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要理性全面理解外资外贸的变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371 次 更新时间:2023-12-30 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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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 (进入专栏)  

导语:2023年12月16日,中国工业经济学会会长、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2023粤港澳大湾区学术研讨会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州智库论坛上做了题为《理解全球化新趋势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线上主旨演讲。

江小涓指出,经济全球化虽然在过去几年经历波折,但总体上仍在持续推进。其中,数字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全球化新的重要的动能。对于粤港澳大湾区来说,未来能否做到“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是未来的关键。

江小涓认为,要理性看待近来外资撤出中国的趋势。除了营商环境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之外,也有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增强,以及中国劳动要素成本提高的原因。未来,这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很可能成为一直新的常态。

演讲全文整理如下:

 

大湾区作为开放程度高、对国际环境依赖度高的地区,全球化新趋势对其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想讲一讲近年来全球化出现的一些新变化。我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分享:一是全球化持续深化并展现新特征;二是通过高水平开放促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

首先,全球化持续深化并展现出新的特征。具体来说,有三个观点:

第一,中国坚持高水平开放,努力与各国共同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是全球化继续前进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二,经济全球化虽然经历波折,但仍继续前行。疫情之后,全球贸易占全球GDP的比值继续上升,大型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所代表的全球分工继续深化。

第三,尽管全球化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总体上它仍然在加速发展。数字产业是全球化推动的非常重要的新动能。

近年来,中央对高水平开放给予了高度重视。去年,中央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更大力度吸引外资,稳步推进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推动加入高标准的经贸协定。

今年5月5日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李强总理在国外访问的时候谈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指出“防风险和合作不是对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8月13日,国务院又发了《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提出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稳定和吸引更多外商”。

10月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主席再次强调要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还宣布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的外资引入限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步迈得确实是比较大的。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们还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培育外资新动能”。中央非常英明地看到了疫情之后全球化向前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新机遇。

中国是推动全球化继续开放重要的力量。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11月份赴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时候和拜登总统进行了会晤,双方都在尽力地推动双方经贸关系的恢复发展,也在共同维护一个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习主席对中美的经贸合作前景,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都作出了重要的指示。

国际贸易的特点就是当全球经济跌的时候它跌得更快,全球经济涨的时候也会涨得更快,是一个比较清楚的先行指标。我们通过一组数字来说明:在2019、2020年的时候,国际贸易跌的深度比GDP的跌幅要深,但是在疫情之后的2021年和2022年,国际贸易在快速恢复,增速远高于全球GDP的增速。导致全球进出口贸易占全球GDP的比重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所以,疫后的全球化进程还是活跃的,全球贸易在迅速回升。

我们来看看跨国公司跨国指数的情况。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是由前100强的跨国公司海外资产比例、海外销售比例、海外雇员比例这三个比例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根据2023年的全球投资报告可以看出,在疫情前十年基本稳定的状态下,尽管在2020年因为疫情跌到了最低点,但是2021年和2022年每年都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上升,现在又接近了62%。所以跨国公司跨国指数在疫情中跌的不是很深。它不仅仅是海外投资,还是全球分工程度的标志。是海外市场、海外员工、海外资产在跨国公司中地位的标识。

疫情之后,全球化恢复快于整个世界经济的恢复速度,一定会带来新的机遇。为什么全球化指标在快速回升呢?主要是数字产业提供了全球化新的重要的动能。全球100强的数字跨国企业,包括谷歌、亚马逊、腾讯、阿里等等,他们的海外资产、海外销售和净利润的比重都是在持续上升的。道理很简单,数字产业是特别适合于在全球网络空间发展的。

那么,如何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首先,两个资源、两个市场仍是今后发展的重要动能。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人口大概占全球人口的22%,但是淡水面积、耕地面积、天然气、石油等资源只占全球的6、7、8、9%,人均资源占比很低,而当时我们的GDP占比只有全球的2%。现在,我们的GDP已经占到全球的将近18%。当然,我们希望GDP要和我们的人口比重起码匹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资源也比二三十年前更紧缺了。

大湾区是一个经济高度密集的区域。对这样一个资源禀赋匮乏的经济体,是否有一个利于全球市场、全球资源的环境,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我们在某些新兴产业的全球市场份额中占据领先地位,如光伏、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但这些产业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需求也很高。

在全球市场中,我们的电动汽车和光伏组件等产品具有显著的优势,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然而,对于一个拥有超过100万亿GDP的大经济体来说,新增和新兴产业对全球市场的需求是非常刚性的。这些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全球资源和市场。

我们作为资源特别紧缺的地区和在全球有竞争力的新产品高度密集的地区,“两个资源”“两个市场”仍然是今后发展非常重要的动能。

另外,我们对目前全球化过程中的摩擦也要全面的理解。在早期,我们和跨国公司的产业是互补的——我们生产服装、纺织、鞋帽、箱包,进口高端的消费品和生产设备,这是加持性的合作,通过国际贸易,双方的消费者都会获益。

2012年之后,我们的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产生直接竞争的产业在增加,有些企业的竞争力甚至比早期引进的国外企业还强。我们和发达国家从以前的加持性的合作转变为竞争性的合作了。所以我觉得跨国公司,包括我们自己对这种竞争造成的不舒适感和以前相比要增加很多。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产业和跨国公司在同一水平上竞争,跨国公司今后的两面性一定是存在的。一方面,它要和过往一样,非常看好中国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快速增长的中高端消费能力,看好我们产业的综合竞争优势及产业链的能力。所以他们来中国投资,在中国发展的意愿依旧强烈;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了我们在海外市场和本土市场上的激烈竞争,这导致了一些不愉快的摩擦。

