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韦兰:民粹主义是如何侵蚀拉美政党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8 次 更新时间:2023-11-25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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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韦兰  

内容提要:文章认为,侵蚀政党制度是民粹主义的天性,也是民粹主义破坏民主的一种主要方式。当前拉美许多国家都受到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民粹主义围绕个性化领导这一轴心展开。不同于20世纪中期的民粹主义,当代拉美的民粹主义魅力型领导并未选择稳固的组织要素,而是依靠与异质的、无组织且数量众多的追随者建立直接、非制度化的联系来给自己提供支持。这削弱了拉美既有党派的结构,对建立强有力的政党造成巨大障碍,并侵蚀了业已虚弱的政党制度。同时,拉美的现代化和发展进程也加重了民粹主义对政党的消解效应。

关 键 词:拉美民粹主义  魅力型领导  侵蚀  政党

 

随着曾经由军事政变造成的危险逐渐减少,对于许多人而言,民粹主义似乎是自由民主在21世纪面对的最大威胁。侵蚀政党制度是民粹主义破坏民主的主要方式之一。当前拉美的许多国家都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政党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最重要中介,它在凝聚社会利益、保障代表权和问责制、构建政治决策方式等方面必不可少。“没有政党的民主”①的困境被秘鲁2000年以来的治理赤字、不稳定和不满所证实。在过去六年中,秘鲁产生过六位总统。2021年,秘鲁选民发现他们面对一种在两个有威权主义倾向的民粹主义者之间选择总统的局面。②

考虑到民粹主义与民主至关重要的相关性,近期兴起的这一批民粹主义者对政党制度的影响值得分析。21世纪以来,拉美出现了众多个性化、喜欢全民公投的总统。从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墨西哥的左翼,到萨尔瓦多的中间派,再到巴西的右翼,谱系广泛。尽管它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异质性,然而各地的民粹主义都无一例外地对该国政党(包括民粹主义者所属的政党及敌对阵营的政党)产生了消极影响。当前民粹主义的危害大大超过了几十年前的民粹主义。

20世纪中期在拉美出现的“经典”民粹主义留下了一批适应力强、持续时间长的组织,如阿根廷的正义党和秘鲁的阿普拉党。与此不同,晚近的民粹主义者并没有致力于建设政党,也就没有为自己从事的社会运动提供稳固的制度形式。相反,他们将重心放在积极维护领导者的个人主导地位方面。更让人惊奇的是,民粹主义领导者推动的严重极化并未导致反对力量的联合。政策分歧、组织架构差异和战略策略争论叠加在一起,妨碍了统一的反对党的形成。因此,这些年的民粹主义非但没有推动政党建设和政党重组,反而像一剂“强酸”,侵蚀了拉美地区业已虚弱的政党制度。

有人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观念和“话语”,它赞扬纯粹、道德高尚的人的正直意志。民粹主义者维护这种被理解为有机共同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③的正直意志,反对自私、腐败的精英破坏这一意志。尽管这种理解民粹主义的方式颇为流行,但它在分析具有消解效应的民粹主义的最新形式方面明显乏力。如果民粹主义是由敌对双方开展的一场激烈斗争,难道不应该对两方产生同样的影响吗?如果民粹主义运动是在同强大的权势集团作斗争,它难道没有动力来打造组织一个完备和纪律严明的政党吗?正如资产阶级督促欧洲社会民主党、新教徒主导的国家或反教权国家督促基督教民主党去借助严酷斗争获得发展一样,极化通常被认为会推动形成强政党,④反对强大敌人的“我们对他们”的民粹主义竞赛,难道不应该像它们一样带来类似事物吗?国会分裂,不会形成统一立场;军队分裂,不能赢得战争。正面冲突难道不会使团结一致成为当务之急吗?

