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略清醒是战略哲学的重要范畴，是战略实践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清醒，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瑰宝，是党的战略智慧的重要体现，是党在千锤百炼中愈益成熟的鲜明标识。党的战略清醒在实践中体现出方向性、价值性、因应性、斗争性、沉稳性、警省性等特质。战略清醒做到不易，保持更难。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必须把理论清醒作为战略清醒的思想引领，把实事求是作为战略清醒的实践基石，把矛盾分析作为战略清醒的重要法则，把人民群众作为战略清醒的智慧源泉，把历史镜鉴作为战略清醒的最好老师。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战略领导；战略哲学；战略思维；战略清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保持战略清醒”。战略清醒是战略哲学的重要范畴，是战略实践的基本要求。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战略清醒，通观全局、把握大势，洞察先机、识别风险，战胜艰难险阻，永葆初心本色，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书写了光耀千秋的英雄史诗。党的战略清醒，是苦难与辉煌、成败与得失、智慧与勇毅、曲折与胜利凝结而成的思维结晶，是战胜风险挑战、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法宝。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深刻指出：“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始终保持战略清醒，彰显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深谋远虑的战略思考。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深入学习领悟党关于保持战略清醒的认识与实践，认真研究蕴含其中的哲学机理，对于我们强化战略思维、赢得战略主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战略清醒的历史逻辑
清醒的本意是头脑清楚、明白事理。在为政实践的语境中，清醒，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实践品质、一种理政素养。头脑清醒是指思维清晰、判断准确、决策理智、应变敏捷、冷静沉稳的精神状态。头脑清醒是以认知为主导，由信念、智慧、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构成的实践品质，是一种外有辨识之慧、内有自知之明的实践睿智。综观历史，要成就一番事业，就要有清醒头脑；要实现战略目标，就要有战略清醒。可以说，清醒是实践的起码要求，也是实践的至高境界。战略清醒，是指在战略筹划和指导上的清醒，是指在把握全局、长远和大势上的清醒，是科学分析面临形势，准确把握内外条件，敏锐辨识机遇挑战，善于抓住主要矛盾，作出正确战略策略的认知基础和精神品格，是战略主体对复杂多变的战略环境和自身状况始终保持清晰认知、敏锐洞察与高度警醒，并善于从全局上作出科学预置和理智应对的精神状态。它既是保持战略定力的基本前提，也是实施战略领导的先决条件。古往今来，但凡砥砺奋进的伟大事业，都是卓越睿智与沉着理智相互映照；但凡惊天动地的伟大变革，都是战略清醒与思想觉醒相互伴随。我们党的战略清醒，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瑰宝，是党的战略智慧的重要体现，是党在千锤百炼中愈益成熟的鲜明标识。
（一）战略清醒是“两个结合”的精神瑰宝
清醒不是天生而成的，而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党的战略清醒，是在“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建党初期，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实际，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保持战略清醒的自觉性，成为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抗战胜利、面临内战危险时反复讲到清醒问题。他说：一九二七年“那时候的党是幼年的党，没有清醒的头脑，没有武装斗争的经验，没有针锋相对的方针。现在党的觉悟程度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方针，要不犯错误。”这里，毛泽东把头脑清醒与党的觉悟程度、成熟程度联系起来，表明头脑清醒实际上是对中国革命规律、斗争经验、面临形势、方针政策等全局性问题的清晰认识，是党走向成熟的鲜明标志。正是毛泽东带领全党保持清醒头脑，并教育全国人民“逐步从和平幻想中清醒过来，从对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幻想中清醒过来”，才得以有效应对蒋介石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赢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58年毛泽东写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党委同志一封信，建议大家读两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写道：“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这里讲的“清醒的头脑”，是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取得了伟大成就，也经历过失误和曲折，这些都与能否保持战略清醒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些石破天惊的认识，引领中国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改革开放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如何赶上时代、加快实现现代化？我们党一开始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并没有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简单模仿，而是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提出“保持清醒的头脑”、江泽民提出“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胡锦涛提出“务必保持清醒头脑”等重要思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必须高度警觉，保持战略清醒和战略定力”，“深刻认识我国发展面临的形势，始终保持战略清醒”，高站位、宽视野、深层次地阐发了战略清醒问题，阐明了保持战略清醒的重大意义、历史经验、时代内涵和实现途经，为全党始终保持战略清醒，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科学指南。
（二）战略清醒是战略智慧的必备要素
战略智慧与战略清醒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战略思维重在察大势、观未来，拨迷雾、辨是非，应变局、开新局。这就要求战略指导者必须具备清醒头脑。战略思维需要在头脑清醒中进行，战略清醒需要在战略思维中体现。由此，战略思维才能审时度势、驰骋奔跃，翻空出奇、出神入化。当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指挥员一定要有“战略头脑”（即战略思维），就蕴含着头脑清醒的要求。他说：“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勇敢而明智”意味着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冷静和坚定，不畏惧、不退缩；在作出决策和部署时，能够考虑周全和细致，不冲动、不急躁。“勇敢和明智”就是要求指挥员既有“战略头脑”，又有“清醒头脑”。党的战略清醒蕴涵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中有着保持清醒的丰富思想。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体现着对人心向背的清醒认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体现着对民众力量的清醒认识；“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体现着对顺势而为的清醒认识；“安不忘危，治不忘乱”，体现着对居安思危的清醒认识；“图之未萌，虑于未有”，体现着对未雨绸缪的清醒认识；“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体现着对兴亡规律的清醒认识，等等。