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彦君 许开轶:重塑与介入: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权力结构的影响作用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55 次 更新时间:2024-01-21 00:35

进入专题: 人工智能   国际权力结构  

部彦君   许开轶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底层技术,其所拥有的发展快速性、规模效应性与多领域适用性使得该领域的技术竞争与现实政治博弈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国家高度关注和重视技术的赋能与赋权作用。从人工智能技术作用于国际权力结构的过程来看,人工智能将极大地作用于权力所依赖的四种基本结构,通过重塑知识结构与介入生产、安全、金融三大结构的方式,激发结构内的权力博弈;打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既有权力均衡,使权力以一种有序而渐进的方式进行积累和分配。而在权力发生技术因流动的过程中,技术优势与权力优势之间的转换将会变得更加顺畅且自然,权力会进一步流向拥有结构性权力优势的技术优势国与跨国科技公司。因此,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权力收益不对称的现状,我们应该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一步挖掘人工智能在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整体繁荣方面的价值,完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合作方案,寻找世界共同发展之道。

【关键词】人工智能;结构性权力;科技赋权;国际权力结构

技术进步意味着人们可以用一种更高效且更低冲突的手段来积聚力量。在当下这个相互联系的经济世界中,以科技驱动发展逐渐成为各国进行国际发展竞争的最优选择,新技术也成为各行为体追求权力增长的有效工具。因人工智能的发展,机器逐渐由人类的“辅助者”变成了“合作者”,权力所依附的资源发生了进一步的现代性转移。因此,在人类与机器共生共存的智能时代,为了更好地回答人工智能将如何介入当下国际权力结构并使权力发生流动这一问题,本文将借助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结构性权力理论,以权力所依据的四种基本结构及这些结构之间的关系为分析框架,来探究人工智能在不同权力结构中的解构与重塑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

人工智能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典型代表,拥有广阔的技术应用前景和未来发展前途,是当下国际竞争的焦点。因此,伴随着人工智能问题的“政治化”甚至“安全化”,人们对人工智能的讨论逐渐从具体的技术应用领域延伸到国际政治领域,技术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话题。

学者们围绕着技术与大国竞争、大国战争的关系问题,已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他们不仅强调技术变革是引发国际权力流动的重要因素,而且还重视技术的赋权作用,认为技术进步会在增加国家自身经济、军事权力优势的同时,打破国家间权力的平衡,深刻影响国际权力的分配格局。而伴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及技术进步的推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竞争的政治性,开始讨论人工智能技术的权力价值。对此,学者们着重回答了人工智能技术是否会影响国际权力结构、能有多大影响、受影响的主要方面是什么等几个问题。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加剧权力的不平等,使不对称权力博弈成为常态;(2)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引发新一轮的权力争夺,并为国家间冲突与摩擦提供新的渠道与方式,使国家选择更为激进的技术发展策略;(3)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会模糊国家权力的边界,降低主权国家对权力的掌控力,激发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公司的活跃度。

总体来看,上述研究很好地验证了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国家权力提升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了人工智能会通过与技术、资本相结合来改变现有的权力分配的观点,为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权力属性提供了很大帮助。但是,由于缺乏对权力来源、种类的合理区分,部分研究在分析人工智能技术赋权效应时存在一定权力主体选择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其衡量的主要指标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军事实力改变,相关分析多集中于大国间的人工智能发展比较,研究内容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其解释路径难以覆盖日渐活跃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也难以适应当下权力结构的技术因流动。而且,学者们多是选择人工智能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等方面的某些结果来分析人工智能的赋权问题,存在一定的选择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理论支撑与权力归属分类,对技术与权力的内在逻辑关系解释不够,技术与权力的互动与作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梳理。因此,既有研究在基本行为体认定及影响发挥作用的路径等方面仍面临着调整与完善的必要。为了更全面地分析人工智能技术的赋权作用,更好地回答人工智能对国际权力的解构与重塑作用,我们将借助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理论,将结构的概念和特性作为权力本身的属性加以考量,以权力所依据的四种基本结构及这些结构之间的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对权力进行种类与范围的明确划分。为此,下文的讨论将按照从单一结构到整体结构的顺序展开。本文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将首先作用于现存的四种基本结构。而后,四种基本结构的变迁会进一步传导至整体权力结构,导致国际权力结构的整体性调整。通过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在单一结构及其整体结构中的动态流动,本文将试图厘清隐藏在技术背后的权力扩散逻辑,进一步探讨技术与权力之间的结构性关联,以达到定位此次权力流散与再聚过程中的主要受益主体的目的。

二、技术·权力·结构:结构性权力与技术的多域嵌入

人工智能作为一项具有复合性的新技术,其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将共同作用于国家与市场。从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来看,人工智能既具有“战略性”,需要国家全局性的支持与干预;又具有“通用性”,拥有高效的商业化与民用化动力。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国家与市场之间既有的权力格局发生重要调整,技术先发国家与活跃的科技跨国公司将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权力代言人。而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外溢所带来的权力分歧,我们需要打破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学科界限,用一种跨学科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当下复杂的权力状况和国际舞台上多元的权力主体。

