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君:阳明心学在明清小说中的传承说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32 次 更新时间:2024-01-30 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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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君  

明代中后期,由王阳明开创的心学,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对儒学演变与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阳明心学反对程朱理学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认为“心外无理”“心即理”,天理自在人心,人只要自明本心,即可体察天理;而自明本心的办法,则是“破心中贼”“致良知”,也即把蒙蔽“良知”的物欲私意,通过“痛加刮磨”,以使“良知”重现光明;与此相应,心学自然强调“知行合一”,认为“良知”只有通过“行”,才能达到理性的自觉,获得现实性的品格。另外,针对程朱理学不通乎庶民的缺陷,阳明又致力于将“致良知”世俗化、平民化,认为庶民皆有“良知”,“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书魏师孟卷》),为此他很重视为庶民立教,认为“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还说:“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传习录》下)

作为王门后学,王畿、王艮、李贽等对心学又有新的理解与发挥,或主张“吾心须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平时只是率性而行,纯任自然,便谓之道。……凡先儒见闻,道理格式,皆足以障道”(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或肯定人欲、张扬个性,认为“百姓日用即道”(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李贽《焚书》卷一《答耿中丞》),等等。

王阳明及其门人创立的“心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以至于“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儒林传序》),从而有力地动摇了程朱理学的僵化统治,冲击了圣贤经传的神圣地位,在客观上突出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促发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晚明掀起了一场肯定人情人欲、张扬个性解放的文艺思潮。以李贽、汤显祖、袁宏道、冯梦龙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不仅化良知为童心,标举童心即真心(李贽《童心说》),倡言“世总为情”“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汤显祖《寄达观》),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还主动以化俗为己任,积极利用“愚夫愚妇”喜爱的通俗小说来教化民众,指出“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杨尔曾《东西晋演义序》),“演义固喻俗书哉,义意远矣”(陈继儒《〈唐书演义〉序》),“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冯梦龙《警世通言叙》),甚至认为《论语》《孝经》等经典的感染力也不如小说“捷且深”(冯梦龙《古今小说序》)。因此,他们纷纷投入到通俗小说的编创与评点中,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明清小说的繁荣发展。

彼时,受阳明“心学”影响最明显的,莫过于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魔小说创作。万历二十年,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记》问世。该小说侈谈神魔之争,艺术描写“曼衍虚诞”,引起了世人极大的阅读兴趣。慧心的读者很快发现,该小说蕴含了丰富的“心学”元素,指出它“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事部》),而书中所写的魔怪,则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陈元之《西游记序》),甚至认为“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就是一部《西游记》的宗旨(《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第十三回总评),《西游记》旨在阐发修养心性、战胜魔障之理(袁于令《西游记题词》)。可见,在一些明代文人看来,《西游记》表面上写的是神魔之争,实际上隐含的却是一门修心炼性的学问。

揆诸《西游记》所写,明代人的看法也确有依据。在小说中,作者就常用“心猿”来指称孙悟空。孙悟空的心路历程,隐喻的就是心性修炼的过程。其中,大闹天宫,是“心何足”“意未宁”,压于两界山下,是“定心猿”,到西天取经,则是“心猿归正”。而妖魔则是修心的障碍,所谓“菩萨、妖精,总在一念之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取经途中的种种妖魔,即“大半起自心理或生理的现象,一方面由于感官经验的限制,导致主观意识的错误判断,因而产生种种假象,迷惑了本心;另一方面,又由于生理欲求与心理之间的矛盾,使人徘徊于满足与割舍之间,故纷纷劫难不易解脱”(吴璧雍《从民俗趣味到文人意识的参与》)。如小说第十四回,写孙悟空打死了六个剪径的蟊贼: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这实际上就是排除“六欲”对取经的干扰。第五十七、五十八回,又写了一个真假美猴王的故事,隐喻在修心的过程中,心灵有时会受两种相互冲突的意念困扰,从而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因此只有“剪断二心”“勠力同心”,才能修成正果。在小说中,作者为了表现“心猿归正”的总体设计,还让孙悟空不时地向唐僧直接宣传“明心见性”的主张。第二十四回唐僧问悟空何时可到西天雷音,悟空答道:“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第八十五回,悟空还用乌巢禅师的《多心经》提醒唐僧:“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顿使唐僧明了:“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可见《西游记》在总体上自觉地宣扬了“修心炼性”的“心性之学”。而这与阳明“心学”主张的“灭心中贼”“致良知”无疑是息息相关的,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西游记》所写的以心降魔,是对阳明心学的生动诠释。