这些思想历经千载，至今令人警醒。“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党的战略清醒融古今中外精华为我所用，集人类文明成果于一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清醒、敏锐洞察与历史自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局面，有人对红军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发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清醒分析中国革命形势，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借用《尚书》“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之语，瞻望中国革命前景，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揭示了革命必胜趋势，坚定了全党全军理想信心。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许多人急躁焦虑，看问题主观片面，一时“速胜论”和“亡国论”甚嚣尘上。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清醒分析抗日战争的四个特点，拨云见日，预见走向，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科学结论，使全国人民对抗战的进程和前途有了清晰认识。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指出：“现在我们党有清醒的头脑，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一定能胜利。”这里，毛泽东极有深意地把“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同提出，充分彰显了清醒头脑所具有的全局性、战略性作用。
（三）战略清醒是赢得战略主动的重要前提
战略清醒是一种赢得战略主动的前置胜势，是战略敏锐、战略慧眼的基本前提，也是力避被动、力争主动的重要前提。毛泽东说，“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只有头脑清醒，才能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赢得和保持战略主动。清醒是思维与情感的稳定器，是信念与警醒的倍增器。战略讲究的是清醒冷静。清醒头脑，使我们在复杂形势中，冷静分析，准确判断；在纷繁现象中，理出头绪，抓住本质；在转折来临前，敏锐察觉，因应施策；在取得成就时，看到挑战，居安思危；在面对困难时，看到光明，提高勇气；在风雨来袭时，保持定力，沉着应对。我们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可以说是几度绝处逢生、几度柳暗花明。毛泽东强调“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的能力，要求“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头脑清醒”。我们党在民族危急关头开天辟地，建党立党，从井冈山星火燎原、闯出新路，到万里长征历尽磨难、淬火成钢，从抗日战争浴血奋战、救亡图存，到解放战争针锋相对、殊死决战，从抗美援朝不畏强敌、敢打必胜，到“两弹一星”自主创新、振我国威，从改革开放力挽狂澜、杀出血路，到新时代勇毅前行、开创新局，都展现出党清醒的战略头脑。新时代，党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史所罕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错综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要保持清醒头脑，牢牢把握主动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审视国际国内新的形势，从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发展变化出发，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面对伟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保持头脑清醒。”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要保持战略清醒，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胸中有数；保持战略自信，增强斗争的底气；保持战略主动，增强斗争本领。”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保持战略清醒，坚定战略自信，赢得战略主动指明了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战略清醒的实践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党的战略清醒是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实践中摸索积累而成的认知自觉。战略是筹划和指导全局的方略。战略清醒作为筹划和指导全局的前提和基础，作为战略思维的重要内涵和体现，是在洞察战略全局、研判机遇挑战、分析矛盾风险的基础上，由信仰信念、使命担当、问题导向、危机警觉、底线思维等融会生成的理性精神。战略清醒作为战略精神要素，其作用涵盖全局、贯通长远，影响战略活动全方位全过程。我们党的战略清醒，既具有战略清醒的一般特点，更具有在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鲜明独创特质和厚重历史内涵。
（一）战略清醒具有方向性，以政治清醒、目标坚定为根本指向
战略清醒以辨认方向、标定方向为首要。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清醒。毛泽东明确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确立为抗大教育方针之首。他说：“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还要坚定，就是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如果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对此，我们必须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强调“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要求我们“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政治清醒。”“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我们要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胸怀“国之大者”，“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风雨无阻向前进的根本保证。保持战略清醒，最根本的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政治原则，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目标是全局之纲、全局之魂，是制定战略的出发点和战略实施的归宿点，是整个战略的基本指向。党在百年奋斗中团结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新征程上，我们靠什么来进一步凝心聚力？就是要靠中国式现代化。”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我们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战略清醒具有价值性，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最高旨归