迄今为止,在当前拉美,关于民粹主义的争论在促进反对阵营内部团结方面的作用微乎其微,尽管有人努力推动实现这种效果。⑤朝向解体和侵蚀团结的趋势,已经明显地占据主导。2000年以来,拉美没有一个民粹主义运动能够发展成一个有组织、制度化的政党,没有一个地方的反对力量能够成功地形成类似的政党组织。

这些事实让人怀疑上述民粹主义概念在分析上的适用性。目前的定义未能突出个性化和全民公投式领导在民粹主义运动中的决定性作用。⑥这种疏漏是显而易见的。毕竟,民粹主义并不像其声称的那样授权于人民。在拉美,现实中的“人民”是缺乏行动能力的个人和团体的异质性混乱杂糅。因此,民粹主义通常围绕一个优秀的、极具魅力的领导者展开活动,这个领导者声称体现人民的意志,因而有权利和责任扮演共同意志的解释人和无可置疑的执行人。换句话说,因为“人民之声”(vox populi)是“上帝之声”(vox Dei),因而“人民之声”实际上就是“领袖之声”(vox ducis)——领导人的声音:人民只能通过他们的魅力型领导人行动。

为理解民粹主义运动及其对政党制度的影响,通过一种政治战略来对民粹主义进行定义更为有效。这种定义将民粹主义视为围绕个性化的、通常是魅力型的领导展开。魅力型领导由其与异质的、无组织的、数量众多的追随者的直接、非制度化联系所支持。⑦相应地,个性化和全民公投式领导构成民粹主义的轴心。

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影响深远的魅力型领导理论所言,杰出领导者以一种个人方式直接吸引其追随者,这就绕过既有的中间实体并避免形成新的组织结构。⑧这些结构会围绕领导者的代理机构,并且在领导者与其忠诚的基层之间创建一套官僚科层。通过避免产生新的组织结构,魅力型领导得以打造由强烈的情感联系、激情和愤恨所维系的组织松散的运动。在当代拉美,此类运动无法实现韦伯所假设的常规化。相反,近期的研究表明,在魅力型政治运动持续存在的地方,它们以其原初的、人格化的形式运转着,比如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这些政治运动不是通过形成牢固的组织而存续,而是因一个能唤醒运动创始人最初创建的情感纽带的新魅力型领导者而复兴。⑨

韦伯的魅力型领导理论和受其启发的对民粹主义的定义,解释了拉美当前的民粹主义运动为何无法形成强大的、有组织的政党。根据赫伯特·基奇特(Herbert Kitschelt)关于党派不同基础的分类,民粹主义领导者选择不去依赖那些被称为“纲领型链接”(programmatic link)或侍从主义的坚固组织要素。⑩相反,民粹主义者借助基奇特指出的第三种基础——个人魅力(charisma)。这是一种半直接情感型联系。它依靠对杰出人物的崇敬和拥护,因而不可避免地缥缈、易变和脆弱。当“拯救”人民的失败现实削弱了领导者的魅力时,对领导者的情感联系也会消散。

民粹主义领导者依赖个人魅力来增强自身的自主权和无上权威,他们削弱既有党派的结构,喜欢将自己的选举工具和政治团队置于严格的个人控制之下。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妨碍了制度化。为维护统治和集中权力,魅力型领导者需要一些组织工具,但这些工具必须维持一定的弹性,以免它们不知不觉地将领导人困在琐碎的官僚主义网络中,就像小人国困住格列佛一样。领导者通常借助保留否决常规程序的权力来实现这一目的。

个性化领导者主导着民粹主义运动,凌驾于正式程序之上,使这些运动在组织方面保持虚弱。例如,民粹主义者经常将他们自己的好友和心腹安排为组织官员或候选人,操纵或置正式规则于不顾。“免受法律约束”(Legibus solutus),首领总是能借助“指定下任领导人”(dedazo)的实践或者实施统治者的指示,这种做法在拉美早已有之。

