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两个半层楼:学科艰难与辉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996 次 更新时间:2023-10-31 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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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题记:日前,华中师范大学的政治学科乔迁到新大楼。学科从一间房到一栋楼,经历了40多年时间,扩展了六次。从在职人员看,徐勇教授经历了这一完整过程。每一次搬迁都与学科发展相关。以下是徐勇教授的亲身经历和学科记忆。

尽管半层楼是学术的“黄金岁月”,但也存在隐忧。这就是高校留不住人。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当时研究社会主义的人还是有点贫穷。一个在全国有点地位的研究所从一间房到两间房,再到半层楼,就是生动写照。对于老一辈学者来讲,从艰难岁月走过来,对贫穷还有忍耐心。对于改革开放就读的研究生,开始有了更多选择。

这一现象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就开始存在。80年代,绝大多数毕业的研究生都离开了本校。我是1984级的硕士生。10多个同年级同学毕业后都离开了学校。我因为是在职就读,自然留在学校。即使是留校工作的老师也走了不少。其动因呈多样化。正是因为留不住人,学校采取了特殊举措,这就是破格晋升职称。前文讲的刘祖云老师1987年从外校深造回校,1991年直接晋升为教授。我1987年硕士生毕业,1989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为教授。

到了1990年代,人才流动成为大潮。科社所不例外,更是留不住人。当时老师们将毕业生的去向归纳为“北上南下”。“北上”主要是从政。当时的博士生很少,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博士生尤其难得。记得科社所两位博士生一毕业便进入中央核心机构,进步很快。“南下”主要是从商。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全国掀起“下海”经商大潮。南方成为最为诱人之地。科社所毕业的学生有好几位进入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

“下海”的浪潮是全国性的,也成为一时的时髦。可以说,很少有知识分子不动心的。前几天,一位学界的老师从我1992年出版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一书中,发现我1992年给《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的一位作者和读者写的一封信,并转发给我。其中写道:“来信中谈到做学问的艰难,我亦有同感。做学问必须安于清贫,看来这在短时间是无法改变的。但学问之人都去经商,也未必均能成功。国人有一个湊热闹、一窝蜂的习性。所以,我估计当前这股经商风潮不会持续太久,许多人还是得回来坐冷板凳。”(1992年12月2日)

尽管我没有去赶浪潮,但并不意味着我没有动心。一则当时太清贫,二则机会较多。给我刺激很大的是,我的一个好友在科社所博士生毕业后去了中央一家机构。当时我们都成家不久,收入低,两个人一起写点畅销书,挣点稿费聊补家用。1996年我在职就读的博士生毕业,北京一家中央单位希望我去工作。我和家人去看了单位和周边环境。或许是我这个长期在校的老师也将“出走”,在学校的影响较大,时任学校校长王庆生教授到家里做工作。前辈老师也再三挽留。记得一位老师说,你做农村研究的,到北京,离中央近了,离农村远了,不能发挥你的特长。这句话我听进去了。当时已过了四十。古人说三十不学艺,四十不搬家。 

我没有能够去成北京,却于1998年稀里糊涂地担任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当时也没有觉得这是个什么“官”,只觉得在学校工作已有了点底子,老师信任,可以继续做点事。1999年和2000年我两次去美国做访问学者。

美国访学未结束,便接到学校通知,说学校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设立基地是教育部的一项重要工程。这是因为,在相当长时间,文科未能引起重视。直到当时党的领导人表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之后,教育部决定在全国高等学校遴选精兵强将,组建100个左右的基地,进行有组织的科研,形成有份量的成果。对这一百个基地要求很高,一定是本领域最强的,同时还有一系列条件要求。当时,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学校从国家战略需要出发,计划申报农村问题研究的基地。我因此着手申报工作。

师范大学申报涉及农村研究的基地,在学界有不同看法。因为在常人看来,师范大学的优势是教育。但既然学校决定由我们申报,我们只好努力。申报基地时,张厚安教授已年过七十,主动让贤,由我担任基地主任,张罗具体事情。当时,申报工作非常多,而最难的是对办公室面积的要求。因为,尽管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成立多年,但只是个学术平台,用张老师的话说是个“三无”机构,即无编制、无经费、无房子。科社所的半层楼已没有更多的空间。

1990年代,学校招生人数不断扩大,办学条件改善不大。办学空间小,老师住房难,成为普遍性问题。记得1998年左右,国务院李岚清副总理到我校视察工作,我记忆中可能是到过我校最高级别的领导。李副总理视察的主要内容便是如何改善青年老师居住在“筒子楼”(即老师们成家后还居住在集体宿舍)的问题。为申报基地,让学校拿出相当数量的办公面积,实在是让学校为难。当时,由英国回国的路钢出任学校校长(后担任了湖北省教育厅厅长)不久,他多方协调,在三号楼的五楼为基地争取了半层楼。这半层楼已有机构在其中办公,现在让他们腾出来给我们做基地,其中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当时的教育部社科司的领导非常重视基地建设工作,要到申报的基地一一检查。其中之一便是看条件。为了迎接社科司领导检查,学校党委晏章万书记一行在三楼(科社所)会议室等候到晚上很晚的时候。社科司领导考察了基地的条件,也为学校领导和主管部门高度重视而感动。正是在领导和学界的支持下,我们这个师范大学于2000年得以拿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

常言道,好事成双。两个半层楼不仅是空间扩大了,更重要的是学科发展有了更大平台。2000年,国家启动一级学科的申报。当时,科社所只有一个博士点,政治学一级学科之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是与武汉大学共有且以武汉大学为主。在一级学科申报时,有不同意见。有的老师觉得一般要求至少有两个二级点才能申报一级点,且当时中年老师的力量不够,人才流动势头仍然在持续。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只是觉得申报不上也不损失什么,最后还是申报了。记得在北京答辩时,碰到同来答辩的北京大学的王浦劬教授。随后,专家们见到同去答辩的李会滨教授,非常热情地打招呼。我当时还是刚入学界的中年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学科有“一老”,实在是“一宝”!   

由于多年的积累,特别是半层楼“黄金岁月”的出成果出人才,赶上了好时机,有学界同行的支持,我们学校得以在全国第一批获得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要知道,同时获得授权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不仅属于“九八五”大学,而且是“九八五”大学的领头者。我们学校当时连次级的“211”大学都不是。三所大学早在1960年代便开设了国际政治专业,有很深厚的学术底蕴。我们学校只是在1978年才成立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室。对于这三所大学来说,获得一级点,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对于我们来讲,就属于跳起来摘桃子,有点高难度了。只是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有点康德的“绝对命令”:申报就有希望,不申报无任何希望!  

从半层楼到两个半层楼,是学科的跨越,尽管这是艰难的跨越,且意味着未来还会更艰难!但没有艰难,何来辉煌?没有瞬间的辉煌,何来永恒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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