战略实践所要达成的战略目的或目标，本质上都是为了维护和实现战略利益，努力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我们党以人民利益、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战略清醒的价值指向、评价尺度，归根结底要看能否维护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党始终以国家利益、中国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始终以清醒头脑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做出坚定果断的战略抉择。1948年秋，解放战争战略决战拉开序幕，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统治集团内外交困、负隅顽抗，发动所谓“和平攻势”，企图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这是关系到中国人民命运和前途的问题。毛泽东彻底戳穿了国民党的“和谈”阴谋，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令。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划江而治”的图谋，避免了重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分裂局面，坚决维护了国家统一。邓小平指出，应当“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982年9月，邓小平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会谈。面对撒切尔夫人要以非和平方式保留香港治权的威胁，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充分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和意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信心和底气，保持战略清醒，树牢底线思维，以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和不畏强权的坚定意志，坚决维护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强调“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坚定表明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是永远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核心价值、底线所在。我们决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三）战略清醒具有因应性，以把握机遇、战胜风险为关键要素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因应情势发展变化，及时调整战略策略”。清醒认识并主动因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有效施策，是一条重要的成事之道。战略清醒的因应性着重体现为，在通观全局、洞察大势中把握战略机遇、战胜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关键性。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能否应对好这一大变局，关键要看我们是否有识变之智、应变之方、求变之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关键是时机和决断。”回顾历史，党总是善于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问题，分析机遇挑战，作出正确决策。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要深入分析，全面权衡，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要看清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纷繁复杂现象下的本质，做到临危不乱、危中寻机、开拓进取、开辟新局，更好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特别要看到，战略清醒尤其体现在忧患在胸、应对挑战上。古人说：“备豫不虞，为国常道”。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1945年5月，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分析了光明前景走向后，特别指出要“准备吃亏”，一口气讲了17条困难，强调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战胜困难，“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当前，我们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特别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对这些风险挑战、矛盾问题，我们头脑要特别清醒，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切不可麻痹大意、高枕无忧。必须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时刻准备以坚定灵活的举措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牢牢掌握战略主动权。
（四）战略清醒具有斗争性，以不畏强敌、敢打必胜为血性风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战略清醒是在斗争形成的，是在斗争中强化的。我们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1949年8月，针对美国国务院《美国同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毛泽东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是一篇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战略清醒的经典之作。文章指出，希望劝说帝国主义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就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而人民的逻辑则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深刻阐明了人民必将在斗争走向胜利的逻辑和定律。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但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将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党中央和毛泽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在这场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捍卫了新中国安全。
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面临难得机遇，具备坚实基础，拥有无比信心。同时，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前进道路从来不会是一片坦途，必然会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全党必须清醒认识前进道路上进行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在重大风险、强大对手面前，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得“软骨病”、患“恐惧症”是无济于事的。毛泽东说过：“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面对霸权主义日益癫狂错乱、疯狂冒险，唯有主动迎战、坚决斗争才有生路出路，才能赢得尊严、求得发展，逃避退缩、妥协退让只会招致失败和屈辱，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必须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既要敢于斗争，勇于碰硬，又要善于斗争，讲究斗争艺术和策略，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五）战略清醒具有沉稳性，以耐心持久、行稳致远为进取方式