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到国内来跟我们表态,说看好中国市场,非常有信心,转过脸去可能有些小动作或者在其他场合说一些我们听上去不太友好的表达,我觉得这是今后的一个常态。

因此,我们需要理性看待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态度,不要走极端。不要听到说我们不好,就认为他们完全是带着敌意和不可合作;听到说我们好,也不能天真的觉得,大家还会一如既往地在很舒适的状态下顺利合作。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在发生变化,需要对全球化面临的环境,对跨国公司的状态有全面的理解。

这里我想谈谈关于外资的变化。今年前十个月外资下降的情况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现象归结为外资对中国市场缺乏信心或我们的营商环境不佳。

首先,还是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很多跨国企业现在感受到在中国竞争不易,前30年那种“只要来就能赢”“闷声发大财”的阶段真的过去了。过去十多年,早已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许多国际企业都由于竞争力不足而从中国市场上退出了,如日本的“四大”和美国的“三大”等等通信设备、工程机械、LED面板、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的企业。

这种变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结构长期调整的正常状态。例如,一些海外电商企业早期曾试图在中国市场落地,但发现无法与中国本土的电商企业竞争,因此有些选择退出,有些则转向在中国采购有竞争力的商品向全球销售,例如亚马逊目前的主要业务模式。所以,不能认为他们对我们信心不够或者环境不好,不完全是这样。

第二种,是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劳动力成本比前几年有明显的提高,一些之前因成本优势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需要全球重新布局。与此同时,像印度和越南这样劳动力质量良好、产业基础扎实,但成本更低的国家吸引了部分企业的转移。我们在八九十年代也是用这种优势把在日本、韩国的跨国公司吸引到中国来的,这是客观的规律。

第三种是国际环境、地缘政治问题带来的,他们也称之为“分散风险”。如果出现大的国际变局,产业链只在一个国家会有风险,所以外资会在海外继续布线,此种情况还是比较复杂的。

第四种是我国的营商环境还不够好,我们给外资创造的信心还不够足。我们需要不断地在此方面做努力,用不断缩小负面清单的方式来开放中国市场,不断优化环境。现在,各地各部门都推出了政策的组合拳,在加力稳外资。我们需要对该趋势的变化从发展阶段变化、经济规律的影响等等更多方面进行正确的理解。在从事外贸和吸引外资的工作时,一定要理解这个重要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比较中还是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实际上,许多跨国公司在比较中仍然认为中国制造具有竞争优势。一些厂商在流出中国后发现,综合考虑成本、交货时间、品质保证和物流能力等因素,中国仍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有些厂商选择搬回中国。

5月份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全球一些最大的跨国公司的高管纷纷到中国来访,我想他们在全球目前的意识形态对立的状况下访问中国,对他们在本土来讲不是一件加分的事情,但是他们依然坚持来中国和我们的决策层、大企业、投资者来沟通。我想他不是来寻求对抗的,一定是来寻求新的合作机会的。

所以,要看到这些跨国公司两面性中有利于我们更多地吸引外资,更多地从事国际贸易,更多地在竞争合作中共同发展的机遇,大湾区这样一个外向型的区域才会有更好的发展机遇。

我们在坚持合作的同时,在“卡脖子”领域集中攻关和自立自强这点也不能放松。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向自主创新和安全方面迈进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大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是两面性和平衡点永远都存在,更多的利用国外技术,就能在更高起点上加快推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

相反,我们自主创新水平越高,就越能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全球产业链是达到同一个层面上的,我们水平高,就可以进入到全球最高层次的产业链中间去。一定要处理好平衡这个关系的能力。

再次强调,不能天真的以为国际环境会创造我们要的所有东西,但是也不能悲观地认为我们没有什么机遇。要在国内建立起来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样才是一个全球化向前发展时期的最佳选择。

中央明确要求继续以开放推动改革。大湾区是我们早期以开放推动改革最重要的首发地,很多以开放推动改革的措施在1994年之前都是在大湾区的几个特区推进的,所以在以后的发展中依然有率先破局的空间。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对标高标准经贸协定,深化国内相关领域改革,这句话简化地讲就是“以开放推改革”。2023年,中央再次强调了该点。中国现在已经申请加入高标准经贸协定,我们对标对什么呢?高标准经贸协定和体制相关的有什么措施呢?

除了优化边境措施,降低关税,减少非关税措施之外,最重要的是对国内产业发展模式的要求,比是否有知识产权保护,是否采用绿色的方式生产,社会保障条件如何,政策透明度、规范补贴等等。这些要求都和国内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的方向是一致的,向这个方向努力是增强国内外投资者信心,稳定预期和鼓励长期投资的重要保障。因此,下一步大湾区在率先破局方面,按照中央的要求去做,也有以改革增强新的发展动力的巨大空间。

小结一下:中国坚持开放是推进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外部环境仍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的前沿地带,在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希望能够以高水平开放抓住全球化的新机遇,立足产业,参与全球水平分工新态势,以开放促进湾区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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