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霞:孟子的仁政思想智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83 次 更新时间:2023-12-18 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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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霞  

战国时代,分封制日渐瓦解,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老百姓苦不堪言。孟子赓续孔子的君子“仁”学,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仁政思想,引导人们成就美德,成为向善向上之人,最终实现“天下定于一”“万物归于仁”的理想社会。

得其心者,斯得民矣。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离不开“四心”,即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是非心。孟子以心善言性善,用这四种道德心理证明了人有仁、义、礼、智四种德性。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告子上》)其中,孟子最重视者,当为“恻隐之心”,也就是“不忍人之心”。他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所谓“仁”,即是“不忍人之心”,而“仁政”的本质,即是君主将自身的“不忍人之心”,通过扩充达到推及百姓、恩及禽兽。孟子“性善论”以仁义礼智为根基,强调“善”乃人的天赋秉性,特别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而作为统治者的道德修养对政治至关重要,关乎能否得到民心,政权是否稳固。由此,孟子总结历史经验,提出“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认为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正在于他们丢掉了群众根基。为此,孟子延续了“民惟邦本”的古典政教传统,将“爱民”“为民”“保民”“敬民”的民本思想凝聚为“仁政”学说的思想内核。统治者要“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滕文公上》),这样才能顺民意、得民心。

以民为本,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是国家的根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政权才能太平安宁。唯有施行“仁政”,进行“德治”,得到百姓的支持,才能实现政治和社会的安定。孟子提出“以仁政得民心”的德治思想,以能否切实践行“仁”,真正施行“仁政”,作为衡量统治者能否“保民而王”的关键。这些都离不开统治者自身“恻隐之心”的体悟和省察,即要以发乎自身内在的“不忍人之心”,来行及关乎他者的“不忍人之政”。孟子继承夏商周时期“重民”思想和孔子“仁爱”理念,承继儒家道统,将人性论作为治国理政的逻辑基础,从人性善的本源性与内在性的角度对贤人治理、礼乐制度的合法性进行论证,凸显了以德配位、礼乐感化的重要性,并建构了善、法并行的王道政治,“讲仁爱”“重民本”,作为治国安邦及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治国思想,彰显民众的主权与执政为民理念,形成了以民为本的“仁政”体系,阐明了贤人政治、礼乐教化所蕴含的终极关怀与应然态势。孟子治国理政思想主要体现在推行仁政,譬如:“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民众的事情对统治者至关重要、刻不容缓。因此,君主须“贵民”“敬民”“保民”“安民”,既要关心民生,让更多的百姓安居乐业,生育蕃息;又要涵养风气,以士人的道德操守,实现化民成俗,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这些睿智闪光的思想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具有重要价值及意义。

制民之产,保民而王。孟子提出“制民之产”,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滕文公上》)。君主要充分重视百姓的生存权,只有百姓生活有保障,安居乐业,才能驱民向善,施行社会教化,从而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孟子·尽心上》)所谓“仁政”,实则即是关注民生之政,通过“制民之产”“省刑法,薄税敛,深耕易耨”等措施,实现取民有制,轻徭薄赋,制民之产,增加百姓收入,给民众带来实际利益。“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认为,行仁政,始于正经界,即力主通过“正经界”来推动土地改革,来遏制“暴君污吏”对民众利益的蚕食,从而保障民众的生存权,以期民众能“养生丧死无憾”。孟子“制民之产”的主张,体现了其“仁政”思想对民生的关切,经济上“富民”“惠民”,满足百姓基本生活,以保民养民之举赢得百姓的信任与爱戴。孟子“仁政”智慧的贡献还体现在人性上,他主张“推恩于民”,特别重视“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关注弱势群体,成为黑暗的战国时代一抹难得的人性光辉,这一思想对后世儒家知识分子试图建立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心帮助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当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启迪价值。