民粹主义领导与强有力的政党

个性化领导的关键作用解释了为何拉美当前的民粹主义运动不能推动形成稳固的政党。右翼民粹主义者对打造坚固的组织有不同的看法。在2018年巴西总统大选中,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借助既有政党的力量并将其作为组织外壳而获胜,但上任后并未采取任何措施加强该党(无论是传播信息,还是招募新成员,抑或将其作为一个组织予以加强)。相反,2019年,他在与党内的投机者(为了从博索纳罗的民粹主义运动中占便宜而入党)闹翻后退党。博索纳罗曾表示,他计划组建一个新党,但并没有付诸行动。尽管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博索纳罗依然依赖大规模面对面的集会来支持他的运动,同时还利用社交媒体,与渴望互惠互利的政客和作为巴西政治版图上标配的寻租政党(“for-rent”parties)达成合作。

萨尔瓦多总统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组建的“新思想党”在组织上似乎也不够强大稳固。(11)尽管这位40岁的极受欢迎的魅力型总统卸任了“新思想党”领导人,他还是安排其亲信担任了该党的重要职位。如让他的堂兄弟担任党主席,他的好友则占据其他要职。这也是笔者为何在“党”上加引号的原因。它不是一个能够独立于布克尔个人魅力而存续的组织。

肯尼思·罗伯茨(Kenneth Roberts)认为,左翼民粹主义者比右翼民粹主义者更有动力打造一个可靠的组织。(12)这是因为,左翼民粹主义者通常与强大的既得利益者发生激烈冲突。对于中左翼民粹主义领导者而言,既得利益者开展的反对行动使得自己有可依靠的组织架构变得至为重要。

然而,在近几十年的拉美,以上逻辑只在有限程度内适用。在委内瑞拉,尽管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将许多支持他的政党和团体整合为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但他并不是在与反对派对峙最为激烈的21世纪头几年采取这一举措,而是在2006年以压倒性优势连选连任后才这样做。因而,很难说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是一个在残酷斗争最激烈时刻锻造的一个组织武器。

实际上,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成立的直接效果更多的是破坏政党而非创建政党,因为该党接管了曾支持松散的第五共和国运动的那些独立政党的权力,削弱了其影响。因为查韦斯不断保持魅力型权威,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从未超越“政治代表的弱制度化形式”(13)。贾娜·摩根(Jana Morgan)在她关于委内瑞拉政治版图的概述中指出:“政党运行的常规化程度依然较低”,“统一社会主义党的正式制度经常在政党运行和决策过程中没有分量。”(14)

在厄瓜多尔,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似乎对组织基础脆弱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感到满意。科雷亚更倾向于依靠直升机旅行和他自己的定期广播节目来保持同追随者的联系,同时“相对疏远有组织的民政部门”(15)。执政初期,科雷亚与他在厄瓜多尔政治家和社会运动中的原支持者发生不和。科雷亚发现,一旦商业繁荣期结束,在政治上就很难再有能支撑他的力量了。在群众不满与日俱增的氛围中,他意识到自己缺乏政党支持。尽管2014年的一项法院裁决让科雷亚主导的国民代表大会修改2008年宪法以使下一个总统任期成为可能,但他在2017年还是忍住没有再次参选。科雷亚选择退出,实际上是在承认自己缺乏继续执政的组织基础。

民粹主义对政党的侵蚀效应也出现在其最不应该出现的地方——玻利维亚。玻利维亚有一些独立的并富有战斗性的社会运动,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就脱胎于这些运动。考虑到这些运动源于自下而上的动员而非自上而下的领导,根据上文所给出的民粹主义定义,莫拉莱斯和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应该被视为临界案例。与此一致,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也维持了极大的独立性和活力,偶尔还能行使否决权,并且从未变成高层领导者的个人工具。

然而,即使这样,个性化领导对政党建设依然产生了消极影响。争取社会主义运动从未变成一个内聚的组织,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制度化。尽管更早的兴起于自下而上运动的一些拉美国家政府组建了相当牢固的社团主义结构,但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复制它们的模式。相反,它保持了“运动联盟”的状态,经常忙于“吵吵闹闹的讨价还价”(16)。将自身整合成一个高效组织的设计始终是缺失的,“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层结构层次非常之低”(17)。