国际关系领域长期关注相对权力资源配置问题,在此次人工智能技术扩散所引发的权力流动中,结构性权力论或许可以为我们解释人工智能带来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变迁提供清晰的分析脉络,使我们可以更好地对比权力资源分配在各个领域中的表现,更好地理解当代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新变革。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结构中使用的权力有两种,即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一种强制性的权力,是可以让一方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权力;而结构性权力主要是指一种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是可以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比联系性权力更为重要,可以构造国与国之间、国家与人民之间或国家与公司之间的关系框架,并让其不得不在这些结构中活动。她提出,在结构性权力中存在着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个基本结构,这四个结构彼此间相互作用,每一个结构都代表着一种权力源泉,就像四棱锥一样,棱锥的每一面都代表着一种结构,每个面都需要与其余面接触才能相互支撑。这种结构性的分析方法有着较强的灵活性,可以克服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行为体”认定的难题和打破“核心政治问题”的限定,从而能囊括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各类非国家行为体。

但是,苏珊·斯特兰奇的结构性权力论也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对结构性权力做整体概念阐述时,苏珊·斯特兰奇认为权力的四个基本结构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技术是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可在后续的专题阐述中,她却自相矛盾地强调了知识结构的特殊重要性,并认为知识结构中的技术是获得联系性权力和增强别种结构性权力的必要手段,将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因此,以结构性权力的四个基本结构为基柱来探讨人工智能介入国际权力的有效路径的过程,或许是解释技术因素是如何在各个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的有益尝试,其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探讨各权力结构之间的相互关联与影响外溢,还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囊括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并能解释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技术竞争与权力博弈。

三、人工智能影响国际权力结构的有效路径

当下,人类与机器共生,或者说依赖机器。人工智能作为当前最具有代表性和颠覆性的新兴技术,其对国际权力所产生的整体性影响是通过影响权力的具体结构实现的,并大致可以分为“重塑”与“介入”这两种方式。一方面,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革命使支持当下社会政治与经济安排的信仰系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对知识结构产生的影响力很强,而且是发生于知识结构内部的,故将其称为“重塑”;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技术扩散的过程中,也会很大程度上改变生产结构、安全结构、金融结构的原有运作模式,以嵌入其结构的方式带来跨越代际的变革,故将其他三种结构中的变化称为“介入”。

(一)重塑知识结构

技术的目的不仅仅是制造某种实体产品,更重要的是创造知识。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往往是内源性的,由技术革新所推动。从知识结构的内涵来看,知识结构决定了什么是知识、知识怎样储存,以及谁用什么手段、根据什么条件、向什么人传输知识;其主要包含信仰(以及由信仰所衍生出的道德观和道德标准)、知识与理解,以及信仰、知识、观念的传播渠道等几方面内容。在知识结构中占据着关键决策地位的行为体掌握着权力。因此,知识结构中的掌权者可以定义知识,获得更多的知识,储存所拥有的知识,以及控制知识和信息的传播途径。虽然知识结构不像其他几个结构一样直观,但是知识所带来的影响却是久深远并具有很强的扩散性的。拥有知识结构权力的人或组织往往可以垄断知识,更便利地获得更多知识,其所衍生的力量还可以用于否定知识,保持自己的知识唯一性。人工智能对知识结构的重塑作用主要体现在改变信仰、转变知识的理解运用方式与拓展知识的传播渠道三个方面。

首先,在当下人文文化无法抗衡科学文化的背景下,宗教信仰及其涉及的文化与知识内容将会首当其冲地受到生存威胁。如今,机器正在涉足传统的人类领域,机器智能也正挑战人类智能,挑战着传统宗教所定义的“神”的领域。分析、判断与决策等已逐渐被证明不再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机器人的出现意味着对传统神学信仰的颠覆,也意味着有必要对教义进行重新解读。科技的迅猛发展正在形成人们对世界的新的叙述,也使得我们个人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取向发生重要改变。科技崇拜逐渐压倒宗教崇拜,在面对天灾人祸时,我们所真正期待的已经不再是上帝的拯救,而是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更强的救援力与救助力。其次,人工智能会使我们拥有新的知识处理能力与理解方式,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展知识范畴。一方面人工智能问世与发展的过程意味着知识的拓展与重组,与“互联网+”一样,“人工智能+”将会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相联通,实现知识迭代更新。另一方面,智能算法与软件、硬件的相互配合也可以自动从数据中获取知识,改变知识的汲取方式。智能化的数据降噪与数字处理所带来的知识获取方式的改变,在增加知识体量、提升知识的产出速度之外,也会产生“超因果”的知识推论,其会将更大体量、更无序的数据纳入分析过程,从而超越过去的因果逻辑进行数据关联性分析,产生更丰富的知识理解。最后,人工智能还会改变当今知识的存储与传播方式,畅通知识的传播渠道。知识载体承载力的弱小意味着知识的截流,知识有“失传”的危险。而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了信息存储能力与数据传输能力的进一步提升,知识以几何速度积累着,这种积累并不单是社会整体能力的提升,也是个人知识获取能力的倍增。而且,智能语音识别系统和智能语音合成系统所提供的实时翻译与对话翻译也会进一步打破国家间的语言隔阂,增加知识传输的渠道。各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了解世界,国家也越来越不像“黑箱”。

