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人海茫茫,周围有谁是共产党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70 次 更新时间:2023-05-13 0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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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个考生取一个

那时,大学招生是各自出题考试、各自录取的。我考了三所大学(北大、复旦、金陵)的历史系和一所大学(东吴)的化工系。

报历史系,是因为我从小就爱好读历史。复旦中学后来送给我一份初中各科成绩单的复印件,上面显示我初一时英文补考后才及格,其他科成绩大体上是中等,只有历史得了98分。

为什么也报化工系,因为正如那时一句流行话“毕业即失业”,怕读了历史系,毕业后找不到职业。而化工是当年民族工业中发展得比较快的,如橡胶、制药等厂,毕业后较易找到工作。

记得我在复旦考作文时,题目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在复旦中学,老师规定作文都要用文言文写。所以,我在中学毕业前没有写过白话文的文章。

监考老师是周谷城教授,那年49岁,穿着一套白西装,在考场里走来走去看大家作文。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见到他和夫人,周师母(李冰伯)还笑着说:“我们看你长大的。”

大学那时很难考。复旦史地系是16个考生取一个,共取15人;新闻系更难考,是40个考生取一个。录取是分别发榜的,登在报上,自己去看,分为录取和备取两种。录取的不去,就由备取的补上。

我先看到金陵大学的通告,历史系只录取7人、备取5人。其他学校还没有发榜,就先进了金大。章开沅同志也在金大历史系读书,比我高一年级。

到南京第一天,先到珠江路口凭吊,接着参加新生入学周,注了册,听了课。读了一个星期后,复旦发榜,也录取了。我家在上海,就从金陵大学退学,回上海进了复旦大学史地系。

北大历史系没有录取。如果考上了,就和宁可同志同年级,比戴逸同志低一年级。

斗争十分激烈

复旦大学在抗战时期的经历很特殊,分为两部分:大部分师生迁到内地,先在江西、贵州,再到重庆北碚的夏坝,后来改为国立,吴南轩、章益先后任校长;另一部分迁入日本当时还没有控制的上海公共租界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后,仍称私立复旦大学,后来称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由留在上海的老校长李登辉主持,不由日本人管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等与校长章益都是李登辉老校长的学生,讲了话,所以两部分宣布合并,完全承认上海部分学生的学历,没有区别。重庆部分在1946年秋迁回上海江湾原址,并从这年起在上海招生。

那时,学生有学号,上海部分的学号以S领头,重庆部分以Y领头,1946年统一招生入学的以A领头。我在1947年入学,学号以B领头。

当时,上海共有四所国立大学:交大、复旦、同济、暨南。交大的地下党和进步力量最强;同济学生的进步力量最初也很强,但校方很反动;复旦是双方力量都强,斗争十分激烈,但进步力量不断上升。

我进入复旦后发现,复旦的学生运动正处在低潮中,政治空气相当沉闷。这年暑假,校方宣布免去张志让教授的法学院院长职务、周谷城教授的史地系主任职务,还解聘了洪深、顾仲彝、马宗融等一批进步教授。一些活跃的学生领袖,有的被逮捕,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迫撤离。还有4名被捕的同学没有释放,被囚禁在曹园。

一进校门,左边的学生自治会门上贴着封条,不能再进行任何活动,让人看了就觉得伤心。所有教室下课后就上锁,防止学生在里面开会。

学校的训导处分两个组:课外活动组和生活管理组,都由特务控制。生活管理组的训导员不定期地到学生宿舍查房,有时还会躲在门外偷听室内的谈话。

复旦党组织相当高明

经过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风暴洗礼,又读了一些书,我开始强烈向往中国共产党。但人海茫茫,周围有谁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在哪里?我一无所知。

当时,能做的只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埋头读书。

因为我是学历史的,读了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只讲到义和团事件),感到耳目一新。后一种书出得晚一些,印的作者署名是“武波”,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新中国成立后我才弄清楚:“武”是文武的“武”,“波”是波澜的“波”,“武波”就是“文澜”。连这样的学术著作都不便用真名出版,可见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控制有多严厉。

我以前常读的《周报》《民主》《文萃》等刊物都已相继被封,有进步色彩的《文汇报》《联合晚报》等也在这年5月被封。

那时,看得多的刊物是《时与文》(它的发行人程博洪是程潜的儿子)和《观察》,其中除时事评论外,还常有各地学生运动的详细报道,起着刺激人心的作用,但不久也被封了。

对我影响更大的,是华岗所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下两册,实际上就是近代中国革命史。这是别的同学借给我看的,让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历史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

除自己看书外,我还和贴邻宿舍的合作系一年级同学李正开、汪巽人组织读书会,读苏联学者罗森塔尔著、李正文译的《唯物辩证法》,每读完一章就集体讨论一次,还将个人的读书笔记交换着看,最后由李正开进行总结。

《唯物辩证法》译者李正文是老资格的秘密党员,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大夏大学教授,也是半公开的“大教联”负责人。上海解放后,他作为上海军管会高教处副处长,成了接管复旦的军代表。

李正开是地下党员,1948年秋去解放区后改名戴云,后来担任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此后在中央宣传部工作,57岁时就因病去世了。他给我的印象是社会经验丰富、谈吐老练、能拿主意,我很佩服他。

我能做的另一件事是在进步的同学中串门子,深交了一些好友。

一批是我在复旦中学时无话不谈的同学邱慎初、何志禹,他们当时都在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一年级读书。我常到邱慎初宿舍去聊天,土木工程系高年级同学也常来聊天,其中有地下党员朱乘中。

另一批是当年新入校的一年级同学,因为处境相似,又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共同组织了一个相互联络感情的团体,叫“新生社”。这个团体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来去随便,也没有指定什么负责人,只是常常举行一些集体活动,临时一叫大家就来了,经常参加活动的有五六十人。

新生社的活动,一开始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只是组织了两次到广肇山庄远足,还多次在一起唱新民歌、跳集体舞等。但参加的都是十分活跃的年轻人,政治态度也接近,彼此感情十分融洽,能够相互影响。一年多后,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党组织,其他的至少一直是积极分子。

回头想想,复旦党组织的工作部署相当高明。当时,一年级同学刚入校,彼此还不熟悉。蒋介石在这年7月发布所谓“戡乱总动员令”。在这种不利情况下,还是要沉着隐蔽,耐心发现积极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团结并教育他们。条件成熟时,一旦有事便能一呼百应,斗争从分散到集中,掀起新的高潮。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来源:《解放日报》2021年8月17日 12版:思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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