莫拉莱斯的个体化计划(18)与他在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主导地位是关联在一起的,这阻碍了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制度化。帮助莫拉莱斯得以掌权14年的民粹主义战略也使内部冲突增加,导致争取社会主义运动难以成为一个组织精良的政党,因而不能为莫拉莱斯提供可靠的支持。

2019年底,当莫拉莱斯面对群众的抗议时,突然受到挑战的他发现自己再也不能动员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附属运动了。这一让人惊讶的弱点,让他出人意料地提出辞职并离开祖国。如果说拉美民粹主义能在21世纪初的拉美国家建成一个强大的组织精良的政党的话,玻利维亚无疑可能性最大。但玻利维亚并没有建立这样的政党,而且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在莫拉莱斯流亡后也没有出现更为团结的迹象。相反,自2019年以来,该国内部还爆发了其他冲突。(19)例如前参议员、现奥尔托市长埃娃·科帕(Eva Copa)等青年领导人退出了争取社会主义运动。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令人惊奇地推动创建了一个全国性组织网络——莫雷纳(Morena)。为实现既定的目标,他成功借助有组织的政党(先是革命制度党,后来是莫雷纳)推动自己的事业。通过部分政党组织结构和侍从主义网络,洛佩斯在建党方面有了重要的起步。

然而,莫雷纳仍然受困于组织基础脆弱、分裂等制度方面的缺陷,尚未成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现代化政党。(20)党内不同派别的领导者在国会内斗,党的一些办公场所中也曾爆发肢体冲突。作为总统的洛佩斯放任这些内讧,并没有采取措施使莫雷纳有一个牢固的组织架构并实现党的团结一致。

对当代拉美政治的回顾表明,个性化领导治下的政党建设仍然滞后。博索纳罗的行为表明,他完全不考虑组建一个支持性组织。而其他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在这方面也没有比他付出更多努力。任何地方的精英反对派都未足以让民粹主义阵营重视巩固自身组织。相反,民粹主义领导者提高个人回旋余地和卓越地位的基本动力始终占据上风,而组织一致性也相应受挫。

民粹主义如何侵蚀反对派的联合

民粹主义领导者不仅避免自己的阵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也倾向于破坏既有政党,阻碍反对派力量在组织方面的整合。从其第一次开展运动起,民粹主义者就无情地攻击既有政治力量,败坏其名声,指责它们自私、腐败,揭露它们在代表民意方面的失败。民粹主义者一旦掌权,就通过法律手段和持续的非正式骚扰削弱这些政党。衰弱的政党制度摇摇欲坠,为民粹主义兴起提供了空间,政党制度或许很快会在新总统的打击下崩溃。藤森1990年当选时的秘鲁、查韦斯任总统时期的委内瑞拉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博索纳罗治下的巴西和布克尔治下的萨尔瓦多似乎也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既有政党在民粹主义者的激烈攻击下衰落后,新反对派团体出现了,但这些团体往往难以形成真正的政党,更不用说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反对党。令人惊讶的是,当代拉美并没有因民粹主义领导者激起的严重极化而推动形成一个替代性的强有力政党。民粹主义力量的对手甚至比民粹主义力量更受困于基础脆弱、分裂的组织。在巴西,随着反对博索纳罗的政党未能成功维持一个国会联盟,情况变得愈加明显。

在21世纪,拉美的民粹主义者与反民粹主义者之间的两极分化是围绕魅力型领导而非纲领性计划展开的,这并未催生组建政党的力量;而在20世纪,意识形态和阶级基础的两极分化在一些拉美国家激发了这种力量。这种民粹主义者与反民粹主义者之间的两极分化,必然不会像推动欧洲形成持久的强势政党的那种分裂力量一样发挥作用。

导致上述明显差异的原因如下。一是建制派政党受困于代表民意上的严重无能,这给民粹主义者创造了机会,使得所有政党乃至整个“政党政治”理念都丧失了信誉。个性化和全民公投式的领导者声称他们自己的运动体现民意,意在使这些运动看起来与自私的宗派主义传统政党有根本区别。鉴于此,反对力量发现“顶风”组建自己的政党未必有好结果,还会冒着证明民粹主义者正确的风险。如果“人民”已经对这样的政党失去信心,谁还愿意去组建一个政党呢?