当代国际竞争是发展模式的竞争,更是知识与信息的竞争。谁掌握了最先进的技术,谁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在知识结构中获取权力。在人工智能重塑知识结构和在知识结构内部形成对知识新叙述的过程中,知识结构中的权力会被重新分配,富有技术者将会成为新的权力赢家。从国家间竞争的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会进一步巩固知识领域中技术先发国的权力,使大国对权力的控制变得更加隐形且自然。人工智能的发展基于当下数据、算法与算力的突破,其具有技术调整周期短、更新迭代速度快的特点。新技术间的相互催生与融合,会使越早进入该领域的人或行为体拥有更多的“先发性”知识优势。拥有知识特别是技术优势的国家会更有机会发现人工智能的新应用场景,并可以通过定义这些新场景制定相关的技术文化与产业标准来率先搭建起人工智能的制度框架,进一步控制知识与技术传播的方向、速度与路径,获得知识领域的比较优势;通过规范其他国家的技术创新与扩散行为,其可以将自身的利益倾向与认知偏好转换为知识流通的国际规则,使权力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流动和积累。从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博弈的视角来看,对知识的垄断会以隐蔽的方式增加跨国公司的政治性权力。人工智能作为一门基于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并结合其他学发展过程中,天然需要多元主体的合作与参与。因此,人工智能在知识结构中所推动的权力变移会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其技术演进的多元参与特征,不仅有利于更多元的权力主体参与到人工智能的研发与治理中,而且知识结构的低敏感性还会使在技术领域中占据不对称优势的跨国公司拥有更丰富的参与国际政治的动力和能力。这些科技跨国公司不仅可以在技术的赋权下拥有在知识结构内部的超额权力收益,还可以进一步实现知识结构权力的跨结构转换,进而获得更多的国际权力。但是,人工智能发展对于那些在知识结构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来说,也意味着不平等的进一步“隐形化”。现在机器算法已经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并为人们织就着愈发牢固的“信息茧房”,定制和决定着我们所看到与接触的信息。算法所得出的结论看似公允,却很难做到真正的价值中立,其中往往存在着难以发现的主观偏见,这种偏见在经历过几轮深度学习后,会在其内部形成一种“自我实现的歧视性反馈循环”,将歧视进一步隐形化,从而使本就在知识结构中处于不利地位的被歧视者陷入难以发现的算法操纵和歧视之中,进一步破坏其获得权力的基础。

(二)介入其他结构

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底层性技术,其技术跃迁的结果会溢出知识结构并引起其他结构中的权力流动。但是,与对知识结构内源性的重塑作用不同,人工智能对生产、安全、金融结构的影响是外源性的,主要是通过技术介入的方式来对其他结构产生影响。

1.人工智能介入生产结构

技术不仅是生产发展的动力,而且还是导致落后生产方式解体的催化剂。从生产结构的定义来看,生产结构是决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用什么方式生产和按什么条件生产等安排的总和,其主要涉及劳动者如何组织起来和他们正在生产什么。而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当下的生产结构也会受到此次技术革新的全面影响,其主要表现为生产结构中生产方式的改变、生产产品的升级与生产结构国际化的逆流。首先,人工智能会催生新的生产者并会使产品以与过去不同的方式进行生产和运输。人工智能研究主要分为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专家系统以及交叉领域等五个领域。这五个领域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可以在快速商业化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机器智能的应用场景,使机器智能渗入价值链和生产链的各个环节,创造出自动化的新需求、新产业、新业态,实现生产者的“人机替换”和生产方式的“智能化转换”。而随着生产结构中的人类角色越来越多地被智能机器所替代,我们也逐渐踏入“现有行业+人工智能”的新模式。其次,人工智能还可以集合过去没有联系的各种专业技术,拓展产业集群的宽度和产业可扩展的深度,使生产由单一的生产交互向集成制造、精益生产和敏捷制造转变,同时重塑产业链与价值链。在生产成本下降的基础上,实现产品的智能化升级。最后,与其他几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结构全球拓展不同,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可能是制造业的回流。从各国的工业4.0战略来看,各国在出台了一系列产业回流优惠政策的同时,也都提出了以“技术控制成本”的生产方针。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对劳动力的替换将进一步压缩生产中的劳动成本,使本土生产成本呈下降趋势;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技术的研发成本远大于学习成本,国家对高端制造业的引导性回流有利于本国的技术保护。因此,从成本、知识控制的角度来看,生产的本土化将更有利于未来产业优势的维持。

