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制度优势，实现稳步增长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也将面临新机遇、新挑战。
从国内来讲，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十四五”规划这五年里，我国人民的收入水平应该会进一步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会有新的体现。同时，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的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只有进一步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基础。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也加速催化了这个不确定性。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是第一大经济体。在2000年之前，七国集团的经济总量超过全世界的三分之二，现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分量则越来越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率先恢复快速增长，每年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左右。并且，从1978年到2019年，我国取得了平均每年9.4%的高增长。我国现在的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和美国的6.2万美元，欧洲、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4万多美元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代表我国的产业和技术的总体水平还处于追赶阶段，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仍有“后来者优势”。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必须知道我们有多大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发展潜力下，针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按照新的理念来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拥有“后来者”和“弯道超车”双优势，到2030年之前，中国仍有年均8%左右的增长潜力。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角度来说，能够发挥出多少决定于需求侧，在外部需求很可能长期处于疲软的情况下，我国需要把握好国内需求。中国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市场，可用的政策手段也很多。我们只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按照新发展理念，以国内循环为主，同时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依靠科技、人才两个关键要素，发挥好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十四五”规划期间实现稳步增长是没有问题的。
不确定性环境中的确定性选择
2020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成绩单”很不错。可以说，比原来的预期要好。这里有个特殊的前提，就是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大部分国家经济都在下行。我国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到第二季度，我们很快取得了3.2%的增长，可以讲，这是全球独此一家。在我看来，我们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得来不易。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暴发以及反复，都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除此之外，美国等国家的贸易政策以及对中国相关产业的恶意打压，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对我们来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继续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把我们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条件挖掘出来，保持定力，像习近平强调的，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我相信我们还是可以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来源。
面对不确定性，中国如何用好政策工具箱？
我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加起来的负债所占GDP的比重也不到60%，而发达国家普遍超过100%，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普遍超过100%，因此，我们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利用的空间比较充足。从货币政策来看，其他国家开始实行零利率、负利率，而我们的利率还是正的，我们的准备金率也比较高，因此，我们货币政策利用的空间也很充分。同时，我们的宏观政策很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减税降费、金融支持等一系列举措也在有效落地。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增长空间依然广阔，特别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空间很大。在智能制造、5G技术、人工智能等方面，我们和发达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中国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在技术创新上取得突破以后，规模经济就能够显现出来。总体来讲，只要看清楚我们有利的因素，保持我们的定力，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我相信，不管外部环境如何风雨飘摇，中国还是能够乘风破浪地前进。
“六稳”“六保”的关键是保就业、稳增长
2018年7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六稳”方针。2020年4月，中央又提出“六保”的新任务。“六稳”指的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涵盖了我国目前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六保”指的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六稳”“六保”的关键是保就业、稳增长。有就业，社会就能够稳定，家庭收入就能够增加，消费就能够活跃，我们的生产潜力就能够发挥出来。而就业最大的来源是什么？还是经济增长。经济有增长，有投资，就有就业机会的增加。同时，新的就业机会增加，伴随着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和劳动能力水平提升，就会推动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
当前，国内还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这些有效的投资可以支撑我们的经济升值，降低我们的交易费用。比如发展“新基建”就会进一步推动整个经济的效率提升。就像有4G才能更好地实现移动通信和网上支付，我相信随着5G时代的到来，智能互联一定会开创出更多有高附加值的新业态，从而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一定需要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只手”一起用。而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我们有一个有为的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也越来越重视市场的作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就充分体现出来。疫情防控对我国来说是一次“闭卷考试”，我们在这个答题过程中很快了解到问题的本质，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改革红利与人口红利会永远存在
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已经没有了，这是学界和媒体上流行的说法，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什么叫改革的红利呢？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就会出现，所以习近平说，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确实我们现在在体制上、机制上还有不少问题要改，改好了以后，生产力会解放，效率会提高，但是新的问题又会出现，改了那些问题不就有新的改革红利了吗？
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提出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每个国家都要做结构性改革，中国要做结构性改革，美国、欧洲也要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果能改革，就能够释放生产力。发达国家也有不少结构性问题要改革，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改革的地方自然更多。
20世纪80年代，我国刚从计划经济转型，确实有很多扭曲，并不是每个领域都具备改革条件，如果全部都要改的话，就会像苏联和东欧一样，经济就要崩溃。在那种状况之下，要看哪些新东西改了以后，会释放我们的生产力，会稳定我们的经济，会促进我们的增长，所以，我国采取了渐进式改革。
现有的问题改了，一定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所以，改革的机会、改革的红利永远都在。只要我们不骄傲自满，有决心和勇气，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不断去发现新问题、面对新问题，不断地深化改革，改革红利就会永远存在。
我也不同意人口红利消失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我国过去发展这么快，是因为有人口红利，其理由有二：一是把劳动力从生产力水平低的农村转移到生产力水平高的城市制造业；二是原来计划生育使出生率减少，提高了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但我觉得这只说到中国经济增长快的一些次要原因，印度和非洲的农村人口比中国多，年轻人口的比重也比中国高，照上述理论，印度和非洲应该比中国发展快，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
首先，我认为人口红利理论的重点在于，把劳动力从低生产力水平的行业转移到高生产力水平的行业，比如把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到城市制造业，但是这种红利不仅在农村劳动力变为城市制造业劳动力的过程中会产生，把劳动力从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产业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的过程中也同样会有。制造业里有很多阶梯，只要不断地进行产业升级，把在低附加值就业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到劳动生产力水平高的制造行业，这方面的人口红利就会一直存在。
其次，因为计划生育导致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减少，这是事实。但是劳动力对生产的贡献，一方面是数量，一方面是质量。如果纯粹从数量来讲，我们可以把退休年龄往后延一点。国内一般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而外国普遍情况是65岁才退休。退休年龄往后延一些，劳动力不就增加了吗？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的质量，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可以靠教育的改善，我国的教育这些年提高很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补偿劳动力数量的下滑。
所以，人口红利理论没有分析清楚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现在人口红利减少，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的说法也没有分析清楚人口和劳动力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发展以内循环为主体，但不能搞孤立经济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外国经济发展减慢，国际市场会减小，美国又对我国经济进行封锁打压，国内市场的重要性会提高。政府部门提出了新基建项目，包括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来增加国内需求。此外，也可以投资常规的基础设施，通过建设高铁、城市间轨道交通网，构建起更多更有效率的城市群等。在中国这样的大的经济体里，国内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和回旋余地，这些项目也确实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适应中国升级发展新需要。所以党中央基于国内外形势，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央的这个提法和我们过去一直主张的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并没有矛盾，因为作为大国，我国历来就是以国内市场为重。大国跟小国比较起来，国内市场的规模一直都比较大。比如新加坡，出口和进口两项加起来，占GDP的比重超过100%，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9年出口占GDP的比重只有17%，进口只有GDP的14%，两项加起来只有31%。
对我国来说，国内市场一向重要。一般来说，出口占GDP的20%左右，80%的生产是在满足国内的需求，如果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现在出口在GDP中的比重下降为15%，而85%由国内消费，国内市场的比重确实会增加，但基本格局还是一样的。
本文根据2020年7月28日人民网财经，2020年9月16日、17日《大公报》，以及2020年9月1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对作者进行的专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