此外,反民粹主义力量通常在纲领、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高度异质性,他们经常在选择哪种策略来应对民粹主义者的问题上分歧巨大,其中涉及协商、制度竞争以及正面回击等各种选择。毕竟,这些反民粹主义力量的唯一共同点是抵制个性化的领导者,而这类领导者通常缺乏清晰的纲领或意识形态。例如,谁能准确知道查韦斯的“玻利瓦尔主义”或“21世纪社会主义”是什么?博索纳罗究竟有没有政策方针?谁又能知道,藤森第一次在秘鲁上台时出人意料地推行的财政和经济“休克疗法”,是否证明了他是一个真正的“新自由主义者”,还是说只是一个策略而已?

反民粹主义力量反对一个魅力型领导者而非一个纲领性计划,因而其意识形态可以从左翼到右翼乃至极右翼。思想观念各异的人们如何能组建一个政党?击败一个民粹主义领导者也并不是一个长期计划,一旦共同敌人消失,反对派也就土崩瓦解了。为斗争做准备意味着组建一个临时同盟,而非一个政党。因此,个性化领导所导致的两极分化,难以像几十年前拉美的纲领性和再分配冲突那样产生组建政党的效应。

组织方面的遗产导致了进一步的阻碍。旧政党未能阻止民粹主义领导者崛起。如果这些旧政党直接消失,组建一个新政党会更加容易。但旧政党往往并未消失。尽管旧政党因受到巨大打击而落魄,但它们拒绝退出舞台,梦想向颠覆自己的民粹主义者复仇,进而回到舞台中央。旧政党依然拥有组织和侍从主义网络。特别是在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地方政府为旧政党提供了“堡垒”。例如,委内瑞拉民主行动党即便在1998年的全国性选举中被查韦斯击溃,却依然能够赢得一些州长和市长职位。在2015年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民主行动党赢得了25个席位,占反对派赢得的109个席位的近1/4,是一支有实力的力量。

旧政党的持续存在给新生的反对力量造成了困境。新生的反对力量应该冒违背为选民提供“新方向”的承诺而与这些丧失信誉的“过时落后力量”结盟吗?还是应该避开这些被污名化的旧政党,放弃其幸存的网络所能提供的支持?然而对于制约渴望权力的民粹主义者而言,上述支持却似乎至关重要。

最后,关于策略的争论会妨碍组织上的一致性。在民粹主义领导者可能系统操纵选举的情况下,坚持在既有制度下通过选举上台是否是最佳选择?或者更为激进一些,选择全面对抗,试图在群众动员方面打败民粹主义,这样是否会更好?这些欠妥的选择和严酷的困境将妨碍反对力量就共同路径达成一致。一个擅长分而治之的民粹主义领导者在这方面有许多文章可做。

鉴于这些原因,反对力量未能创建强有力的组织,并将其整合成一个政党。甚至为参加竞选的特定目的而达成的合作也通常会在选举后迅速消失。因为民粹主义围绕的是个性化的领导而非纲领或意识形态,由任性的民粹主义领导者煽动的极化并不会推动组建政党和谋求组织上的整合。相反,民粹主义运动的组织基础依旧脆弱,而其对手则受困于严重而持续的分裂。而且,民粹主义者至少有一个魅力型领导者来激励士气,而反民粹主义力量连这个也没有。民粹主义的对手会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其政治上的分裂效应。

民粹主义的发展会消解政党吗?