生产结构的调整投射到国际政治领域就会导致“权力洗牌”。从国家间的横向层面来看,虽然全球都面临着生产结构调整带来的改变,但是不同国家在所获收益与承担后果之间存在很大的不一致性。对此,日本国际政治学者星野昭吉曾说:“在国际政治变革中,发达国家承受的风险小于发展中国家,获得的发展机遇大于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介入生产结构的过程中,技术先发国家可以在进一步获得生产结构权力的同时完善本国的生产链,提升其国内生产结构的抗风险能力。但从技术后发国家的角度来看,此次生产结构的变革却意味着生产领域中后发劣势的扩大,意味着国家利用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优化本国的产业结构、实现生产升级的后发崛起之路变得愈发曲折,意味着这些国家更容易陷入对技术引进的严重依赖,从而被锁定在低技术附加值产品供应国的位置上。而从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纵向层面来看,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会隐形地增加跨国公司的能动性。作为全球市场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者与销售者,跨国公司对全球生产结构的支配能力越来越强。可以说,跨国公司是站在智能机器背后的真正受益者。在智能革命背景下,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将公司的经营范围与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整合。例如谷歌公司就在其拥有的娱乐、媒体、网络、软件、操作系统等产业的基础上,以人工智能算法为突破口,进一步拓展研究的深度与应用广度,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第一大巨头公司。而在当下这个相对安全与和平的世界中,在生产结构中拥有优势的跨国公司可以进一步借此来实现自身的权力意图,以经济发展为议价资本与民族国家进行政治交换,从而拥有更多的权力机会。

2.人工智能介入安全结构

安全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关于安全的讨论贯穿于国际政治学科自萌芽到建立的全过程。依据苏珊·斯特兰奇的观点:安全结构是有些人通过向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谁能够在结构中提供安全,谁就能获得权力的优势地位,获得对安全的控制。这种权力架构建立在双方互动的基础之上,主要体现为提供安全的人可以决定、限制其他人选择的范围。力量强大的行为体可以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来控制相对弱势的行为体,进而利用这种优势为自己获取经济利益和特权地位。例如,美国对欧洲国家所提供的军事安全保护,就使得美国在与这些国家进行商贸往来的过程中可以获得优势地位。但是,安全结构不是稳定不变的,各行为体间对各自权力范围的意见分歧会导致风险的产生。而且,安全结构也不是单向控制的,处于力量弱势地位的行为体也可以通过发起挑战或威胁破坏当前安全结构来获得权力。就像朝鲜核试验给韩国与美国带来安全风险一样,力量较弱的一方也可以在安全结构中获得权力收益。

人工智能技术既可能成为现有安全结构巩固的工具,也可能成为当下安全结构动摇的原因。人工智能与核武器不同,其具有易得性和低敏感性,也没有确保相互摧毁”的杀伤性,因此,人工智能介入安全结构的过程不仅相对平和而且争议较小。这使得人工智能在安全领域中的应用缺乏严格的管制规则,其给安全结构所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威胁。在人工智能介入安全结构的过程中,认知上的不安全感与现实中的不安全风险双向上升。从认知层面来说,“误解”与“恐惧”一直是造成安全结构破坏的根源,其所产生的原因与人类控制力的减弱呈明显的正相关性。智能化与信息化的发展拓宽了国家的领土范围,网络边疆和数字主权也成为国家要守卫的新权力领域,这些领域既“易攻难守”又“牵一发而动全身”。在高度互联互通的时代背景下,每一个网络关口都非常重要,来自网络的攻击可以迅速跨越国家的地域屏障,牵动国家敏感的安全神经。而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一轮国际竞争会加深国家对力量差距拉大的恐惧,会引发国家认知改变并影响其对外战略选择,降低国家间的战略互信,在主观层面影响国家对于安全的判断,刺激其采取竞争性行为,从而增加了整个国际社会的不安全感。而从现实层面来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也的确会使国家受到更多的安全挑战。一方面,智能武器的出现会使进行低烈度战争变得更为便利。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下,在科技领域中拥有优势地位的行为体可能会出于对当下权力结构的不满,而致力于改变结构内权力排序。他们往往会以人工智能的发展优势为工具来增强自己各方面的综合实力,扩展自己的权力空间。但这种拓展可能会挑战其他行为体的原有权力,引发不同行为体间的势力范围和权力保有竞争。而同时,在传感器和计算密集型算法的帮助下,人工智能武器还可以自主识别、搜索、选择和攻击目标,不需要进一步人工干预,这也会在攻击对象与攻击者之间建立空间隔绝,使战争的发生变得“遥远”,减少了国家发动战争的道德自责与舆论监督,导致开展低烈度、远距离战争成为一种“可能”的国家选择。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还可能成为恐怖组织发动袭击的武器。人工智能武器相对易得且运输便捷,恐怖分子通过对无人机或无人汽车的远程操控就能实现对目标的暗中破坏。现在“伊斯兰国”已经开始尝试使用商业无人机进行爆炸物的投掷,并试图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进行自动攻击。人工智能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发展鸿沟的扩大也会进一步加大恐怖组织的吸引力。当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宗教极端分子甚至一些国家发现他们不能期待以合理的手段改变现状时,他们也有可能被恐怖主义所煽动,从事恐怖活动。

