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山林:从发展战略看中国经济光明前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8 次 更新时间:2024-06-02 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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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山林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媒体开唱新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其变种之一是中国经济“见顶论”。这些论调把短期性和周期性不利因素的影响长期化,把个别性和局部性消极因素的影响扩大化,看轻甚至无视中国经济发展中广泛存在的长期性和积极性因素,针对中国经济前景散布悲观情绪以误导市场预期,试图扭曲和打压中国对自身发展的信心以及全球对中国发展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今年3月27日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时指出,“中国的发展历经各种困难挑战才走到今天,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一系列独特优势使我们有信心有底气坚持中国经济光明论。采用正确发展战略,充分利用独特优势特别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我国经济必将走上光明的通途。

从国际比较看发展战略的关键作用

以现价美元计算,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仍然需要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日本和韩国当年达到与我国现在类似的相对发展水平之后,依然实现了20—30年的高速和较快增长,人均收入在原来基础上翻了一到两番,脱颖而出成为发达国家。由此可见,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依然拥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然而,在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日韩两国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同样经历了与中国近年来类似的异动:虽然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比美国快;但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中美经济规模之比和人均收入之比脱离上升趋势,出现拐头向下的现象。这是新一轮中国经济“崩溃论”和“见顶论”的主要数据依据。但是,这种论调不值一驳,历史上存在很多反例。比如说,日本1979年至1982年连续4年出现类似现象,但是没有妨碍日本经济此后取得进一步发展;中国也曾连续6年出现类似现象,此后实现了可以称为“中国奇迹”的长期高增长。

重要的是,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并且将其贯彻执行到底,才是拥有经济光明前景的关键。日本从正反两个方面为后来者提供了深刻教训。经济发展处于追赶阶段时,日本依次采用重点发展煤、钢、电、重化工业、汽车、家电等产业的发展战略,创造了可以称为“日本奇迹”的长期高增长;但是,经济发展进入竞争性阶段后,日本采用的“IT立国”发展战略与美国的发展战略并不兼容,面对战略性打压没有坚决贯彻执行自己的发展战略,其结果是日本只能在IT产业局部领域取得优势地位,整个IT产业必须服从别国战略安排。在整体国民经济上,日本因增长停滞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失去的三十年”,一步一步拉大了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更重要的是,步入“失去的三十年”之前,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很高了。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的情况相比,中国现在的处境很不相同。一方面,中国正在奋力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正确发展战略引领下,未来相当长时期有望实现较快增长,继续保持加速追赶发达国家发展水平的态势。另一方面,中国人口规模比日本大得多,即使在当前发展水平下,中美经济相对规模也超过了60%。美国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之后,最近又提出中国在电动车、光伏和新能源等产业存在“产能过剩”等伪命题,通过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为启动对华新一轮制裁埋下伏笔。在这种情形下,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发展战略对我们继续取得骄人的经济发展成就至关重要。

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中,追求技术革命性突破并且将其迅速大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必然之选。在近代史上,技术上取得革命性突破并且迅速大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国家,无不实现了国家崛起和引领了时代潮流。重要的是,即使是这样的国家,如果在技术迭代升级特别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性突破中落伍了,不管经济成就曾经多么辉煌,其地位依然会被替代。英国世纪因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到来、因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被替代,作为历史长河中的标本,供后来者追忆、感叹和思考。一般地,创造和应用颠覆性技术,必将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一个大国进入竞争性发展阶段之后,必须将创造和应用颠覆性技术作为其发展战略的重心。

三大独特优势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

如下三大独特优势使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底气坚持中国经济光明论。

首先,党的领导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高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坚持发展不动摇,久久为功,实现宏伟目标。因此,可以坚信中国必将继续快速发展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通过制定和贯彻执行能够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和规模结构优势等的发展战略,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将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新的更高水平。

其次,经济制度优势。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基本经济制度优势。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制定和贯彻执行发展战略时拥有更好的微观基础、更多的宏观保证和更加丰富的实现手段。“两个毫不动摇”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结合起来,使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既可以利用非公有制经济来追求微观效率,又可以利用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来保证宏观效率,经济发展具有更好的稳健性。前者与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结合起来,使中国制定和贯彻执行发展战略时拥有更多的手段,可以在利益分配上兼顾激励性和普惠性,形成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协同利用市场和政府“两只手”来调节我国经济运行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机制基础,发展战略通过有为政府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上为经济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和做出问题纠偏。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市场中的干扰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急剧增加,尤其需要有为政府通过发展战略来把握正确的方向。

最后,规模结构优势。市场规模庞大和区域产业层次丰富的优势,为中国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发展战略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市场规模庞大和区域产业层次丰富,可以使中国可以利用规模效应降低产品成本,通过充分竞争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拥有强大竞争力;可以使产业结构的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在国内得到大范围、长时间、接力赛式的转移,借助国内统一大市场通过先进技术的国内空间转移和产业转移使发展更可持续;可以使中国成为罕见的“全产业链”国家,经济发展拥有更好的韧性和安全性。此外,我国还具有人才优势和主动塑造外循环进而形成相互促进的双循环的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客观存在的。21世纪以来,在全球发达国家中,美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其发展速度超过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发展速度、发展稳度、发展前景等综合表现上风景这边独好。

把上述三大独特优势融入发展战略并且落到实处,将产生内生、长期、巨大、逐渐加强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力量。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重要着力点

我国已经处于新发展阶段,必须遵循新发展理念、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新发展格局,以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了使中国经济前景更加光明,必须把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因为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落实新发展理念、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影响全局和决定走向的作用。

新质生产力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出来的先进生产力。历史地看,率先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并且将其快速大量转化为先进生产力的国家,无不实现了国家崛起和引领了时代潮流;现实地看,新质生产力在我国高质量发展中已经显示出强劲的支撑力和推动力;发展地看,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中,我国已经成为主要引领者之一,在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突破方面以及将其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并且通过这种转化落实于产品和服务等方面,迎来了难得的契机。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尽管是未来时期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但是必须处理好一系列关系。其中之一是处理好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发展其他生产力的关系。在生产力系统中,除新质生产力外,还存在其他质态的生产力,其中的传统生产力同样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且通过它促进经济增长,必须正确认识新增作用、扩散作用和替代作用。新增作用是指技术革命性突破为经济增长直接提供新增量,主要表现为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衍生出未来产业。扩散作用是指在新质生产力影响下,其他质态生产力通过提质增效,或其他产业通过转型升级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涉及面广、成本低,必须高度重视。通过上述两种作用,新质生产力主要表现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主要载体。替代作用是指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通过取代其他生产力及其作用来实现的。这种替代将大大提高我国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被取代的生产力随之消亡了。另外,我们必须充分重视新质生产力的动态转化特征。这个特征是指任何一种新质生产力都是历史地存在的,经过一段时间后必然改变质态,不再是新质生产力。主要是由于原来属于革命性突破的技术被再一次革命性突破了,原来的创新被新的创新覆盖了。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只是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必须接续奋斗。

从现在开始,中国要想继续快速发展并且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相对差距,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把加快推动技术创新进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重要着力点。世界经济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大国只有持之以恒、不断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并且将其迅速大量转变为现实生产力,才能长期保持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才能通过不断形成新兴产业和提升传统产业,使经济在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的滋养下不断得到扩充、更新、提升,永远拥有光明前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战略思想史研究”(21&ZD08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首席专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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