削弱政党力量是民粹主义的固有属性,与此同时,拉美的现代化和发展进程也加重了这种消解效应(disaggregating effect)。社会结构变化导致当代的个性化领导者未能将他们的松散运动转型成为牢固政党。1930—1950年代的经典民粹主义者,比如阿根廷的胡安·庇隆(Juan Perón),动员和组织了新生的产业工人阶级;近几十年出现的民粹主义者则通过深入社会经济金字塔底部吸引大量非正规就业人员来赢得追随者。与具有相当能力开展集体行动和维持组织的正式的产业工人相比,自由职业者和工作不稳定的劳动者难以组织协会或工会。如果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工人与政党有所联系的话,那可能是通过侍从主义链接,但这种链接在近几十年来因经济变动和选举竞争而削弱。当代拉美民粹主义运动在组织方面比其前辈更为松散。产业工会曾经一度为工人阶级民粹主义政党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但在拉美地区的多数国家,这已成为过去时。

拉美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加剧了民粹主义的消解效应。时至今日,拉美地区依然极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伴随商品价格起伏而出现的繁荣、萧条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为组织建设制造了进一步的障碍。它们带来的破产、经济打击损害了政府的形象,使既有政党丧失信誉,为民粹主义运动扫清了道路。特别是,与经济下行相关的困难为民粹主义者的崛起提供了便利。拉美在21世纪初的商业繁荣中获利,但随后,在巴西、萨尔瓦多和墨西哥这些经济受到挑战的国家中,出现了个性化总统当选的情况。这些民粹主义掌权者给三个“正在重建的政党制度”(21)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内部破坏。巴西此前似乎逐渐变得制度化的政党制度很快出现了反转。

让人苦恼的是,甚至拉美在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结果也为民粹主义领导者的崛起提供了便利,加剧了其对政党制度的消极影响。公民对责任政府和清廉政府的要求标准更高,然而由于该地区的腐败依然猖獗,民众在价值观方面的进步助长了人们对建制派政治家的不满。(22)民粹主义者通过败坏既有政党的名声,将自己描绘为净化和复兴的倡导者,对渎职行为的普遍怨愤推动了个性化领导者的成功当选。

因此,当今的拉美被困在一个充满冲突的过渡区。发展水平低,贿赂盛行,民众似乎放弃了这一不能改变的问题。葡萄牙谚语“他偷抢,但办事”(rouba,mas faz)生动地说明了这种情况。随着社会文化变迁,这种无奈的容忍变得越来越少了。腐败开始被认为不可接受,腐败的证据被挖掘出来,丑闻震惊各国。这些斗争使越来越多的受贿者落马;随着惩罚标准进一步提高,不断增加的惩罚威胁对新的不法行为造成了震慑。随着政府变得更加清廉,丑闻越来越少、腐败的空间越来越狭窄。廉洁从政方面的成就越来越多,但首先必须挺过丑闻暴增的拐点。

拉美来到了惩罚标准不断提高、腐败依然继续的有争议的十字路口。不法行为依然广泛,但民众现在不再乐意佯装不知,腐败丑闻以特定频率出现。随着民众不满情绪的增加,抗议展现出随时爆发和快速升级的能力。既有政党变成声称有责任反腐的民粹主义领导者的猎物。

总之,随着拉美的经济变动削弱了政府的执政绩效,猛增的腐败丑闻让一个又一个执政党丧失信誉,不断累积的不满使得个性化“救世主”更容易崛起,赢得多数甚或压倒性支持。因此,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虽然许多拉美国家维持了较长时段的民主政府,但这并未带来观察家根据欧洲经验所预期的政党制度的巩固。在欧洲,几十年的民主竞争使得政党例行公事,教会政党领导者如何管理政党,给选民以“政策替代是可能的”这一清晰的感觉。这些为政党提供了稳定而坚实的根基。