可见,人工智能在介入安全结构的过程中,会冲击当下安全结构的稳定性,使安全结构中的权力流向更具有技术优势的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例如,在2021年5月,以色列军方与巴勒斯坦哈马斯武装在加沙地带所进行的为期11天的武装冲突就充分显示了人工智能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面对隐藏在巴勒斯坦民众聚集区的哈马斯武装,以色列军方使用人工智能算法辅助军方决策,筛选目标情报,使用多种智能武器实现了对敌精准打击,在战场上占尽上风。不可否认,人工智能加剧了安全结构中的权力极化,使技术弱国面临更艰难的安全困境。与那些被高新智能武器所武装的技术强国不同,在武器加速迭代和“无人化”的背景下,技术弱国原有的防护与对抗手段变得更为低效甚至无用。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应用的过程,会进一步增加技术、资本和数据在军事中的作用,弱化人力和军事规模的有效性,使技术强国可以在战争中以己方的低成本换取对方的高代价。而且,人工智能优越的多线程反应能力、数据关联性分析能力和信息抓取能力也会在战略决策和信息传播层面无形加剧行为体力量对抗中的不平衡性,使得缺少人工智能技术包裹的国家更容易被技术强国所窥伺。因此,技术弱国不仅越来越难以通过人力与战术弥补战场上的劣势,还会面临更严峻的政治干预风险。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外部力量能有效操控社交媒体并实现其政治目标,而这最终也会加剧当下安全结构已有的权力不对称依赖。同样,从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横向对比的角度来看,无人化、智能化武器的出现与高新技术的企业垄断,也使得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安全结构中有更大的影响力。由于技术的“军民两用性”愈发突出,大型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智能武器研发能力和信息控制干预能力,正在成为引发安全焦虑的新来源。虽然谷歌公司基于内外压力公开制定了人工智能七原则,并表明“不会设计或研发直接用于造成人身伤害的智能武器”,但是谷歌公司并没有真正停止对智能武器的研究,而是仍在积极保持着与美国军方的智能研发合作。同样,从美国举全国之力制裁中国华为、中兴等科技公司的行为中也可以看出,国家正日益重视跨国公司在安全领域发挥的作用,跨国公司越来越有可能成为引发安全问题和安全焦虑的主体。

3.人工智能介入金融结构

金融结构中的权力主要表现为对信贷的控制。拥有发放信贷的权力意味着有权允许或者不让别人获得今天的花费、明天偿付的机会,意味着有权控制或滥用作为信贷记账单位的货币,从而影响以其他货币为单位提供信贷时的汇率。因此,金融市场变化、资本流动方向与投资人预期等方面的改变都会对金融结构产生深刻影响。虽然,在当前金融自由化趋势下所形成的基本政策框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但金融结构的范围领域却会在技术的赋能下迎来新的扩展,同时也面临着新的稳定性挑战。

作为信用创造机制的金融结构是全球体系和国内体系相交合的产物,主要包含全球体系和国内金融、货币体系两部分内容。而这两个部分正随着世界信息化与智能化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不可分割。现在,人工智能正在万物互联的背景下进行广泛的全球金融调度,全球金融体系也在加速走向数字化与智能化,其面临着一场机器代替、超越人类管理经验的金融模式变革。在金融结构内部,人工智能正逐渐改变着金融服务业以人力为主的局面。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一样有着普遍的适用性,可以在金融领域内发挥其服务升级、替代劳工、流程再造、工作创新等诸多作用,并具体地应用于智能风控、智能获客、身份识别、智能投顾和智能客服等诸多方面。它深刻改变了原有的数据处理方式、组织架构模式以及金融行业的参与者构成,大幅减少金融机构和金融行业的人力成本。它还可以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加快资金的积累速度,提升投资信心,引发信贷业的进一步拓展。同时,新技术的问世与应用也为全球贸易与金融搭建了新的技术桥梁,移动货币的普及使得交易变得更加便捷流畅,国际金融体系越来越开放,各国家间金融系统的相互渗透程度也不断提升。但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金融结构扩张与复杂化也促成了现有的金融监管和法律无法覆盖的全新金融领域。这不仅带来了管理过载问题,还增加了金融体系发生混乱的风险。一方面,发达金融结构会在带来投资全球化的同时,带来风险的全球化。全球体系对国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内或地区的资本市场所发生的波动会更快地扩大到全球范围,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产生深刻影响。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金融结构中的应用也存在着监管难题。技术的“黑箱”效应会增加金融活动的不确定性,加剧“金融操纵”的可能性。随着人工智能在金融市场应用中深度与广度的拓展,算法交易与高频交易等“智能+”交易方式逐渐成为当下金融机构的首选。但是,运用算法优势低买高卖,以“迅速抛购”来获取利益的方式有着很强的不稳定性。在这种交易方式下,单个小型算法交易公司的微小错误可能会造成市场的“瀑布式”效应。单一市场的波动会深入更为广泛的金融市场甚至各类资产之中,导致大范围的价格波动,甚至引发金融市场整体崩盘。而且,由于市场上的算法交易和高频交易程序具有一定的趋同性,在大部分算法挂钩同一个指标的情况下,如若碰到指标发生剧烈变动的情况,挂钩了该指标的算法和高频交易程序可能会做出同向的类似交易,引发金融结构单向波动的加剧,形成偏离正常市场规律的结果。因此,在人工智能介入金融结构的过程中,风险与机遇相伴而生。在金融结构的扩张与震荡的背后隐藏着金融结构内部的激烈权力博弈。

