府工作的阴暗面，获得了数年悲怆的牢狱生活！
我要说的第五句话是：这会是最后的“奴工”吗？
我曾经在2003年写过一篇文章《防止底层社会的两个非法生存》，第一个非法生存是，底层的民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不得不非法生存；另一个非法生存是，基层的政府及其部门，为了对上级负责和保证自己生活得与上级干部一样好，不得不依靠违法维持执法和优越的生活。2005年，我又警告《警惕基层社会的两个灰色化趋势》。所谓灰色化，就是白中有黑，黑中有白，似黑非黑的状态。文章指出：一种灰色化趋势是，基层社会的经济朝着“资本和黑色势力或贪腐干部”结盟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并对“龙头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强烈批评；另一种灰色化趋势是，基层社会的政治朝着“少数专制干部和资本家或黑社会背景”的方向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现在，农村有些突出问题，确实是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由于90年代以来的“三农”和农民工政策基本错误，才导致的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背景下出现严重的“四农”问题。虽然最近几年的农村和农民工政策有些改善，但总体上还是在90年代的框架内。经济上，一心一意扶持极少数“强人”富裕，政治上一心一意依靠“强人”和保护“强人”，8亿多农民被逼迫在农业的生产环节“刨食”，不得不被迫在劳务市场上当牲口使用。底层社会的经济被“强人”控制后，政治成为少数“强人”控制的政治。所谓经济决定政治，有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我们应该清醒地面对现实，不少地方的底层社会，人民没有了，数千万的党员边缘了，基层政府换上了新“马甲”，胡汉山回来了或正在回来。不少人天真的以为，我们现在是法制社会了，请问：现在比以前更公平、更正义、更正气了吗？公安局为什么只在“强人”的家门口挂上“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法院为什么不给交不起钱的人立案……人民没有了，数千万的党员被边缘了，基层政府换上了新“马甲”，法制还靠得住吗？所以，到北京上访的人群，不管基层干部怎么围追堵截和打击报复，却是越来越庞大；所以，无数的人都希望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尽管这是多少万分之一的机会，但就是为了这多少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无数的人们还是期待紫禁城的明月能够照耀到自己的身上。人们不相信法，相信不了法制，依然相信的是“包青天”，这不是人们的愚昧。只可惜，“包公”能够为一个人“讨”工资，却不能为天下人“讨”工资。
我的判断，中国底层社会的弱势人群的生存状，存在普遍恶化的可能性。
我要说的第六句话是：难道需要再来一次革命？
在我血气上涌、含着眼泪读着“奴工”事件的相关报道的时候，我最直接的想法是给那些寻子儿子却找不到政府部门帮助救儿子的可怜的父亲们发枪，让他们自己去救自己的孩子。数小时后，我觉得不能给那些父亲发枪。但谁能够承诺从今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呢？政府可以承诺吗？各级领导可以这样承诺：在我管辖的范围内发生了类似的事情，立马辞职！谁该给中国人一个承诺啊！
也许有人会说，山西“奴工”事件只是个别事件，不代表整个中国的现状。是的，这只是最近很多年被曝光的同类事件中最严重事件之一，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全中国的农村和城市的边缘地带，都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这类问题。真正可怕的是，我们对类似问题的普遍性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更没有决心和信心并加以解决。
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国的人权状况总的是好的，甚至比西方主要国家还要好。不管是不是比西方好，在我看来，这个不重要。我只知道并在乎，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奴工”是消灭了的，中国人不再做奴隶了，这是新中国的主要标志！中国人又开始做“奴工”了，这就是国耻！就无法避免革命。
我要说的第七局话是：共产党该不该讲政治？
中共党员——我的同志接近8000万，党的基层支部有数百万个，有如此庞大的党员队伍和基层党组织，竟然有这么多孩子长时间生存在“人间地狱”，千千万万个“三个代表”们，我们代表了谁啊！我也是一名中共党员，我深感羞愧！！！
8000万党员同志，几乎有人的地方就有党员，就有党的支部，这是多大的力量啊！为什么就让几个土窑主、土矿主横行霸道！！！谁代表了黑窑主、黑矿主？谁是他们的后盾！江泽民同志告诫全党同志要“讲政治”，这就是最大的政治。执政党，不能不讲政治，党内要政治挂帅！否则，党就会失去先进性，改革就会迷失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