与欧洲不同,多数拉美国家近期的民主恢复和扩展经历并未巩固政党和政党制度。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里,军事政变会取代表现不佳的政府,使得文人政治家不必收拾自己的烂摊子。掌权的将军们会进行痛苦的经济调整,但往往也治理不善。这给政党筹划回归并许诺新的开始提供了机会。这类政权下的政党通常在其组织和支持网络依然完好无损的情况下崛起,而政党领导者则能获得反对暴政的名声。相反,数十年未中断的文人统治使既有的政党和政治家因其糟糕的表现、代表民意方面的不足和普遍的渎职而丧失信誉。

伴随军事政变普遍被法律禁止,民主得以存续,但政党却陷入了不利地位。既有政党被大量腐败丑闻淹没,无法处理好经济动荡、社会不平等和大规模犯罪等问题。在民主体制下,这些问题的责任明白无误地落在文人政治家的身上。当一个又一个政党在巴西、萨尔瓦多、墨西哥等国铩羽而归后,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以致于愤怒的民众高呼“让它们都离开!”( se vayan todos!)。这种抵制主义为许诺彻底改革的民粹主义救世主型人物敞开了大门。魅力型民粹主义救世主扫清了既有政党的残余,但未能推动形成任何新的强大的政党。

出于这些原因,即使是在拉美较为稳固的民主国家,它们在强化政党制度方面也乏善可陈。巴西的劳工党、萨尔瓦多的民族主义共和联盟等一些政党曾经得到巩固,但此类成功案例依然稀少,甚至现在看来也只是昙花一现罢了。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的情况表明,老党往往更容易衰落而非壮大。在智利,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1990年离任后崭露头角的三个政党在2021年5月的立宪会议代表选举中遭遇惨败。立宪会议的155名代表将重写后皮诺切特时代的第一部宪法以替代1980年宪法。归属上述三个政党的两个多党候选人名单(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属于一个,独立民主联盟属于另一个),在155个席位中仅赢得了62席。(23)

民粹主义侵蚀的后果

综上所述,借鉴马克斯·韦伯魅力型领导理论的民粹主义观点强调,个性化领导是民粹主义的轴心。这种观点反映了拉美民粹主义(特别是在过去十年中)对形成强有力政党所造成的巨大障碍。无论传统的意识形态如何,民粹主义的这种消解影响始终占据上风。无论民粹主义领导者是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主导的政治格局对政党的形成和巩固具有同样的侵蚀作用。

民粹主义系统地煽动极化,但分裂的根源在于民粹主义领导者与其对权力的个人渴望,而非纲领上的分歧、分配斗争和阶级冲突。其他社会背景下,上述分裂能够推动建立强有力的政党。但在民粹主义背景下,民粹主义领导者所在阵营及其敌对阵营都不会创建坚固连贯的政党。尽管当今拉美的民主得到持续,但由于上文提及的原因,民粹主义领导者的崛起也得到了允许甚至鼓励。因为民粹主义的“强酸”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消解着政党制度,民主的持续并没有推动政党的巩固。

因此,拉美地区的政治前景显得让人担心。民主被迫应付正在衰落的政党和易变的民粹主义运动,难以有好的表现。因为许多拉美民众不仅将民主与自由程序和选举制度联系在一起,还把它与有益的政策结果联系在一起,软弱的治理能力无疑会让民众滋生不满情绪,这迟早会影响民主体制自身。因为“没有政党的民主”表现不佳,民粹主义或许最终会让拉美地区不仅没有政党,也失去民主,除非拉美民众先找到解决民粹主义的有效方法。幸运的是,民粹主义有其自身的弱点和缺陷,这部分源于民粹主义运动的脆弱和政党组织的缺乏。(24)因此,未来尚存一线希望。

靳呈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

注释:

①Steven Levitsky and Maxwell A.Cameron,"Democracy without Parties? Political Parties and Regime Change in Fujimori's Peru",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45,No.2,2003,pp.1-33.

② Paula ,"Latin America Erupts:Peru Goes Populist",Journal of Democracy,Vol.32,No.3,2021,pp.56-60.

③Kirk A.Hawkins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What the (Ideational) Study of Populism Can Teach Us,and What It Can't",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3,No.4,2017,pp.526-542.