在金融结构对智能科技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技术进步意味着获取财富的效率大为提升。金融结构的进一步繁荣会加剧现有结构中的不平等,把权力赋予那些能积累资本或获得信贷的人。从国家间的博弈来看,金融结构中投资流向的不平衡会使国家间的发展差距拉大,使发展中国家面临金融依赖加深的危险。现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密切相互依赖、银行业的市场化和当下的外资流动方式正在导致发展中国家丧失货币自主权。发展中国家对头等货币(美元、欧元等)依赖性上升,货币体系的等级结构加强。而且,随着市场对金融结构掌控力的上升,金融结构的逐利性会更加严重。在私人资本崛起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结构会随之发生变化,对私人借贷者债务的上升,不仅意味着更高的偿还利息和更短的还款期限,而且意味着低收入国家和低偿还力国家在金融结构中被进一步边缘化。在难以看到经济回报的情况下,私人资本逐利的本性往往会将低收入国家视为资本流向的风险区甚至“禁区”,使这些国家只能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贷款与援助来谋求发展,金融结构中的不对称依赖变得更为明显且难解。此外,从国家与市场间的博弈来看,金融结构的发达也会带来市场作用的增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增强金融结构中有资本优势的行为体剥削他人劳动与资源的能力,加剧市场与国家间的权力争夺。当下活跃的跨国公司不仅掌握着大量的金融资本,而且也在暗中推动着资本国际化进程。现在,大量金融投资正有针对性地流向高科技领域,而这些大型跨国技术公司也因为“第三方依赖”的存在成为当下金融结构中的重要参与者。全球知名风投调研机构CBInsights的报告显示,在2017年,人工智能领域共获得152亿美元的全球投资,同比增长141%。而这种大规模的投资风向的转变会引发金融的乘数效应,在劳动成本被压缩的情况下,财富和资源会进一步不对称地流向资本的一方。这使银行与拥有技术与资金双重优势的跨国公司拥有了金融结构中的权力优势,导致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国家所拥有的金融与信贷控制权力。

(三)小结

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所拥有的结构性权力并非四大基本结构中的权力加总,当某一结构的重要性上升时,在该结构中拥有优势的行为体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不对称权力优势。从知识、生产、安全与金融结构之间的互动来看,四大基础结构之间存在频繁的权力互动、转移与博弈,某一结构内部的革命性变化会迅速传导至其他结构,并最终对整体国际权力结构产生影响。在人工智能重塑与介入四大基本结构的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会进一步提升知识结构的重要性,还会对其他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深刻改变其他结构内的权力对比关系。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背景下,世界进一步踏入了以知识和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知识时代,国家尤其是大国之间围绕技术的争夺激烈,知识结构在四大基础结构中的主导作用上升,结构间权力转移趋势明显。而在全球结构性权力的核心向知识结构转移的背景下,知识结构中的权力优势可以更加顺畅且自然地投射至其他三个权力结构中,引发其他三个结构中权力的技术因流动与累积,使行为体可以在拥有知识结构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其在生产、安全与金融结构中的权力优势。因此,人工智能是一种产生于知识结构内部、可以满足赋权对象差异性动机的革命性技术,该技术会自下而上地影响知识、生产、安全、金融四个基本结构中权力的产生、再造和使用。在此过程带来的权力的技术因流动与非均衡赋权会导致不同行为体之间权力对比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导致国际权力发生不对称的扩散与非匀质的集中,使国际权力结构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下围绕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持续调整。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国际权力结构调整,并不意味着权力的优化配置,也不会实现国家间权力的力量平等,这种权力的非匀质化流散也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一系列的新挑战。