《西游记》创作与评点中彰显的“心性之学”,对后来的神魔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西游记》的三部续书《续西游记》《后西游记》《西游补》以及《三教开迷归正演义》《扫魅敦伦东度记》等小说的创作,就明显受到了《西游记》“以心降魔”构思的启发。

《续西游记》主要围绕人的“机变心”大做文章,认为“妖魔总是机心惹”,提出“起魔摄魔,近在方寸”,书中阐说种种妖魔鬼怪,都由“机变心”产生,进一步演绎了《西游记》所说的“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禅机妙悟。

《西游补》也同样演绎“修心摄魔”的法则,不过,作者重在写心猿历情劫、归大道,认为“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西游补》者,情妖也;情妖者,鲭鱼精也。”“情之魔人,无形无声,不识不知……若一入而决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头地步。”(董说《西游补答问》)小说中孙悟空所历诸多幻梦,皆系其心动着魔入幻所致。

《后西游记》也把“心即是佛”的命题和阳明心学的“求其放心”结合起来,依靠修心炼性来破心中之魔,声称“前西游后后西游,要见心修性也修”。小说回目中有大量“心”字,诸如“心明清静法,棒喝野狐禅”“唐长老心散着魔,小行者分身伏怪”等。文本中也处处强调心的作用,如第十三回唐半偈对小行者说:“我想天下那有妖魔,不过邪心妄念,自生妖魔耳。”第二十六回小行者认为“妖精虽多,却一妖一心,心多必乱”,又有诗云“万心何似一心坚”。其他如第十八、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回中也有类似描写。可见,作者自觉将修心的观点贯穿到小说情节的构思与写作中,以彰显“以心降魔”的主旨。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则围绕着“开心迷”做文章,书中所写宗孔(儒)、宝光(释)、灵明(道)所代表的三教开化的群“迷”,如叹贫迷、做官迷、好名迷、狂妄迷、风月迷、嫉妒迷、求利迷……名虽为妖,实由心生。“三教开迷”意在“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这与《西游记》中的祛除“六贼”、摒弃“二心”的寓意异曲同工。

《扫魅敦伦东度记》,其所谓“扫魅”,即扫除那些作恶多端的妖魔(邪欲);其所谓“敦伦”,即崇尚儒家伦常。小说以陶情、王阳、艾多、分心魔这四个邪魔,分别隐喻酒、色、财、气,还虚构出一群由七情六欲幻化的邪魔,然后由圣僧达摩一一“扫魅还伦”。

《斩鬼传》也以心术之邪正作为人鬼之界分,作者指出:“大凡人鬼之分,只在方寸间。方寸正的,鬼可为神;方寸不正的,人即为鬼。”(第一回)书中所写诌鬼、假鬼、奸鬼、捣大鬼、冒失鬼、风流鬼等四十多个形形色色的鬼类,就是人世间各种心术不正之丑类的形象写照。《平鬼传》也同样把不合儒家伦常的邪心恶欲拟之为鬼,托钟馗以斩之。《精神降鬼传》更标举以“精神”(心灵)降鬼,“精神”不仅先后降伏痨病鬼、赌博鬼、鸦片鬼、势利鬼、混障鬼等人间十二鬼物,还为诸鬼伐毛洗髓,如摘去痨病鬼色胆、割去赌博鬼钱癖、换掉势利鬼双眼等,如此下界升平,碧落清白。

总之,这些神魔小说的作者均受阳明心学“灭心中贼”“致良知”的影响,以为一切魔劫皆由心生,亦由心灭,只有修心炼性,才能灭心魔、归正道、成正果;而在写法上,则有意将“修心摄魔”的理念具象化为小说中的神魔之争。

如果说神魔小说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修心炼性、明心见性的心学,那么明中后期兴起的世情小说与拟话本小说则着眼于“穿衣吃饭”“百姓日用”,它们“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与阳明心学左派掀起的肯定“好货”“好色”、张扬人情人欲的人文思潮桴鼓相应。如《金瓶梅》重在写“时俗”、写物欲、写性爱,对主要人物的好货好色津津乐道,不过作者又认为人欲的泛滥是丧身、败家、亡国的根本原因,只有跳出酒色财气的圈子,回归“普净”“明悟”之境,方可获得重生。在此意义上,《金瓶梅》的劝惩之旨,分明又与阳明心学倡导的修心炼性若合符契。