④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Cleavage Structures,Party Systems,and Voter Alignments",in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 (eds.),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York:Free Press,1967,pp.1-64.关于将这一逻辑应用到拉美的相关研究,参见Kenneth Roberts,Changing Course in Latin America:Party Systems in the Neoliberal Er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Simon Bornschier,"Historical Polariz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South American Party Systems,1900-1990",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9,No.1,2019,pp.153-179。

⑤Kenneth Roberts,"Populism,Political Conflict,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8,No.2,2006,pp.127-148.

⑥Kirk A.Hawkins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What the (Ideational) Study of Populism Can Teach Us,and What It Can't",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3,No.4,2017,pp.526-542.

⑦Kurt Weyland,"Populism:A Political-Strategic Approach",in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t al.(eds.),Oxford Handbook of Popu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48-72; Paul Kenny,"The Strategic Approach to Populism",in D.B.Subedi et al.(eds.),Routledge Handbook of Populism in the Asia Pacific,London:Routledge,Forthcoming.

⑧Max 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Tübingen:J.C.B.Mohr,1972,pp.140-142,654-661.

⑨Caitlin Andrews-Lee,The Emergence and Revival of Charismatic Movements:Argentine Peronism and Venezuelan Chavismo,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1.

⑩Herbert Kitschelt,"Linkages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ticians in Democratic Politi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No.6-7,2000,pp.845-879.

(11)Manuel Meléndez-Sánchez,"Latin America Erupts:Millennial Authoritarianism in El Salvador",Journal of Democracy,Vol.32,No.3,2021,pp.19-32.

(12)Kenneth Roberts,"Populism,Political Conflict,and Grass-Roots Organization in Latin America",Comparative Politics,Vol.38,No.2,2006,pp.127-148.

(13)Kenneth Roberts,Changing Course in Latin America:Party Systems in the Neoliberal Era,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258,263.

(14)Jana Morgan,"Deterioration and Polarization of Party Politics in Venezuela",in Scott Mainwaring (ed.),Party Systems in Latin America:Institutionalization,Decay,Collapse,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p.307-308,321.

(15)Kenneth Roberts,Changing Course in Latin America:Party Systems in the Neoliberal Era,p.269.

(16)Fernando López ,"Colinas y llanuras en la recomposición del Movimiento al Socialismo en Bolivia",Sociedad,No.40,2020,p.91; Santiago Anria and Jennifer Cyr,"Inside Revolutionary Parties:Coalition-Building and Maintenance in Reformist Bolivi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50,No.9,2017,pp.1277-1279.

(17)Santiago Anria,When Movements Become Parties:The Bolivian MA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p.137.

(18)Fabrice Lehoucq,"Bolivia's Citizen Revolt",Journal of Democracy,Vol.31,No.3,2020,pp.132-133.

(19)Yolanda Mamani Cayo,"Choque de escuelas de cuadros,entre evistas y choque-huanquistas",Página Siete (La Paz),June 14,2021.

(20)German Petersen and Fernanda Somuano,"Mexican De-democratization? Pandemic,Hyper-presidentialism,and Attempts to Rebuild a Dominant Party System",Revista de Ciencia Política,Vol.41,No.2,2021,pp.353-376.

(21)Kenneth Roberts,Changing Course in Latin America:Party Systems in the Neoliberal Era,pp.112-115,127,233-235.

(22)关于该地区近期发生的重大腐败丑闻,参见Laurence Whitehead,"Latin America Erupts:The Danger of Democratic Delinquency",Journal of Democracy,Vol.32,No.3,2021,pp.78-89。

(23)Claudia Heiss,"Latin America Erupts:Re-founding Chile",Journal of Democracy,Vol.32,No.3,2021,pp.33-47.

(24)Kurt Weyland,"How Populism Dies:Political Weaknesses of Personalistic Plebiscitarian Leadership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37,No.1,2021,pp.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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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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