四、变动的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扩散下权力的流散与再聚

与互联网技术引发的国际权力分散不同,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所导致的权力变化并不是均匀的分散,也不是单一的集中,而是权力的让渡与获取并存的双重过程。人工智能虽可以深入地作用于知识、安全、生产、金融四个基本权力结构,并深刻地影响不同国际行为体对四个基本结构的掌握程度,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的过程并不能实现未来的权力均衡,反而会拉大彼此间的差距,导致权力发生不对称的扩散与非匀质的集中。因此,在人工智能以变革的姿态重塑与介入当下的国际权力结构的过程中,技术的不均衡赋权与当下国际权力结之间的矛盾,会使国际权力平衡在融合中重构,并最终呈现为扩散与聚集并存的双重流动趋势,其主要表现为,拥有人工智能技术优势的国际行为体将会在对权力的四个基本结构掌控力上升的基础上,迎来结构性权力的总体上升。

从横向的国家间对比层面来看,权力将进一步向技术先发国聚集。人工智能的技术赋权并不是平等和无条件的,人工智能的高门槛、垄断性、扩散性等特征会使得技术先发国家拥有知识、生产、安全、金融的整体权力结构控制优势。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背景下,各个国家争相制定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国家的科技战略也变得愈发重要。因为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并非是一场低政治的科技竞争,而是一种全领域的发展博弈。国家所重视的也不只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发展的广度、深度与速度,而是将目光放远至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国力变化与全球权力格局调整,致力于在人工智能的赋能下获得单一权力结构甚至多个权力结构的比较优势。但是,我们在为技术发展更高、更快、更强而喝彩的时候,也不能忽略日益滑向边缘的技术后发国家。现在人工智能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投资、创新都呈现着明显的区域性聚集态势。从全球人才分布态势来看,人工智能领域的高层次学者共有1833位,覆盖全球37个国家,但主要集中于美国、中国、德国、英国与加拿大五国,其中美国所拥有的AI高层次学者的数量高达1244人。而从资金投资角度来看,科技投资排名前十的国家就占据了全球新兴技术投资的91%,美国更是以920亿美元的境内投资排名第一,紧随其后的是拥有220亿美元投资额的中国和拥有60亿美元投资额的英国。最后,从专利申请数量方面来看,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和韩国这五个国家和地区就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80.1%。因此,虽然上述国家和地区在人工智能领域有着不同的发展侧重点,但是技术的先发优势与国家的技术资金支持无疑正帮助他们锁定着未来的创新高地,使其可以大范围地收割技术的垄断租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变革所需要的巨大前期投入和其相对短暂的技术生命周期,对于很多尚未搭乘或刚刚搭乘上前一轮技术革命即互联网技术快车的国家来说,却意味着技术发展隔阂的加深,这种隔阂既包括知识结构中对知识的垄断与控制,也包括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中权力收益与面临风险的不匹配。哪怕是面对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全球结构性失业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大国也将比技术弱国有更充裕的转型适应期和更强的应对能力。他们既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其发展人工智能所创造的巨大收益来弥补损失,也可以更好地利用转移支付与社会保障等手段来补偿本国劳动者,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而这种失业风险对于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乌拉圭、赞比亚等数字基础设施差、创新和投资能力低且相对游离于全球贸易和数据流动的技术后发国家来说,却是难以承受的。这些国家劳动力价格低廉,没有采用自动化生产的动力与能力,会成为劳动力“人机替换”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且,廉价劳动力优势的丧失还会加剧国内社会的不稳定,使技术弱国面临更深刻的国家内部矛盾,引发社会动荡风险。但是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发展的边缘化风险。中国、印度等技术创新环境良好并有着领先信息和通信技术优势的国家反而可以凭借着其所拥有的技术优势实现权力的积累与地位的跃升。因此,在进行国家间权力结构的对比与分析后发现,先进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所带来的将是权力分配的进一步极化,人工智能技术与资本的结合会进一步加剧国家间发展的不平等;未来受人工智能影响最多的并不是美国或者其他技术先发国家,而是技术发展水平低,仅以低成本劳动力作为国家竞争优势的技术后发国家,权力会在技术进步的背景下进一步向技术强国聚集。