沉稳作为清醒的重要特征，其基本内涵是沉着冷静、耐心坚韧、思深谋远、持久坚毅，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在稳当可靠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沉稳持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古人讲，“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都是形容将帅沉着冷静、韬略在胸，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持重状态。古人所说的以静制动、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逸待劳、以柔克刚、以忍成事、以韧致胜等，都包含着对沉稳的领悟和运用。中国革命战争的一大特点是敌强我弱，弱军更要求忍耐待机和蓄势发力。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不为敌之其势汹汹所吓倒，不为尚能忍耐的困难所沮丧，不为某些挫折而灰心，给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陕北和山东实施重点进攻，接受以往屡遭歼灭的教训，改变战法，兵力集中，行动谨慎。华东野战军多次歼敌决心未能实现。据此，毛泽东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华东野战军耐心寻得战机，以“猛虎掏心”战法，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全歼敌精锐部队整编第74师，挫败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说：“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发展遭遇重大曲折，中国前行经受巨大外部压力。邓小平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他坚定不移地说：“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国际国内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必须做到沉着冷静、保持定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团结一致、敢于斗争。”他强调，要保持历史耐心、保持战略耐心。历史耐心和战略耐心指把握历史发展趋势，认识事物发展规律，既不好高骛远，也不因循守旧，沉心静气，果敢抉择，从容不迫，镇定自如，主动作为，创造机遇，积量变为质变、积小胜为大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表明我们党在“乱云飞渡”中的强大战略定力，体现了我们党自信自强、冷静从容、沉稳坚毅。特别是在不断战胜风险挑战中爬坡过坎的时候，更需要我们稳扎稳打、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危急时刻越要保持清醒冷静”“形势越是复杂，越需要保持冷静和理性。”总之，战略清醒要求我们“每临大事有静气”“不畏浮云遮望眼”，不急躁、不浮躁，持久蓄力、久久为功，积极进取、稳扎稳打，持之以恒、行稳致远，直至达成战略目的。
（六）战略清醒具有警省性，以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为显著标志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必须高度警省，永远保持赶考的清醒和谨慎，驰而不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百年大党在自我革命中不断焕发蓬勃生机，始终成为中国人民最可靠、最坚强的主心骨。”“警省”即警悟自省之意。“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一个饱经沧桑而初心不改的党，才能基业常青；一个铸就辉煌仍勇于自我革命的党，才能无坚不摧。党的百余年历史，就是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我们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面世，叙述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内部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毛泽东把该文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通知，提醒党员干部“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同年11月，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利、党即将执掌全国政权的形势，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认清革命取得胜利后，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防止出现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而导致人亡政息的危险。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上鲜明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的重大命题。他指出，世界上最可怕的敌人从来是自己。我们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更需要“愈大愈惧，愈强愈恐”的态度，切不可在管党治党上有丝毫松懈。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必须永远保持慎终如始、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三、中国共产党战略清醒的实现路径
战略清醒作为战略哲学的重要范畴，需要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领悟。我们党的战略清醒，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具体运用。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创业艰难，守成更难。同理，对于战略清醒，我们党千叮万嘱、反复要求“务必保持”“时刻保持”“始终保持”“永远保持”。说明清醒不易，保持更难。诗经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说，善始善终、有初有终，实属不易。孟子说：“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意思是说，能够有条不紊的开始，这是智慧的体现；能够井然有序到最终，那是神圣的体现。做到始终保持战略清醒，根本路径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精神的高位入手，把握机理，领悟本质，慎始敬终，知行合一。
一要把理论清醒作为战略清醒的思想引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会贯通、学深悟透，以理论上的清醒筑牢政治上的坚定，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确保头脑清醒、心明眼亮，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在面对各种矛盾问题和重大风险挑战时始终做到方向明确、头脑清醒、应对有方、行动有力。二要把实事求是作为战略清醒的实践基石。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和不变，脚踏实地、与时俱进地把中国式现代化推向前进。三要把矛盾分析作为战略清醒的重要法则。保持战略清醒，必须树立底线思维，处理好正视困难与坚定信心的关系，只有“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我们才能永不自满、清醒前行。四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战略清醒的智慧源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五要把历史镜鉴作为战略清醒的最好老师。善于从历史进程中洞察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大势，提高认识水平和辨别能力，增强锚定既定奋斗目标、意气风发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更加清醒、更加坚定地办好当前的事情，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及单位：毕京京，国防大学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