至于冯梦龙编纂“三言”,则以小说适俗导愚为己任。他有意将小说命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声称:“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序》)凌濛初编创“二拍”也是“意存劝戒”,“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二刻拍案惊奇序》)。梦觉道人则有感于“天下之乱,皆从贪生好利、背君亲、负德义所致”,遂作《三刻拍案惊奇》,以之谕俗,“使人睹之,可以理顺,可以正情,可以悟真,觉君父师友自有定分,富贵利达自有大义”(书前序)。薇园主人作《清夜钟》,也是欲“借谐谈说法,将以鸣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玩薄”(书前序)。

“三言二拍”中就有不少作品借历史人物故事来感发人心、惩创逸志。这一点与王阳明提倡的以忠臣孝子故事开导愚俗百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是一致的,也不妨视为对阳明之说的积极回应。“三言二拍”对晚明新兴商人则给予了更多关注,认为“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醒世恒言》卷十七),并无高下之分,“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因此对于商人如何经商发家、冒险致富等娓娓道来,不吝赞赏之辞。这与王阳明所说的“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节庵方公墓表》),也可谓一脉相承。而“三言二拍”对婚恋自主的歌颂,对男女平等的张扬,对“礼顺人情”的提倡,也是阳明后学主情、尚真,强调“声色之来,发于性情,由乎自然”(李贽《读律肤说》)、“非民情之所欲,故以为不善”(李贽《明灯道古录》)等思想观念在小说创作领域的回响。清初李渔所作《无声戏》《十二楼》,以及“名教中人”所作《好逑传》、“寉市道人”所作《醒风流》等,则将男女之情纳入道学正途,使情归于正,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承发扬了阳明心学去人欲而致良知的思想。

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的生平事业包括讲学论道,还曾被编为小说,传播于世。如冯梦龙编纂的《智囊全集》,就辑录了王阳明轶事十一则,生动地展现了一个心学大师的智者风采。此后,冯梦龙又意犹未尽,编写了《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该小说叙王阳明生平事迹,举凡贬谪龙场、平定朱宸濠、征讨岭蛮等,诸事皆备,而逸闻琐事错出其间。以史实核之,多半吻合。其所录阳明诸诗,亦皆实有。小说开头即大发感慨:“即如讲学一途,从来依经傍注,惟有先生揭‘良知’二字为宗,直抉千圣千贤心印,开后人多少进修之路。只看他一生行事,横来竖去,从心所欲,勘乱解纷,无不底绩,都从‘良知’挥霍出来,真个是卷舒不违乎时,文武惟其所用。这才是有用的学问,这才是真儒。所以国朝道学公论,必以阳明先生为第一。”由此可见,他对阳明其人其学是多么推崇。

另外,王阳明生平事迹在传播过程中还逐渐被神化,如明董穀《碧里杂存》中有《斩蛟》一篇写王阳明乃许真君转世,《虞台梦》写吕纯阳夜访王阳明;清钱泳《耆旧·春嘘、叔讷两明府》写陈春嘘听人传说王阳明能乩坛降神,起初不信,后见扶乩灵验,请受业为弟子,后又见阳明现形,“修髯伟貌,高冠玉立”,于是叩拜礼敬,并为之图影;清邝露《赤雅·南安禅室》则说王阳明乃高僧转世。诸如此类的传说,反映了王阳明不仅为后世文人顶礼膜拜,还一度成为佛道二教争相拉拢以取悦民众的对象。

总体而言,明中叶以降,那些从事通俗小说创作或评点的著名文人,几乎无不受阳明心学的濡染。他们一改鄙视小说的传统观念,重新认识到小说的教化功用,或通过演绎神魔之争,宣扬修心炼性的“心学”,或将笔触转向“穿衣吃饭”“百姓日用”,书写闾巷琐事,彰显人情物理,促进“民俗反朴还淳”,因此不仅在不同程度上传承发扬了阳明心学,而且使阳明心学走向了民间大众,真正发挥了导愚启蒙、化民成俗的作用。

(作者:纪德君,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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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4年01月29日 13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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