从纵向的国际层面对比来看,权力将发生从国家向非国家行为体的分散。与核技术不同,人工智能技术革新的影响将主要从知识领域溢出到生产领域而非安全领域。因此,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公司将在占据生产、知识、金融结构的优势的基础上获得更多权力机会。人工智能较大的民用价值与相对低的技术敏感度,使人工智能领域吸引了商业界的广泛关注。极力推崇新技术的跨国公司巨头,往往有着比民族国家更高的技术热情。他们拥有丰厚的资金,在研发投入、产品生态、软硬件服务方面积极布局,以高额的投资抢占着核心人才与技术高地。当前,服务于谷歌公司的人工智能高层次学者共185人,比在全球人工智能高层次人才国家排名中居于第三位的德国还要多出72人。另外,根据麦肯锡统计,2016年各跨国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的相关投资高达300亿美元,美国联邦拨给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研发的经费甚至还不到谷歌研发部预算的一半。这种对技术的重视和投入,除了会使跨国公司获得经济发展优势,还会使他们拥有更多结构性权力。现在,除了安全结构的权力还较为牢固地掌握在主权国家手中,生产、知识、金融结构的权力都在进行着市场化转移。虽然世界仍需要国家来提供一个合法的权力框架,来容纳其他行为体在这个框架中对各权力结构产生影响,但国家已经在生产、知识、金融这三个权力结构中逐渐退位为监管者,并会越来越受制于变化的全球结构的影响。因此,在这场主体多元的权力博弈中,技术与资本的进一步结合使人工智能不仅将权力赋予了民族国家,也将权力赋予了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使传统的中心—外围式的权力结构逐渐向多中心—分散式的权力结构转变。同样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从相对主权的角度来看,国家有了更多的权力竞争者,但是这种权力主体间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失败。相反,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国家探索以更好的方式来管理社会和经济的目的而推动的,是民族国家默许的结果,在权力结构整体扩张的背景下,跨国公司作为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国家竞争所需要依赖的技术主体。因此,在跨国公司拥有高度技术优势的背景下,民族国家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渡部分生产、知识、金融结构的控制权力给这些具有技术创新优势的跨国公司,以主动放松对本国跨国公司的管辖并给国外的跨国公司创造相对良好的投资环境的方式来换取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胜利。

可以看出,由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的国际权力结构调整有一种令人既陌生又熟悉的复杂性。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在各权力结构中的非均衡赋权会使属于国家的权力向国际拓展,带来新权力领域和新全球问题的涌现,使一些新兴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获得更多的权力机会,带来权力的总体性分散。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会重塑行为体的竞争优势,使拥有技术优势的行为体可以进一步拓展其在知识、生产、安全与金融结构中的权力,带来权力的技术因集中。但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具有较强的阶段性,对国际权力结构的整体影响是趋势性的,其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技术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而现在的我们仍处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对当下国际权力结构所产生的影响有限,其主要表现为对国际权力结构内部不同行为体的差异性赋权,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权力结构所产生的整体性影响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充分显现。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在人工智能的发展下,国际权力结构内部将呈现出一种主体多元、规则多元和关系多元的复杂状态,国家与市场的竞争也会进一步集中于知识与生产结构之中。

五、结语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各国际行为体会在知识、安全、生产、金融各个权力结构中进行反复博弈,并会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来度过这个转型的适应期,借以确定权力的新边界。而在磨合的过程中,博弈和冲突的发生往往是难以避免的,其虽不像战争一般激烈,却也是暗潮涌动。而且,全球“数字鸿沟”向“智能技术鸿沟”的升级也会在激化国际发展不平等问题的同时,引发新的冲突与适应性问题。

但是技术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每一项技术发明的本意都是为了实现人们更美好的生活。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的防控中,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成为中国控制疫情的技术依托,在疫情监测、疫苗药物研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数据筛查保障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助力了中国复工复产和经济发展转型,保障了中国的经济、社会稳定。面对“后疫情”背景下的全球经济乏力与“逆全球化”问题,中国和世界都更需要依靠人工智能来推进经济转型、制造升级与社会保障。因此,问题并不是出在技术本身上,而是出于我们看待和运用技术的方式。如果我们在人工智能的发展问题上仍固守保守主义的传统观念,那么人工智能就有可能成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障碍,成为推动新一轮国际竞争甚至导致“新冷战”的技术工具。而若是我们转换思路,将人工智能看作开启国际合作的新契机,那么人工智能和新技术就会成为延缓经济衰退、促进经济互利合作的“钥匙”。

在面对当下国际权力结构变化的现实时,我们要坚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积极调整固有观念,从多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重复博弈中来思考问题,深化共同利益。不能仅仅把人工智能当作国际竞争的技术工具,而是要更深刻地认识到人工智能在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人类整体繁荣方面的巨大价值;广泛吸纳各类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跨国公司参与人工智能的相关治理领域,在合理划分不同治理主体的责任、明确各行为体权责范围的基础上,发挥技术的善治作用。用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所造就的便利条件来提升国际互助与援助效率,使科技进步可以更好地被用来处理当下紧迫的传染病、环境污染以及穷困等全球性问题。为此,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可以先以合作研究的形式展开共同探索,并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政策,制定合理合规的安全发展标准,划出人工智能的安全禁区,从解决现实问题入手,吸取经验,以促进具体治理政策的真正落地。无破不立,未雨绸缪,国际社会有必要让此次国际权力结构的调整成为权力进一步优化配置的机会,使人工智能这项新兴技术可以最大程度上造福世界,为全人类的发展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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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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