孝悌忠义,明以人伦。孟子主张“性善论”“明人伦”“谨庠序之教”“大丈夫”,为中华民族提供了道德基础,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借鉴价值。对普通百姓来说,单纯让内在德性扩充是远远不够的,还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即要借助道德教化等手段,推动百姓明人伦,来扩充人的善良本性。在实现教化的过程中,孟子尤其强调“心”的作用,认为“心”是体之大者,也是体之贵者;其他器官如耳目口鼻等都只是体之小者,体之贱者。“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看来,“心”不仅是先天德性所在,更具有思考认知能力,在身体各部位中居于统帅地位。是选择立志成为“大人”,还是甘愿堕落为“小人”,皆是源于“心”的自主抉择。因此,对民众来说,通过“庠序之教”来明心见性,就显得异常重要。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教化百姓是施行仁政的重要内容,通过教化使民众明事理、知美丑,塑造良好的社会道德体系,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依靠“谨庠序之教”对百姓实施道德教化,使得人伦得以明于上,道德得以行乎下,“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百姓的个人素质得到普遍提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以逐渐改善,良好的社会风气得以逐步养成。在安定民心、收揽民心之后,仍然要规范民心,注重文化和教育的引导和浸染作用,借助仁义礼智明晰人伦道德。“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以个体家庭伦理教化为基础,以期实现国家有序治理,从而达到平治天下的目的。“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孟子·尽心上》)要适应社会发展新形势,继承孟子教育思想,将孟子德育观真正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之中,注重孟子仁义思想培育,启发人们积极向善、勇于奉献的道德行为,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宽刑省罚,与民同乐。孟子对尧、舜、禹非常赞同,认为统治者要向尧、舜、禹那样关心百姓疾苦。主张“德刑并重”,治理国家需要德治与法治协调推进,相互依赖、相互依存,针对国家治理,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制等方面阐述,各部分各环节相互支撑、相互融通,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反映了孟子对“民心”的重视。孟子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十分重视“与民同乐”,得民心之根本在于实行德政,仁爱民众。“以仁政得民心”,就是进行德治,收揽民心,反对统治者的奢侈浪费。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百姓与统治者富足了,与民同乐才得以实现。与民同乐,需做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并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做事公平公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君主要提升自身修为,有胸怀天下的使命与担当。“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君主对百姓充满爱心,以礼相待,百姓才能心悦诚服。孟子以“仁”“义”为内核,以“思”“诚”“敬”为手段,特别注重发挥“心”的“思辨”能力,由此开创出一套“存心养性”“反身而诚”“养浩然之气”的道德修养功夫;借“天命”谈“人事”,将人的注意力引向自身道德修养。孟子通过推崇“德治”,施行“仁政”来收揽民心,以伦理教化来安定和规范社会秩序,以期管理者能与民同乐,最终实现“仁者无敌”、统一天下的政治目标。

浩然之气,以德配位。孟子借鉴孔子“血气三戒说”的思想,以义来戒除血气中的欲望,继承并丰富其内涵,从而创立了“浩然之气”思想。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之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的内涵首先体现在大勇,“浩然之气”是受到具有省思功能的道德本心所支配、引导的“义理”之气是受心志所支配的大勇之气,体现在至大至刚,表现在气上呈现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与高尚的品质,可以不断充盈内心并积极修养道德品格,继而达到人格上的坚毅与刚强。“浩然之气”需要义与道来相互配合,没有义与道的配合则失去力量。“配义与道”包含义与道两种道德准则,在符合“义”的基础上来追求“道”,“浩然之气”才成为立身行事之准则。“浩然之气”所体现的至大至刚,配义与道已成为民族精神的代表之气,鼓舞了从古至今无数仁人志士为心中的理想而奋斗,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这是孟子养浩然之气的基本路径,只有做到经常自我反省,才能不断改进自身不足,完善自身修养。“浩然之气”作为孟子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诞生之初就以道德而立论,“浩然之气”有助于公民提升个人道德修养,激励人民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增强社会公德,提升价值认同。“浩然之气”所蕴含的现代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目标是一致的。浩然之气是君子至大至刚的昂扬正气,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当社会道义、无所畏惧的气魄与勇气,是品质上的坚毅刚强,精神上的不屈不挠,天地之间的光明磊落,是内在德性与最高道德准则的协调融合,是人间伟大的人格精神之美,人具有了浩然之气,才具备了君子的仁智勇“三达德”,方能以德配位,处事圆满成功。

孟子作为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班固的《汉书·楚元王传赞》指出:“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韩愈的《进学解》指出:“孟轲好辩,孔道以明。”可见,孟子对儒家文化的传承贡献之大。冯友兰指出:“孔子在中国历史的地位如苏格拉底在西洋史,孟子在中国历史地位如柏拉图在西洋史。”在“性善论”理论基础上,孟子继承了孔子“为政以德”的儒家思想,提出了“讲仁爱”“重民本”“以仁政得民心”等重要理念,由此形成了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制民之产,保民而王;孝悌忠义,明以人伦;宽刑省罚,与民同乐;浩然之气,以德配位等为政思想,孟子仁政思想智慧历久弥新,对我们当今民主政治、经济民生、科学教育、社会保障等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仍然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作者:陈晓霞,系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院长,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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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光明日报》( 2023年12月16日 11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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